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科学技术生产的几个理论问题——关于“知识经济”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知识经济论文,科学技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 年提出“知识经济”的命题并在1997年得到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肯定之后，“知识经济”这一概念便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我国经济学界的许多专家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有益的见解。这无疑会对我国发展高科技产业及教育文化事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也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我们有必要对“知识经济”作进一步深入的认识和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全面走向国家垄断。垄断竞争和军备竞赛的需要以及资本的高度集中和聚集使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有了必要的动力和条件。它们采取“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形式，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力度，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取得了战后一段时期的持续繁荣局面。
本世纪50年代末，R.索洛（R.Sorow ）根据美国战前战后的统计资料判断美国的经济增长90%归功于技术进步，并于1960年出版了他的《投资与技术进步》一书，把技术进步作为“中立的增长指数”列入他的经济增长模式。 1960 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 T.W.舒尔兹（T.W.Schultz）在其主席演说辞中把科研和教育的作用提高到人力资本积累的高度，号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论证人力资本投资比物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收益率。从此“人力资本投资”成了西方资本投资的最佳选择，成了科学技术产业发展的代名词。
然而，西方国家1973年第一次“滞胀”危机之后，“高膨胀衰退”成了萨缪尔森说的“不可解决的混合经济的困境”，西方经济学界对此一筹莫展。1979年美国经济学会大会主席西陶夫斯基在题为“资本主义能活下去吗？”的演说辞中，作出“资本主义命中注定要失去驾驭和支配能力”的悲观结论后指出，唯一能显示资本主义活力的“是电子技术的进步，竞争压力导致价格的持续降低而不致造成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注：《美国经济评论》1980年5月号。 ）这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家们看到，挽救资本主义命运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高科技产业。
当以石油价格上涨为发端的第二次“滞胀”在80年代初再次把西方经济推向低谷时，西方经济学家的对策仍旧是加大知识资本的投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A.B.贾菲（A.B.Jaffe ）甚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知识生产函数”P＝I+U+Co， 把知识生产过程分为产业内部的应用研究I和大学的基础研究U以及知识的传授和交流Co。 这也可以说是西方“知识经济”学说在理论上逐步成熟的一个里程碑。
“知识经济”由此开始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世界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早就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注：《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页。）事实上， 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为马克思所揭示的未来社会的“自由时间”创造了物质前提，当然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资本霸权主义“遏制”、“演变”乃至“扼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知识经济”的实质，把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优先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
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及借鉴国外发展和管理“知识经济”的经验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如果不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抄、照搬西方“知识经济”学说则是非常有害的。
我们知道，自从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解体以来，西方经济学无论何种流派都愈来愈演变成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日常经验及市场竞争规则的模写。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只注重经济运行中微观上成本与收益的分析以及对宏观上通货膨胀与失业这对应两极的调控，而缺乏对经济运行机体内部本质联系的深刻分析。现在盛行的西方知识经济理论也同样如此。
把科学研究、教育训练等等作为一个“直接生产过程”，作为一个专门的经济范畴从物质生产领域中划分出来，其实并非西方经济学家的发明。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时间”一节中就说过：“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和物化中的科学。”（注：《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页。）
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当然不可能把当时只具雏形的科技产业作为直接生产部类与物质生产中两大部类同时列入他著名的“再生产公式”。然而马克思已把科学技术的生产和运用并入作为固定资本最适当形式的机器体系之中，他明确指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取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形式，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 ”（注：《马恩全集》第46 卷下册第210页。 ）他同时指出机器体系“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注：《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页。 ）尽管马克思在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总流通图式中没有专门勾划出科学技术生产与流通的路线，但他却多次用文字阐释过这种生产与流通过程是通过“劳动能力的再生产”、“作为资本和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过程的小流通”、“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转化”等渠道来实现的。
在科学技术生产已经渐渐发展成为各种完整的经济实体，并无所不在地渗透到物质生产领域中——甚至支配着物质生产——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弄清与物质生产相对应的科学技术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以此来揭示科学技术怎样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得以不断进行，并反过来促进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自然物质的运动过程，由此我们还可以揭开“知识经济”的神秘面纱。实际上，如果我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指导，把知识经济的概念过于泛化，就很容易把我们的科学技术生产事业引向歧途。
列宁在批判经济浪漫主义的时候曾指出过，马克思把社会生产按产品形态分成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按价值形态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大部份，是解决理论困境的唯一科学方法。（注：《列宁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根据商品的二重性原理明晰社会生产的物质转换和价值流通的内在关系。我们认为，科学技术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正如物质生产中两大部类之间一样，有着严密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如果科学技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各种产品能进入流通的话，它们之间就存在着“能量守恒”和“等价交换”的关系。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根据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形成一个能够反映出科学技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对应关系的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流通模式：
图中第一项C+V+M （
+
）表示物质生产（第一年）积累的扩大再生产的起始式。其中C为不变资本（生产资料）投入，V为可变资本（劳动力）投入，M为社会总剩余价值。 括号中的为用于纯生活消费的剩余价值，为用于社会积累的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是用于科学技术生产的投资。它从三个渠道分别流入基础科学研究Cs+Vs、教育文化Ce+Ve和应用技术研究Cu+Vu等三个环节。基础研究和教育文化的产品最终汇入应用研究环节与物质生产的再生产C+V结合成生产过程〔C+Cu〕+〔V'+Vu〕，创造出剩余价值〔M'+Mu〕， 最后得出社会生产总产值〔C+Cu〕+〔V'+Vu〕+〔M'+Mu〕，其中M' 已不是起始式中M的等价物， 而是科学技术应用于物质生产之后创造出来的比原剩余价值M大得多的新剩余价值。Mu 为应用研究作为专门的产业本身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并入总剩余价值计算成〔M'+Mu〕。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科学技术生产的三大环节（即贾菲“知识生产函数”所包容的“三大行为”）是怎样运作的。
科学技术生产投资中用于基础研究和教育文化这两大部分，按照斯密的科学定义，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和教育文化之类“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是不生产剩余价值的，故而它们的价值只是Cs+Vs 和Ce +Ve。
用于基础研究投资Cs+Vs（不论其来源是国家财政投入还是其它部门或个人投入）中的Cs是固定投入（设施、仪器、图书、资料、技术软件等）；Vs是劳动投入（科研人员工资、学术活动费用等）。其最终产品（科学发明、理论突破等）分别流入教育文化部门的Ce和应用研究部门的Cu。
用于教育文化部门（广义地涵盖各级各类教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科学普及、信息发布等）投资Ce+Ve中的Ce是固定投入（校舍、仪器、图书、各种文化设施、印刷器材、信息资料等）；Ve是劳动投入（文教事业从业人员工资），其投资来源除包含在中的国家拨款、部门自筹外，还有一条重要的渠道是来自V 中劳动者本人及为其子女所支付的学习费用。其最终产品（劳动者素质、智力、技能等等）分别融入社会物质生产总劳动力V和从事应用研究的劳动力Vu， 形成生产过程中新的可变资本〔V'+Vu〕。
用于应用研究的投资Cu+Vu中的Cu是固定投入（设备、元器件、技术资料、样品、辅助材料等等），Vu是劳动投入（研究与开发人员的工资），其产品以技术创新发明和新机器体系的形式注入Cu，与原物质生产不变投入C结合成为物质生产过程新的不变资本〔C+Cu〕。
这样， 我们就看到前面提到的社会物质生产总过程的崭新局面〔C+Cu〕+〔V'+Vu〕+〔M'+Mu〕：
第一，不论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把自己产品中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力——首先转入到机器体系（生产资料）〔C+Cu〕中去， 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加入物质生产过程，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正如马克思说的“从机器随着社会知识和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起来，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注：《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0页。）。
第二，起始式中的原可变资本V从两个渠道， 分别投资于自身生活消费和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Ce，从而使社会总劳动力注入新的活力转化为V'；与此同时，基础研究和教育文化的投资也有一部分转化为应用研究的专门劳动力的能力Vu，使加入社会物质生产的总劳动力价值变为〔V'+Vu〕。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生产的实质就是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劳动力再生产出来，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物质世界，同样地更新他们自身”（注：《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6页。）。
第三，科学技术生产一方面转化为以固定资本C 代表的社会生产力，一方面转化为可变资本V代表的社会劳动能力， 两者都是马克思说的“物化的知识力量”。这些力量投入物质生产后，就能创造出比起始式中的M（+）大得多的新剩余价值〔M'+Mu〕。 如果我们把物质生产的产品总价值公式作为第二年扩大再生产的起始式，即把这项大得多的〔M'+Mu〕变成第二年起始式的M'（'+'），其中'就可作为第二年科学技术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那么，可想而知，在下一年的年终总产值将出现更新的局面。
上述分析可以充分说明科学技术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时也说明我们决不能如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可以脱离现有的物质生产水平，在短时间内从头脑中把“知识经济”的大厦建立起来，未来社会也不可能完全离开物质生产而仅凭“信息产品”存在。
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它只有与物质生产相结合才能够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也只有物质生产水平提高了，才可能推动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必然联系。如果我们忽视了对科学技术生产过程的分析和认识，忽视了物质生产及劳动者的作用，把什么都包容到“知识经济”之中，就必然会加深对“知识经济”的误解。这种倾向必须改变。
从我们的模式中还可看出，在科学技术生产的某些部门，特别是斯密所说的那些从事基础研究和教育文化劳动的“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尽管他们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他们所消耗的物质投入Cs和精神劳动Vs都比较大，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必要和合理的物质和精神补偿。在现实社会中，一方面是要营造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强烈社会氛围，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另一方面要鼓励他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事业荣誉感，让他们焕发出巨大的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目前，我国科学技术的生产和再生产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还远未能按照上述流通模式顺畅地进行。我国的物质生产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所以，当“知识经济”浪潮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一味地盲目追随西方经济学界建立在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理论，过早地宣布“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同时，也不能把“知识经济”当作一种时尚，好象不谈“知识经济”就不足以说明自己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这显然是一个误区。必须真正弄清楚“知识经济”的实质，把握住科学技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内在联系，进一步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我们的物质生产水平和能力，在高新技术产业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各方面，扎扎实实地创造条件，为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