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浩[1]2015年在《整体性社区构建：来自公益创投机制的启示》文中指出马恩经典理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也总激发理论探索者在指导改造世界的同时,充满着对未来理想图景的思考。遵循此理念,笔者分为以下五部分展开全文：一是问题意识。主要围绕“国家权力介入基层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问题意识为核心,展开实证分析和学术对话。具体而言：为什么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经过近30年的发展,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和居民自治能力依然低下?导致社区居民自治空转的机制及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何破解中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空转现状,建构理想型的现代化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换句话说,整体性治理理论预设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下,通过整体性政府建立实现善治的可能。放置于中国时空下,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化水平与政府功能整合程度相互影响,两者存在同步进行趋势,并且社会组织化水平的第一推动力为公共行政部门。这项研究让我们可以解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区结构与公共行政体制是如何影响了治理理论在中国不同的表现形式,有利于在理论上反思治理理论应用本士的适用和限度。二是纵向历史维度分析。放置于中国城市社区历史的变迁角度来看,主要划分为总体性社会下的社区建设和分化性社会下社区建设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高度行政整合的社会几乎不存在社区居民自治体系发育的土壤。在后一个阶段,随着公域、私域、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化,社区居民自治在政策制度体系初步确立。其背后转型的动力源宏观上主要有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改善与社会职业群体分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叁个方面,微观上体现为以社区类型空问演变、流动人口社区分布以及特殊人群需求多元化等特征的社区分化。在此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推动的社区建设,短时间内使社区硬件设施以及人员组织体系迅速得以完善,然而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和自治水平依然较为低下。叁是共时性比较分析。造成当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困境的主因归结为社区结构的碎片化和政府功能的分散化。社区碎片化是工业化推进过程中传统共同体瓦解的自然反应,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公共理性精神的发育不良是社区碎片化难以进行自我疗伤的深层次逻辑。政府功能分散化是以功能性分工为原则的官僚科层体制自身的弊端造成,也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文化触手在当下社会的延伸。其中,社区碎片化与政府功能碎片化(分散化)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一方面碎片化的社区无力组织自我服务,只能依靠行政力量、行政资源与行政方式填补,另一方面功能分散化的政府分割了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造成社区行政化与负担不断加重。四是社区整合实践反思。依据西方社区建设经验来看,组织整合是未来中国碎片化社区修补的方向,也是建设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关键。在中国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下,现代社会组织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介入。源于欧美国家的公益创投活动,因能够迅速有效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而备受我国地方政府推崇。公益创投有孵化器与项目孵化两种主要模式,前者依托实体孵化机构和场所,进行系统培育,后者依靠项目与技术支持,化居民需求创意为微型社团,实施微型自治。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能够通过组织培育,整合破碎化的社区,优化政府部门资源和权力输出方式,并有使政府及其执行机构、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在公共资源分配及享用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权责对等的关系。五是未来发展图景与理论提升。整体性社区与碎片化社区相对,是对未来城市社区发展的畅想,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彼此依托、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社区公共生活的完整空间,是政府部门、社区和社会组织叁个治理主体间合作过程中,满足居民公共服务需求,实现自治能力提升的理想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状态。通过对公益创投反思,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笔者建构了社区治理“陀螺模型图”,它被赋予实现整体性社区的重任,主要内容包括公益服务项目整合机制、以平台发育与社会组织络整合机制、以社区自组织网络整合机制,以及叁者之间相互支持与协助的整合网络机制。六是结论,即社区居民自治空转是社区碎片化和政府功能分散化相互迭加的结果,整体性社区是社区居民自治的理想图景,他的实现是政府主动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网络体系建构,同步推动政府部门功能整合的过程。
吴常柏[2]2016年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城市逐渐变为欧美各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域,也使城市社区成为理论和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焦点议题。世界各国也将城市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将治理理论充分运用到国内外、城乡及社区领域的管理中,积极倡导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间新型网络合作关系,以此来应对各国政府的失灵与市场的失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正在经历一场基层社会的深刻变革,社区已然成为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空间。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来看,都需要建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来承接政府和企业分离出来的社会基本职能,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和谐。在探讨和争论中,学术界又通常把主攻方向集聚在城市社区上,加之城市社区的复杂特性与尚未成熟的管理体系也使社区成为多方关注的“宠儿”。在城市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中,边疆民族地区的社区也很有其典型性和特殊性,但是就目前对此类社区的研究成果来看,除官方和个别学者零星文章外,为数不多。所以,文章选择“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做为研究对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城市社区治理理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理论及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政治社会学为主线,综合运用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民族关系理论等分析工具,选取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典型社区”中“DZ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文章所选取的“DZ社区”是一个复杂重点社区,该社区处在老城区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多,少数民族多,民族成份复杂,出租房屋多,未成年人多,基础设施薄弱,居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等特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文章对乌鲁木齐市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围绕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的主题和目标,聚焦城市社区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等主要内容,深入探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现状、困境和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构建“解困之道”。依照上述分析理路,文章具体涵盖如下主要内容：一是理论铺垫,主要聚焦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文章首先在具体阐述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宏观上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城市社区治理运行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在微观上具体细致地梳理了国内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以上两个维度作以简要的评述。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深入考查和界定了文章的叁个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和运行机制,具体指明了其在“边疆场域”中的主要内涵和目标指向：文章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治理理论、民族关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叁个理论分析工具,具体介绍了叁个理论的缘起、代表人物、主要观点以及其主要理论内涵在本文的适应性和主要指向,将为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为文章主要内容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论证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历史回顾,主要聚焦在第叁章中。在分析和梳理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的演变历程中,主要包括叁个发展阶段,即单位制时期城市社区治理的一元化体制、单位制解体时期城市街区治理体制的建构、后单位制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机制诉求等,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概括提炼出其叁个基本特点,即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治理内涵,主要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大意义、主要目标、主要类型及模式选择等内容；多民族成员的聚居的空间结构,主要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具体阐述了当前各民族居住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分布特点、分布区域等内容；街区呈现出压力型体制的主要特征,针对边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题和复杂的“维稳”形势,边疆城市社区治理中呈现出明显的压力型体制的基本特点,这一基本特点又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可传递性”和“放大性”。叁是实证分析,主要聚焦在第四章中。文章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典型社区”中DZ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具体考查了DZ社区的组织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的运行机制、片区管委会的运行机制、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社区社会团体的运行机制等；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主要考查和分析了居民参与的基本内涵、主要功能,并以具体案例为参照对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现状进行全程的扫描和分析；社区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四点内容,即社区贫困救助机制、社区就业援助机制、社区法律嵌入机制及社区经费收支机制等。在以上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对社区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提炼。四是制约因素,主要聚焦在第五章中。文章在结合上述理论阐述与实证分析基础上,具体剖析了影响和制约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叁点举要：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新疆城市社区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横向对比来看,与其他省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疆内纵向对比来看,南北疆经济发展差距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南疆经济水平落后明显。二是政治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治理内容聚焦性不强,围绕城市社区治理的主题和目标,政府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要不断聚焦治理内容；政策输入迭加效果未彰显,中央和地方密集的政策优惠,加快了新疆各领域的建设步伐,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小觑的问题,还需重新聚焦；非传统安全制约治理突出,当前影响和干扰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以“叁股势力”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坚决打击国内外“叁股势力”,及时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新疆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叁是民族宗教因素,主要包括文化习俗对族际交往的影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习俗,都必须给以尊重和包容的心态加以引导和培育；非法宗教活动的抵御与打击,非法宗教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新疆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毒化了社会风气,为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与调适,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民族关系出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不断调适和聚焦。五是路径选择,主要聚焦在第六章中。边疆民族地区城市治理运行机制以“维护稳定”和“服务民生”为核心的目标体系,还需要从多方面内容进行丰富和发展；在坚持相关治理原则的基础上,结合边疆城市治理运行期间出现的具体问题和制约因素,文章从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等叁个维度,尝试着构建如下几条基本路径：即调整社区治理的组织架构,拓展运行空间；加大社区治理的资源开发,拓宽支撑渠道；扩大社区居民的参与范围,推进协商民主；激活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本,培育公共精神；调控城市社会心态的走向,筑牢稳定根基；健全社区治理的法治嵌入,加强保障力度；创新社区治理的技术支持,增强治理实效等内容。六是结语与展望,综合文章所述具体内容,再一次重申和明确边疆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的重大意义及现实面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点延伸思考：边疆民族地区“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相容关系、边疆民族地区“多元主体”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边疆民族地区“市民社会”与“社会参与”的动力支撑、边疆民族地区“社会资本”与“治理绩效”的推进作用。
苏红[3]2007年在《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定位和实现方式》文中提出社区发展既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重要举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经济结构和社会功能多元化为先导,推动城市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进一步分化,城市社区作为现代城市的基石,理所当然受到重视,提高到应有的位置。但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政社不分”的情况依然存在,社区管理仍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府行为。因此,科学地界定社区居委会的角色与功能,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网络式社区管理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践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先从理论的层面上对社区居委会管理涉及的理论进行文献综述,然后试图通过对江苏省盐城市社区居委会建设的个案分析,针对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角色与功能错位这一问题,分别明确社区公共管理中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叁个管理主体的角色与功能,以期让社区各管理主体找到位置,准确定位,建立新型的以自治为基础,以行政为导向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以实现城市社区管理“善治”的目标模式。
柯尊清[4]2016年在《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速,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生活市场化和社会生活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矛盾等发生深刻变化,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社会阶层固化等呈现出新特点。网络通讯技术新发展催生的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造就了一个“人人即媒体”的“大众麦克风”时代,公众对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不满越来越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网络舆情,加之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触发利益相关者和非利益相关者抗争式诉求的风险逐渐积累。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紧迫性日益凸显。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国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下的单位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逐渐消解,随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企社分开改革的推进,单位制逐步走向解体,“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非单位的公民日益增多,从单位转移的社会职能需要其他主体予以承担。然而,传统街居制不足以承担单位转移的社会职能,政府也不可能通过扩大自身职能和机构来予以承担。20世纪80年代,政府启动了城市社区建设,社区制便作为一种现实选择进入政府社会治理的议程。为承接单位和政府剥离的社会职能,政府展开了城市社区建设改革,在组织平台搭建、管理体制建构、社区自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突出。所以需要进一步深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本研究以社会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层面的研究途径,以治理理论和有效政府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政府管理视角而又不限于政府管理,建构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体系—行动—取向”的叁维理论框架：体系之维的社会建构主义、行动之维的有效政府和取向之维的公共治理,按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阶段演进及目标定位—基本内容—治理体制及其运行—治理中的政府职能配置—治理方式与政策工具选择—治理绩效及其评估”逻辑主线来展开研究,力图对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作全面阐释。本研究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现阶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际上是政府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在社会治理中,城市基层社会与城市社区在地域上是相互重迭的,城市社区是城市基层社会的活动场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最终要落脚于城市社区。城市社区治理改革是政府力量启动、推进和维持的,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始终都要承担起必要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管理与城市基层社会建设同构与合一的过程,目标是实现政府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最终维持城市基层社会稳定、增强其秩序和活力。无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发展到何种水平,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之一始终身在其中,必须承担起必要的职能。第二,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演进是一个由单一主体建构向多元主体建构过渡的过程,可划分为政府一元管理阶段、社会管理阶段和公共治理阶段。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各阶段在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是共时态存在的,并将持续较长时间,各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发展呈现非均衡性发展的态势,所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要坚持阶段性推进的思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各阶段在当前的实践中都有标本,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论途径,不同地区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之间存在较大的政策学习与政策移植的制度空间。第叁,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建构和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公共治理体制,在街居体制下完善社区制；关键是合理划分政府事权与社区事权,强化有效政府(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建设；基本要求是培育社会组织和发展公民参与；抓手和着力点是城市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基本保障是建构“理念层面的互认、利益层面的互利、社会层面的互信和责任层面的共担”的规则,以及社会治理体制在制度供给层、机制设计层和操作实务层的纵向整合。
王丹[5]2017年在《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市社区建设研究》文中认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从我国基本国情、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角度出发,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最佳突破口应从社会结构中最基层的群众组织——社区着手,以社区为代表的基层组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元素。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理论指导,以当前沈阳市城市社区为载体,在国内外已有的城市社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除了采用文献法、比较分析法以外,还采用了实证分析法,即通过为期两年的实地走访和大量的问卷调查,与沈阳市委、市政府下发的相关规定、文案和报导相结合,对沈阳市的城市社区建设进行了深度的研究。首先,对社区建设的相关理论,如社区的含义、分类、功能和我国社区建设的四个主要模式进行了阐述,并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对社区建设的新要求;其次,对沈阳市社区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介绍了沈阳市社区建设的概况,总结了近些年社区建设发展所取得的成效,分析了仍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如社区自治能力较弱、居民参与率较低、社区服务功能发挥不充分、社区工作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最后,结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对城市社区建设的四个新要求和当前沈阳市城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五项对策,分别为加强社区服务职能的建设、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建设、推进民主社区自治的建设、增强社区居民参与、加强社区环境的治理。尤其是在加强社区服务职能建设的具体措施中提出了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和搭建叁个服务平台的新观点。
曲寿巍[6]2001年在《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区建设是当前我国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热点课题。之所以称之为“课题”，主要因为从深层次角度来看，现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还处于一种蓓蕾萌芽的初级状态，必须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有关社区建设的问题。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基于此。 本文遵循理论到实践的逻辑顺序，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课题研究的理论平台，通过对社区及城市社区的释义，揭示了中国城市社区的特征，归纳了国内外关于城市社区的研究理论。第二章是课题研究的实践基础，分析了中国提出社区建设的背景及功能设计。第叁章根据各级政府文件，深刻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原则和内容。第四章是本文的实践部分，根据对国内外社区管理模式的分析和借鉴，试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创造性地设计了社区的五大功能，即便民利民功能、协调整合功能、参与自治功能、互助共建功能和监督评议功能；创造性的设计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方案框架图。 本文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系统学、比较学、社会学、经济学、城市管理学、人口学、统计学等方法。
黎智洪[7]2014年在《从管理到治理：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转型研究》文中认为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维护国家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是对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对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在理论上可以丰富公共管理学基础理论,为公共管理学研究提供新材料和新视野；在实践中则为解决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危机与矛盾、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与应用意义。从管理到治理既是贯穿本文的思想线索,也是研究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转型的理论基础,内涵于文章各个部分。“管理”与“治理”,只有一字之差,却内涵深刻,在国家治理层面上体现了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转变,凸显了党执政理念的升华与治国方略的转型。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发生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完成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首先需要研究管理与治理的本质含义,以及它们转变的内在逻辑。管理与治理,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有些学者甚至经常在使用时不加区分。迄今为止,学界对管理与治理的含义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本文所理解的管理是在公共管理层面上的管理,我国学界对此最一般的理解为：公共组织为有效地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其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而对于治理在理解上更显困难,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向事务的诸种方法之总和。这是一个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可以得到调和并从中以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强迫人们道守的正式的制度和政体,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管理”与“治理”的差别不是这个符号本身,而是符号背后所反应出来的观念、理念等思想内涵的转变,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演绎关联,其主要表现为：治理理念的转变、治理主体的转变、治理方式的转变、治理目标的转变、公共权力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等方面。上世纪80年代,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兴起,正在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治理理论体系,不断冲击着传统城市社区管理理论,型构出了一种新型的城市社区治理理论,将对城市社区自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1)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表述与本质内涵的转变。(2)在治理的主体上,突出非政府组织、居民个人的地位和作用。(3)在治理方式上,突出平等协商、公众参与的方式。(4)在治理目标上,突出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长期以来,“管理”在我国国家与社会层面的管理之中占住了至高地位。在我国社区管理模式历史变迁中,从单位制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到社区合作制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无不凸显了“管理”的地位与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社区治理的呼声也随之高涨,一些城市的社区正在进行着一些有益的探索。迄今为止,我国的社区治理出现了多种模式并存的格局,可以总结为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等几种典型模式。研究这些社区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与存在问题,为我国社区管理模式转型提供历史根据,也为我国未来社区治理模式转型提供经验素材和理论指导。从历史回归现实,我国社区管理模式转型面临着观念陈旧、政府主导、制度欠缺、社会自治能力低下等现实制约因素。研究这些制约因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为我国社区管理模式转型提供现实基础与方向。由于我国社区建设的时间不长,城市社区治理方面经验比较缺乏。与此相反,国外社区治理模式已经产生和发展多年,有许多成熟和科学的方式、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因此,介绍与研究美国、日本、新加坡等西方先进国家的社区治理模式可为我国社区管理模式转型提供经验借鉴。总结起来,主要体现以下几点：(1)坚持“以人为本”的社区管理理念；(2)建立服务需求导向的社区管理机制；(3)完善的社区法律制度体系；(4)多元主体参与的城市社会治理模式。无论是我国社区管理的历史与现实,还是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向我们昭示社区管理模式转型势在必然。社区管理模式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站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高度,从理念、文化、制度的历史与现实等诸多方面进行系统思考,深入研究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优化与转型的路径。(1)在社区治理理念方面,从树立服务型政府的观念、转变社区居民“被管理”观念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2)在社区治理结构方面,分别对传统社区管理结构与社区治理结构进行了比较,然后从党政部门、物业管理公司等主体方面阐述了社区治理结构中主体权力及其分配关系。(3)在社区治理的政治文化资源方面,分别从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提高居民的政治角色认知意识、加强社区治理中各主体之间的民主协商、加强社区的文化教育建设等角度进行了阐述。(4)在社区治理制度方面,分别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方面阐述了社区治理制度的完善路径。
刘念[8]2012年在《新时期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许多国家都在寻求社会的全面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也引起了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社区的建设与管理也随之快速发展起来。本文从社区管理发展的宏观背景入手，首先对社区管理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分析，了解城市社区管理的发展情况及实践经验。其次通过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社区管理的形成背景及发展历程，并结合中国现阶段城市社区管理中的一些代表城市社区模式的分析，总结在中国城市社区管理发展的多年中仍然存在的问题。紧接着通过对德国、日本、新加坡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分析，得出了中国社区管理相较于国外经验的不足之处；结合中国经验，从中吸取对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有用的经验。最后，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围绕中国社区建设发展的基本思路、指导方针和发展目标，对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发展方式、实现途径进行了展望。在当前，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经济势力较弱，应该坚持以行政为主导社区管理模式，因为政府的强制力能有效调动社会上的各项资源，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各种资源有效的整合，使城市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的工作能够快速有效的开展。虽然政府部门的参与能使社区建设与管理得到快速的发展，但社区自治才是社区发展的最终方向。政府应通过优化社区发展的法制环境，培育发展中国社区中介组织，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加强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理清社区组织结构功能，加强社区服务建设，大力发展社区经济等有效措施实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行政主导型模式向社区自治型模式的成功转型。
白小燕[9]2013年在《社区建设与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八大强调要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其建设和管理模式直接影响着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进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社区的根本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方面,如何形成对社区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与服务的体系,成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探索新形势下社区管理模式,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推进和谐社区与和谐社会的全面建设。为此,本文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为指导,运用文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对当前社区建设和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社区建设取得了显着成绩,社区建设工作呈现崭新局面,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建设管理模式。但与此同时,在社区实践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是社区管理机制不健全,二是社区居民参与不足,叁是社区服务类型单一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社区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缺陷,社区工作行政化倾向较严重,社区建设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因此,当前我国社区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探索新形势下社区建设和管理模式,强化社区建设管理工作,营造和谐社区建设的良好氛围。
赵东霞[10]2004年在《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建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很多国外学者在社区管理模式研究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目前我国也已进入了典型社区模式的推广阶段。但是，对于城市社区管理究竟采用何种模式这一问题，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匮乏。因此，本文致力于对中国特色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做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针对目前国外存在的城市社区管理政府主导模式、社区自治模式与混合模式，以及国内纷纷创建的上海模式、青岛模式、天津模式和沈阳模式等，在客观简约地描述其特点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应该走自治、多元、开放、法治、量化管理的道路。 本文中为了对城市社区管理进行定量分析，在指标选择及设计上应用问卷调查与走访座谈相结合方法，在指标权重确定上应用“主成分分析法”与“加权平均法”，在分值计算上利用(如SPSS软件)专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等，生成了基于大连市中山区社区管理样本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评估指标体系。统计检验分析的结果显示，该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 此外，在查阅、翻译大量国外资料，获得较为详实的实践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改革的进程和未来发展趋势，本文探讨了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中制度创新和高效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建的核心问题。 社区在我国尚属年轻的领域，社区的发展需要国际合作与交流，需要国内学者和改革者不懈地探索与实践。本研究就是试图在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研究上进行尝试性探索，力求有所贡献。
参考文献：
[1]. 整体性社区构建：来自公益创投机制的启示[D]. 尹浩.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2]. 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D]. 吴常柏.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3]. 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定位和实现方式[D]. 苏红. 苏州大学. 2007
[4]. 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柯尊清. 云南大学. 2016
[5].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市社区建设研究[D]. 王丹. 沈阳工业大学. 2017
[6]. 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模式研究[D]. 曲寿巍. 大连理工大学. 2001
[7]. 从管理到治理：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转型研究[D]. 黎智洪. 西南大学. 2014
[8]. 新时期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研究[D]. 刘念. 重庆大学. 2012
[9]. 社区建设与管理模式研究[D]. 白小燕. 山西农业大学. 2013
[10].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研究[D]. 赵东霞. 大连理工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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