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关系的现代性境遇与超越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群关系论文,现代性论文,之路论文,境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3)05－0078－07
党群关系既是理论界和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也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课题。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致使党群关系的发展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四个考验”。因而，如何促进新时期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已成为理论研究中的热点话题。甚至可以说，每一个党群关系的研究者都欲献出一份“药方”，试图破解当前困扰党群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然而，党群关系遭遇到的种种挑战的突围，并不取决于“药方”的数量，到往往取决于研究者对党群关系之症候有无确切的诊断。近一个时期，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当下党群关系问题的症候诊断，不乏一些新颖的分析视角，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公民社会视角，分析党群关系所面临的挑战。“社会利益分化要求党群关系建设的总体思路必须突出利益代表性；民间组织的大量生发使得拓宽群众政治参与渠道成为处理党群关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意识的形成要求党群关系建设必须有利于促进公民文化的成长要求。”①二是从社会转型出发，分析党群关系面临的挑战。当前社会阶层的分化，对执政党提出了该如何代表这些不同利益群体的问题；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如何代表和保护海外公民的利益；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提高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信息化对党群关系的挑战②。三是从政府的公共性和自利性视角出发，指出政府公共性建设需要从执政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入手，而对于政府的自利性则需要从个人、团体和阶级三个层次的分析入手③。显然，这些研究视角都触及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在现代性渐已成为中国社会主导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运行机理的情况下，党群关系不可避免地要直面这一现代性以及由其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以上这些基于某种视角对党群关系的研究，对党群关系的现代性遭遇并没有予以系统解读。要从基于现代性某一片断的视角困境中超拔出来，我们必须自觉的获得一种始源性视角，以便揭示党群关系的现代性问题所蕴含的最基本内涵，继而对党群关系的研究获得理论上的自觉，以超越当下诸多开药方式及应景式问题研究的路径依赖。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中的党群关系理论内涵
对党群关系的现代性遭遇作出解答，首先必须对党群关系的理论内涵予以回答。就党群关系的内涵来看似乎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了，但熟知并非真知。只要我们对党群关系作一认真思考，不难发现党群关系的内涵在不同时代、国度的现代性语境中有着很大差别。因此，重新“回到党群关系”就显得极为必要。“回到党群关系”并不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群关系研究的文本视界，而是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理论的解读，即从“效果历史意识”出发，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理论的文本视域和历史视域的融合，构建一种更新的“历史效果意识”，以解答当代语境下党群关系的现代性遭遇的种种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过程与其说“回到党群关系”的路向，不如说是“发现党群关系”的研究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党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推动力量和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④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工人群众为依托，即是说党的领导地位取决于工人乃至人民群众的认可。马克思指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当前的直接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两个方面既是党群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群关系的基本规定。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专门提到过党群关系的概念，那么在列宁的党建学说中，如何正确认识党群关系，以及在实践中密切党群关系，则构成了他一生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列宁不仅缔造、组织、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实践，而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理论。列宁指出：“党是阶级的先锋队”⑥。但是，列宁清醒地意识到：“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⑦因此，列宁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和密切党群关系之间的结合。不过，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是，列宁的群众概念不仅是指工人群众，还包括广大人民。然而，无产阶级与一般被剥削群众不同，其不仅与党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而且是人民群众中最先进的部分。即“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⑧。换言之，从结构上看，列宁的党群关系呈现三个阶梯：党—无产阶级—群众。不难看出，列宁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群关系理论。在另一方面，他还从实践中不断探索密切党群关系的方法。列宁认为，要巩固和发展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必须重视党自身的建设、制定符合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健全完善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等。否则，便有可能破坏在革命时期建立的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列宁对俄国共产党人告诫道：“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⑨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党群关系理论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一是提出了密切党群关系的领导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⑩二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党群关系中作了新的定位。“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即是说，每一个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永远为人民服务。三是对于党如何才能长期保持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种子与土地的关系，提出了很多卓越见解，至今仍有深远指导及现实意义。如毛泽东倡导要用科学的方法教育和引导群众——应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做群众工作要采取民主和教育的方法等；反对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必须戒骄戒躁，必须谦虚谨慎，等等。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对执政党作出了科学定位：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时期完成特定任务的工具。“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在邓小平看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只有继续紧密联系群众，听取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情绪，代表群众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中国人民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蓝图，也离不开党的领导。“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不过，邓小平的党群关系始终是以人民利益为立足点。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具体化了执政党的执政宗旨。
江泽民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群众观，而且根据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一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指出：要不断“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不论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最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一个闭合系统。“实现好”说到底是由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所决定；“维护好”反映了党的执政目标；“发展好”则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手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更是体现了执政党的理论自觉。而这其中，密切党群关系则是核心内容。正如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归结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归结为“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十六大以来，胡锦涛进一步提出和推进了党群关系理论之思想基础：“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群众观，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1)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胡锦涛不仅从思想层面重视密切党群关系，而且十分重视密切党群关系的制度建设，强调一要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二要加强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强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的鲜明政治立场。
综观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理论，不难发现，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群众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任务和使命也有很大不同，这恰恰反映了现代性社会是一个充满着不断变化的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理论内核不会变。具体而言，一是密切党群关系这一主题不会变。不论是革命党，还是执政党，都必须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依托，并且要不断巩固和加强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二是在党群关系发展过程中，党的自身建设尤其重要，并不断被加以强调。党要植根人民、造福人民，不脱离群众和防止腐败，就必须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三是不断探索和创新密切党群关系的理念、方式方法等。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建设上，不论是在党风建设上还是在重视对群众的教育和引导上，每一代共产党人都对此作了大胆探索和伟大创新，丰富了密切党群关系理论。
二、党群关系的现代性境遇
党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一个鲜活、流动的理论范畴与实践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随着政治主题、政党使命以及社会情势的不同而呈现出多元的面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加深所带来的“整体社会语境”的转变，为党群关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下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它是中国现代性不断显现与实现的过程。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包含痛苦相伴”(12)。随着社会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主体、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日渐多元化、多样化，市场逻辑“无孔不入”地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以往的社会相比，党群关系所遭遇的“整体社会语境”发生了扭转，社会的多元分化一定程度地损害了党的领导地位、抽空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社会土壤。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之下，权力的行使越来越体现出强烈的利益化、功利化导向，层出不穷的“寻租”、“腐败”现象严重地损害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地方政府GDP主义的硬发展观造成民生虚位
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关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民谋福祉一直是其永葆生机的法宝之一。在革命年代，党与群众之间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曾形成密切的“血肉联系”与“鱼水深情”。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盛行追求单一的GDP数字的“硬发展观”，用经济发展代替社会整体发展的做法，较大地倾斜了党群关系的“价值天平”。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数字增长的“硬发展观”，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庸俗理解，将经济发展视为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采取还原主义的思维，将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结于经济问题。”(13)这种发展观在实践中逐渐蜕变为激进的“GDP中心主义”及与官僚政绩考核有关的干巴巴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无法让人民群众切身体会与享受。
“硬发展观”所带来的“唯数字主义论”以及“GDP中心主义”，严重违背了党群关系应有的价值逻辑。首先，这种发展观念以及实践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未能正确处理好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从理论源头上未能澄明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发展的目的本是为了群众，为群众提供殷实的物质财富及充裕的精神文化资源。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未能体现出强烈的民生导向，“与民争利”的现象屡见不鲜。其次，GDP中心主义的发展逻辑目光短视，注重即时效应。地方政府“GDP中心主义”发展观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当地领导人的政绩，“面子工程”、“政绩效应”、“数字出官”等现象，在一些地方政府层面体现得尤为突出。最后，与这种单一化的发展观相伴的是，发展过程的盲目性和不计后果性，未能考虑到群众的现实福祉乃至下一代的长远利益，而是不计后果地以牺牲资源、恶化环境为代价。
由于发展手段的严重不合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民生投入方面未能有效地同步递增，从而严重忽视群众基本的生存、发展利益，造成政府绩效考核价值扭曲、指标缺失。“对于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重视不够，教育、卫生、文化、就业、住宅、社会保障等事关民生的公共事业重视和投入不够等问题都源于此。”(14)关系人民群众生计、生存、发展以及重大利益关切的投入，未能得到有效地供给与满足。由此，在推动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并未能有效地为人民群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切实、充足的民生投入。而一旦群众感受不到来自执政党带来的照料与关怀，对于执政党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也将会成为常态。地方政府这种唯GDP论的发展观，严重影响到当前我国良序的政治生态，尤其是制约着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无论是在对人民群众主体身份的尊重，还是对民生的各项公共投入方面，一些地方政府表现出突出的“政府中心主义”倾向，在党群关系问题上缺乏长效的互动机制。
(二)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致使民心流失
官僚制一般是由一种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根据固定规则不间断地推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它具有等级制、非人格化、延续性和专业化的特征。“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取代了过去的政治教导和思想干部，成为党的主要政治精英”(15)。官僚制在现代性追捧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以及市场经济交换逻辑的引导之下发生“变异”。伴随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深度介入而来的是工具理性的扩张和官僚体制的膨胀。官僚主义与执掌权力联系在一起，是权力运用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外示，表现为不关心群众疾苦，脱离群众实践，高高在上，强迫命令。一旦权力使用者脱离了群众，其行为方式必然是形式主义。中国共产党一直有反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优良传统。延安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就发出过“整顿党风以反对官僚主义”的号召。后来他又明确地批评过官僚主义的做法，“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16)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渗透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行使受到强大的利益逻辑冲击。她作为执政党，权力来源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一贯宗旨。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存在，严重影响到党群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首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质上体现出对人民群众的不尊重以及对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漠视。群众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陷入虚位态势，对于群众关心的问题、反映的情况以及提出的诉求缺少积极的回应，反而“踢皮球”、“打官腔”、“推卸责任”，未能体现出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人民群众是执政党最有力的监督者，对于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拥有知情权与监督权，履行作为监督者的职责。其次，由于党内的不少官员出现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在当下党群关系内部造成了权力与权利的高度紧张。少数权力行使者对权利拥有者充满了漠视甚至敌对，对于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缺少应有的关注，致使人民群众对党内的部分干部充满着不信任，原有的“血肉联系”与“鱼水深情”被权力的利剑强行割断。最后，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一些群体性事件反映出部分官员对于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的傲慢行使，也给党群关系的不和谐发出了警示与警醒。许多群体性事件之所以产生，本来源于很小的冲突，并且是由于群众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所导致，但由于社会管理观念的落后和官僚主义习气的存在，许多领导干部不是虚心地、理性地与群众进行沟通交流，而是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导致党群对立。
“民心”是人民群众对于执政党执政合法性认同的根本所在，是人民群众是否认可政权的重要标志。“民心”反映出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赖关系，当人民群众对于执政党不信任的时候，也就会出现“民心”流失的现象。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存在，漠视了人民群众的权利与利益，割断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深层次交往的内在纽带。“民心”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而“民心”塑造就是一个执政党赋予人民群众物质利益、尊严权利的过程。一旦执政党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消极倦怠”、“漠不关心”、甚至是“推诿阻拦”，党群关系将会出现致命性的破坏，而民心本身也就会消耗殆尽。
(三)多元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冲击引发民意散化
在告别传统社会依凭暴力的专制政治后，执政党合法性的凭据不再是强权，而是需要社会成员接受其意识形态，塑造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认同。“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权力，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17)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从根本意义上说不再是诉求于单一化的经济增长，人们是否信赖执政党、尊重它的执政地位，取决于执政党是否取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
在当下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达到空前的程度，利益主体日渐多元化，不断涌现新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以及社会阶层。与之相伴的是，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多元化局面。不同的社会主体有着自身的利益凭据和价值立场，并出现多元社会思潮丛生的景状，社会公共领域成为不同思想潮流、价值观念“百舸争流”的场域。它所带来的后果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更加激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遭到挑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以更加复杂、隐性的方式渗透至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隐含的和平演变图谋一直未有停止。“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和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并存的现实，给我们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了挑战。”(18)以意识形态宣传为重心的思想文化领域将会出现弱化景象，形成主阵地“失守”、主战线“失利”以及主力军“涣散”的局面(19)，进而导致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基础出现动摇。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价值观领域出现了空前的迷失与迷茫，传统的凋敝、自由主义的侵袭、“三俗”文化的滥觞让执政党所推行的主流价值观推行一度陷入尴尬与无奈的境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力与认同度。由于人们的价值选择出现多样化，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领域中容易出现混乱与盲从，加上由于社会分化所引起的“思想空场”的出现，执政党所宣扬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未能有效地传达至人民群众心中。人民群众在思想领域未能实现对执政党足够的认同，必然造成对于执政党的不信任。党群关系的维护需要足够深厚的心理基础，只有取得人民群众真正认同和信赖，执政党才能够实现党群关系的和谐。
三、党群关系的现代性超越之路
在当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党群关系既在这一现代性境遇中展开，又在开展中遭遇着现代性所引发的种种问题的冲击。显然，党群关系的现代性遭遇不是某一局部、某一表层而言的，即是说党群关系的现代性遭遇是一个全面的、深层次的问题。因此，如何积极、科学、有效地应对党群关系的这场现代性遭遇战，从而使党群关系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得以永葆生机与活力，是我们不得不加以严肃思考的问题。我们以为，在党群关系的建构与完善中，执政党自身建设是关键，民生建设是着力点，意识形态建设是精神枢纽。
第一，立足执政党自身建设，以政党转型牵动党群关系转型
尽管党群关系是一项关系性的范畴，但执政党自身建设构成党群关系的关键因素。邓小平曾说过，“办好我们国家的事情，关键在于我们党”。执政党执政能力如何、对待群众态度与做法如何，都深层次地影响着党群关系的稳定与和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光荣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所以能够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和谐关系，取得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伟大胜利，就在于我们党能够牢牢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随着时代主题的改变以及党的历史使命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历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与之相伴的是，党所面对的历史使命、时代责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是要完成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任务，那么，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要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这一转型，意味着党群关系的模式也将发生改变。群众将成为执政党获至合法性的社会基础与有效执政的力量源泉。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将发生着根本性的价值转向，是否体现出对人民主体性的尊重、对于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重视，成为评判现代党群关系的重要标尺。
在新时期，践行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实现党群关系的深刻转变，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情感联系，需要以政党建设助推党群关系转型。首先，执政党自身需要廉政自律。对于党内腐败问题，应防止执政党内部发生“病变”，必须进行坚决抵制。每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始终秉持“公仆”意识，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避免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思考问题。其次，创新新时期“群众路线”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意义。“群众路线”是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执政党永葆生机的力量源泉之一。执政党需要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新的社会情势、党的历史使命创新“群众路线”，对之作出新的解读。最后，执政党需要改变单一、片面的发展，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理念，就是将人尤其是人民群众作为发展主体，参与发展进程，共建发展伟业，共享发展成果。
第二，大力发展民生，以人民群众满意的发展成果夯实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民生是执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对民生的关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价值追求。改善民生是任何一个政党为维护自身统治必须面对和思考的课题。十八大报告提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奠定了当下民生建设的基本格局。当前，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民生建设对于政党转型以及执政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关怀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福祉，将是中国共产党兑现给人民群众的光荣承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20)民生问题关系着党群关系的持久永续，人民群众是否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稳定的就业岗位、公正的收入机制、完善的保障机制、健康的生活状态、安定的社会环境，是他们评价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
当下，民生建设需要着力解决四方面问题：一是尊重人民群众对公平价值的向往与追求。关注社会公正问题，维护人民群众基本利益，反映最为现实的价值关切。从追求效率为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科学发展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得，更加注重公平，从而实现价值天平的扭转。二是增进对人民群众的公共关怀。只有使发展普惠于更多的阶层和群体，尤其是相对剥夺的社会弱势群体，使其有着同样的机会追求理想人格的实现，党的执政才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三是群众参与政治系统的资格与能力需要不断强化。政党转型要实现以“国家建设”向“社会建设”的转变，社会建设中出现的大量公共决策与事务，需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参与精神，体现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不仅需要执政党发挥其公共性的社会服务功能，而且也需要人民群众发挥在此过程中的知情、参与、决定以及监督等相关作用。四是加强法制建设。由于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行政的强势往往使得一些地方行政长官的意志可以随意凌驾于立法与司法之上，法律成为一纸空文，社会的监督形同虚设，群众对决策的参与更多是一种政治象征，缺乏实质性。必须坚持法制反腐，克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在动力上，必须吸纳更多的法治资源和民主资源，使得权力的运行变得更为透明。
第三，牢牢把握思想领导权，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意识形态是连接党群关系的重要纽带，执政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以及人民群众对于执政党的认同，往往是通过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方式实现的。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是党群关系得以深化的重要路径。现代性政治表明，思想上的领导权与控制权已经逐渐取代了身体上的控制权，成为一个政党赖以持久有效执政的软实力。通过意识形态建设塑造出执政党在思想上的领导权，用意识形态的整合力量将党与群众密切的联系起来，才能在根本上实现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以及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高度认同。
具体来说，一是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是评判一个共产党员的根本标准。在实践中，通过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以及具体实践，真正做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信、真行，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二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不是多么高深的玄幻理论而是朴实的道理，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只是在书斋当中而是要不断地走向社会大众展现其丰富、鲜活的一面。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群，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有针对性、分层次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全社会形成浓郁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氛围。三是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够说服人，就会具有吸引力。在实践中需要“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思想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力；推进理论创新以增强其生命力；实施分层教育以增强亲和力；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斗争以增强群众的辨别力；弘扬主旋律以增强引导力；开辟网络等新阵地以增强竞争力；打造大众化理论宣传品牌以增强向心力；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以增强实践感召力。”(21)
注释：
①戴立兴：《论新阶段党群关系：形势、特点及对策——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体会》，《探索》2009年第6期。
②祝灵君：《党群关系面临的新挑战》，《共产党员》2009年第21期。
③彭穗宁、祝灵君：《多元利益格局中的党群关系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祝灵君：《公共性与自利性——一种政府分析视角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
⑥⑦⑧⑨《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257、249、34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4页。
(12)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社会的几个显著特点》，《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
(13)郁建兴：《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1期。
(14)孙学玉：《当代中国民生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15)徐湘林：《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1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页。
(17)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38页。
(18)王永贵：《新中国60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9)徐之顺等：《论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主战线、主阵地、主力军的战略地位》，《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
(20)周显信、冯灵芝：《关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6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