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机制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机制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78年是中国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它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的转折点。它宣告了中国开始告别低效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此后，中国的GDP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增长并非是平稳的，它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剧烈波动，而通货膨胀从多方面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因此，研究通货膨胀真正的成因对于中国减轻通货膨胀的危害，在理论和政策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现有文献对于通货膨胀成因的判断主要是四种：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结构型通货膨胀以及综合型通货膨胀。这些理论最终都将通货膨胀的成因归结为货币供给量和投资的过度增长。但是，上述所有观点都存在一个相同的缺陷，即仅仅停留在研究导致通货膨胀的表层的政策因素，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诺斯和托马斯(1973)曾经说过，要素的增长仅仅是经济增长本身，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认为要素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背后是制度的改善。同样，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和投资的过度也可以看作仅仅是通货膨胀本身，而非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本文就将探讨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更为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即财政分权的影响。
近年来，对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是中国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一些理论认为财政分权对社会福利有正面的影响，而另一些则关注其负面影响。目前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刺激地方政府不断主动采取措施来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从而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上升(Oates，1972；Tiebout，1956)。但与上述主流观点相反，不少研究指出地方政府间日趋激烈的竞争可能对社会总福利造成负面影响。Zodrow，Mieszkowski，Pigou和Tiebout(1986)指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区间税收竞争的后果是所有地方的福利遭受损失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减弱。Wildasin(1989)认为各地方政府为吸引外部资本而竞相改善投资环境，由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是给定的，增加改善投资环境的投入可能挤占了相应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公共支出。因此，加大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与同期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而国内学者对于财政分权负面因素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李实(2003)、Yang(1999)、Chen(2002)、陆铭、陈钊(2004)、Tian(2001)以及Yang和Zhou(1999)用中国的数据系统验证了财政分权体制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根本的制度原因；另外，张晏和龚六堂(2005)、Zhang和Zhang(2003)、Kanbur和Zhang(2005)和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则检验了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与财政分权体制的联系。第二，中国式财政分权还会导致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与重复建设(陆铭、陈钊和严冀，2004；周黎安，2004)。
财政分权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制度变迁。在1978年前，由于中国处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银行信贷和投资权利都被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因此，虽然普遍短缺使得经济承受着通胀压力，但这种隐性的通胀被高度的集权控制住了，使得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间的通货膨胀水平极低，并且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但是1978年以后，随着财政分权改革，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大为升高，同时其波动也很剧烈。通过计算1953-1978年和1978-2005年这两个时间段内通货膨胀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我们发现1953-1978年之间通货膨胀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是0.009和0.039；而1978-2005年的结果则分别是0.059和0.070。财政分权前后通货膨胀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提高了6倍和1倍。因此，从数据上看，中国的财政分权和通货膨胀具有很强的时间先后性。本文即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式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并对该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二、财政分权影响通货膨胀的机制
(一)国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引言所述的财政分权基本原理。一般认为，财政分权是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其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Damiel(2000)将稳定的物价看成是一种公共品，在财政分权的基础上，由于地方居民厌恶通货膨胀，地方政府在居民“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这两种约束下，将为降低地方的通货膨胀而努力。因此，财政分权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第二、Barro and Gordon(1983)认为中央政策制定者一般有激励去违背稳定货币供给的承诺，因为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有着正效应。但是，若中央将财政和货币的一部分权力转移给下级地方政府，而后者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投资，就会较少违背稳定货币供给的承诺。在这个机制中，投资实际上起了“以脚投票”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分权也是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但是，在中国，这些机制并不必然起作用，理由如下：
1.以上第一种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理论成立的前提是：“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约束和激励机制有效。但是，这两种机制在中国实际上都很难起作用。首先，相对于西方国家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的财政分权实践，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是建立在中央与上级政府委任制的框架基础上的。换句话说，西方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是分权的，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而中国则仅仅是在经济上分权，在政治上仍是高度集权的。其直接表现是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则是由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西方的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并不成立。其次，“用脚投票”机制起作用的前提是人口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但中国至今还存在着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这样，政府的行为并不受到居民流动的约束，传统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也不起作用。
2.以上第二种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理论成立的前提是：投资所充当的“用脚投票”机制能够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重要的约束，而投资环境，特别是稳定的物价水平对于吸引投资具有很大的作用。但可以发现，在中国，优惠的土地、贷款和税收政策对于吸引投资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稳定的物价水平。或者可以说，在国外，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是吸引投资的前提，而中国则相反，中国的高通胀可能正是投资过度的结果。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
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是在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可以说，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的最大的特点是经济上的分权和政治上的集权并存。单纯的经济分权并不能形成对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因为在实行经济分权后，由于地方政府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地方政府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产生不利于整体经济的行为，出现所谓的激励不相容。为了约束地方政府的上述行为，同时更是为了让地方政府有激励去发展地方经济，中央就必须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加以监督并且需要设计出一个易测量的指标对其绩效加以衡量。可以认为，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整个经济当作一个大的政治组织来对待，中央政府企图在这个大的组织内部通过财政分权模拟出一个类似企业组织的激励机制出来。由于经济增长相对易于衡量，中央就将相对经济增长指标作为衡量地方政府的绩效的关键性指标。如此，中央就创造了一套针对地方政府绩效的激励机制：在高度集权的垂直政治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通过相对经济增长指标来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然后利用自身在政治上的权威来对地方政府进行奖励和惩罚，即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和其相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挂钩。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各自的政治升迁而努力的围绕地方的经济增长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就是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的逻辑。本质上说，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张晏等，2005；王永钦等，2006)，这与西方国家的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是截然不同的。
以上将地方政府的相对经济增长绩效和政治升迁相挂钩的激励机制客观上促进了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争，但是这种激励机制在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也带来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研究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
1.货币经济层面。钱颖一等人从软预算约束的视角，认为财政分权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场化激励，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即所谓的维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Weingast，1995；McKinnon，1997；Qian and Weingast，1997)。随着市场化的进程的加速，不存在软约束并且产权更加明晰的非国有经济快速的发展起来了，其产出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也不断的变大，而国有经济的份额则不断缩小。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借助国有经济去继续推行国家的“赶超战略”(林毅夫，1994)，就必须维持国有经济的就业和投资份额。在国有经济的产出的份额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要达到目的就必须将外来资源不断注入国有经济中。中央政府有三种方式为国有经济注入资源：(1)财政补贴；(2)国有银行低成本贷款；(3)直接发行货币。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分权的限制，中央财政收入大大降低，财政补贴对于国有经济发展来说杯水车薪。而通过银行系统的低成本信贷资金注入的方式实际上也不可行。因为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地方的国有银行受地方政府控制(韩朝华，2003)，其领导大多由地方政府任命，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对于地方国有银行信贷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中央政府。而且，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不会有激励向面临破产或经济绩效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援助，因为这种援助会削弱地方政府对流动要素的竞争优势(Qian and Roland，1998)。结果是，地方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国有银行的低成本信贷资金更多的流入了非国有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最终，中央政府只得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补贴国有经济，而这就导致了通货膨胀。
2.实体经济层面。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中央给予了地方政府很大的权利，不仅包括配置本地剩余财政收入的权利，还包括各种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和各种资源配置的权力。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更好的政绩，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央给予的权力来吸引投资：一方面，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资源，可以利用土地优惠政策进行引资；另一方面，由于掌握着地方国有银行，地方政府可以要求银行为外来企业提供低息贷款。而对企业来说，只要寻租成本小于从低息贷款中得到的收益，就会乐此不疲；为了吸引外资，地方政府还大量实行税收优惠，甚至给予外资远低于国内企业的税率，即所谓的“超国民待遇”。除了采用正常的权力范围内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甚至采取非法的或者变通的方法进行的财政竞争，这些措施包括：擅自减免税、税收先征后返、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等。在这些优惠政策组合下，企业必然产生了对各种要素的超额需求，结果是投资过度，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将对以下假说进行验证：
假说1、中国的通货膨胀产生的直接因素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和投资的过度，因此，货币供给的增加和过度投资与通货膨胀率正相关。
假说2：中国的财政分权是通货膨胀的制度根源，财政分权通过货币供给和投资这两条途径间接作用于通货膨胀。财政分权程度与货币供给增长率、投资增长率成正相关。
假说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分权程度的加大会加剧通货膨胀，即两者是正相关的。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由于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因素很多，若要分离出目标变量对于通胀率的单独影响，同时为了防止谬误回归，就必须控制其他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根据现有文献，对通货膨胀率有影响的因素包括：盯住的名义汇率(Ghosh et al，1995；Giavazzi and Pagano，1998)，进口比重(Romer，1993；Daniel，2000)，中央银行的独立性(Alesina and Summers，1993；Culierman，1992)，政治的稳定性(Cukierman，Edwards and Tabellini，1992；Cukierman and Webb，1995)，经济增长率(Andrew and Shigeru，2004)。但是，以上文献的数据都是跨国的截面数据，各国的变量变异很大，不适合纳入方程。本文用的是中国一国的时间序列数据，以上有些变量在样本范围内变异太小，因此未将其纳入方程。例如：盯住的名义汇率在国外文献当中是作为虚拟变量来处理的，但中国的中央银行一直以来都是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所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样本期内没有变化。因此，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取的控制标量为：经济增长率和进口的比重。
本文为了检验上一节提出的三个假说，我们建立以下的实证模型：
1.假说1的检验模型为：
这里：INF表示通货膨胀率，INV表示投资增长率，LNMR表示货币供给增长率的自然对数，LNIM表示进口比率的自然对数，LNRGDP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自然对数。根据假说1，我们预期有：
这里，D1表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虚拟变量，LNFD表示财政分权的自然对数。
在这个模型中加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LNRGDP)作为控制变量。这是因为：第一、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宏观调控也逐渐地从行政手段变为经济手段，而货币供给量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手段之一。调控的方法就是根据经济的增长情况，使用货币供给量的手段进行微调，因此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率相关。第二、根据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投资率一般是“引致性”的，投资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第三、财政分权也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中国的财政分配体制的承包性质，地方政府能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实惠(沈坤荣，2006)。因此，为了防止谬误回归，必须将经济增长率加以控制，才能得出财政分权对于货币供给增长率与投资率的真实偏效应。根据假说2，即中国的财政分权才是通货膨胀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并通过货币供给和投资增长间接地作用于通货膨胀。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是从1980年到2005年的年度时间数据。虽然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Young，2000；Poncet，2002，2003；Poncet，2002，2003；周黎安，2004)，但是中国的各省之间的联系仍然要远远大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政治和文化方面。因此，中国省级之间价格指数由于地区之间的套利机制(地区间贸易)而极大的消除，从而各地区之间的通货膨胀率也将趋同。所以，研究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就不能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而最好使用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另外，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数据在1980年之前无法得到，所以本文采用的时间跨度为1980年到2005年。
本文用到的各种指标如下：
财政分权指标(FD)。目前文献中关于财政分权主要有两种方式度量：第一、Oates(1985)所用的财政支出指标，他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份额来刻画财政分权程度；第二、用自主收入的边际增量来刻画，Liu(2000)使用了这一指标。不同的指标各有利弊(张晏等，2005)，而本文使用更为通用的前者。并且，由于财政收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的复杂性，使不同级政府真正拥有的财政资源显得较为模糊，因此本文把财政分权定义为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份额。为了克服异方差，同时也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我们对所有取值为正的变量都取对数。其中财政分权的对数形式记为LNFD。
经济增长率(RGDP)所采用的指标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1978年为基年)的增长率，取对数后为LNRGDP。
通货膨胀率指标是用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以1978年为基年)计算得来的，记为INF。由于该指标在有些年份为负值，故不应该取对数。
货币供给量增长率(MR)根据货币供给量M[,1]计算得到。由于货币供给量M[,1]现成的数据只有从1990年到2005年，为了取得1978年到1990年之间的数据并保持数据计算的一致性，本文采用易纲(2004)的方法，即货币供给量M[,1]=M[,0]+企事业单位的活期存款(其中M[,0]为年终流通中的现金)，并取对数记为LNMR。
投资率增长率(INV)根据名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计算得到，由于该指标在样本期间存在负值，所以不应取对数。
1994年我国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是财政分权改革过程当中重大的制度变革，本文用D1表示1994年财政改革的虚拟变量，1994年前取0，1994年后取1。由于分税制改革实质上加强了财政集权，所以我们预期D1的系数为负。
进口的比重(IM)用进口的名义值比上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后记为LNIM。当该指标越大，说明一国的开放度越高，其比较优势发挥的越充分，这样有利于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降低。因此，我们预期进口比重的系数为负。
四、实证结果
(一)单位根检验
菲利浦(1986)指出当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将会造成谬误回归，沃森(1989)证明了当变量存在单位根即非平稳时，传统的统计量如F值、DW值以及R平方会出现偏差。为防止谬误回归并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有效性和最佳性，我们首先对指标INGDP、ININF、INFD、D进行平稳性分析。我们使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下表1。
注意：上述变量LNMR的一阶差分的ADF统计量为-2.80，大于5%临界值-3.02，即按照ADF检验其在5%的水平上不显著，其精确的P值为7%，因此其仅在10%水平上显著。我们使用PP检验后，LNMR的一阶差分的PP统计值为-11.95，而相应的5%临界值为-2.99，其精确的P值为0.00，高度显著。因此，结合ADF检验和PP检验，我们可以接受LNMR的一阶差分为平稳的。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以上所有变量的水平值都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所有变量的水平值都是非平稳序列。而所有变量的差分都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都是平稳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上述所有变量都具有单位根，且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检验
通过ADF检验可知以上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因此可对它们进行协整分析。恩格尔和格兰杰提出两步法估计协整向量，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向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再把协整回归所得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EG两步法得到的协整参数估计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强有效性，但在有限样本条件下，这种估计量是有偏差的。为了克服小样本条件下EG两步法的不足，约翰森(1988)提出了动态分布滞后模型(VAR)来估计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无偏估计。朱什利斯(1992)研究了单变量协整模型与多变量协整模型，结果显示：相对于单变量的协整模型，多变量协整模型的残差更小，解释力更强。本文用多变量约翰森协整检验对各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分析。
1.中国通货膨胀的表层决定因素。在检验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之前，我们先检验假说1，即中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决定因素，我们对INF和LNMR、INV、LNIM、LNRGDP作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以上协整方程显示：货币供给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其符号与预期相符。即在长期，货币供给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均与通货膨胀率呈正相关关系，它们是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本文提出的假说一得到了证实。
另外，两个控制变量进口比率和经济增长率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异于0，且都与通货膨胀率负相关。其中，进口比率的符号与预期相符，说明随着进口比率的提高，我国变得越来越开放，从而比较优势发挥的越充分，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而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负相关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对于经济调控的手段也在不断完善，从而对通货膨胀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1995年，我国对银行体系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目标是建立间接调控为主的调控体系。以1995年为分界点，我们计算了1980-1994年间和1995-2005年间的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结果是：1980-1994年间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是0.085和0.071，而1995-2005年间这两个指标分别是0.030和0.054，即1995年银行改革之后，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水平和波动性分别比1995年之前降低了64.7%和23.4%。
2.财政分权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根据假说2：中国的财政分权是通货膨胀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是通过货币供给和投资率的增长间接作用于通货膨胀的。为了检验这个假说，我们分别用INV、LNMR对LNFD、LNRGDP、D1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方程见(2)式和(3)式，结果见下表3和表4。
根据表3、表4可知，INV、LNMR和LNFD、LNRGDP、D1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其协整方程为：
以上协整方程表明：财政分权确实与投资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即假说2得证。这说明中国改革以来的财政分权改革在给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之后，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的增长，一方面通过各种优惠手段吸引国内和国外的资本，过低的要素价格造成了投资过度；另一方面，由于非国有经济表现出来的活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重点扶持非国有经济，而将维持国有经济生存的责任推给了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又由于财力的限制和对银行体系信贷控制力的下降，而不得不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来补贴国有经济。由此，中国改革以来的财政分权改革通过投资率、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提高间接提升了通货膨胀。
在(5)式的投资增长率方程中，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负相关，但是影响系数很小且不显著。这表明经济增长率对投资增长率的影响不大，这一点与西方的“引致投资”理论预期不太相符。对此的解释是：虽然中国的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投资的增长，而不是最终消费的增长。因为中国处于剧烈的市场化转型阶段，各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卫生等)不断的从国家全部承担转变为个人承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较高的储蓄率，从而降低了消费。事实上，中国的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在(6)式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方程中，经济增长率与货币供给增长率负相关，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宏观调控的手段变得越来越市场化和制度化，使货币供给更多的根据经济增长的情况进行微调以减少经济的波动。因此，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有利于减缓货币供给的增长率。
对于分税制改革的虚拟变量D1的系数，(5)、(6)式中都是负值，这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因为分税制改革实质上加强了财政集权。但是其系数都很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分税制后虽然中央加强了财政集权，但是各地方政府通过预算外和体制外的财政收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分税制的财政集权效应。
3.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总效应。在检验了通货膨胀的表面因素之后，我们现在来检验假说3。检验方程为(2)式，即检验INF和LNFD、LNRGDP、LNIM、D1的协整关系，结果见下表5。
根据表5，我们可以得出：INF和LNFD、LNIM、LNRGDP、D1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其协整方程为：
协整方程(7)式表明：中国改革以来的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总影响是正的，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异于0。这就验证了本文的假说3，即中国的财政分权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制度性根源。
至于其余的三个控制变量，经济增长率与进口比率的系数均为负，与协整方程(5)的结果一致。只是在这里进口比率系数不显著。而分税制改革的虚拟变量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相符，且在统计上显著。
综合以上四个协整方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货币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增长是中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而财政分权才是通货膨胀产生的深层次制度根源，并且它是通过货币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间接影响通货膨胀的。
五、结论
本文提出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行为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并且用协整检验的方法研究了1980-2005年间中国的通货膨胀的表层决定因素和制度性根源，以及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一)对于中国的通货膨胀的表层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货币供给量增加率和投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二)对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的表层决定因素的协整分析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对货币供给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分权通过货币供给和投资两大途径间接地对通货膨胀产生作用。
(三)对于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的总体协整分析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分权程度的加大显著加剧了通货膨胀。
本文通过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对我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避免发生过高的通货膨胀可以给出以下的启示：第一、投资的过度是由于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导致，而这又是由于中央以相对经济增长作为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标准所致。要抑制投资过度，政府需要设计更为全面且宜衡量的考核指标。第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国家对低效国企的大量补贴，而这种低效源于国有经济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1994)。剥离国有经济的政策性负担可以增强其效率，由此间接控制货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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