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拉克战争在一片争议声中打响，军事行动似乎还没有完全展开，却又出乎人们意料地突然结束了。其实，由于交战双方军事力量的悬殊，这场战争在军事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悬念，倒是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更值得关注。美国发动的对伊战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游戏规则遭到了破坏，它造成了美欧之间、欧盟内部以及北约盟国之间迄今为止最为明显的裂痕，它对俄美关系改善的进程起到了阻滞的作用，它使中东地区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它未必能真正有效地遏制国际恐怖主义，却极可能使国际社会多年来进行的裁军的努力付诸东流。
一、国际政治游戏规则遭到破坏，多极化的道路更加曲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法西斯国家为了防止世界大战的惨祸再度爆发，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体系，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除自卫外不得在国家关系中使用武力。一个国家在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对另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即属于国际不法行为，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制裁和制止。正因为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拥有合法使用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权力，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企图对别国使用武力时，都要首先在安理会进行外交努力，争取获得动武的合法性。半个多世纪来，围绕着联合国表决机器和票数构成，联合国内展开了一幕又一幕的外交斗争。特别是在冷战岁月中，联合国实际上是大国角逐的舞台，两大军事集团都企图把联合国变成自己政策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通过的授权动武决议远非完全公正。但是，毕竟这些国家在动武前还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这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游戏规则。
“9·11”事件以后，美国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概念，提出要在恐怖分子动手之前就将其摧毁以保证本国人民的安全。“先发制人”的打击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还击”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考虑到国际恐怖分子在“9·11”袭击中表现出来的犯罪特点，美国提出“先发制人”的概念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是由谁来判断某个国家在从事国际恐怖主义，由谁来认定某国因正在策划针对别国的恐怖活动而应受到“先发制人”的打击。如果这个关键问题不解决，“先发制人”的原则就非常容易成为强国对弱国滥施武力的理论工具。因为一个强国如果想对一个弱国发动进攻，只需要把它说成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就够了。假如是这样，国际社会将不幸地倒退到弱肉强食的列强时代。因此，联合国的审议和授权是防止“先发制人”原则被滥用的最有效的手段。这既符合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也适应“9·11”以后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新形势。
当年伊拉克正是因为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对科威特使用武力才遭到了国际联军的打击。也正是因为萨达姆政权犯下了国际法意义上的侵略罪行，联合国才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剥夺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权力。否则，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是罪过，例如美国就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一切制裁，其合法性都来自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也是伊拉克拒绝执行安理会决议、不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在美国对伊动武之前，联合国“监核会”根据安理会1441号决议在伊拉克进行了仔细的核查，没有发现伊拉克仍拥有违禁武器的任何证据，联合国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都不认为安理会应该授权美国动武。美国在没有安理会授权、没有证据证明伊拉克仍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下发动了对伊战争，破坏了二战以来各国一直遵循的国际政治游戏规则。从纯法律角度看，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与13年前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战争同属国际不法行为，应该被国际社会所谴责、制裁和制止，但由于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和萨达姆政权本身的问题，没有哪一国家愿意为萨达姆说话。
继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又一次以极小的代价采用战争手段达到了政治目的，这必然会使美国的鹰派人物更加热衷于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事实上，拉姆斯菲尔德等人早就认为鲍威尔的外交努力是在浪费时间，不如直接使用武力来得干脆，而布什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宣布对伊拉克主要战斗行动结束时，也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任何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寻求拥有或已经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法政权，对于世界文明都是严重威胁，都将受到打击。”这句话的道义基础在于强调了这些政权“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然而，正如我们在伊拉克问题上所看到的，这种联系是否存在，美国并不需要任何权威国际组织来证明，而是由美国自己来宣布。一旦美国宣布哪个国家与恐怖组织有联系，那个国家就成了“威胁世界文明的不法政权”，就“将受到打击”。这样的逻辑是十分危险的。因为，现在被美国指责为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国家不在少数，所有已被或将被美国宣布为“邪恶轴心”或“无赖国家”的政权都在此列。美国实际上已经为打击这些国家准备了理论依据。
国际社会应该是一个多极的、均衡的世界，各种主要力量之间应该有一个相互的制约才能使国际社会长治久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国内政治的原理在国际政治中同样适用。美国现在以超一流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在国际上我行我素，不愿意受任何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国际游戏规则的约束，这一趋势的发展必将给国际和平与发展带来危害。但是，多极化是符合国际关系发展逻辑的，也是被几千年的文明史所证实了的。此次国际社会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以及美国竭尽全力也未能获得安理会的授权这一事实，说明了多极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国际社会最终未能阻止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又说明了真正实现多极化还有很遥远的路程要走。
二、欧美裂痕会得到表面修补，但矛盾会向深层次发展
欧美之间此次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裂痕是欧盟与美国关系史上最为严重的。法国、德国此次公开与美国唱反调有其历史、利益、传统和政治的原因。历史上，法国在中东问题上历来就有自己的政策。法国一直主张考虑“中东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的正当利益，保证巴勒斯坦人真正享有拥有祖国的权力”，这与美国在该地区偏袒一方的政策形成了对比。法国的比较均衡的中东政策曾受到包括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高度赞赏。20世纪80年代初，伊拉克领导人曾表示要“特殊考虑同法国的关系”，要保证“持续不断地向法国供应原油”。法国曾帮助伊拉克修建了核反应堆(1981年被以色列炸毁)、机场、钢铁联合企业、汽车制造厂等。从利益角度看，法国在伊拉克拥有巨额债权，法国公司与伊拉克还签订有巨额石油开采合同。此外，法国还意识到，一旦美国对伊拉克开战所可能造成的难民潮和生态环境危机等对欧洲大陆国家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美英的影响。而随着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敌对情绪的加深，恐怖活动有可能泛滥，而恐怖活动报复的对象不仅是美国，还有整个西方世界。从传统角度看，法国从戴高乐以来的对美外交一直有独立自主的特点，希拉克总统作为戴派最重要的传人，继承了独立自主的传统。实际上，世界上很少有国家真正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是充分的，不少国家仅仅是从与美国的关系考虑选择了支持美国。然而，法国由于其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希拉克敢于向美国说不。从法德两国国内政治角度看，法国国内的阿拉伯移民后裔约有500万人，这些人强烈反战，影响了法国各政治派别，这是法国政治家不能不考虑的。就德国来看，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德国不再担心苏联的军事威胁，两德统一后，德国也不再有怕人捅的“软肋”。德国国力增加，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减轻，德国国内的绿党等和平主义势力是施罗德政府必须借助的重要政治力量，因此，德国也越来越敢于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从欧洲政治发展的角度看，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洲自身的利益要求加强，这些都使欧洲越来越不甘于在任何问题上都按美国的意志行事。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轻蔑的口吻谈论“老欧洲”，企图在即将加入欧盟的原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中间打进楔子，分而治之，这更激起了法德两国的警惕，刺激它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法德两国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公开分庭抗礼。
但是，法德两国毕竟是美国的盟国，它们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与美国都同出一辙。对萨达姆政权的评价，法德两国与美国也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当美国用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动开始后，法德两国就开始面对现实，调整政策，逐步修补与美国的关系。战争开始后，法德两国一方面继续重申其和平主张，另一方面又表示希望美国尽快取胜，希望萨达姆政权早日垮台。战事结束后，德国总理施罗德向美国公开表示了“歉意”，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取消制裁、联合国作用等问题上不再坚持原来的主张，转而积极支持美国。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问了德国，并在德国公开表示“尽管美国与德国曾经在伊拉克问题上有过分歧，但美德仍是盟国”，美德关系已经开始好转。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战后主动给布什打电话，称法国“将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战后伊拉克的问题”，法国甚至在安理会主动提出暂停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而不再坚持必须在就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出结论后再解除制裁的立场。因此，可以预见，法美关系的缓解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然而，表面的裂痕虽可以弥合，但法德两国与美国都从伊拉克问题中得出了更深刻的结论。法国与德国清楚地看到，美国对法国和德国的愿望和利益可以根本不理睬，完全采取单边主义的行动，甚至不惜分化欧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欧洲国家特别是“老欧洲”国家都认识到，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行动手段。伊拉克战争停止后，法德比三国立即又把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实在欧洲大陆上本来已经存在北约的机制，如果欧美密切合作，完全可以应付欧亚大陆上的任何紧急情况。欧盟要建立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实质是将来要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不再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而要独立自主地作决定。欧洲快速反应部队成立后，将来欧洲大陆上这两支听命于不同指挥系统的部队之间的协调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美国从伊拉克问题上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法德两国作为美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主要盟国，居然敢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挑头与美国唱反调，导致美国战前外交的大失败。美国必须重新审视欧洲问题，重新考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问题。现在，美国已在认真考虑将原来部署在西欧的军事力量部署到这次在伊拉克战争中支持美国的东欧国家去。这样的打算既触及了西欧的利益，也加深了欧盟新成员与老成员之间的隔阂，美欧之间的矛盾也会向深层次发展。这不是几次访问或几个联合声明所能弥补的裂痕。
三、美俄地缘政治矛盾加剧，关系改善势头减缓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俄罗斯的利益，伊拉克战争的后果，也进一步改变了美俄之间的地缘政治结构，美俄关系改善进程必然会受到影响。普京总统上台后，采取比叶利钦更有力的举措来改善俄美关系。普京接受了美国废除两国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坚持要搞NMD的现实；普京在美俄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方式分歧问题上作了让步，签署了相关协定，实际上是容忍了美国对俄罗斯保持战略核优势；普京调整了在北约和欧盟东扩问题上的政策，建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使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改善；“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同意美国飞机借道俄领空攻打阿富汗，并允许其中亚邻国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而且选择这一特殊时刻宣布取消了原苏联设在古巴和越南的军事设施。美俄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不少观察家在思考，俄罗斯是否从此“融入西方”了?
然而，在伊拉克问题上，俄罗斯坚决地站到了美国的对立面。俄罗斯不仅在战前与法德共同反战，而且在战争后期，普京邀请法国总统希拉克参加俄德元首会晤，使本来是例行的俄德双边会晤变成了俄德法三方协调伊拉克问题立场的重要会晤，以致于国际媒体称俄德法结成了反战的“三国轴心”。俄罗斯的立场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而且还是为了维护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利益。在伊拉克遭受制裁的严峻岁月中，俄罗斯与萨达姆政权签署了总额达400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协议，伊拉克欠俄罗斯的债务近90亿美元。俄罗斯虽然已经得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伊拉克石油开采合同，但迟迟没有注入资金，就等联合国对伊拉克制裁的解除。俄罗斯主张把联合国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继续进行下去，直到伊拉克被证明不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就可以以平等的身份重返国际经济舞台。不难设想，只要萨达姆政权能够存在下去，美英等国家就不可能在伊拉克石油市场上占有份额。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再加上美英等竞争对手被排斥在外，对俄罗斯来说简直是一块肥肉。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决不能容忍萨达姆政权继续存在下去。“解除伊拉克的武装”到后来已经成为美国的借口，美国的政策目标是要推翻萨达姆政权，不管他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美国如果控制了伊拉克石油资源，对俄罗斯又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苏联解体后，石油输出已经成为俄罗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据测算，如果石油价格降到20美元一桶，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计划要全面修订，而如果石油价格降到18美元以下，俄罗斯的经济将无法承受。显而易见，作为石油出口国的俄罗斯，在石油价格问题上与美国的利益是冲突的。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美国通过控制世界第二大的石油资源来操纵石油市场的价格。现在，美国已经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资源，美俄之间在石油价格问题上的矛盾将是长期的。
再者，继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在中亚地区有了稳定的军事存在后，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又在伊拉克领土上有了军事存在。而且，随着美国把在欧洲驻军的重点从“老欧洲”转移到“新欧洲”，即转到原来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在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地方有了军事存在，大大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回旋空间。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惟一一个能对美国本土产生实质性威胁的核大国，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美国对俄罗斯的戒心是很难消除的。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曾指责俄罗斯通过叙利亚向伊拉克提供了夜视仪、激光导弹，美国公开表示不能保证俄罗斯在战后伊拉克的利益，美国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大使的车队等等，美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战争结束后，美俄双方会采取措施改善关系，但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美俄关系的不定因素增多，这些不定因素必然会对美俄关系的改善起阻滞作用。
四、推翻萨达姆政权并不等于解决了伊拉克问题
伊拉克曾经有过亲美的政权。20世纪50年代费萨尔王朝时期的伊拉克曾经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巴格达曾是中东反共军事条约组织所在地，这一组织也因此被称为“巴格达条约组织”。1958年，伊拉克发生了推翻亲美政权的革命，此后，美伊关系开始了恶化—改善—恶化的几度轮回。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它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伊拉克国内的民族宗教矛盾非常复杂，再加上大国插手，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任务非常艰巨。
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一直追求独立建国，萨达姆则给以残酷镇压，甚至使用了化学武器。美英在伊拉克北部划定了伊拉克空军飞机的“禁飞区”，保护库尔德人。在美英的保护下，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事实上已经成为“国中之国”。库尔德人有自己的“总理”、“外长”负责对外交往，且拥有伊拉克反对派中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在美国倒萨战争中，库尔德人积极配合，一度进入了伊拉克北部的石油重镇摩苏尔和基尔库克，大有乘机完成独立建国大业的势头。但若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实现独立建国，势必引起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的响应。如果这一地区的库尔德人要建立一个“大库尔德国家”，必将引起这一地区的动荡。萨达姆没能解决的库尔德问题不会因为萨达姆的倒台而自动消失，相反，随着库尔德人在倒萨战争中的强大，其独立建国的倾向必将更强。萨达姆未能解决的问题，伊拉克亲美的新政权必然也要面对。目前，在美国的压力下，库尔德人暂时宣称不寻求独立建国，但战后的伊拉克将是一个“联邦”的政治体制已经作为原则写进了伊拉克各反对派达成的政治文件，这意味着库尔德地区将获得联邦的政治地位，比起萨达姆时期来，库尔德人离独立又进了一步。美国政界要人还提到要帮助世界各地的库尔德人“返回家园”，这使人想到了当年美国帮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返回家园”，导致中东地区几十年战火不停、血肉横飞的历史。搞不好，伊拉克北部地区出现又一个类似巴以冲突的局面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这些问题都是伊拉克新政府无法回避的。
宗教矛盾是伊拉克的又一个难题。伊拉克什叶派教徒占伊拉克人口总数的65%，一直不愿意被逊尼派所统治，曾经为推翻萨达姆政权而举行过起义，遭到了萨达姆政权的残酷镇压。美英在伊拉克南部划定的“禁飞区”就是为了保护什叶派反对派。然而，什叶派反对的后盾是伊朗，什叶派的军队就是在伊朗接受训练并以伊朗为反对萨达姆的基地，他们希望的是伊拉克建立一个伊朗那样的政教合一的什叶派穆斯林政府。现在，世俗的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了，多年受压的伊拉克什叶派教徒燃起了新的希望。现在，在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几乎天天有什叶派穆斯林的游行，一个亲西方的“海归”什叶派领导人已经在伊拉克南部被暗杀，另一个类似的什叶派领导人被勒令立即离开，否则性命难保。在美国主持下的伊拉克各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上，什叶派坚持未来的伊拉克应该是一个宗教的国家。而美国却不能让战后的伊拉克成为一个什叶派掌权的宗教国家，因为美国担心当年阿富汗的教训在伊拉克重演，即一个敌对的世俗政权(亲苏政权)被一个亲美的宗教政权(塔利班政权)所取代，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国家很快成为原教旨主义的温床，最终走上更强烈的反美道路。美国还担心什叶派在伊拉克的上台会引起逊尼派占主导的科威特和沙特的反对。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按美国的说法，美国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是要“解放”伊拉克人民，要让伊拉克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而如果按美国式的民主来全民投票决定国家政体并推选国家领导人，占人口主体的什叶派肯定在大选中胜出；美国如果对伊拉克的选举提出限制性条件，又有悖于自由民主的原则。
以上这些难题不会随着萨达姆的倒台而消失，伊拉克新政府如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人民的不满情绪会上升，到一定程度，对亲美政府的不满情绪完全可能演变成为对美国的不满。也许，伊美之间一个新的恩怨轮回已经开始。
五、伊拉克战争未必能有效遏制恐怖主义浪潮，却极有可能触发新的军备竞赛
美国发动倒萨战争的最说得出来的理由是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但直到目前，美国完全控制伊拉克已近两月，却没有发现萨达姆政权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勾结策划国际恐怖活动的任何证据，更没有发现伊拉克直接介入“9·11”事件的蛛丝马迹，甚至没有发现伊拉克拥有用于国际恐怖活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是说，美国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未必打得准，推翻萨达姆政权除了让美国人在“9·11”事件之后“出了一口恶气”之外，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并未必起到了什么作用。相反，由于美国对一个阿拉伯国家在证据不充分、联合国未授权、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大打出手，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激化了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完全可能把一些个人或团体推向极端，出现人们曾经担心的“打死一个本·拉登，新出现十个本·拉登”；“打死一个萨达姆，新出现十个萨达姆”的局面。事实上，伊拉克战后不久即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新的恐怖主义浪潮似乎已经证实了人们的担心。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人以自己的极端单边主义行为让全世界明白了这样一个铭心刻骨的道理：一个国家要保障自己的安全、主权和尊严，只能靠自己的自卫能力，任何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国际道义、国际法，到关键时刻都是靠不住的。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一些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会加强对防务的投入。欧盟加速了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步伐，俄罗斯军方已经开始了以进一步研发和配套装备先进的攻击武器及侦察信息系统为核心的军事改革，印度开始调整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便集中资源配置加强国防科研，中国自然会从这场战争中得出应该得出的结论。而另一些与美国关系恶化、特别是已被美国宣布为“邪恶轴心”或“无赖国家”的中小国家，无法在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上与美国抗衡，则必然会考虑怎样拥有投资少、技术含量低但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威慑武器。今后几年内，如果我们看到世界资源大量向军备领域调配，出现一个新的军备竞赛高潮，甚至看到一些中小国家突破核限制，迈过核门坎，成为核国家，那是丝毫也不值得惊奇的。
为了避免伊拉克战争可能带来的上述一系列消极后果，国际社会曾作了巨大的努力，以求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伊拉克问题，但和平最终未能维护。战争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地结束了，但它却在政治上留下了无数的悬念。然而，现在来讨论战争的道义问题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国际社会应该做的，是准备解决由这场战争引出的、整个国际社会都将面临的新的问题，从而把这场战争的消极后果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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