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第一阶段农地改革与工业化起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地论文,台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的五十年里(1895年～1945年)，他们采取“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掠夺政策，台湾除了有少许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二战后期，由于美军的轰炸和战败日军的破坏，就连这些农副产品加工业也荡然无存。1949年，战败后的中国国民党逃到台湾，深感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地区进行翻天覆地土地革命的严重威胁和岛内贫苦农民的不满情绪，为了维护它们的政治统治，同时也为了用“以农业培养工业”的发展战略，实现台湾工业化的目标，进行了一连串的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公田放领”和“私田放领”，这些被称为台湾第一阶段的农地改革，不仅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而且支持了台湾工业化的起步，使台湾在短短的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西方国家花费二三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农地改革给台湾工业化的初期支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农地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急需的资金
台湾公地放领，从1948年到1976年止，共放领耕地面积138906甲，（注：甲：日占时台湾耕地面积单位。1甲=14.548亩=0.969公顷。）政府收回地价，按当时物价计算，总数可达新台币20多亿元。此项地价款为政府的纯收入，自然可以全部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工商业建设领域。（注：陈太先、魏方、潘信中著：台湾土地问题研究，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1页）
在1953年征收放领私有耕地中，共计征收放领耕地139249公顷，照当时物价计算，共值新台币22亿多元。这22亿多元价款有30%用四大公司的股票支付。也就是说，政府引导地主们将新台币6.6亿元投入了工业企业之中作为生产资金。它对实现台湾的工业化自然会产生直接影响。（注：陈太先、魏方、潘信中著：台湾土地问题研究，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1页）
除此之外，地主手中还持有等于地价70%的土地债券，这笔债券总值超过15.4亿新台币，他们凭债券在从1953年到1963年的十年内陆续向银行兑取实物和现金，另外还有四厘利息可取，连本带利总金额当在16亿元以上。根据台湾中兴大学校长汤惠荪教授调查分析：“地主所得的土地价款约22%用于改善消费目的，42%用于投资目的，其余仍持有土地债券。”（注：张果为主编：台湾经济发展（上册），台湾正中书局，1970年，第24页。）以42%的比例计算，则地主陆续投入工商业的资金可达6.3亿元。
再从农民方面讲，农民在头10年内，年年要向土地银行缴纳地价及利息，但从第11年起，这笔钱可以留下来自由支配，或用以继续改善生活，或用于储蓄及投资。根据台湾学者的研究，土地改革之后，农家消费在农产品上的比率降低约2.5%，而非农产品消费却增加了7%。这一点充分说明，农家已提高了生活水平，除食物购买以外，更有能力购买其他生活必需品了。此外，土改后公共投资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较重要角色，因此农家所得投资于农业生产的比率较小，由储蓄而投资于非农业部门的比率较大，显示农家所得也有部分成为工业发展的资金来源。
尤其值得注意的，在农村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严格禁止了工业资本再次流转为土地资本，从而增加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对台湾实现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障。
1952～1977年台湾农工产品输出金额与比率 单位：百万台币
年度农产品
工业品 总计
金额 % 金额 %金额 %
1952 107.0 91.99.5 8.1 116.5 100
1953 116.9 91.6
10.7 8.4 127.6 100
1954 83.4
89.4
9.9 10.6 93.3
100
1955 110.5 89.6 12.8 10.4 123.3 100
1956 98.2
83.0 20.1 17.0 118.3 100
1957 129.6 87.4 18.7 12.6 148.3 100
1958 133.9 86.0 21.9 14.0 155.8 100
1959 119.9 76.4 37.0 23.6 156.9 100
1960 111.0 67.7 53.0 32.3 164.0 100
1961 115.4 59.1 79.8 40.9 195.2 100
1962 108.1 49.5 110.1 50.5 718.2 100
1963 195.4 58.9 136.3 41.1 331.7 100
1964 249.1 57.5 183.9 42.5 433.0 100
1965 242.8 54.0 206.9 46.0 449.7 100
1966 241.1 44.9 295.2 55.1 536.3 100
1967 245.9 38.4 394.8 61.6 640.7 100
1968 249.5 31.6 538.7 68.4 789.2 100
1969 273.0 26.0 776.4 74.0 1049.2 100
1970 316.7 21.4 1164.7 78.6 1481.4 100
1971 393.5 19.1 1666.9 80.9 2060.4 100
1972 499.1 16.1 2489.0 83.3 2988.1 100
1973 689.3 15.4 3794.1 84.6 4483.4 100
1974 872.8 15.5 4766.2 84.5 5639.0 100
1975 868.2 16.4 4440.6 83.6 5308.8 100
1976 1012.2 12.4 7154.1 87.6 8166.3 100
1977 1171.9 12.5 8188.8 87.5 9360.7 100
资料来源：Taiwan statistical Date book 1981 council for EconomicPla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注：农产品包括初级农产品与农产加工品。
国民党刚到台湾不久，“农民由于所得不高，自愿储蓄不占重要地位，但在政府的各项措施下，农民负担的所谓‘隐藏税’，却为可观。农民的额外负担，由政府从低价随赋收购稻谷、肥料换谷比率过高、田赋带征各种捐款、以及田赋增加所引起。例如自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开始随赋收购稻谷，按田赋每赋元征购稻谷十二公斤，收购价格平均等于市价二成左右，这一巨大差额即为农民负担之隐藏税。又如肥料换谷的比率系由政府规定，通常因肥料定价过高，农民付出了较多的稻谷；至于田赋带征防卫捐与教育捐、以及增加田赋征实的数量等，在在均为农民之额外负担。政府虽不一定直接用之于工业发展，但农业的负担增加，即相对地减轻了工业的负担。根据罗启源先生的估计，在1952年至1971年期间，台湾当局透过各项稻谷征收所得的‘额外收入’，平均每年高达8亿8千7百万元(以1964年新台币固定币值计算)。此即为农业部门之隐藏性赋税负担，对台湾初期的工业发展，自有相当的帮助，这也是台湾工业发展初期‘以农业培养工业’的具体例证。”（注：汤俊湘：《经济政策》，三民书局1981版，第107～109页）
出口农产品换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外汇，也是台湾工业发展初期的显著现象。在1952～1960年间，台湾的对外输出，均以初级农产品及农产加工品为主，二者之和皆占出口总值的60%以上，最高曾达92%。1961～1966年期间，二者出口之和，也在出口总值的50%～60%之间，1966年以后，此项比重才低于50%，到1977年已降至12.5%。可见当时农产品出口确实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实现了“以农业培养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农地改革为台湾的工业化提供了粮食保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人口迅速增长，成为世界人口密集最高的地区。不足3.6万平方公里土地、宜农土地仅占总面积24%的台湾省，从1952年到1965年的14年间，人口净增450万，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226人增加到351人。又根据1999年的统计，台湾人口已达2200万，比1952年净增1387万，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611人。（注：李家泉主编：台湾经济总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824页）粮食供应的困难，可以想见；再加上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更增加了粮食供应的困难，但由于台湾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农地改革，不仅解决了人口高速增长所需的粮食供应问题，而且保障了工业化对粮食的需求。
台湾粮食产量战前最高记录稻米为1402414吨，甘薯为1769930吨，小麦为6559吨。由于战争破坏，生产萎缩，1946年稻米降至894021吨，甘薯降至1330506吨，小麦降至1315吨。经过多方努力增产，到1949年稻米方达到1214523吨，甘薯达到2166048吨，小麦达到10051吨，粮食供应显然不足。（注：陈太先等编：《台湾土地问题研究》，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台湾的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台湾粮食及其他生产品的增产奠定了良好基础。以后再加以农业技术的改进，化学肥料的施用和新作物品种的发明和推广，使台湾的粮食产量除了个别年份因严重自然灾害（如1959年的八·七水灾）减产外，产量逐年增加。1954年台湾人口总数为875万人，按每人每年消耗糙米168kg计算，共需稻米14.7亿kg，而这一年的稻米产量已经达到16.9亿多kg。（注：张果为主编：《台湾经济发展》上册，台湾正中书局，1970年，第176页。）
1952年至1961年，台湾人口增长率平均为3.55%，同时，台湾粮食每年平均增加率为4.4%，比人口增加率要高。而且出现人口增长率与粮食增长率成反比例增长的现象：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3.9%；1960年，人口增长率降为3.5%；1961年，人口增长率降为3.3%。而粮食的增长率却在不断增加：1961年比1960年增加5.45%；1962年比1961年增加4.8%。1962年，台湾农民又创下每公顷平均产量3302kg（上下两期合计6604kg），居世界各国稻谷生产“单位面积产量”第一名的记录。（注：潘廉方著：台湾土地改革之回顾与展望，台湾联合出版中心，1965年版，第166～168页）台湾粮食在1950～1970年间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为台湾工业化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详见表1。
表1 台湾人口增长率、粮食自给率
年度 人口增长率% 粮食自给率%
年度 人口增长率% 粮食自给率% 年度 人口增长率%
自给率%
1950 104.58 19603.5 97.51 1970 2.4
91.42
1951 101.99 19613.3 94.29 1971 2.2
94.60
1952 3.3104.32 19623.3 98.49 1972 2.0
88.14
1953 3.8105.57 19633.2 99.82 1973 1.8
88.1
1954 3.7101.25 19643.1 109.09 1974 1.8
88.03
1955 3.896.94 19653.0 106.22 1975 1.9
88.86
1956 3.4100.86 19662.9 106.24 1976 2.2
86.47
1957 3.298.76 19672.3 102.38 1977 1.8
89.76
1958 3.699.12 19682.7 100.52 1978 1.9
84.17
1959 3.999.48 19695.0 97.60 1979 2.0
85.63
资料来源：粮食自给率见萧铮编：《地政大辞典》，（台湾）中国地政研究所，1985年5月版，第629页；人中增长率%见李家泉编：《台湾经济总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824页。
三、农地改革为台湾工业化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要实现工业化，劳动力必不可少。而劳动力的来源，一部分来源于人口的增加，另一部分则是由农业部门转移而来。一般情况下，农村多半都有隐藏性失业的现象，这一部分多余的劳动力，可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帮助发展工业。由于台湾农地改革的成功，粮食生产的大幅增长，台湾地区农村劳动力大量富余，年轻力壮的农村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经商，为台湾工业化提供了人力资源。关于这一点可从台湾农村人口、就业人数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1950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2.9%，1955年下降为50.7%。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农业人口比重继续下降，到1970年降至40.9%，1980年降到29.7%。（注：应廉耕著：《台湾省农业经济》，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25～26页，）
不仅如此，总就业人数虽在不断增长，而农业就业人数却在锐减，1967年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42.8%，1970年下降到36.2%，1978年又下降到24.9%，1980年再次下降到21.5%。（注：潘廉方著：台湾土地改革之回顾与展望，台湾联合出版中心，1965年版，第166～168页）
从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方面来看，15岁至29岁的农村劳动力外流特别严重，1965年时占农村劳动力的41%，到1993年已减到10%左右。有人估计，“如果劳力外移的情况持续，预计到公元2000年时，年龄群15至20岁的劳力将自台湾的农业中消失。”（注：蔡嘉寅，《台湾农业何去何从》，台湾《自立晚报》，1992年12月6-7日。）
又根据台湾《中国农业调查》一书所载，从1960年到1985年这25年中专业、兼业、副业农户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
1960年，专业农户占总农户的49.3%，到1985年下降到14.6%；兼业农户在1960年占30.9%，到1985年降到21.7%；而副业农户（注：凡农家收入2/3以上来自农业生产的，叫做专业农户，凡收入1/3～2/3来自农业生产的叫兼业农户，凡收入2/3以上来自非农业生产的叫做副业农户。）原先占19.8%，到1985年却上升到63.7%。兼业和副业农户合计，占这一年农户总数的85.4%，农业人口和劳力的锐减，绝大多数流入工业和服务业。（注：《中国农业调查》，1960、1970、1980、1985，台湾农林厅编辑出版。）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固然对农业的发展有些影响，但对台湾工业化却大有帮助。因为在台湾工业化刚起步阶段，主要工业都是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涌进城市，可以帮助压低工资水平，而使工业获得廉价的劳动力。
台湾当局在农地改革时，充分照顾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虽然失去了部分土地，但他们得到了合理的补偿，地主虽然不能再象过去那样靠地租剥削过寄生虫般的生活，但他们却可以拿着当局补偿的土地债券、四大公司工业股票和出售保留范围内土地所获得的资金到工商业中大展拳脚，有的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代工业资本家，为实现台湾的工业化作出了贡献。
根据台湾大学农村社会学教授黄大洲的抽样调查，1953年大约有50%的中小地主及其子孙从事农业，另一半人从事工业和服务职业。然而其中大多数地主子孙（约66%）已经从事工业和服务业。换句话说，有没有田地对于他们每人的职业活动已无关紧要，他们都已离开田地。农地改革25年后的1978年，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地主子孙所占百分比已从1953年的66%增加到87%，只有13%仍旧从事农业；仍旧从事农业的地主从1953年的60%减少到1978年的40%；他们都是老农，即使他们想改业也因为年老难得改业了。（注：陈太先、魏方、潘信中著：《台湾土地问题研究》，广东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台湾著名大地主，有些人经过多方努力成为了台湾著名的企业家。例如彰化县鹿港辜显荣家族在日本投降后，仍拥有1.5万多公顷土地，是当时台湾三大地主之一。1952年台湾土改时，辜家土地的大部分被征收，因而获得大量土地债券和工业股票。这就是辜家和信集团跨入工矿企业的第一步。辜振甫继承父业后，又创办了证券交易所，负责股票承销。以这些事业为基础，不断发展扩大，现在已成为拥有40多亿美元的大资本家，居台湾五大富豪之列。
1990年4月，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在全台土地问题会议上曾指出：“政府实施土地改革，获益的不仅是农民，地主也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利益……。我们是用粮食债券和工厂股票，向地主买取土地，因而把地主引导走入工商企业，而地主也因为失去了土地，不能再睡在家中靠收田租过活，于是奋发图强，用他们优秀的智慧，来经营工商企业。现在台湾工厂林立，所制造的产品遍销世界各地，而国内工商巨子、家产亿万的人比比皆是，虽然是他们努力经营的成果，但是如果没有土地改革，他们肯自动走向工商业吗？所以我们的土地改革，一方面把佃农变成自耕农，另一方面把地主变成工商企业家，这些企业家都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功臣。这也可以说是政府实施土地改革所逼出来的，不过不是‘逼上梁山’，而是‘逼上金山’。现在库存七、八百亿美金，统统是他们执行国策的结果。”（注：陈立夫：《国父的土地政策必须完整实施》引载《人与地》(1990年4月30日台北版)，第75、76期合刊。）
四、农地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广阔市场
台湾农地改革使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农民愿意投资也有能力投资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由于负担减轻，收入大量增加，农民也有能力购买生活资料，改善生活(见表2)：
表2 台湾实施耕者有其田前后农户购置生产设备比较表
总计
1949.7～1953.6
1953.7～1957.6 1957.7～1960.6
数量 每年平均 数量 每年平均
数量 每年平均 数量 每年平均
购 抽水机(架) 4709 428311 78 2484621 1914638
买 打谷机(台) 80014727416139403530616
765433159 11086
农 风谷机(台) 3632733026709 167711605
290118013
6004
具 深耕梨(把) 325479 20498
549991375087232
21808
83248
27749
牛车(辆) 24102191696 169 10071
251813354
4451
喷雾器(架) 2775925241565 391 4327108221869
7289
手拉车(辆) 1742315841532 383 9007225268842295
农 购买耕车
246949
22450
7355118388
152564 38141
120834 40278
事 修建谷场
210076
190978 359843
89961
548733 137183 1192186 397395
设 修建堆肥舍 631959
57451
7498718747
310480 77620
245992
81997
备 修建畜舍
359670
32697
6106915267
168593 42148
130008
43336
资料来源：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第81～82页。
*本表根据台湾全省承领公私耕地284590户的调查绘制。
抽水机、打谷机和风谷机等农业机具的大量购买，带动了台湾农机工业的发展；修建晒场、堆肥舍和畜舍、双带动了建筑材料工业的发展，详见表3。
表3 台湾省实施耕者有其田前后农户生活改善比较表
总计 1949.7～1953.6 1953.7～1957.6 1957.7～1960.6
数量 每年平均数量每年平均数量每年平均数量每年平均
衣 添制新衣(件) 114828810 10438983 31274896 7818724 48259004 12064751 35324910 11774970
着 购缝纫机(架)93730 8521 9934 2484 302567564 5340 17847
房 兴建房屋(坪)
33390330355 4209310524 1280533201316375654585
屋 修理房屋(坪)
87411779465 1637244093137346993367336924112308
购自行车(辆)21225119296 43178 1079586173 2154382900 27633
桌子(件)19878015344 24418 610557336 1433487026 29008
椅凳(件)54604649641 73092 1827317223243058300722100241
购 橱柜(件) 13637912398 19478 4820 470901177369811 23270
置 新装电灯(盏) 44036940034 17385 4346 9616824042326816108939
家 床被蚊帐(件) 17136115578 12036 3009 288157204 13051043503
具收音机(台) 32186 2926
602 151
441 1103 27173 9058
资料来源：陈诚著：《台湾土地改革纪要》，第84～85页。
注：添制新衣数量1957年7月～1960年6月比1953年7月～1957年6月为低,是采用质料较为提高的原因。
台湾农民在土改后大量购买服装、修建房屋、购买交通工具和购置家具等生活消费品，又促进了相关工业的快速发展。台湾中兴大学汤俊湘教授在他所著《经济政策》一书中明确指出：“（台湾）初期纺织工业的发展，就是以农村为其主要的市场。以后由于农村电气化日渐普遍，农民所得更为提高，因而又增加了对于家庭电化设备的需要。至于为改善居住环境而需要建筑材料，为便利交通而需要脚踏车与摩托车，都刺激了此类工业的发展。有人认为台湾初期工业的发展，应归功于光复以后实施的土地改革，因为土地改革增加了农民的所得与购买力，为民生工业提供了广大市场。至于农用品的需要，也随着农业发展而逐渐增加。以台湾为例，制造肥料、农业机具、农药、饲料等工业的发展，都与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中尤以肥料工业的发展最为迅速。1946年台湾生产的化学肥料只有4843公吨，到1980年增至209万公吨，增产了432倍。”（注：汤俊湘：《经济政策》，（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06～107页。）
台湾“中国土地改革协会理事长”萧铮先生也揭示了农地改革与工业化的关系：“台湾因有耕者有其田政策，农产大为增加。占人口多数之农民的购买力增高，因有国内轻工业之兴起；并因地主之土地供征收后所得之土地债券及公营事业股票等，引之转其投资方向于工商业，于是在耕者有其田后期四十七、八年间(1958年、1959年)，台湾经济即趋繁荣。当时农产出口亦成为国际贸易之先导。台手工业兴起后，轻工业亦继之而起。至五十二年(1963年)耕者有其田案所发债券已完满收回，农民每年应缴之地价（计值每年在五十亿元以上）留在农村，为增加农产或改善农家生活所需，于是农村亦大见富厚。购买力愈增，工商业愈发达，乃最基本之理论，人人了解。故嗣后之台湾经济发展，不能不首归功于农地改革之成功。其所以蜚声国际，举世认为系落后地区经济起飞之模型，其来有自。”（注：萧铮著：《中国人地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修订版，第328～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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