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笔谈——关注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学科建设论文,古典文学论文,中国古典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学科建设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中国古典（以下简称古典）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学者们发表了许多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笔者不甘寂寞，也想凑热闹来谈几句。不过，笔者不想就建设性的问题发表意见，倒是要提醒同仁们关注一下本学科的生存状态。
原因很简单，一个学科如果处于衰退、萎缩的状态，与兄弟学科兴旺发达的态势相比，显得落伍、萎靡不振，那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根本就无法落实，更谈不上发展，能够存留下来已经不错了。
固然，古典文学学科永远不会消亡。中国古典文学（准确地说是汉文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只要中华民族在，古典文学学科就在，这点毫无疑问。但存在并不等于生存状态，无生存之患并不等于无生存状态之忧。当前该学科生存状态确实不容乐观，有的学者已经提出学科的边缘化问题，表示出对古典文学学科深深的忧虑。边缘是相对于中心而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70年代也有过一阵），古典文学曾经位居过中心，但那是政治性的——由于政治性而引起人们的关注，附带也涉及文学的艺术性、审美特质等——不是真正的中心。古典文学不可能总是居于社会文化的中心，但肯定也不应长期居于其边缘。相对来说，笔者更倾向于以进行时态发展的眼光来观察，观察的结果说出来确实有点危言耸听——古典文学学科处于“退萎”的状态。
有两方面的现象支持这个结论。一是学科自身的状态。如果说，社会的位置，文化界的关注，民众的参与热情，还不是古典文学学科所必须在意的；那么学术刊物上古典文学版面的不断压缩，高等院校中文系古典文学学科地位的不断下降，古典文学课程的一减再减，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了。即以课程设置为例，有些重点院校甚至重点师范院校的中文系，古典文学课程已缩减到令人吃惊的地步。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言及大诗人之诗的选择之难时，曾说那种选法“弄得仿佛要求读者从一块砖上看出万里长城的形势！”现在这课程缩减的程度和要求学生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数量之少，也几乎快到这地步了。二是兄弟学科、相邻学科、相关学科的发展，使古典文学学科相较而逊色。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等，新时期以来均取得长足的进展，呈现一派兴旺发达的态势，与解放后的前30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其发展有目共睹。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有的从沉寂到振起，有的几乎是从无到有，也都走上了发展的坦途。单就学术而言，古典文学学科当然也在发展，然而比较起来，我们好似慢步前行，人家却在迅跑，自然容易给人以落伍之感。
世间万物，用进废退，一切处在变化之中。假若说，按发展的趋势，按未来学术的走向，古典文学学科应该退坡、应该萎缩，那倒也不必大惊小怪，顺势而为就是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将以空前的深度与广度进行。而在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最能显示民族特色、能凭实力与西方平等交流的，只能是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就国内而言，我中华民族正踏上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民族的复兴必然要求民族文化的复兴，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古典文学在文化复兴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古典文学学科的现状都不能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需要相应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古典文学的研究也还远远不够，需要拓展和深入。一方是任务及要求更大更高，一方是整体呈萎缩之势，两相比较，差距越拉越大，这种情况肯定不正常。
造成这种不正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内、外均有，如果将过去的一句老话倒过来说，则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了作用”。
先看学术职业化。随着教育产业化的确立，学术职业化已成必然趋势。同一切事物一样，学术职业化有利有弊：利者在于可推动学科建立有效体系，促使学术规范化，更能改善学科的建设环境（至少是经济环境）及学者的生存状态。不利者则是标准、规定、规范之负面作用，它们会限制学者的开放性思维和创造力，尤其对古老的传统学科更是如此。职业化还会降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作用，以同化的方式消融学科独特的存在意义，渐渐地消解学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因为所谓职业者，饭碗也。在常人看来，有志于从事某学科研究者，不过为谋取某饭碗也。长期的消极暗示，可能使“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责任感逐渐淡化，学者也容易陷入“职业”的错觉之中。例如，现在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不佳，但古典文学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又确有很大改善，遂使少数学者误以为学科的状态亦是如此，更有个别学者认为对此根本不必关心。
再看学科建设。当前，这项工作进行得可谓有声有色，这本应当是大好事。可是，稍微观察一下建设的内容，就会发现颇有点名实不符。多数学者可能确实希望借此东风将学术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一步，而领导者主要关心的却是硕士点、博士点、这个中心那个基地的建立。这些学位点、中心、基地的建立，无疑又是一场激烈的竞争，为达到目的，一些单位不惜重金挖人才、凑班子、找关系，工夫尽在学术外。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哪是学科建设？分明是“学科大比拚”。
在职业化和“学科建设”的双重作用下，各种评估、考核、检查的办法和标准纷纷出台，各种评奖也一窝蜂上来凄热闹。这些办法和标准——别的学科不敢说——对古典文学学科大多不合适。古典文学学科积淀极其深厚，当今学者要想在某一段、某一点上真正卓有建树，没有十年八年功夫是根本不行的。可现在的办法、标准全是“短、平、快”式和数量型的。要求学者在三两年甚至一年内便出“重大科研成果”，实在是不合本学科的客观规律。而学者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得围着那些标准、办法的指挥棒转，以大量的非学术性的精力和重复性的劳动对付一大堆表格和数字，自我抄袭已屡见不鲜。此种形势下，要学者们跳出圈外真正关心学科建设，进而关注学科的生存状态，也确实是难事。
这当然不能怪各级领导和学者们。点、站、中心、基地的建立与办学条件、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也直接关乎学校和单位的知名度，此等不抓，更抓何物？更不能怪学者，办法、标准、评奖的背后，不仅是名誉、地位、金钱、医疗等直接个人利益，还涉及住房分房、配偶工作、子女就业等整个家庭的利益，更何况学术条件亦就在其中。譬如，你若申请不到课题，连出门开个学术会议都困难，遑论其它！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古典文学学科也有相当影响。“文革”后，学界对以前学术与政治的不正常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认为学术有自己独立的品格与自身的规律，那种违背学术真实性、准确性的“为政治服务”，既给学术也绐政治造成了损害。但近些年来似乎有点矫枉过正，又出现了完全不过问现实疏离社会的倾向。另一方面，学术界又不可能对当前文化的产业化、商品化、市场化之潮流无动于衷。这种潮流是急功近利的，而急功近利和对金钱的过度关注本身就与学术冰炭不容，市场长期的无孔不入的濡染力，使学术界已经受到感染，少数学者所表现出的心浮气躁、热衷学术炒作和过度追求名利，足以证明这一点。这两种相反的倾向组成一股合力，将学术推离了与社会的正常关系的轨道。
当然，我们坚信，按自然与社会的运动规律，不正常最终将回归正常。但我们不能坐等那天到来，总要作些努力，尽量减少损失，尽力改善学科的生存状态。
目前指望外因有所改变，看来是不现实的。学术职业化的趋向将继续下去，还会发展、扩大。学术考核检查的体系、标准、办法——如果换位思考，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恐怕目前只能如此。尽管学者们一再呼吁，不能用管理自然科学的办法来管理人文、社会科学，但是研究成果与种种利益直接挂钩，必然迫使管理者以筛选法行事——用一个个“筛子”一道道筛下去。制作这一个个“标准筛”，也就必然要用条件、数字等所谓硬性标准，也必然是表格满天飞。只要基本原则没有改变，现行管理办法就肯定会照样施行下去，而且愈演愈烈。至于社会环境，对社会科学总体是有利的，但对人文科学的个别学科（如古典文学），情况则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
还应该看到，以上外部因素对不同学科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有的学科天然就与社会联系紧密，如法学、社会学等；有的学科本来就不能脱离当代文学艺术，必然受到媒体的关注，如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等；有的学科原来就是先有职业再上升为学科的，如商学、管理学、部门经济学等；有的学科客观上就较为适合现行考核标准，如各种应用学科。相对来说，传统学科所受到的挑战更大，压力也更大。
所以只有靠内因来起作用了。固然，古典文学学科对于从事它的人来说，现在也算是一个饭碗了。但所以选择这个难端的饭碗，绝大多数学者主要不是出于生存的考虑（不然大可以选择更好更实惠的饭碗），而是出于爱好、志向与热情。而一旦选择了这一行，你就负有责任和使命，悠久而优秀的文学、文化传统必须由你手里传下去，即使无力发扬，至少也不要丢失。负有如此责任与使命，古典文学学者就必须具有自主意识，在当前各种潮流面前保持一份清醒，决不随波逐流，更不要被其淹没。过于沉溺于物质利益，往往就会丧失自我。泰戈尔有句话说得好：“鸟翅膀上系了黄金，就再也不能在空气中飞翔了。”至于已经取得一定学术成就，在学科建设中站到了高点的学者，更不应被目前的各种标准所束缚，应于潜心学术研究的同时，拿一点精力关注学科生存状态，在某些合适的场合大声疾呼，以引起各有关部门和社会的注意。
其实，认为社会、民众对古典文学、古代文化缺少关注、缺乏热情，这也是一种误解。“文革”结束时，对古典文学的评介、鉴赏曾形成一股热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新选唐诗三百首》，短时期内销量就创纪录地突破一百万册，其它类似书籍的销量也是惊人。即使现在，历史题材的，或以古典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仍然大受欢迎。个别人还以批判传统文化而大扬其名。尽管这些大多是戏说、乱说，甚至是歪说、胡说，但它却充分证明了民众对古典文学、古代文化的热爱，正是这种热爱才使戏说、胡说有市场。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古典文学学界疏离社会的倾向——应该发言之时却没有人出来说话。古典文学的学者们似乎都是一些谦谦君子，或者是不愿意争论，或者是不屑于争论，总之是——用一句现在时髦的术语——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老一辈学者总是叮嘱我们，既要潜心研究，坐得了“冷板凳”；也要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同时还应留心现时文艺动态，努力为当代文化建设作一点事情。而现在的情况是，你不关注别人，别人要关注你。笔者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读到至少不下四篇文章，在谈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时，不是说中止了、消解了，就是说改变了中国文学古老的传统。细细体会、理解（因为有的文章根本未言明）一下作者们所说的“古老的传统”，原来是指“诗言志”、“温柔敦厚，诗教也”几句话（就文章看，有的作者似乎还不知道有“诗缘情”）。他们不了解中国古典文学丰厚卓越的传统主要体现于优秀的作品中，如果干巴巴的几条筋（其实这几条筋也未能中止、消解）就代表了古老传统，那中国古典文学就既不灿烂也不辉煌了。
不过这也从侧面提醒我们，应该大力加强对作品本身的研究！这几十年来，对于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作品的艺术特色，我们作了一些探讨，可比之于其它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显得逊色。千姿万态、精彩纷呈的古典文学作品，在有的人的笔下，始终就是那干巴巴的几条筋。我们看它都只有干巴巴的几条筋，又怎能阻止别人那样去看它们。另一种倾向也是不从作品出发，摭拾几句话、一段文字，脱离作品本身海阔天空地生发开去，挖掘这意义、那意义，硬要在沙地上建起一座大厦来。而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的最大特点就是从作品出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强调批评者要阅读掌握大量作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去展开评论。如今，这优良的传统我们更应注意继承与发扬。
笔者认为，当前古典文学学科中还有一种将作品“文物化”的倾向，即只热衷于与作品有关的本事的考证，而忽视其文学特性与内在价值的发掘。本事的考证肯定是必要的，它是正确理解作品的前提，然而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基础工作上。古典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文物，在任何时代它们都直接面对读者，而且大多数作品并没有太艰深的文字障碍，经过简单的注释读者便可直接阅读，直接体会作者的感情，感受作品的艺术魅力，获得审美愉悦。这点与现代文学作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许多经典作品由于历代学者、读者的欣赏分析，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再创造性的积淀。即使我们不能为这积淀再增加点什么，至少也应帮助后代正确地理解它们，让它们与作品成为一个整体传承下去，而不致于在我们这儿成为“绝学”。
以上几点能否做到，谁也不敢说；即便真正做到了这几点，能否很快改善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也是谁都不敢保证。但至少有一点可无遗憾——我们曾经为之努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