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出版机制、误区及其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机制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5－0159－06
引言
目前，国内不少人认为学术出版应该市场化，学术期刊以及大学出版社赢利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对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非时政类报刊”也要进行市场化“转制”。2011年11月17日，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首批非时政类报刊单位转制于2011年底完成，2012年9月底将全面完成转制。①更早的时候，有关部门还要求“地方出版社和高校出版社在年底前(2009年——作者注)全部完成改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在2009年和2010年分两批完成改制”，并且规定到期未完成改制的“将注销出版许可，没有例外”。②这种“转制”，有无先例可循，怎样使我国的学术出版“转制”更好地为学术服务，为国家科学文化发展服务，怎样避免误入歧途？这些都需要真正领会“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推进公益性文化单位改革，探索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③的精神实质，在“纲要”提出的“探索”和“创新”上下功夫。因为，转制转得不好，很容易导致学术出版看钱而不看学术水平。对此，《光明日报》指出：“当前，学术著作出版鱼龙混杂。出版社出书‘不差钱’，想出书的人也‘不差钱’，但出版的相当数量学术著作却‘差了学术’。”④平心而论，多年来许多高等学校以及其他机构、单位申请成立出版社的目的或多或少地包含着经济利益的考虑，出版社经常被人们戏称为“摇钱树”。因此，命令他们市场化是没有意义的，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如何鼓励他们出好书、出精品并付诸实施才是正路。
学术出版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市场化就能解决的，并且市场化很可能导致学术出版步入误区。当务之急是如何防范出现这种误区。然而，综观对学术出版市场化的研究，泛泛而谈者居多，而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者几乎没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在学术出版上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学术出版市场化的改革意义重大。
一、西方学术出版尤其是大学出版社往往是非营利机构
在发达国家，学术出版物及其机构往往是非市场化、非营利的，尤其在美国，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是非赢利的。同样，学术期刊也是如此。因为，后者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学出版社或者大学中，像具有130多家会员单位(其中有10余家是其他国家的)、创建于1938年的“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2004年就出版学术期刊712种。⑤与一般营利性出版社完全不同的是，美国将大学出版社矢志不渝地定位于非营利组织，出版社、学术期刊社由所在大学注资，且专注于学术专著等的出版，他们成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期刊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把它们作为一种传播学术信息和科学理论的有力工具和畅通大道，并以此来影响和丰富全社会及其公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全面提升全社会的科学文化以及道德水平。“全美国一百多家出版社，绝大部分都是其所在大学的一个正式设置的部门(a formal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⑥“大学出版社成为大学的一部分，一个实际的学术部门，同学校的图书馆和政治学系一样，社长同学校院系的高级成员一样，参加校务委员会的活动，以及校内其他活动”。⑦以此类推，在西方国家，学术出版、尤其大学出版的学术期刊与其学术图书出版相同，往往是非赢利的。例如，国际著名的非营利性出版机构——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nstitute of Physics Publishing)隶属于英国物理学会，它是世界电子出版行业中一流的出版社，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物理及相关学科的出版传播机构。
在美国，最早的大学出版社是1869年成立的康乃尔大学出版社(Cornel University Press)，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大量地涌现，截至2004年，美国有大学出版社120多家。由于在西方出版实行的是“登记制”而不是“审批制”，因此，这个数字每年都有所变化。学术出版是美国大学出版社的根本宗旨，“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AAUP,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把大学出版社紧紧地定位在：“大学(或学院)的学术出版臂膀或具有类似功能的机构……其目标是致力于学术的传播与教育的发展”；美国政府同样将大学出版社牢牢地定位于非营利(Not－for－Profit)机构上；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第一任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基尔曼(Daniel Coit Gilman)更是坚定地认为：大学出版社要服务于大学的三个职能，即“为大学的教学、科研和传播推广研究结果服务”。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从一开始就以非赢利、出版学术研究成果为其基本出版宗旨。⑧正因为在全美上下都有这样的共识和理念，所以，美国大学出版社已成为其所在大学的不可或缺的延伸，是大学有机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与以取得高额赢利为目的、出版大众感兴趣的“消费类”(Consumer Magazine)图书、期刊的营利性商业出版社相比较，大学出版更注重出版物的学术背景，强调以“倡导学术出版，推动学术交流，营造科学氛围”为己任。可以说，大学出版社承担起了社会科学文化进步的脊梁作用。美国长期以来这种对大学出版社的定位无疑巨大地推动了其科学、文化、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非常理想的，一些学术力作和高水平作品往往产生于这些出版社和期刊社里。例如，从1999年～2007年中，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10名美国经济学家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5名美国作家的著作、作品都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951年～1984年获著名菲贝塔卡普图书奖的85种图书中，有55种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占到了65％。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美国大学出版的这种定位是科学的、可取的。
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台湾“国立交通大学”的林进灯、程慧芳非常认同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所揭示的24项大学出版社的核心价值以及执行长Peter Givler的观点。24个方面指的是：1.让更多的人了解大学学术研究的范围及其价值；2.大学出版的图书和期刊向大众展示了政策制定者、观念领导者和著作者所依据的基础研究及分析；3.促进了全球融合时期文化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强化了出版在传媒业中的地位；4.与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机构合作，以促进新思想的发展和文学传统的维护；5.通过立足于本州或本地区作品的出版，帮助保持地方文化的独特性；6.通过率先出版人种、种族和性别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赋予少数民族文化和视点以发言权；7.通过引进和出版翻译作品，向英语读者介绍美国外学者和作家的作品；8.通过再版重新发现和提供一些对学术和文化非常重要的作品；9.通过出版小说、诗歌、富有创造性的非小说类写实文学和有关现代艺术和摄影的书籍来促进文化表达方式的发展；10.组织专业领域和新兴领域的学术研究著作的出版，避免因缺少读者群而无法吸引商业出版社，从而导致研究成果得不到传播；11.通过同行评论来检验学术研究的可行性和深度，从而保证学术出版的高标准；12.通过严格的编辑加工、专业的校对和设计以及全球的传播，增加学术作品的价值；13.依靠大批教育机构，促进学术观点的多元化；14.通过出版年轻学者的处女作鼓励和锻炼他们，帮助青年学者建立权威，获取写作经验；15.通过授权其他语种的出版商出版作品的翻译版本，使英语学者的作品向全球传播；16.为长期的学术编辑和多卷研究计划承担工作提供资源，确保在遥远的将来这些作品出版的完整性；17.通过出版大部分高校教师使用的非教材资料和补充材料，丰富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内容；18.与学会、学术机构和图书馆学专家合作，探索如何利用新技术促进学术发展；19.扩展了其所在大学的范围和影响，表明了自身对传播知识和思想所承担的义务；20.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其所在大学在人类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支持，这些领域往往不能得到政府和公司大量资金的支持；21.通过出版引起当地读者兴趣的书籍以及举办当地作者的各种活动，促进大学与周边社区的联系；22.通过新闻报道、图书评论、获得奖项和在学术会议上展品的展示，扩大其所在大学的知名度；23.大学出版社的员工是学校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方面的专家，能向他们提供著作权、学术交流和出版程序方面的指导；24.为有志于从事出版业的学生提供建议和机遇。执行长Peter Givler的观点是：“大学出版社所代表的是一所大学向外的声音，以传扬大学本身的价值并传达大学发展、传递知识的使命，透过出版品对于大学的学术群产生深深的联结与影响。”⑨他们还认为，借出版社这个平台，可将大学内涵的各类知识加以保存、传承、生产、扩散及创新，再配合市场机制、图书馆服务及数位科技，达到学术传播、提升社会力度的目的。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公立学校、科研机构、文化机构工作人员都属于公务员。⑩大学出版与商业出版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大学出版突出强调学术性，而商业出版突出强调营利性。由于学术出版物的特点是前沿性、高深性和专业性强，使得其读者面狭窄、市场狭小，发行量小，“专业出版面对的都是非常专业的读者”。(11)2004年美国大学出版社统计数据显示，在全美100余所大学出版社中，仅有哈佛商学院出版社(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获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另外绝大多数出版社都是亏损经营，“亏损面在90％左右”，“学术出版所造成的亏损在美国大学出版社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12)在普遍亏损和不赢利的情况下，美国大学出版社在所属大学及社会其他力量(如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美国人文学科基金会等)百余年如一日的资助和支持下，坚定不移地秉承了大学学术出版的宗旨和传统，全心全意地服务于大学的教学和学术事业的繁荣，历经艰辛与挑战，甘于清贫，在世界出版业中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形象。
美国大学出版社的这种形象也深深地感动了中国的同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张宏先生说：美国的大学出版社“有序规范条理的出版经营管理体制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出版精神帮助他们在大学出版领域走着专业化的道路，为美国高校乃至整个社会的学术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3)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的张近乐先生也动容地说：处在美国社会平均收入之下的位置上，美国大学出版社的从业者们严谨地、孜孜不倦地追求、献身于学术出版的繁荣与大学出版事业的进步，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物欲横流的美国社会，有这样一个行业，有这样一个阶层，有这样一批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自己喜爱的领域，在大学出版这片独特的天地里，甘于清贫，甘于寂寞，默默地耕耘着、奋斗着，不由得让我们中国出版业的同仁们肃然起敬，为之钦佩。(14)
二、西方国家学术期刊出版机制
在西方，学术期刊步入误区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出版机制，是西方学术期刊出版的主流。学术期刊出版运行机制，指的是一定社会科学文化有机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及功能。它存在于学术出版的全过程。由于出版机制是在社会科学文化有机体的运行过程中发挥功能的，因此，它又称为期刊运行机制。学术期刊的运行机制本质上就是学术期刊如何有效地消化出版成本，甚至能够盈利，最终实现为学术服务这个根本宗旨的一种制度。
学术期刊的出版成本指的是在出版过程中各种费用的总和，主要包括：人力资源、印制费用、办公费用、稿酬费用、固定资产使用与折旧成本、税费，等等。第一，学术期刊的人力资源成本，包括编辑、编务人员等的工资费用，同行审稿专家费用、编辑费、校对费等。尽管其中也存在少量志愿者编辑，省去了一部分人力成本。再者，同行审稿专家的费用往往是低廉的，学术期刊只支付同行审稿专家极低的费用，这些专家由于责任心的原因与荣誉的目的及学术的压力，甘愿为学术期刊进行无偿审稿工作，或者甘愿做这些学术期刊的低廉劳动力。因此，总的来说，这些因素基本不影响学术期刊出版的人力资源成本。(15)第二，稿费对作者来说至关重要，稿费和版税是许多作者不可缺少的生活经济来源，同样也是调查研究以及收集资料的费用源泉，是他们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的经济基础。对学术期刊出版者来说，稿费取决于论文的质量，有的还考虑销售所作的严密的成本核算。一些知名学术期刊为了吸引高水平论文，为争取在某一领域科学文献的首发权，往往给其作者发放比较高的稿酬。(16)第三，印制费用成本。学术期刊一般是纸张、油墨、印刷等项费用的凝结物，由于这些费用成本日益涨价，使得学术期刊的运行成本不断增加。第四，发行费用成本。西方国家学术期刊发行工作往往交专门的发行公司发行，邮局只负责邮寄，这样就有利于在发行公司之间开展竞争，从而提高服务水平。高水平的发行服务同样也产生费用。此外。西方学术期刊的发行往往实行专业化、现代化的方法，征订、收款、邮寄一条龙，有的还通过电话订购、专人负责投递、补寄，等等。这一系列环节相应费用构成了发行费用。第五，办公费用成本。发达国家学术期刊的办公费用成本包括水电费、通讯费、办公场地使用费、办公耗材费，等等。第六，在税收方面的费用。西方国家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一般分为营利性、非营利性两类。营利性的称为商业期刊出版机构，非赢利性的出版主要包括大学出版社、社团、学会、协会以及政府出版部门等出版的学术期刊。他们针对出版者性质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以上这些不同的费用支出就构成了学术期刊的成本费用。
西方国家在如何有效地消化学术期刊的出版成本以不影响其顺利出版，甚至尽可能地盈利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这就是在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上的财政、个人及各种社会组织设立的众多基金方面的有力支撑。国家和社会充分考虑学术和学术期刊的独有功能、独有特点，即学术和学术期刊关系国家实力的底蕴，学术期刊学术性强、尖端性明显、受众面狭窄等实际情况，在经济上学术期刊难以盈利，很难与以盈利为目的大众化、市场化的“消费类”期刊动辄几百万份、几千万份的期发行量相匹敌，高等学校、政府以及众多基金会、各种学会、协会、企事业、社会团体组织等，对学术出版、学术期刊在经济上实行了注资、政府财政拨款、税收减免、低息贷款、资金扶持、邮资优惠；在民间层面，各种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各种学会、协会、企事业、社会团体组织的积极运作；学术期刊自身通过广告、发行、学术会议、期刊论文出售、“版面费”(也叫“出版费”、“发表费”、“投稿费”或“注册费”)，学术期刊出版者的出资等十多个方面广筹资金，并且这些政策措施和办法汇集来的各种经费资金、基金的使用，达到非常规范的程度。形成了一个高效、持久、科学的学术期刊运行机制。这既保证了学术期刊出版业的健康、科学发展，也保证了国家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科学发展。
三、西方学术期刊市场化的误区
在西方，并非一切学术出版都像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一样，尤其在学术期刊出版领域，学术期刊的商业化倾向有日益严重的趋势。
学术期刊的商业化运作主要是通过出版商的并购实现的，它使得学术期刊被动地接受了以赢利为目的商业化改造，这样做意想不到的恶果就是学术期刊价格的轮番上扬，同时又连锁反应式地严重抑制学术、技术、文化的传播，使得国家的科学文化发展出现停滞的危险。各种学术团体等主办的学术期刊，在被出版商收购和商业化后，由于利润的驱使，出版商不仅将接管的学术期刊的价格大幅度地上涨，而且还利用学术期刊需求的刚性特点，以远远超出物价平均上涨的幅度来提高学术期刊的价格。例如，英国下院在其2004年“科学和技术”报告中指出：在1998－2003年期间，英国其他非学术性期刊的零售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是11％，而学术期刊的平均价格上涨达58％。(17)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的机构LISU接受牛津大学出版社期刊部门的委托，在2007年发表了题为《2000—2006年学术期刊价格趋势》(Trends in Scholarly Journal Prices 2000—2006)的学术期刊价格调查报告，报告调查了8家主要的商业学术出版机构和3家大学出版社。结果显示，这些学术出版机构在2000—2006年间，期刊价格涨幅普遍高于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其中商业学术出版机构的价格涨幅更是远远高于大学出版社。(18)学术期刊价格的猛涨使得其个人订户丧失殆尽，也使得众多图书馆订数锐减。面对学术期刊订数锐减的局面，出版商又采取了进一步抬高学术期刊价格的办法来弥补其订户减少而带来的营业额减少和利润损失，进而使学术期刊陷入了“价格上涨—订数减少—价格再上涨—订户减少殆尽”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学术期刊危机”。(19)
这种恶性循环必然导致出版商进行版权垄断，结果给国家的国力提升、社会的学术交流、学者的文献利用率造成严重损害，对社会进步也产生极大的障碍。对此，法国著名传播学家贝尔纳·瓦耶纳在其代表作《当代新闻学》中指出：“令人担心的是这些新闻企业规模极大，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几乎成了垄断组织(理论上和实际上看来，报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垄断组织)。这种垄断现象至少以两种明显的面貌出现：一个企业专门为一个地区服务；或是在全国范围，几家不同刊物高度集中引起市场不平衡，或者人们担心有这种可能。在当代法国社会，某种程度上已经存在着这两种形式的垄断，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现象。虽然报业集团从工业化初期就开始出现，人们从来没想到它们会对社会结构产生消极影响。”(20)对此，他还强调“当然不能听之任之，随波逐流”，“要在看准了方向，了解了风险所在而后再采取行动。一切问题都要个别分析，区别对待。有必要制定出有效的反托拉斯的法令。还要确定资方与劳方的新关系，原有的规则已经过时。其次，每个人应该知道，某些集中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同电灯代替油灯一样，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在发展中维持自由。清高地表示愤怒完全无济于事”。(21)我国学者也指出：“期刊危机已经严重削弱了图书情报机构的文献保障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团体的科研和教学活动，它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科研团体、图书情报界、出版界、科研管理机构共同关注的问题。”(22)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的学术界、图书馆界和学术期刊界有识之士，共同倡导发起了“开放存取运动”(Open Access)。该运动就是利用网络条件实现学术研究成果的大面积免费共享，以此打破学术期刊出版运行机制商业化导致的人为障碍，解决学术期刊出版和学术信息交流中的日渐严重的障碍和停滞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期刊危机”。
四、汲取西方经验，防范危机蔓延
西方发达国家学术出版发展的历史告诉人们，学术书籍、学术期刊的出版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地推向市场了事。发达国家一些学术期刊商业化的严峻事实也表明，情况与这些人想象的恰恰相反。因此，在我国不假思索地将学术出版一股脑地推向市场，走市场化路子，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步西方学术期刊危机之后尘。“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更何况现在西方人已经认识到学术期刊商业化改造的弊端，“开放存取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从我国目前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来看，商业化运作必然导致学术期刊社会效益的急剧递减、学术期刊成本的大大提高。另外，由于学术期刊价格的猛涨导致的订户锐减，由于出版商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将出版权进行垄断，严重损害读者便利获取科学、技术、文化信息资料的权利，这样显然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学术期刊本身的角度来看，学术期刊商业化后必然影响被引用量，影响学术期刊自身的品牌和声誉，这些当然是学术期刊主办者所不愿意看到的。(23)
中国的学术期刊怎样健康、科学地发展？怎么样避免西方国家在学术期刊上走过的弯路？在2012年初，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陶骅就认为：“应当扶持学术期刊的发展。第一，学术期刊不宜完全推向市场，应尊重学术期刊的定位和办刊规律；第二，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积极扶持学术期刊的发展；第三，建立健全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使精品期刊的定位更准确。”(24)其实，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所主办的学术期刊都是由所在单位出资的，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出版人才以及一大批知名学术期刊。
当然，学术期刊及其最成熟的同行审稿制度最先孕育产生于西方，并且当前西方国家以《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细胞》(Cell)、《柳叶刀》(Lancet)等为代表的学术期刊引领着世界学术期刊的潮头。之所以如此，除了现在正在实行的“开放存取运动”外，更主要的是其在经济方面有一套长期的、行之有效的、成熟的运行机制。
在西方，由于学术期刊的运行机制在指导思想上非常明确，形成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扶持、资金支持、自身努力等综合经济支持体系，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持久的经济运行体系，这种体系构成了西方国家特有的学术期刊的经济运行机制，这种机制值得我国学习。至于西方学术期刊商业化改造出现的种种教训，当然更值得我国借鉴。
收稿日期：2012-04-20
注释：
①应妮：《中国首批非时政类报刊转制年底完成》，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11－17/3468452.shtml，2012年3月23日。
②张贺：《中央部门出版社到期未完成改制者“将注销出版许可，没有例外”，今年底完成101家，2010年完成47家》，《人民日报》，2009年9月8日。
③《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11年3月17日。
④庄建：《缘何“不差钱”却“差了学术”》，《光明日报》，2012年3月19日。
⑤尤建忠：《探析美国大学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出版参考》，2007年第6期。
⑥张宏：《美国大学出版社：无赢利下的经营管理》，《大学出版》，2005年第2期。
⑦魏龙泉：《美国大学出版社的任务和运作》，《出版科学》，2004年第5期。
⑧张宏、钱明丹：《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定位和宗旨》，《大学出版》，2005年第1期。
⑨林进灯、程慧芳：《大学出版社的经营与行销——以交通大学出版社为例》，《考研双月刊》，2010年第1期。
⑩白朝阳：《194人养一名公务员，中国公务员是多还是少？》，《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3月27日。
(11)冯友仁：《美国专业科技类图书营销启示》，《出版广角》，2010年第6期。
(12)张宏：《美国大学出版社：无赢利下的经营管理》，《大学出版》，2005年第2期。
(13)张宏：《美国大学出版社：无赢利下的经营管理》，《大学出版》，2005年第2期。
(14)张近乐：《从美国的大学出版看学术出版精神》，《科技与出版》，2007年第8期。
(15)孙宇：《西方发达国家学术期刊运营模式研究》，北京印刷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24页。
(16)刘海涛：《国外科技期刊的四个特点及我们的差距》，《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3期。
(17)House of Comm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Tenth Report.http://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304/cmselect/cmsctech/399/39907.htm#a21,2006-04-26.
(18)LISU.Trends in Scholarly Journal Prices 2000-2006,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1-3.
(19)Mary M C,Scholarly Communication:A System in Crisis,http://www.vala.org.au/vala2 002/2002pdf/16Houton.pdf,2008-06-11.
(20)Bernard Voyenne,L'information Aujourd'hui.Armand Colin Collection U Paris,1979,186-187.
(21)Bernard Voyenne,L'information Aujourd'hui.Armand Colin Collection U Paris,1979,190.
(22)House of Comm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nth Report.http://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304/cmselect/cmsctech/399/39907.htm#a21,2006-04-26.
(23)唐普：《论学术期刊出版成本分摊制度的建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4)妍字：《学术期刊建设与经济学的发展繁荣》，《光明日报》，201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