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创作心理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对于作为物化形态的精神产品——文学作品，鲁迅作为创作主体的精神内涵是多方面而又无比深邃的，诸如宏大的知识结构、独特的气质个性、深厚的艺术素养，以及渗透着强烈个性色彩的日常心理和创作心理，还有那确实存在而又扑朔迷离、难于捕捉的无意识世界……，所有这些方面，都有研究的价值。在上述诸方面中，一个带有关键性质的方面，是主体的创作心理。它，是在主体的气质个性、艺术熏陶、情感积累、日常心理包括无意识等等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一生的精神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进行研究，有着以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鲁迅文学作品的思想与艺术风貌，更准确地把握其创作个性。
美学和现代心理学已经深刻地揭示了文艺作品与创作主体的心理特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看，都是如此：审美意识与审美对象通过实践构成审美关系，两者双向生成，共同演进。在社会实践包括艺术创作的实践中，外界自然的人化与人的心理（内在自然）的人化，具有对称的性质。完形心理学美学细致地揭示了审美意识与审美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这为我们理解文艺作品与主体的创作心理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如果排除了这一理论的生物学化倾向，它对于文艺创作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完形心理学美学的上述观点，与马克思关于“人化自然”的理论以及“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①的命题不仅并不违背，而且是吻合的。如此说来，创作主体的心理与作为物化形态的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不容忽视的。
任何文学艺术家的创作心理，都多多少少带有某一时代的时代精神、审美意识和文化氛围的投影；同时，又是他本人日常心理和整个灵魂审美化的结晶与升华。这前后两个方面，都涉及许多方面，包含许多因素，它们之间始终呈现着按不同比例组合变化的状态。中外文学史表明，处于历史剧烈变革时期的伟大作家，其创作心理往往是异常复杂的。极端的痛苦，迷茫的控寻，火炽的激情，对于人类的深切同情和对于人生带有苦涩之味的眷恋，以及一时或一世难于克服的思想矛盾所引起的全部灵魂的颤动，常常投射在这些作家的创作心理之中。甚至，作家无意识中的一些东西，也不知不觉地浸入他的创作心理，从而使作品呈现出逸出本人创作意图而又捉摸不定的内容和色彩。鲁迅的情况，大抵也是这样。对于他的创作，特别是一些比较难懂、分歧较大的作品，如《野草》中的一些篇章，在研究时，如果仅仅从作家关于创作动机、创作经过的自述出发，从创作方法的抽象原则出发，是很难发掘到它们的深层含义和全部意蕴的。即使是《呐喊》、《彷徨》中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孤独者》、《伤逝》等小说，不也在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方法等方面，一直存在着一些分歧吗？——诚然，有分歧是正常现象，而问题在于，离开了对主体创作心理的透彻的审视，作品的研究难于完全摆脱凭研究者的直感，或者带有凭抽象的艺术原则进行逻辑推演的弊病，从而导致偏离作品的实际。比如《孤独者》这篇小说，一般认为是表现了封建统治对知识分子的重压，以及主人公所表现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的批判。但是，如果联系“五四”退潮后中国社会特别是北京极端黑暗的状况，考察鲁迅在这几年间“四处碰壁”，遭受种种挫折和打击，内心充满了异常剧烈的搏斗，心情十分孤独、悲苦的状况，而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主人公的形象里面带有作者本人自我体验的成分；那么，应该说，这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包含着鲁迅对于生活在那个黑暗年月里，首先醒觉而又在封建统治之下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悲惨命运无比深切的同情，有着作者自我表现和自我解剖的成分。如果说它批判了主人公的什么，那只能是批判了主人公那种被扭曲的向社会复仇的个人主义方式，而不是一般地批判个性主义。如果进一步联系鲁迅终其一生包括后期都未能摆脱寂寞、孤独的情怀，那么，可以说《孤独者》这篇小说还包含着对特定时代的人生进行哲理式观照的深刻体验。“没有人终其一生而未经过孤独”；历史上的天才人物，包括那些出类拔萃的思想家、艺术家，往往具有无法排除的孤独感。伟人的孤独，往往是质的孤独而非量的孤独。上述那个时期，鲁迅固然由于失去了昔日的战友，从而减少了社会关系中的信息量而感到孤独，但他在“女师大风潮”等群众斗争中，与一批爱国青年志向相投、共同战斗，这对于鲁迅会产生一定的鼓舞作用，然而这一点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他的孤独感。作为一位身上埋藏着人的巨大潜能，响往全面发展，并在当时极端不利的社会条件下自觉不自觉地塑造全新的人格类型的思想巨人和文学巨人，作为一位在智慧、热情与才华等方面超群绝伦的天才人物，鲁迅不仅寻觅着改革的生力军，寻觅着一起作战的战友，而且寻觅着能够对他含有超前成分的深刻思想、独特的人生态度以及与这些相关联的独特个性深切了解的“知已”。后期，在他参加了左翼文艺队伍，与瞿秋白同志深有交往并深有接触之后，曾为对方题写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深微曲折地流露了他的孤独情怀。而处在“五四”退潮以后那个时期，黑暗的封建势力尚很强大，鲁迅由于世界观的原因，暂时看不清革命的前途，因之无法摆脱浓重的孤独感，这是可以理解的。此种心情，不只是在《孤独者》中有所流露，《彷徨》集中其它一些小说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写于同一时期的《野草》，因为其体裁是抒情的散文诗，所以更充分地表现了孤独、苦闷的情绪。对以上这些情况，研究者既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评论，还可以从深层心理学、审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如上所述，这一时期鲁迅内心的冲突、搏斗达到了十分剧烈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框架（如过去那种“遵命文学”的路子），已难于控制和容纳他那强大情绪的涌流；而将它如实写出，正是一种真情实感和大坦诚。很厉害的孤独和苦闷，乃至某些绝望情绪，是主体在战斗中产生而复归于战斗的，因此不能把它们从反抗、韧战、探索中剥离出来，孤立地进行评价。从主体心理活动来看，如实地对这些情绪进行表现，正是作家导泄负性情绪、调节自己精神的一种必要手段；从创作心理的角度看，寂寞、孤独、悲郁的日常心理，如果到了一种极致状态，它就会经由升华而变为影响艺术想象的强大动力，推动作家描绘出奇异乃至富于怪诞色彩的画面（如《野草》里的《影的告别》、《过客》、《墓碣文》中的画面），描绘出强烈震撼人心的艺术形象（如《孤独者》中的主人公魏连殳）。因为，“根据心理测定，在平静状态下，表象数目不及激动时的百分之一，这就是在情感白热化的创作状态下，作家的文思左右逢源，如有神扶鬼助的原因……想象是随情感的升降缓急而运动的。”②进一步说，表现于上述作品中的孤独、悲郁、愤慨等情感，之所以在作品中产生的并非完全是负性情感效应，是由于以上这些情感力度很强，它们的活跃、冲动极大地激发了主体原本就有的坚韧顽强的意志力量，提高了主体的自信程度，并从艺术创造中获得了审美愉悦。于是，上述作品除表现了一些负性情感外，还表现了诸如自信、探索、对战斗的渴望等正性情感。这两类情感在作品中是胶结为一、难分难解的。故而，上述作品的内容也就包含着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但是，这两个方面，并非平起平坐，而是以决绝的反抗、韧性的探索为主调，以从悲凉到悲壮的逐渐转变，以及对消极情绪的自我解剖和不断克服，显示了总体与动态发展上的积极意义（如《野草》中的一些篇章）。《孤独者》的锋芒主要是指向黑暗的封建社会与封建势力的；作者对主人公魏连殳错误的复仇方式的否定，包含着自我解剖的成分，整个作品确实有一种悲观、沉重的氛围，但所有这些都是与对封建社会的否定相联系的。对这篇小说消极情调的苛求，或者夸大这种情调，都会有意无意地减轻它反封建的份量。总之，在分析鲁迅一些带有消极情绪的作品时，必须顾及到作品中情感的复合性，不能孤立地看问题；更要分清主次，在动态结构、辩证发展中把握作品的主要精神，恰如其分地分析其消极成分。在此，至少可以这样说：《彷徨》和《野草》中的一些作品，固然带有低沉或颓唐的情绪，但其并非一味消极，在实质上也并不消沉，这是因为它们的字里行间，无不回响着或包藏着反抗之声。在《野草》中，鲁迅对自己灵魂深处的鬼气与毒气坦露之大胆、批判之决绝，不正是主体撼天动地的人格力量的表现吗？作品不寻常的艺术魅力，不正闪耀着主体创作心理诸要素在心态的冲突中奇异组合的光彩吗？！
创作心理的变化，必然引起作品思想与艺术面貌的变异。从《呐喊》到《彷徨》，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前者的写作，正值“五四”高潮时期，时代风涛的激荡使鲁迅焕发了强烈的战斗精神，加之他自觉遵从前驱的“将令”，故而《呐喊》显得战斗意气旺盛，情感激昂沉痛，艺术画面凝整宏阔。后者的写作，时值“五四”退潮之后，主体这时产生了无法解决的思想矛盾，因之《彷徨》的战斗意气有所减退。此一时期主体创作心理中的情感功能趋于突出，情感内容更趋复合化，产生了徘徊犹疑的消极情绪，这导致了作品出现了较强的抒情性和更多的自我表现成分；从整体上说，情感显示了低缓、彷徨、深沉的调子，而艺术画面则变为舒展而又细腻。这就是说，《彷徨》相对于《呐喊》，战斗的意气是相对减弱了，但它的艺术性却有所增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关键在于作家创作心理中的情感成分、情感状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导致了在创作心理诸要素的重新组合中情感的渗透力、辐射度的极大加强。当然，《彷徨》艺术风貌的变化与艺术性的增强，也与此时鲁迅的艺术技巧进一步娴熟、思路较少拘束有关，但创作心理的变化毕竟是最重要的。因为，任何艺术技巧的运用，都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创作心态，而此时作家彷徨的、带有一定内倾成分的心态，恰恰为较充分的抒情和细腻的艺术描写提供了心理条件。
二、有助于清理鲁迅创作活动的一些重要线索，并恰当地解释有关鲁迅创作的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
从总体上说，鲁迅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从他文学生涯的前后演变看，其创作方法呈现着复杂的情况。《呐喊》、《彷徨》从整体上讲，是现实主义的，但这两部小说集包含着浪漫主义成分，尤其是后者，一些篇章的浪漫主义抒情意味比较浓厚。而《野草》更多地呈现出象征主义色彩。在《故事新编》中，浪漫主义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包括象征主义），多多少少对鲁迅的创作有所影响。这种情况的出现，体现了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既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严峻性和主导作用，同时又在创作方法问题上显示了极大的包容性。鲁迅作为一位在创作方法上有着自觉追求的作家，他首先是按照自己创作意图选择方法的；但这种主观选择，却不能脱离自身对于生活的艺术感受的方式和特点，更不能脱离作为这一切基础的主体之创作心理的实在状态和结构图式。我们知道，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最初是十分崇尚西方浪漫主义的，这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但在后来翻译《域外小说集》时，又把目光投向俄国和东欧的现实主义文学。如果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是鲁迅浪漫主义的肇始；那么，小说《怀旧》则是鲁迅现实主义的滥觞。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鲁迅从改革社会和改造国民性目标出发，更看重理性启迪，因之他在现实题材的小说中，坚持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与他作为思想家的涵养及对社会人生异常深刻的观察体验，与他创作时已到中年的年龄特点也都有关系。但是，早期蕴蓄于心头的浪漫主义诗情（发端于少年时代因受民间文艺熏陶而产生的诗意幻想）并未枯竭，更不会也不可能被铲除掉，它只能被压抑在作家的意识之下，成为一种深层的结构和潜伏的功能。而当社会环境或即时情境发生变化，有力地激活了他更多乃至全部的情感弦索之时，他的浪漫主义情愫便自然而然地“冒”出来，作为一种成分表现于作品之中，甚或在作品中成为主调（后一种情况的例子是《故事新编》和后期所写的某些旧体诗）。离开了创作主体情绪感受的广度、深度与具体形态，离开了创作主体直接表现自身情感的内在需求之有无强弱，以及主体创作心理结构中情感与想象、认知的相互关系和组合图式，创作方法的演化是说不清楚的。浪漫主义作为鲁迅整个文学生涯的一条线索，与主体创作心理结构中深层的浪漫主义线索，是内外相应的。
还有一种情况：在同一时期，即1924-1926年，鲁迅不仅写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两本杂文集和《坟》中的一部分杂文，写了《彷徨》里的小说，还写了散文诗集《野草》。十分明显，《野草》在消极情绪的流露上，要比《彷徨》更甚；但它却爆发了极为强烈的殊死的反抗精神。而《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则主要是洋溢着韧战精神的社会批评。三种体裁的作品，所呈现的精神面貌差异颇大。显然，这一现象如果仅仅从不同体裁的不同功能着眼，是解释不清的。应该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深入到主体创作心理的复杂结构，即它具有不同的侧面和层次，这就可能将问题阐发得比较透彻。杂文创作主要从认知和意志两个方面对旧社会进行正面的抗争与论辩；《彷徨》则涉及主体创作心理的全部要素，其中情感因素比以前突出了；至于《野草》的情况更为复杂，主体的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要素都被极大地强化，无意识成分也浸入了，因之作品创造的艺术画面，更多地是作家内心深处激烈搏斗的景象，具有复杂性和奇幻色彩。鲁迅于同一时期，交替地从事三种体裁的写作，说明了主体的创作心理具有丰富性，其结构能够巧妙有效地进行自我调适，同时也说明他作为一位文化巨人在中国历史剧烈动荡、自己世界观将要发生质变的前夜，精神上有着多方面的需求。
还有一些问题，比如鲁迅明明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但他为什么却说自己是“散文式”的人？鲁迅多次说他对自然美并无敏感，但他为什么在一些作品（如《故乡》、《社戏》、《好的故事》、《雪》等）中描绘出了优美动人的自然景致？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为什么塑造了女娲、羿、宴之敖者、禹、墨子等为数不少的英雄形象或带有英雄色彩的正面形象，这是否偶然现象？《故事新编》中为鲁迅所不满、但又被始终坚持运用的“油滑”笔法，是否只与主体的战斗精神有关，而与主体的创作心理结构的调整包括英雄情结无意识地投射无涉？鲁迅多次为搞学问与搞创作的心态矛盾冲突而感到痛苦，但他终其一生并未放弃其中任何一方面，反而总是沉迷于创作、治学、翻译等多项工作，并在它们之间运用自如地交替流转，这种情况，难道只能用鲁迅是天才人物来解释吗？所有这些问题，都更多地涉及到鲁迅的思维类型和创作心理。对于它们，笔者在即将出版的《鲁迅创作心理论》一书中，结合有关章节的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论述。
三、通过对鲁迅创作心理的研究，为文学创作心理学、审美心理学乃至整个美学提供材料。
在西方美学史上，有所谓“自上而下的美学”和“自下而上的美学”。前者是传统的美学，它偏重于从哲学体系、理性思辩方面研究美学；后者则偏重于从审美经验、创作经验来研究美学，它在19世纪由德国的费希纳(1801-1887)所提倡。平心而论，这两种美学应该是互补的关系。否则，将会产生过于抽象、空洞、陷入逻辑推演（前者）或堆积材料、缺乏哲学概括（后者）的毛病。在我国美学界，仍然是“自上而下的美学”占统治地位，只有极少数学者（如王朝闻等）从事着“自下而上的美学”研究。为了使美学从审美实践特别是创作实践中吸取更丰富的养料，为了使文学艺术家特别是世界闻名的文学艺术家的审美经验、创作经验得到哲学概括，从而使东西方美学走向新的融合，我们不能不对各别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艺术家的审美经验，创作心理进行研究。辩证法告诉我们：本质比现象深刻，而现象比本质丰富；“一般”只能大体上包括“个别”，而不会也不可能将“个别”囊括净尽。据此，应该说，任何伟大的文学艺术家身上，都存在着真正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的审美感受方式和审美经验，以及作为这一切升华的审美理想。同主体的创作个性一样，这些东西具有不可重复性。可以设想，如果将这些东西认真发掘出来，加以整理研究，那无疑有助于美学对于美学范畴、审美形态、审美心态的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交错、渗透、联结和过渡，作出科学的描绘和说明。不少文艺研究者普遍感到：西方美学中的范畴，在实际研究中不敷应用；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虽说较为丰富，但由于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的模糊性，时代的变迁性，也很难直接用于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
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理性最强者。这意味着他心理结构中的认知因素十分强大、发达。中外都有人将鲁迅称为理性作家。但是，鲁迅又是情绪型的人；这一点，与周作人一比，便很清楚。这就是说，认知与情感在鲁迅心理结构中都非常突出，而且达到了复杂交织、相互融合的程度。这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心理学家荣格曾指出，思维功能与情感功能“彼此不易成为对立的辅助功能，而倾向于相互冲突和对立。”③鲁迅一身而兼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心理结构中的上述两种功能确实经常处于冲突和对立状态，但他通过长期的磨炼（心理操作），在很大程度上外化、发挥了自己巨大的心理潜能，使容易对立的两极在冲突中实现了高层次和整体水平的交织与整合。单是这一点，就值得美学、文学创作心理学在进行“依存美”的研究，和文学艺术家审美心理类型的划分时，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和概括。另外，认知因素向情感因素的有力渗透和长期积淀，导致了鲁迅情感的格外深沉和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在表现形态上显示了“外冷内热”的美学风格；在这里，是有着许多必然性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茅盾也富于理性，但他与鲁迅的着重于把现实与历史有力地联结在一起，重视对人的灵魂深入剖析、对社会的钻探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带有社会实践家的色彩，对社会的政治、经济进行即时性的全景式的观察与反映。巴金偏于情感性，对深刻的理性似无刻意的追求，其作品突出地发挥了“情感教育”的作用。徐志摩的艺术直觉能力很强，亦偏于情感型，但认知的相对滞后和欠深刻，导致了他情感的社会性内涵比较稀薄，而有浮泛之弊。他曾自谓：“我最容易冲动”，④他的导师梁启超曾说：“徐志摩，这个人，性情太浮……”⑤他后来的《猛虎集》和《云游》之所以呈现了思想上艺术上的滑坡，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他此一时期几乎完全陷入了很厉害的负性情感（悲观、颓废、绝望），创作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紊乱，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沈从文，则可以看作偏于情感型的作家的又一典型。多种条件使他创作活动中思维功能受了过分的压抑，从而加强了他在少年时代就已经非常突出的情感与想象功能；这一点，使他的文学创作既有令人艳羡的不凡成就，又有令人惋惜的缺失！有的学者指出：“就其理论上的可能性来说，文学心理学应当把人类精神中的一切现象和文学活动中的一切心理现象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可以设想，如果将鲁迅在内的中外著名文学艺术家的创作心理进行透彻的研究，那将发现文学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创作心理结构具有极为多样的类型，而且这些类型之间有着许多级次，有着多种形式的过渡、交错和重叠。这将证明文学艺术作为人类一种审美性质的精神活动，它具有无限的多样性，是以实现人的极大自由为目标的。
另如，鲁迅终其一生都有一种悲郁情怀，这反映在他的小说中，就是悲剧氛围的弥漫。但他的小说，又往往呈现着悲喜剧色彩的交融。而在他的杂文中，则充满了作为“喜剧变简的支流”——讽剌。这一现象，为美学打破对悲剧、喜剧作为美学范畴的孤立研究，提供了生动的实例。还有意志因素对鲁迅创作心理整体结构所起的作用，也可在作出具体论析后，从美学高度加以概括（与主体的审美理想有关）。总之，此类问题尚多。对它们的深入研究，无疑会给美学包括审美心理学，以及文学创作心理学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同时，也会为文学艺术家涵养自己的审美心理、创作心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因为，任何人的审美心理或创作心理，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一个历时的建构过程。
在方法论上，笔者认为似应将共时性的分析与历时性的考察结合起来，将对象置于中华民族大觉醒及中西文化冲撞的大背景上进行研究，同时将鲁迅的创作心理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在该创作心理的外部，我们重视对作为它的基础的主体之日常心理，以及影响主体的社会环境的研究。在其内部，我们将对象分解为个别的要素，考察各个要素的形成、内涵和特点，以及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相对说来，在鲁迅的创作心理结构和创作活动中，深刻强大的理性认识和内在、深沉的情感，某种悲郁情怀，是不变因素；而想象的形式与活跃程度，情感的内涵及其在整个创作心理结构是否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及其审美化的形式，则是可变因素；往往由于主体创作心理结构中情感的内涵与活跃程度的变化，引发了想象的形式及活跃程度的变化，相应地必然表现为创作方法上各种成分在比例和组合关系上的变化。然而，情感的内涵和活跃程度，总是要受到主体同一时期认识的制约的。
鲁迅的创作心理是一个立体交叉的网络结构。这个整体结构具有多侧面、多层次、多“图式”，现实主义是它的主要旋律，但它的深层却埋伏着浪漫主义、悲剧和讽剌这三条重要线索。这就造成了这一整体结构的多功能性与自我调适性。离开了以上这些，将谈不到鲁迅作品卓越的思想成就与艺术成就。
开展对于鲁迅创作心理的研究，也将会为其他中国现代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1994年春写于西安
注释：
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第77页。
②〔日〕箱崎总一：《孤独心理学·序》，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
③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中译本，三联书店版，第152页。
④《徐志摩研究资料》第475页。
⑤《徐志摩研究资料》第484页。
⑥钱谷融等主编：《文学心理学教程》，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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