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当代理性精神的弘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理性论文,精神论文,邓小平论文,弘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理性和理性精神。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理性积淀。它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认识社会主义，决策社会主义建设，实证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使当代理性精神高度弘扬，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伟大旗帜和根本的价值取向。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与理论创新的求真精神
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是一种关于真理、真理方式和阐释价值目标的理论信念体系。它顺应时代，在探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规律性问题，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创新的求真精神。
（一）属性新释：“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这一精辟论述，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探求真理的新的飞跃。
第一，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一个内容相互联系、内在逻辑严明的整体。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以本质决定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观[2]。它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讲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首先要求，体现的是特殊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第二个层次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讲的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它与发展生产力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是由于生产力的推动，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中而显示出的本质，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反映。第三个层次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讲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这是属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根本本质，也是社会主义的归宿点，表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明显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本质的三个层面的含义，不是并列的，而是一体；同时，这三个层面又是辩证统一的，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一定条件下推动社会前进的全过程，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走向。
第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论创新，清晰地显示出了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就其理论价值而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里程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一，它从根本上破除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把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区分开来；从根本上破除了离开生产力现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分开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以“结构取同”或“制度取向”来界定社会主义的传统思维定势，以“存在根据”或“价值取向”的思路来界定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区分开来。这样，就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最终目标和根本手段相统一的“价值取向”上；这样，就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其二，它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和基本理论问题，并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成为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其他理论与实践的钥匙。同时，它也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树立了光辉的理论旗帜。
就其实际的应用价值而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的过去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一是政治意义。它从根本上廓清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迷雾，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从而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实践意义。它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根本目的，明确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实践中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从而为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据。
总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创新内容上，是对社会主义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的求索，体现的是对科学思想在最高层次、最深层次上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在创新思维上，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与本本权威的质疑，体现的是认识社会主义、把握本质、揭示规律性的实事求是的价值取向。这就是邓小平以奠基石为特色的社会主义观，这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科学的理性创新精神的思想品格。
（二）模式转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反思，重新认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新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邓小平为了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曾经作过12次集中论述，到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一锤定音，敲定了中国经济模式转换的主旋音。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所作的一个最清楚、透彻、精辟的回答。
首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根本的出发点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他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说，只搞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的发展。”[1]邓小平的这种认识，确实是一种探求真理的理性思考。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看，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经济，它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资源配置，不可能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和社会的公正性。而市场经济就其实质来说，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进行资源配置的理性经济。它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创新观念、民主法制观念和平等自主观念。因此，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特别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
其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最终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模式。在邓小平看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而这种经济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核心的问题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他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没有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是方法；我们是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二者要结合。这四条，就是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性认识，也是他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价值取向的理论根据。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2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从此，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第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其一，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也摆脱了“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互相排斥”的错误思想。这样，它就为中国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其二，它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
总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在创新内容上，是对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求，体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性、总体性的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在创新思维上，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与本本权威的质疑，体现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起“支柱”作用的关键性内容，这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理性创新精神的思想风格。
（三）规律把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论。邓小平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阐明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是使人们在世界历史的转折关头，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确把握历史规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伟大旗帜。
首先，邓小平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性。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1]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是按照其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的。不可否认，苏联、东欧一些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严重挫折，但它仅仅是一个严重的挫折，或者说是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它既不能掩盖社会主义在20世纪70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对人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不能抹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光辉，更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总趋势。
其次，邓小平从历史长河的广阔角度观察问题，认为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现象。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道路都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前进的，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所以，邓小平十分清醒地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现象。”[1]而社会主义的历史，如果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算起，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也只有70多年的历史，仅及资本主义史的1/5。因此，曲折是难免的，属情理之中，规律之中。这又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完善，也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再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暂时曲折孕育着社会主义的更好发展。邓小平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这就深刻地揭示出了社会主义曲折的两重性：一方面，它给社会主义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使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有所延缓；另一方面，它也使人们受到深刻的教育，获得在正常情况下难以得到的启示，从而把社会主义更好地推向前进。
又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论，现实意义重大，历史意义深远。一方面，它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审视社会主义现状、预示社会主义未来前途的思维方式，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必胜与中国怎样使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重大问题。这样，既在服从真理、捍卫真理的伟大实践中，补充、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在关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现实斗争中，确立了人们根本的价值取向，从而弘扬了理性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及时地回答了人们深思而忧虑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问题，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而且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出了广阔的前景。这也正是凝聚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内在源泉。
总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论，在创新内容上，是对坚持社会主义必然性规律的探求，体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方向性的捍卫真理的创新精神；在创新思维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再认定、补充与完善，体现的是尊重历史、尊重规律、相信人民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观，这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理性社会主义的博大胸怀。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治国强国的务实精神
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既需要有博大精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基础，又要有治国强国的大思路、大战略。而科学的理性精神，根本的价值定位在于坚持务实，即：说实话，办实事，有实效。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以务实的精神，从战略的高度，突出阐明了治国强国的根本性的大政方针。它是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发达国家的伟大旗帜。
（一）治国强国的总纲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这是科学总结建国几十年实践经验升华形成的系统理论认识，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纲领。
首先，它是我们的理论纲领。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它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十四大、十五大所阐发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逻辑展开。同时，党的基本路线，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又具有开放性特征，并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中心，把富强、文明、民主的奋斗目标融为一体。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概念、新理论。
其次，它是我们的政治纲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我们巩固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坚实深厚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
再次，它是我们的行动纲领。党的基本路线指明三条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实现途径：一是通过集中精神进行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的途径；二是通过改革开放，实现机制转换，搞活社会主义的途径；三是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及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社会主义的途径。这三条途径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总之，邓小平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论，在治国强国方略的理论作用上，是“竖管上百年，横管各方面”，体现的是总纲领的正确性、根本性的理论的刚性原则；在治国强国的思维取向上，是对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国家理想的追求，体现的是为实现现代化目标而抓住关键不放的务实精神。这就是邓小平的治国强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这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举重若轻的务实品格。
（二）治国强国的总方针：“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一贯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1]这一精辟论述，内容丰富，意义重大。
首先，邓小平从治国强国战略的高度，阐明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邓小平指亚洲‘四小龙’），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他特别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中，坚持两手抓，就“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1]
其次，邓小平从治国强国基本原则的要求方面，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关键是要真抓实干。在他看来，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各级领导者能否真抓实干就是决定的因素。只有真抓实干，精神才能变成物质。其基本要求：一是要抓准，二是要抓紧，三是要敢抓，四是要抓实。邓小平指出，抓就有办法，抓就大有希望。只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认真抓，扎扎实实地抓他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国家、民族全面进步的局面就会到来，就会抓出一个两个文明都搞好的社会主义[3]。
总之，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在治国强国战略内容上，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的是理论原则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治国强国的思维方法上，是对两个文明都要抓好的辩证、全面的认识，以求社会主义整体平衡地发展，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高层次上的思想原则。这就是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治国强国方针的务实精神，这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实践社会主义观。
（三）治国强国的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这就是邓小平的“机遇”发展理论，也是个硬道理，更是一个超常规的治国强国方略。
第一，邓小平的“机遇发展”论，根本的出发点、着眼点是中国发展的现状和要求、世界发展的走向。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能否“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是一项十分紧迫而意义深远的伟大事业。邓小平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加速发展经济，“是能够办得到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1]这就是邓小平强烈的机遇意识。
第二，邓小平的“机遇发展”论，是一个与社会主义内在统一的台阶式经济发展的速度理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发展的，抓住机遇的根本要求是加快发展；没有加快发展，就不能说抓住了机遇，就不能说是社会主义。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1]就现实而言，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更能直接体现社会主义有无优越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看，邓小平指出，“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即“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必要的治理整顿是手段；二是一个台阶就是一次机遇，抓住机遇加速发展是目的。邓小平特别强调：“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1]就根本大局而论，邓小平突出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
总之，邓小平的“机遇发展”论，在治国强国战略内容上，是对中国发展经济的速度与规律的探求，体现的是认识、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高度与大局意识；在治国强国的思维方式、方法上，是考虑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取向，体现的是“横下心来”、“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坚定不移”地干社会主义的务实精神。
（四）治国强国的总保障：“关键在人”、“关键在党”。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1]。这是极为精辟的论断，也是极有政治远见的治国强国的方略。
首先，邓小平的“关键在人”、“关键在党”论，是立于“真正关系到大局”的高度。一方面，“正确的政治路线是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认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3]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国强国“关键在人”。另一方面，正确的政治路线又要靠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来保证。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出在共产党的建设上，出在共产党的领导上。“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要长治久安，又“关键在党”。他强调，党不要忘记自身建设的目标是把自己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又必然要履行好自己的责任，“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1]
其次，邓小平的“关键在人”、“关键在党”论，核心的问题是接班人问题。在邓小平看来，接班人问题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更是“要清醒”的问题。他说：“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1]选什么人接班呢？邓小平提出了三条：一“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二“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三“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我们党成功地召开了十四大，完成了新老交替的历史任务，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总之，邓小平的“关键在人”、“关键在党”论，在治国强国方略的内容上，是对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的总保障——党的组织路线的系统阐述，体现的是治国强国的政治大局意识、长远谋略；在治国强国的思维方式方法上，是以“党的利益”、“国家久安”、“社会主义光明前途”为价值取向，体现的是注重国情、党情、人才的务实精神。这就是邓小平的“关键在人”、“关键在党”思想的科学理性，这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政治谋略的思维价值取向的魅力。
三、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检验改革开放的实证精神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多年的伟大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只有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才能使中华民族真正走上强国之路。而科学的理性精神的根本价值尺度就在于实证，即坚持实践检验真理标准，注重确凿事实，审视新事实，解释已知事实，预测未知事实。正是如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用理性的实证原则和方法，科学地阐发了检验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理论原则，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一）改革开放的价值尺度：“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这一精辟论断，既是对生产力标准的重申，又是进一步发展，更是科学实证的理论原则与功能价值判断标准的统一。
首先，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个科学的实证价值标准体系。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它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和核心。这是立于“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为判断标准，则主要讲的是社会主义价值关系中客体的功能价值尺度，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功能要求与认识方法论原则的统一。而检验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尺度，首先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标准就是这种统一。其二，它立于增强综合国力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体现和基本方向。以综合国力作为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判断标准，是以中介性的功能价值标准，解决把生产力标准应用于国家实力的各个层面上，实证生产力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的全面性。其三，它立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发展生产力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人民生活水平表现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精神生活两个方面。把它作为判断改革开放的标准，既突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的功能价值和道德价值的统一，又突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各种方法、手段的功利性和道义性的统一。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价值取向，检验改革开放，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其次，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内在地包含于实践标准之中，是实际标准的具体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认为，人们的认识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认识本身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实践标准，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力标准，而体现在改革开放中，就应当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因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就是生产实践，“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1]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鲜明特征就在于重视实践的示范作用，并通过实践的示范来检验和证明改革开放的得失成败。
再次，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实证性地解决了改革开放中两个原则性的重大关系问题。一是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关系。邓小平把这两者科学地统一起来。他从未离开社会主义方向抽象地谈发展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坚持生产力标准也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原则；而强调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则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原则的关系。邓小平把这两者又统一起来了。在他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和愿望会有所不同，但最根本最重要的利益和愿望是相同的，那就是不断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生活幸福美满。他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最高层次的价值取向，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来检验改革开放的得失成败。
最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务实性、可操作性，体现着其实证社会主义价值观。科学的实证社会主义观，就是注重实践、反对空谈的务实精神。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它既是一个务实的标准，又是一个可操作性强的标准。它的务实性立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现状，立于国家综合国力还不强，立于为人民谋求幸福生活；它的可操作性，就在于使人民群众，一看就明白，一想就高兴，好理解，易把握，是人民审视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思想武器，也规范着改革开放新实践的历史进程。
总之，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所体现的实证精神，既有价值取向的逻辑体系论证，又有认识方法论上的验证，还有现实依据的佐证。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人民利益观、群众实践观的高度统一。
（二）改革开放的理论原则：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特别提醒，“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改革开放中“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1]这一深刻的论述，内涵厚重，现实指导意义重大，历史意义深远。
首先，这是邓小平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实践并始终强调必须坚持的理论原则。早在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就指出：“解放思想，也要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4]1987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1]1992年初，邓小平再次特别指出，现在“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就是‘左’。”“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
其次，这是邓小平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得出的一条血的经验教训。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1]事实正是如此，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多次发生“左”倾错误，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邓小平的这个结论丝毫也不夸张，这是血的历史教训。
再次，这是邓小平从分析“左”右倾思想根源中总结出的根本性理论原则。在他看来，“左”和右都是立场问题。特别是“左”的东西，除了根深蒂固以外，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还有某些“护身符”，容易迷惑人们：认为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右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左”是如何革命的问题，甚至“好像越‘左’越革命。”[1]所以，“左”的东西，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左”和右的本质是相通的，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只有提高警惕右，特别防止“左”的自觉性，才能保证改革开放事业健康发展。
总之，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理论原则，根本的实证特征在于：既是改革开放现实的确证，又是党的历史验证，还有思想根源上的论证，是实证的务实性、原则性、深刻性的高度统一。这就是邓小平思想底蕴的厚重性，这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人生价值观的魅力。
（三）改革开放的指导方法：允许看，不搞争论，让事实讲话。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1]邓小平的这一科学论断，的确是“一个发明”。
首先，邓小平发明的指导改革开放的这种方法，包括提倡试和闯、允许看、不搞争论和让事实讲话四个重要环节。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是一场试验，是一种探索，必须“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这就是提倡试和闯。同时，在改革开放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搞并不活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1]“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了，他们就跟着走了。这里指的不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1]而“不搞争论”，就是“不搞强迫”，“不搞运动”。那么，对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怎样才能让人们普遍接受、理解呢？这就是让“事实讲话”。让事实的力量取代“话的力量”和意识形态教条的力量。这种“通过事实的证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才能被普遍接受”[1]，才能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其次，邓小平发明的指导改革开放的“不搞争论”方法，关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因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这里讲的干，就是实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立于实践，一事当先，先来一场脱离实践的毫无意义的争论，或者“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1]改革开放不需要无谓的争论，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实践。
总之，邓小平发明的指导改革开放“不搞争论”的方法，是实证性的发展社会主义观。它的实质在于坚持“实践第一”，“让事实讲话”。在价值取向上，则高度体现着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性。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科学发明，为我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拥护和支持，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振兴的精神财富。这也正是邓小平发明的“不搞争论”实证精神的时代价值。
综上所述，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一座铸造中华民族之魂的理论丰碑。它以科学求真精神，创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务实精神，决策治国强国的根本方略；以实证精神，验证改革开放政策得失成败。所有这一切，就是邓小平科学的理性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时代价值，它将与历史同进、与时代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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