乡村振兴背景下户籍收入差距的再探讨
——基于职业隔离的视角
陈忠斌1，2，陈兆洲2
(1.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2.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本文利用CHIP2013年数据，基于收入差距分解模型，研究了职业隔离对不同户籍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城镇职工，外来农民工在职业竞争中受到了歧视，本地农民工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地方企业在招工时表现出排外倾向；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分别解释了本地、外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35.2%和55.4%；职业内的收入差距分别解释了本地、外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64.8%和44.6%。总体而言，劳动力禀赋差异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文章建议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和技能培训，加快提升农村人力资本。
关键词 ：农民工就业；职业隔离；收入差距分解；户籍歧视；乡村振兴；农村人力资本
一、引 言
2017年10月，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国家进一步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之所以上升到战略层面，主要是因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乡村振兴的根本是要促进农民生活富裕。随着我国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逐步放松，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打工。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1467万人，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710万人[注] 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年4月28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 。大量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增加了个人收入，但总体收入仍然低于城镇职工(李实, 2014)[1]。如何提高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一直以来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试图从职业隔离的视角，运用收入差距分解模型，解析农村转移劳动力(又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原因，为乡村振兴和农民生活富裕提供决策参考。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劳动者的收入取决于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劳动者基于自身的教育水平、能力、经验等个人禀赋差异，选择不同的职业岗位。与不同职业岗位相匹配的是不同的收入报酬，即使是同一职业，劳动者也会因工作效率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如果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差异，那么这种收入差距就是合理的；如果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户籍差异，则意味着存在户籍的收入歧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打工，他们大多数在城市私营部门就业，从事的是技术含量不高、稳定性差、收入不高的工作，与城镇职工相比存在着明显的“职业隔离”现象。许多学者对职业隔离与收入差距展开了分析，但观点并不统一。一些学者基于收入差距分解模型(Oaxaca, 1973; Blinder, 1973; Dinardo,et al 1996; Fortin and Lemieux, 1998; Machado and Mata, 2005)[2-6]，将城乡不同户籍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分解为由禀赋差异解释的部分和无法由禀赋差异解释的歧视效应。Chan(1996)通过城乡收入差距组间分解的结果发现，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7]。王美艳(2003)、姚先国和谢嗣胜(2006)、邓曲恒(2007)、Sicular et al.(2007)使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估计了户籍歧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8-11]。邢春冰、罗楚亮(2009)在研究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时，使用DFL以及综合技能模型分解法，通过构造反事实分布发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个人特征差异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12]。万海远、李实(2013)利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重点考察了城乡劳动力流动面板数据中户籍发生改变的群体，通过构造反事实估计户籍的影响，结果显示，户籍歧视导致农民工收入降低了3.5%，经济发达地区的歧视效应更为严重[13]。
上述文献分析了户籍歧视对收入差异的影响。事实上，歧视并不仅仅体现在收入结构的差异，即同工不同酬上，户籍身份造成的农民工在就业机会准入上的障碍也是歧视的重要表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不同行业、部门、职业之间表现出的隔离现象，究竟是人力资本禀赋劣势导致其不能胜任工作，还是因为户籍歧视使农民工在岗位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对此，部分研究基于Brown分解法(Brown et al., 1980)考虑了职业的作用[14]。王美艳(2005)将职业分为自我雇佣者、公有单位职工、非公有单位工人、非公有单位管理技术人员四类，Brown分解法的结果发现，城镇职工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42.9%归因于不可解释的因素，其中职业间不可解释的部分达到26.9%，由此认为入职歧视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15]。田丰(2010)利用Brown分解法考察了部门分布差异对城镇职工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同一部门内部，同工不同酬造成的收入差异比例并不显著；农民工在公有制部门面临的入职门槛是造成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其贡献达到了62.5%[16]。程诚和边燕杰(2014)的研究发现，职业间无法由禀赋解释的部分达到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总差异的-22.2%，他们认为这并不是农民工受到反向歧视的结果，而是相比于城市职工，农民工在自我雇佣行业分布较多，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17]。赵海涛(2015)基于CHIP2002年、2007年、2008年调查数据，分解了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工资差距，结果显示，由劳动者特征差异解释的部分达到了88.8%，职业内部以及职业间的不可解释部分仅占9.2%和2.0%[18]。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入职歧视，但人力资本禀赋差异导致的职业分布差异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四）队伍建设不够，缺乏综合型人才。缺乏土家文化挖掘、提炼等学术型人才；缺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规划策划编制、产品建设打造及相关宣传营销等专业型人才；缺乏既懂旅游又熟文化的“双面”型人才。
上述研究由于选取的样本、职业分类的标准不同，以及指数基准问题(Oaxaca, 1973)的存在，对收入差异的分解结果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此外，对不同户籍收入差距的分解多以本地城镇职工和外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事实上，相对于本地城镇职工而言，外来农民工不仅是农业户口而且是外地户口，这意味着收入差距分解潜在地包含了户籍效应和地域效应两个部分。本文的贡献就在于对劳动力群体进行了细分，将农民工分为本地农民工、外来农民工两个子样本，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CHIP2013年数据，通过Brown收入分解法比较不同农民工群体与城镇职工之间的收入差异，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不同户籍劳动者就业与收入的真实状态。本文还利用Appleton分解法对可能存在的指数基准问题进行了修正。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分析
(一)模型设定
永昌县：以节水为目的 以效益促转变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罗 真(5.81)
1. 职业选择模型
职业选择模型以随机效用法为基础，个体i 在职业j 工作获得的效用U ij 为：
U ij =z i γ j +ε ij (j =1,…，J )
(1)
因此，综上所述的横断面研究认为非老龄化的人群抑郁症状与血清CXCL8的关系仍不清楚，更深入的研究应扩大研究人群，做一些青年人相关的前瞻性研究。
其中，
分别代表城镇职工、农民工群体(以下分别用U 、R 表示)小时收入对数的平均值，
分别为U 、R 群体在j 类职业工资决定特征的平均值，
由收入决定模型回归得到的U 、R 群体在职业j 的工资结构系数，
分别代表U 、R 群体在职业j 中的实际分布概率。以群体U 的职业选择结构作为无歧视职业选择结构[注] 在Brown 分解过程中，我们将城镇职工当作无歧视参照组，暗含地假定城镇职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了公平待遇。，
为假设群体R 面临与群体U 相同职业选择结构时在j 职业中的分布概率(即反事实分布概率，由职业选择模型的回归结果计算得到)。
(2)
2.收入决定模型
基于Mincer收入决定模型，不同群体(城镇职工、本地农民工、外来农民工)在各职业间的工资方程为：
lnw ij =α j +x i β j +μ ij (j =1,…,J )
(3)
模型(3)中，lnw ij 代表个体i 在职业j 工作获得的小时工资对数，x i 为影响收入的个人特征，β j 为待估系数，亦是工资结构系数，μ ij 为误差项。
3.Brown分解法
在职业选择模型、收入决定模型回归结果基础上，Brown分解法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分解为四个部分：
(4)
(j =1,…,J )
模型(4)右边前两项反映的是“职业内的工资差异”，第一项表示职业内由于U 、R 群体的禀赋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第二项则表示工资系数结构差异即职业内不平等待遇造成的收入差距。第三项和第四项反映的是“职业间的工资差异”，其中，第三项表示由于U 、R 群体的禀赋特征差异导致职业分布上的差异，进而造成职业间的收入差距，第四项表示由于职业选择结构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该部分被解释为职业进入壁垒或职业准入的歧视效应。
(二) 数据及变量说明
1.数据说明
与风浪来向的平行的2# 锚链为主承载锚链，主要为平台纵荡方向提供约束力。在锚链断裂后，2# 锚链力均有减小并在一定范围内来回变化并逐渐趋于稳定。主要原因在于在风浪联合作用下，平台的运动载荷和悬链线约束共同作用的效果。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该数据收集了2013年的全年收入支出信息以及与研究相关的个人和家庭特征信息，样本覆盖15个省的18948个住户样本，其中，7175户城镇住户、11013户农村住户和760户外来务工住户样本。依照CHIP2013年对住户类型的界定标准，本文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城镇职工、本地农民工、外来农民工三类[注] CHIP2013年对住户样本的划分与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式略有不同。具体来说，本文研究的城镇职工指具有非农户口且户口登记地在现住的乡镇(街道)内的非农工作者；本地农民工指具有农业户口且户口登记地在现住乡镇(街道)内的非农工作者；外来农民工指具有农业户口且户口登记地在现住的乡镇(街道)外的非农工作者。 。由于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外来非农样本量太少，而且其主要反映精英流动，本文进行了剔除。此外，我们在样本选取过程中进行了以下处理：(1)样本限定在16-60岁的非农劳动者，剔除了退休人员、在校学生、失业待业者、家务劳动者以及因其他原因未处于就业状态的样本；(2)收入主要是指工资性收入，剔除了就业身份为雇主、自营劳动者、家庭帮工的样本；(3)删除了收入、职业等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对部分变量的缺失值进行了填补；(4)为避免异常值对结果的影响，剔除了收入极端值样本。最终，用于实证分析的数据包含6459个城镇职工、10287个本地农民工和1323个外来农民工样本。
地区特征。为了控制地区差异对收入的影响，本研究按劳动力所在省份的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区[注] 对CHIP2013年样本的地区划分规则为，东部：北京市、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中部：山西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东北部：辽宁省。 。
2.变量说明
(1)职业、收入变量
CHIP2013年数据将职业类型划分为8大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和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军人；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注] 在文中剩余部分，各类职业依次简写为：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人员、其他职业。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非农劳动者的收入差异，剔除了农林牧渔和水利生产人员以及军人，保留了其余6大类职业。
多数学者认为，小时收入真实反映了劳动力价格的差异。在研究收入差异、收入歧视时，由于不同类型劳动力在工作小时数上有系统性的差异，直接使用月工资而不是小时工资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度量误差(章元和王昊, 2011)[19]。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致，本文利用CHIP2013年提供的年收入总额、工作时长等数据计算了小时收入[注] 本研究考察的收入、工资均是指个体工资性收入，文中如无特别标注，对工资、收入的说法不加区分。月收入、小时收入计算公式为：月收入=2013年收入总额/2013年工作月数 ；小时收入=月收入/(平均每月工作天数*平均每天工作时间)。 ，以小时收入的对数值作为回归变量。
(2)其他变量
职业隔离影响收入差距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劳动力群体的职业分工不同；二是不同的职业分工意味着不同的收入差异。不同户籍劳动者的职业分工以及各职业的收入见表2。就职业分布而言，城镇职工担任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的比例以及平均小时收入，均高于本地和外来农民工；城镇职工就职于服务业、生产运输业的比例明显低于本地和外来农民工，但城镇职工的小时收入还是略高一些。就职业间的收入差距而言，城镇职工、外来农民工、本地农民工职业间最高和最低小时收入分别相差9.12元、7.14元和2.76元。也就是说，本地农民工即使从低收入职业转入高收入职业，也无法实现收入的大幅度提升。事实上，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要求较高，农民工由于文化水平低可能无法胜任该类职业或者只能从事一些外围的工作，因而收入相对较低。相反，服务业、生产运输业由于技术含量不高，劳动者群体之间的小时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这一点从表2最后一列的小时收入占比可以看出，本地、外来农民工前三类职业的小时收入占比分别只有城镇职工的63.56%～67.60%、78.72%～88.65%；而服务业、生产运输业的小时收入占比达到90%左右。很显然，城镇职工和农民工之间的确存在着职业分工和收入的差异。
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本工作工龄、健康程度、反映个体政治资本的入党状况以及是否为少数民族。其中，本文将初婚、再婚、离异、丧偶归为已婚，其余归为未婚；受教育年限是将个体完成的最高学历转化为相应的年数；本工作工龄根据最初从事目前这份工作的年份计算得到；CHIP2013年问卷中包含了对被调查者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价，分为五个程度，本研究将其处理为离散变量，分别赋值1到5，数值越低表示健康状况越好。
家庭特征包含了家户规模、父母的受教育年限。由于大量个体仅匹配到父母一方的教育信息，本文将父母一方的最高受教育年限作为反映父母教育背景的代理变量，少部分没有匹配到父母的个体，以户主受教育年限代替。
单位特征。大量研究证实了单位所有制性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实证分析时，本文将其和单位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为避免变量过多造成的共线性问题，本文将CHIP2013年数据中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合并为一类；国有及其控股企业、集体企业合并为国有集体企业；其他性质单位归为私营企业。参照健康程度的离散化处理，本文将单位规模的8个等级划分分别赋值1到8，数值越大表示单位规模越大。
模型(1)中，J 代表职业类别总数，z i 代表影响职业选择的个人禀赋特征，γ j 为待估系数，也被称为职业选择结构系数，ε ij 代表误差项，利用多元Logit模型可以得到个体i 在j 职业工作的概率：
由于二孩政策放开增加的高龄孕妇比例往往为经产孕妇，本研究特别单独分析了经产孕妇中年龄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其他研究在初产人群中的趋势一致，经产孕妇中各类高危均随着年龄组的增高而增高。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劳动力群体在主要变量上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总体而言，城镇职工与本地、外来农民工之间的差异明显。(1)收入方面，城镇职工月均收入3253元，分别是本地、外来农民工的1.21倍、1.04倍；城镇职工平均小时收入17.27元，分别是本地、外来农民工的1.32倍和1.22倍。无论是月收入还是小时收入，城镇职工均高于本地和外来农民工的收入。(2)就工作小时而言，本地和外来农民工的工作小时数均高于城镇职工。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的教育水平低，技能水平不高，单位小时所创造的产品附加值不高(即边际产出低)，因此只能获得较低的小时收入。为了多赚钱，农民工只有通过增加工作小时数来增加总收入。外来农民工的小时收入略高于本地农民工，而其月收入和月工作小时数明显高于本地农民工。这同样可以用外来农民工想获取更高的收入来解释。(3)由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原因，城镇职工、本地农民工、外来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相差不大。(4)从受教育年限看，城镇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77年，分别高于本地、外来农民工的9.20年和10.31年。从受教育的层次看，城镇职工接受了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比例高达41.65%，而本地、外来农民工分别只有4.39%和13.61%；只有初中文化的城镇职工的比例为23.65%，本地、外来农民工却高达58.13%和51.55%。不难看出，城镇职工的教育水平远高于本地和外来农民工。(5)城镇职工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就业的比例相对平均。而本地、外来农民工在私营企业就业的比例高达84%。这证实了“入职门槛”的存在，但入职门槛不等于户籍歧视。事实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设定的入职门槛更多的是“教育门槛”。达不到大学及以上教育(例如，有的单位只接收985高校毕业生)，无法进入这类单位工作。也就是说，教育水平低是制约农民工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的主要因素。
(四) 职业隔离现状分析
表 2各户籍职业构成及收入情况
注：城镇职工表示为U， 本地农民工表示为NR， 外来农民工表示为M。
基于理论分析和模型设定，本文在实证回归中考虑了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单位特征和地区特征。
最近几年来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经历了数次的前进、后退和重新评估后，去年十月，竞争委员会(Comco)与斯沃琪集团最终达成一项实际上将会影响整个制表业的协议。协议中的具体条款规定，“供应机械机心的义务将持续至2019年12月31日之前。”在2014到2015年，ETA供应了2009-2011年间所销售数量的75%；2016/2017年这一数字降至为65%，而将在未来的2018/2019年则为55%。
接下来本文使用“邓肯隔离指数”(Duncan Dissimilarity Index)对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职业分布差异程度进行测度。其公式为：
(5)
式(5)中，J 代表职业类别总数，r j 、u j 分别代表农民工、城镇职工在第j 类职业就业的人数，R 、U 分别代表农民工、城镇职工就业的总人数。“邓肯隔离指数”假定某一群体保持现有的职业分布结构，为了使不同群体就业分布结构一致，另一群体中需要有多大比例的劳动者进行职业转换，其范围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意味着隔离程度越大。计算结果显示，为了使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具有相同的职业分布结构，需要有31.39%的本地农民工、25.09%的外来农民工进行职业转换。
为了探讨职业隔离对户籍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假设本地农民工、外来农民工与城镇职工职业分布的构成相同，各职业的收入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分别计算了本地农民工、外来农民工的小时收入变化。结果表明，本地农民工并没有因为职业分布的改变而产生明显的收入变化；相对而言，外来农民工的平均小时收入由14.21元提高到了15.73元，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占比也由82.28%提高到了91.08%。
三、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 对职业分布的反事实估计
为了进一步厘清户籍职业隔离究竟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个体特征差异引起的，还是农民工户籍身份造成的职业准入障碍引起的，需要通过Mlogit模型对不同户籍劳动者的职业选择机制进行回归分析，以此构建反事实职业分布来进行探讨。本节以城镇职工作为无歧视参照，假设两类农民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与城镇职工相同的待遇，将两类农民工的职业选择禀赋特征值代入城镇职工的职业选择结构，估计农民工的反事实职业分布，结果见表3。
表 3农民工的反事实职业分布
注：“分布差值”是指农民工的反事实职业分布与实际职业分布之间的差值。
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反事实职业分布和实际分布的差异明显。(1)职业选择结构的改变使本地农民工在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生产运输人员、其他职业中的分布分别减少了0.61%、0.15%、14.93%和2.55%，在办事人员、服务业人员的分布增加了4.56%和13.69%。结合表2本地农民工在各职业的小时收入可以看出，无歧视职业选择规则，减少了本地农民工在高收入职业中的分布，增加了在低收入职业中的分布。尤其表现在本地农民工由收入相对较高的生产运输人员，转为稳定性差且收入低的服务业人员。(2)外来农民工职业选择结构的改变使其在单位负责人、服务业人员上的分布分别减少了1.37%、13.70%；在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服务业人员、其他职业上的分布分别增加了3.61%、4.92%、5.84%、0.70%。结合表2外来农民工各职业的小时收入可以看出，无歧视职业选择规则整体上增加了外来农民工在高收入职业中的分布，降低了在低收入职业中的分布。由此可以推测，在职业竞争的过程中，相比于城镇职工，本地农民工不仅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外来农民工受到了不平等对待，使其只能从事一些临时性的低收入职业(例如服务业)。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通过无歧视职业选择结构调整了农民工的职业分布，农民工依然主要集中在低收入职业，职业隔离现象仍未消除，这说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职业隔离是户籍歧视与禀赋差异的共同结果。
本文采用Brown分解法考察职业隔离对户籍收入差距的影响，其分解思路是将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分解为由职业分布差异导致的职业间收入差距和职业内收入差距，再借助反事实(无歧视)职业和工资结构，将职业间、职业内收入差距进一步细分为禀赋差异和歧视两部分，借此对职业选择因素以及工资决定机制进行回归估计。
(二) 户籍、职业收入模型回归
本文利用Mincer工资模型考察各劳动力群体在不同职业上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异，回归结果见表4、表5和表6。
针对可能存在的职业选择偏差问题(某些影响职业选择的不可观测因素同时又影响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导致对不同职业工资方程的回归中出现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Neuman与Oaxaca(2004)所使用的Heckman二阶段法进行矫正[20]。该方法通过职业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计算得到反逆比尔斯比λ i ，将其引入回归方程中：
像青青这样的孩子很多，被父母挑剔、打击。在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是孩子最信赖的人，他们通过父母去认识世界，于是，当父母说孩子不可爱时，孩子会自动加工为：全世界都认为我不可爱，我不好。这是多么可怕的逻辑，但又真切地发生在很多的家庭里。
(6)
式(6)中，
为多元Logit模型回归得到的估计系数，z i 为影响职业选择的特征变量，
为职业选择模型估计得到的在职业j 的分布概率，φ 为标准正态概率密度函数，τ =Φ-1(P )，Φ-1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的逆函数。
表4、表5、表6分别是城镇职工、本地农民工、外来农民工在各职业收入决定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受教育年限对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影响显著为正；对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人员、其他职业的收入影响的系数较小甚至不显著。这可能与职业特征有关，后三类职业主要是偏体力劳动，教育对收入的提升作用不大。(2)男性的收入明显高于女性，这与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3)就不同所有制单位而言，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为参照组，外资企业的收入最高，这与现实情况完全吻合。
(三) 户籍收入差距分解
从前文的回归结果中不难看出，不同劳动力群体在不同职业间的工资决定机制存在较大差异，为了进一步验证职业隔离对户籍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用Brown分解法对户籍收入差距进行了分解，结果见表7。
表 4城镇职工不同职业的工资回归结果
注：(1)被解释变量为小时收入对数；(2)***、**、 *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3)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回归系数的标准差(s.e.)没有列出(表5和表6相同)；(4)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作为参照组。
表 5本地农民工不同职业的工资回归结果
表 6外来农民工不同职业的工资回归结果
表 7城镇职工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的 Brown分解
(1)城镇职工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分解显示，“职业间收入差距”，即职业隔离造成的收入差距占总差距的35.19%，证实了职业隔离对城镇职工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差距的影响。其中，职业间由禀赋差异解释的部分占总差距的41.21%；职业间无法由禀赋差异解释的部分占总差距的-6.02%。这意味着本地农民工的职业选择结构，降低了其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6.02%。结合农民工反事实职业分布结果，本文认为本地农民工在求职时受到了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就“职业内收入差距”而言，由禀赋差异解释的部分占总差异的92.96%。综合来看，劳动力的禀赋差异是造成职业间、职业内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
(2)城镇职工与外来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分解显示，“职业间收入差距”占总差距的55.37%，说明职业隔离同样影响了外来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其中，由职业间禀赋差异解释的部分占总差距的36.42%；无法由禀赋差异解释的部分占总差距的18.95%。也就是说，外来农民工在职业选择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视。这和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王美艳, 2005; 姚先国, 谢嗣胜, 2006; 赵海涛, 2015)。就“职业内收入差距”而言，由禀赋差异解释的部分占到了总差距的87.41%；无法由禀赋差异解释的部分占到了总差距的-42.78%。职业内无法由禀赋差异解释的负向差距，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的非线性教育回报高于城镇职工，而基于线性回归的Brown分解法无法对其识别。这和邢春冰、罗楚亮(2009)的解释基本一致。
MALDI-TOF-MS的真正价值不仅仅在于判断感染的存在，而在于能够在种级水平上准确诊断引起感染的病原菌并能够对污染细菌进行鉴别诊断。然而，若更安全、可靠地将MALDI-TOF-MS作为PJI诊断与决策治疗工具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四) 对指数基准问题的修正：Appleton分解
由于Brown分解法隐含着将群体U的职业选择结构与工资结构视为无歧视基准，一旦将基准变更为群体R就会产生相异的分解结果，即存在指数基准问题。Appleton(1999)利用矩阵加权的形式构造了无歧视职业选择结构和无歧视工资结构[注] 在Appleton分解法中，无歧视职业选择结构为
其中，
分别为群体U、R的职业选择结构系数，加权矩阵
为全部样本的特征变量矩阵，XU为群体U样本的特征变量矩阵；无歧视工资结构由全样本工资方程回归得到。 ，对Brown分解法进行了改进(郭继强等, 2011; 赵显洲, 2014)[21-22]。本节以Appleton分解法对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进行分解，作为对Brown分解法的稳健性检验。在Appleton分解法下，群体U与群体R的平均工资差异表示为如下七项：
我竖起大拇指：“好眼力！这就是当前教育显而易见却又不断重复的问题。师生互动，双向交流的平台，变成了教师专业功底的秀场。学生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却少了创作的欲望和激情。”
(7)
其中，
和
分别为无歧视状态下群体U 、群体R 、全样本在职业j 中的分布概率，
是无歧视工资结构，
分别代表群体U 、R 在职业j 中小时收入对数的平均值，其余各字母符号的表示与Brown分解法相同。公式(7)右边前三项构成了职业内工资差异，第一项
表示无歧视状态下，职业内由于群体U 、R 禀赋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第二、三项表示工资系数结构差异即职业内歧视造成的收入差距。具体而言，第二项
为群体U 的工资结构
与无歧视工资结构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在Appleton分解中这表示为对群体U 的反向歧视效应；第三项
为群体R 的工资结构
与无歧视工资结构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表示为对群体R 的直接歧视效应；后四项构成了职业间的工资差异。其中，第四、五项
是职业间由禀赋差异可以解释的部分，分别表示群体U 、群体R 的禀赋劣势造成的职业分布差异而导致的收入差距。第六项和第七项是由于职业选择结构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
分别表示职业间反向歧视(群体在职业选择中享受的优惠，偏爱性歧视)和直接歧视效应，分解结果见表8。
表 8城镇职工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的 Appleton分解
Appleton分解结果显示，职业隔离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略有下降。其中，(1)本地农民工、外来农民工与城镇职工职业间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比例，分别从35.19%下降到20.41%、从55.37%下降为42.68%。与Brown分解结果相一致的是，职业间的直接歧视缩小了本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外来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27.93%)。(2)在职业内部，禀赋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解释了本地农民工、外来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总体收入差距的77.92%和72.87%。劳动力禀赋差异依然是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与Brown分解结果有所不同的是，城镇职工与本地农民工职业内直接歧视造成的收入差距为正但影响很小(3.15%)。比较表8与表7的分解结果发现，指数基准问题并没有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Brown分解的结果比较稳健。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CHIP2013年数据，运用收入差距分解模型，探讨了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职业隔离及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明显的户籍职业隔离现象。与城镇职工相比，外来农民工更多地从事低收入的职业。主要是因为外来农民工教育水平低等个人禀赋的劣势，同时在职业竞争中受到了不平等待遇所致；本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职业隔离，是劳动力禀赋差异与反向保护双重作用的结果，本地农民工在职业选择中并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受到了一定的保护。职业分布的结构显示，部分本地农民工从事的是工作条件较好、收入较高的职业。现实中不难发现，许多地方企业在招工时具有明显的排外倾向，致使外来农民工面临较高的职业准入门槛。Brown分解结果显示，本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35.19%、外来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55.37%均来自于职业间的收入差距；本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64.81%、外来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44.63%均来自于职业内的收入差距。总体上看，本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134.17%、外来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123.83%均是由劳动力禀赋差异引起的(见表7)。也就是说，劳动力禀赋差异是劳动力市场不同户籍劳动者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劳动力个体禀赋的差异，在职业间，表现为劳动者依照个人特质和能力，选择不同收入的职业；在职业内表现为多劳多得。
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表面上是由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引起的(职业隔离)，本质上源于劳动力个体的禀赋差异。这给我们的个人、家庭和政府决策提供了如下几点启示：
研究组低血糖发生率为2.08%（1/48），低于参照组低血糖发生率 16.67%（8/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福安图书馆虽然最初并没有规划未成年人阅览室，但馆领导为满足未成年人的阅读需求，将部分空间改造为少儿阅览室，还根据少年儿童的阅读特点，开展内容丰富的公共文化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畜禽站设备设施落后，环境和条件简陋，除必备品外，没有先进设备，许多畜牧兽医站缺少冰箱。显微镜等设备，动物诊断疾病手段落后，无法确保动物疫病工作能够被有效诊治。
一是我国劳动法确立了同工同酬原则，在强调同工同酬的同时，应关注外来农民工在就业机会方面遭受的不平等对待。要消除职业选择中的户籍障碍，实现农民工在不同职业、部门间的自由流动，有赖于政府完善就业的法律法规，禁止企业在聘用员工时以户籍作为限制条件；健全劳动监察管理体系，为农民工提供劳动维权服务，保障农民工自由择业的权利。
二是户籍歧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非常有限，职业隔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要缩小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战略的意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使绝大多数农村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同时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多渠道转移就业，提高就业质量。
施工项目成本控制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成本管理的各项手段，不断降低施工项目成本，以达到实现最低目标成本的目的.在实行成本控制时，应注意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和合理的成本最低化：一方面挖掘各种降低成本的能力，使其可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制定通过主观努力可能达到合理的最低成本水平，即最优化原则.
三是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条件、有意愿、在城镇有稳定就业和住所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有序落户，依法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这不仅有助于加快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步伐，有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更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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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Workers and Rural -to -Urban Workers o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erspective of Occupation Segregation
CHEN Zhong -bin 1，2,CHEN Zhao -zhou 2
(1.Cent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survey data from CHIP2013,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occupation segregation on difference in income between workers with different Hukou syste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based on Brown decomposition Metho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ompared to urban workers, rural-to-urban workers with Hukou in other areas are suffered from occupation discrimination, while workers with local rural Hukou are protected, which means that there exists some degree of exclusionary discrimination in worker recruitment of enterprises. Difference in income of 35.2%, 55.4% between urban workers and workers with local rural Hukou, and migrant workers with rural Hukou in other area are respectively explained by inter-occupation income gap. Difference in income of 64.8%, 44.6% between urban workers and workers with local rural Hukou, and migrant workers with rural Hukou in other area are respectively explained by the intra-occupation income gap. On the whole, worker heterogeneity is the main reason of income gap of worker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paper gives a suggestion of improvement in human capital through developing the high-school and tertiary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occupation segregation; income decomposition; Hukou discrimin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human capital
中图分类号 ：F0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817(2019)01-0084-11
收稿日期 ：2017-10-10修回日期： 2018-04-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具有人口年龄结构的经济增长模型与仿真”(7127115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15JJD790023)；武汉大学来华留学全英语授课品牌课程《宏观经济学》建设项目(武大国教函字[2018]8号)
作者简介 ：陈忠斌(1968-),男，湖北咸宁人，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口与发展、人力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陈兆洲(1991-)，男，山东临沂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人口与发展。
(责任编辑 ：马红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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