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运行机制论文,管理体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11)08-0005-06
201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同等重要。同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结合，紧密联系在一起。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作领域，又直接或间接涉及国家的经济、政治、执政党建设等诸多方面。仅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就有不少值得深入研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社会管理体系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巨大挑战
所谓社会，是由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的人群。社会管理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国家通过行政、司法、安全、社会保障等官方机构进行社会管理；二是城乡居民自主管理。这两种管理形态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管理体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根本的差别，社会管理体系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体系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巨大的挑战。
第一，产权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过分单一的公有制，几乎所有劳动者都在国有和集体所有这两种经济体中工作，社会管理工作相对集中、比较容易。随着改革的深化，这种管理体制面临严重挑战。一方面，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改造和改制，有些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使相当一批职工下岗，离开企业进入社会。其管理工作也随之同原来的企业逐渐脱钩。对这些人员如何进行管理和服务就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允许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些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纳税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国有企业。但与传统的国有企业不同的是，它们并不承担社会管理的责任，大多数都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尽管它们也根据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要求同工人签订了劳动保险、医疗保险等合同，但从总体上来说，它们都不承担社会管理职责。对于这样一个上亿人口的群体，如何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就成为新的难题。
第二，社会结构变迁。首先是农民工的大量涌现。农村的改革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解放了大批的农村劳动力。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开始转向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农民工的总数已超过1亿人。他们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艰辛劳动就不可能有城市的迅速发展。但是，为他们服务的社会管理体系却没有随之建立和完善起来，相关的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都成了问题。其次是社会阶层结构呈多元化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的变迁，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社会阶层多元化的趋势。除了农民工阶层，还出现了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就职于新兴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就职于金融、证券、房产中介等企业的白领阶层等。这些社会阶层都工作和生活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如何加强这个领域的社会管理工作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第三，城市化快速推进。我国城市化的速度过快，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加大了社会管理的压力。首先，城市新移民的迅速增长。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工作和居所，举家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移民。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就业的员工，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家，个体医生、律师、演员等群体，以及已离开学校又未及时就业的大学生，成为城市新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新移民由于没有本地的户籍，难以纳入传统的社会管理体系之中。其次，社会管理建设相对滞后。与此相关的户籍制度几十年不变，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一些城市包括珠三角地区的中小城市和重庆，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就全国来说，还没有大的突破。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以及子女教育、交通、住房都跟不上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再次，新的城乡结合部和三不管地区大量出现。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和新移民的住房问题，各地都大兴土木进行房地产开发，而规模比较大的新建居民区都建在城市的近郊，从而形成了新的城乡结合部。一个几万人乃至几十万人的超大小区，往往就坐落在一个乡甚至一个行政村的范围内。这些小区的社会管理已远远超出了当地农村组织的管理权限和能力。这些地区的安全保障、社会秩序、交通、公共卫生、文化、商业等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远远跟不上发展的需要，也与城区存在较大的差距。
第四，传统单位松动。长期以来，人们的工作、学习乃至生活都同单位密切联系在一起，乃至形成了对单位的人身依附关系。几乎所有的资源、福利都来自单位，离开单位也可能就一无所有、寸步难行。党和政府通过单位进行社会管理，简单快捷，行之有效。但随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单位”社会开始松动。一些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功能逐渐从单位中剥离出来。在改革进程中，已实现社企分开，企业不再具有社会管理的一些功能，如医疗保险、退休养老、子女教育等。事业单位也参照企业的模式进行改革。例如，后勤服务都在逐步实现社会化。同时，人才交流，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尤其是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大批商品房的兴建，使员工对单位的依赖度大大下降。同时，单位对于员工的约束力也随之下降。员工的许多行为已经自主化，与单位没有直接关系，只受相关法律、法规约束。这样，“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
第五，传统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面临转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位人”的医疗、退休、养老、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和保障都由国家全包。但实践中也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这一福利和保障体系未能全面覆盖广大农民；其二，由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资源和财力有限，社会福利和保障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无法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逐渐进行了改革。当前，仍然处于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转型期。旧的制度废除了，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些居民既不能继续享受原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也还没有完全享受到新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结果，与此相关的群众生活就出现了困难：看病难，看病贵；幼儿入园难，入园贵；养老难以及房价过高和改善住房条件难的问题。
第六，利益主体多元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相对比较单一和明显，主要表现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多样化。从利益主体多元化来看，除了国家、个人之外，集体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外，还涌现出大量民营的、外资的、中外合资的企事业主体。它们的利益和诉求同传统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甚至会因为资金、市场、资源、立项竞争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同时，个人作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诉求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并由此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此外，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因此，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相拒不执行中央政府政策的现象呈上升趋势；官商勾结，肆无忌惮地损害国家利益、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无疑给我们的社会管理工作造成巨大的困难。
第七，社会矛盾凸显。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再加上具体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当，相关执法人员缺乏法制观念、全局观念和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大量存在，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频发，亟待解决。
总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我国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十分紧迫又需要长期努力。
二、以改革创新精神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这一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既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又要积极改革创新。坚持正确的方向，就要继承和发展传统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总结推广我国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勇于实践，而不是全盘否定过去，推倒重来另搞一套。也就是说，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实现“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1]。同时，我们要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社会管理的有益成果。但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总要求是，“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其基本思路和目标，是稳定有序、服务到位、平安和谐。为此，有必要重点研究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创新党的执政方式，构建新型社会管理领导体系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充分发挥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其一，坚持以各级党委常委会为核心，以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工作，把社会管理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经常进行分析研究，对与此相关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问题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各级党委要把社会管理工作同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结合起来，进行统筹规划。社会管理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与各级政府以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村委会、居委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只能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级党委的一把手也应该是社会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在社会管理工作中，一旦出现严重的失误，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造成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乃至众多的人身伤亡，要追究党委一把手的责任，至少应追究其领导责任，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只追究和处理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其二，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制度。社会管理工作一般都直接涉及政府的工作，应该由各级政府直接负责处理。各级政府应当提高认识、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全面加强社会管理职能。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要建立健全社会管理工作的岗位责任制，做到人员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同时，要正确处理社会管理方面的党政关系，各级党委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但除了由各级党委及其职能部门直接处理的事务，其他社会管理工作都应当明确由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即由各级政府统一筹划社会管理工作，统一调配和使用各种资源，统一负责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统一处理各种应急事件。但凡是重大事项都应当及时提交党委研究解决，把社会管理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凡是由社会矛盾和冲突引发的大规模群体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公共安全事故、涉及民族宗教等社会敏感问题，都应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政府具体负责处理。同时还要及时、如实向上级机关报告。
其三，在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协同作用。工青妇是党领导下的重要群众组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进一步发挥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它们要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公共服务工作，为各自所联系的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另一方面，在工作生活中，要依法维护本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例如，代表职工同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进行工资谈判，监督企业依法办事，防止不法商人损害国家和职工的利益。同时，它们要进一步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做群众的知心朋友，了解群众的困难、诉求和情绪，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引发冲突。
其四，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要在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支柱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涉及国计民生，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由企业所担负的一些社会职能逐步分离出去。然而，企业的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仍然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方面要管理好，服务好本企业的职工，这是对社会管理工作的最大贡献；另一方面，企业也处于社会当中，要积极协同地方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做好社会管理工作。同样，各级各类事业单位的党组织既要管理好、服务好本单位的职工，同时也要配合相关的地方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做好社会管理工作。这样，整个社会管理工作就有了重要保障。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与中央各相关部委协同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整个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管理体系服务于民、造福于民的重要表现。只有建立并不断健全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实现社会的进步与稳定。这一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基本保障。没有这一基本保障，社会管理工作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与此相关的各种现实问题、矛盾冲突就难以解决，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因素就难以克服。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应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由中央各相关部委具体负责实施。也就是说，由相关的部委进行筹划，包括提出规划方案，提出立法建议，提供信息服务等，但真正落实还要靠各级政府。这就要求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各省(市、自治区)政府与各相关部委协同构建社会保障体系。要由中央部委统筹并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协商协调。除了中央财政拨款外，主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筹集经费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各省经济社会发展和能够提供给社会保障工作的资金和资源存在一定的差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也不可能完全一样，这就需要中央相关部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和支持。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在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加大对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
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重点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享受公费医疗，而企事业单位之外的城市居民和广大农民都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现在，企业的公费医疗制度已进行改革，逐渐实行社会化的医疗保险制度，事业单位也开始试点。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于大量的非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如何建立医疗保险制度，仍在探索之中。因此，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险制度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但由于这项工作涉及面广，需要投入的资金多，与此相关的基础建设任务繁重，只能积极稳妥地推进，不能操之过急。这项工作既要造福于民，又要注意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
我国已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退休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少单位离退休人员已超过在岗工作人员，旧的退休养老制度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的实际情况。因此，必须逐步地建立健全社会养老制度，其中既包括退休金的发放，退休人员异地生活，医疗报销，养老机构的建设等问题，也包括广大农民和城市无养老金人员的养老问题。要立足具体国情，坚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相互结合。
近年，社会收入差距出现扩大的趋势，致使一部分群众的生活发生困难，也使社会的不满情绪有所增加，这是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国家应从社会总分配的角度进行调节，通过税收等手段防止财富的过度集中。同时，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做好社会救助工作。要积极引导和发展社会慈善事业。要鼓励和支持社会慈善组织，在帮扶困难群众、特殊群体以及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地域辽阔，地质和气候情况十分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防灾、抗灾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和体系，形成政府主导、各方参与、协同努力的防灾抗灾体系。
(三)由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牵头，构建基层社会管理的运行体系
我国社会管理工作一直是“条块并存”。所谓“条”，就是中央部委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所谓“块”，就是各级政府按地区分工负责进行管理。有些方面“条块”结合得比较好，而在多数情况下存在条块分离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一些社会管理的“盲区”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模糊区”，影响了基层社会管理的实际效果。我国社会矛盾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群体事件也多在这一领域发生。因此，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尤为重要。
基层社会管理运行体系应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以“条”为辅。也就是说，要明确主要由乡镇街道有关部门全面负责辖区内的治安、市场管理、消防、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监督等方面的工作。辖区内的专门管理部门，既要接受本系统的纵向领导，完成上级机关交办的各项任务，同时又要接受辖区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保持与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密切联系和协同工作关系。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无论有多少工作，最后都要落实到基层。如果各部门各自为政，互不联系，或者单向独进，必然顾此失彼，形成管理上的盲区。有些跨领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往往因主管部门不明确，或者单独某个部门能力和职权有限，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最终导致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以“条”为辅的基层管理体系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一弊端。辖区内不管是怎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应归口到乡镇街道统一处理。由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统一协调各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并随时向上级政府汇报，请求上级政府给予指导和支持。只有如此，处理社会治安和群体事件才能做到“关口前移”。
公安、交通管理、城管、工商、消防、民政、民族、宗教、卫生防疫、食品安全检查等部门，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事社会管理工作。一些部门有时联合执法，进行综合治理，但往往都是临时性的、运动式的，没有固定的合作平台和协商协调的渠道，一些部门很少发生横向的联系。而以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为主导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则可以为各部门的合作提供畅通的沟通渠道和良好的合作平台。
基层社会管理运行体系，可以由乡镇街道主要领导牵头，吸收辖区内各专门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共同组成基层社会管理委员会。各部门可以采取两种形式参与乡镇街道的统一管理工作。一是作为该委员会常委，定期参与沟通与协调工作。一旦出现群体性事件和其他紧急事态，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紧急协商，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二是作为委员会的联系成员，同委员会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互通信息，相互通报在辖区内开展的工作。它们平时各自进行正常的社会管理工作，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应及时请委员会指导帮助。
(四)以村委会、居委会、社区为平台，构建社会服务体系
社会管理体系应当以人为本，做好服务工作。而村委会、居委会、社区最贴近广大人民群众，以其为平台，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最为合适。村委会、居委会、社区应在维护公共卫生、保护生态环境、防病防疫、安全保卫等方面，为人民群众提供直接而有效的服务。要积极主动帮扶老弱病残及其他特殊群体人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掌握的资源有限，政府应加大投入，充分保障它们的正常运转和有效地进行管理工作。它们属于群众性自治组织，没有正式编制，只根据需要聘请一些办事人员。因此，要广泛动员广大志愿者参与社会管理工作。既要动员青年志愿者，也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吸收中老年志愿者积极参与。同时，要广开门路，引导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支持该项社会管理工作。
(五)运用信息网络手段构建社会管理决策咨询体系
正确的决策建立在准确的信息基础上，信息不全或者不准确都可能导致决策失误。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艰巨复杂的任务。各级党政机关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需要全面准确的信息，也需要听取各种有益的建设性意见。我国党和政府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从总体上看，信息是畅通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对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广大网民也越来越多地运用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诉求，发表对各种事态和党政工作的看法。因此，运用信息网络手段构建社会管理的决策咨询体系势在必行。为此，各级党政部门应设立社情汇集中心，由其专门负责汇集、梳理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广大群众特别是网民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工作的意见。这些情况除了向上级机关汇报外，也应向本级党和政府所属的相关部门进行通报，使其做到心中有数，能够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同时，社情汇集中心还应进行信息的分析工作，对事态的发展作出可能的预测，对事态的性质作出初步的判断，对于需要采取的措施提出决策建议，为领导机关的决策提供有效的服务。如果这一决策咨询体系能够建立健全起来，那么各级党政部门的社会管理工作就能提高效率，避免决策失误。
三、在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运行机制
社会管理是一项细致庞杂的工作，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仅仅建立健全一个好的领导体制还不行，必须在管理的细节，也就是说，在直接与被管理者接触的各个环节建立有效的管理运行机制。
第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改革，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工作。过去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和工作在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我们的社会管理包括户籍管理工作都是以单位为依托，通过单位进行社会管理工作，人的工作和生活都与户籍所在地密切联系在一起。由于生产的相对落后和社会总供应的不足，户籍被严格区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而我们的社会福利系统只覆盖城市居民。由于城乡的巨大差别和各项供给均按照户籍进行，人口很难进行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流动人口大量增加。上亿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生活，城市居民异地工作和生活的也大量增加。这就对传统的以户籍为核心的社会管理工作形成巨大的挑战和压力。这个庞大的群体虽然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中，但既没有城市户籍，又游离于传统的“单位”管理体制之外，成为新的“社会人”。如何对这个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的管理，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就成为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的一项新课题。由于没有当地城市户籍，外来人口在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子女教育等方面就不能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待遇，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大量外来人口拥入，也加剧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使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严重短缺。因此，必须深化户籍和流动人口管理改革。
然而，由于历史上欠“债”太多，传统的体制机制已形成几十年，改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当积极稳妥、量力而行，不能一哄而起、“大撒把”。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改革的承受能力和外来人口的规模，分类指导、逐步推进。小城镇可以试行自由落户。凡是在该地具有相对稳定工作和住所的人，都可以去当地派出所进行户籍登记，迁徙自由，打破城乡界限。村民可居住、生活在小城镇，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中等城市的户籍改革要慎重，先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不宜急于求成。而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由于情况特殊，现阶段不宜全面启动户籍改革工作。可以借鉴海外的绿卡制度，先行探索建立临时和长期居住证制度。只要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居所(包括租赁公家和私人的住房)，就可以申请居民身份证；获得居民身份证的社会流动人口，都可以逐步享受当地户籍人口的各项权益。当然，他们先享受哪些权益，后享受哪些权益，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不搞一刀切。持有居民身份证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再申请本地的户籍。户籍改革涉及亿万人口和各项社会管理工作，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持之以恒，既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能半途而废。
第二，以党的基层建设引领基层社会管理工作。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要以党的基层建设引领基层社会管理工作。除了继续搞好基层企事业单位、居委会的党组织建设之外，应当重点加强新社会群体的党建工作。首先要搞好针对农民工的党建工作。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加强党员动态管理，健全城乡一体、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党组织配合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实行城乡基层党组织一方为主、接续培养、两地考察、相互衔接的优秀农民工入党办法”[3]。为此，流入地基层党组织，包括基层企事业单位、居委会、社区党组织都应该设立相应的机构，或者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本地区、本单位农民工群体的党建工作。要恢复农民工中党员的正常党内生活，使其在城市中“找到组织”，享有并行使一个党员应有的权利，履行应尽的义务。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在农民工中发展新党员。为了加强农民工党员的动态管理，应逐步建立健全全国党员信息库，并为每位党员配发具有全国联网功能的党员证；每个基层组织都应配发全国联网的电子终端设备；还可以设立各种党员之家、党员培训和帮扶中心，加强对流动党员的服务工作。同时，也要教育党员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此外，要加快各类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党建工作。
第三，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但从总体上看，是转型中、发展中的矛盾。只要我们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能够得到有效的缓和与化解。因此，建立并不断完善化解矛盾的机制非常重要。工青妇等群众团体要在调解劳资矛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既要维护职工尤其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又要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和依法经营。要防止劳资矛盾激化，防止由劳资矛盾转化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居委会、社区和村委会要注意做好矛盾调解工作。要把矛盾化解在基层，预防矛盾的激化和扩大。如今，大量的城市居民居住在新的社区里，除了工作，其生活大都与社区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社区人”，他们所遇到的矛盾也多与社区有关。因此，由社区牵头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与居委会相比，社区的机构更为复杂。社区一般都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聘用物业管理公司，仍保留居委会。三者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其职责也需要进一步明确。但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应当由居委会牵头、各方协调配合。
第四，建立健全社会冲突应急机制。当前，由社会矛盾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暴力冲突乃至人身伤亡事件屡见不鲜，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谐。而各级党政机关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往往缺乏经验，事到临头，手忙脚乱，或延误了解决矛盾的最佳时机，或采取不当的举措，反而激化矛盾，使冲突进一步扩大。根据中央的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都制定了相应的应急方案。有的遇事启动应急预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有的启动预案后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其原因之一是，相应的应急机制不够健全。交通、消防、紧急救护等应急机制相对都比较健全，一旦出现情况，都能快速反应。但是一些问题可能涉及多个部门，其管理的边界比较模糊，事态一旦恶化，单独一两个部门就难以解决和掌控，致使事态扩大，产生严重后果。例如，最近广东省潮州市和增城市接连发生的社会冲突问题。最初只涉及市场和市容管理，但事态迅速扩大，就不是一两个部门所能解决和掌控的了。所以，社会冲突应急机制应该具有全面协调、综合治理的功能，也应该具备紧急调动相关组织力量进行紧急处置的权力。平时各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一旦有事，就应该合成一股力量，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应急机制相关工作人员应逐步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以及及时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具有畅通的信息来源，并根据可靠的信息迅速作出反应，即对事情的基本状况、产生的原因和后果以及问题的性质，尽快作出基本判断。如果是因相关的管理部门执法不公，以权谋私，引起群众不满导致的事件，就应果断对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处理，以平民愤，防止事态扩大。如果是由于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及一部分群众因不明真相或为坏人挑动而采取一些不当的行动，应该耐心地进行说服和疏导，不要轻易动用警力进行处理。如果确实有少数坏人图谋不轨，恣意闹事，挑动是非，制造混乱，乃至煽动群众冲击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就必须果断出动警力进行处理，绝不能姑息。
第五，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和创新市容管理和市场管理。当前，城市中非法占用道路、公园等公共场所摆摊的现象，黑车、黑摩非法运营揽客的现象，以及沿街散发小广告、乞讨现象比较普遍，成为城市管理中的顽疾。城市的运转需要良好的秩序，必须加强管理，不能放任自流。但管理工作应疏堵结合，宽严适度，不是堵得越严越好。同时又要保证市民的充足供应和公共服务。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良好的秩序，就无法提供优质的服务。但只强调秩序，而忽略了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需求，这样的秩序也难以持久。另外，与上述现象有关的人，多数都是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也往往是为了养家糊口，出于无奈。因此，我们的管理工作既要考虑城市运转有序，又要给这些人生活出路。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城市的有序运转才能持久。为此，市场和市容管理要积极借鉴海内外较为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要引导非法经营者逐渐转变为合法经营者。市场和市容管理部门要依法管理、文明管理，坚决打击和杜绝野蛮管理的行为，严防管理行为不当引发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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