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与马克思主义的“大理”_邓小平理论论文

反腐倡廉与马克思主义的“大理”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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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就是强调从严治党,把反腐败看作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强调要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使党能够在新时期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据此,本文试图说明反腐败是马克思主义的以下三个“道理”。

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廉政的论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无阶产级夺取政权后的廉政建设问题论述不多,主要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有极深刻而宝贵的阐述。它集中体现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及恩格斯在1891年为该书所写的导言之中。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提出了两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措施:第一,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国家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无产阶级国家应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上述两条革命措施是马克思针对巴黎公社而言的,而“公社的真正秘密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二版,第12页。)这就是说,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新型国家的一种雏型或伟大尝试,而要普遍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政府”和完全实现使劳动获得解放的这种“政治形式”,决非是短时期模毡榻⑵稹肮と私准兜恼焙屯耆迪质估投竦媒夥诺恼庵帧罢涡问健保龇鞘嵌淌逼谀谀艽锏降哪勘辏と私准丁氨匦刖て诘亩氛匦刖幌盗薪鸦肪澈腿硕纪耆谋涞睦饭獭!保ㄗⅲ郝砜怂肌斗ɡ嘉髂谡健返バ斜荆嗣癯霭嫔*1994年5月第二版,第56页。)这个“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也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历史过程。从巴黎公社诞生到现在120多年过去了,这个历史过程并未完结,它们在继续进行着,并且要一直进行下去,直到“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显然,这是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表明,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世界所有国家,都不是削弱而是不断强化国家权力,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需要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长治久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证明:如果不抓紧做改变“环境和人”的工作,不坚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社会主义国家将很难实现其繁荣富强和长治久安。这不但是本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昭示给我们的,同时又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上个世纪就警示给我们的。换言之,是他们奠定了无产阶级反腐败的思想理论基础。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继巴黎公社之后,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不仅亲自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监察机构,而且给予理论指导,使无产阶级行政监察理论得以形成,可惜由于列宁逝世过早,并且当时列宁提出的反腐败内容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后来斯大林并未坚持列宁提出的廉政建设的指导方针,在党内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在清党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8年的民主革命和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从而也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思想理论体系分别作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邓小平同志选集第二卷第三卷中。

以上粗略轮廊可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以及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并高瞻远瞩地创立了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其中,防止和克服党内的消极腐败以及国家机关中的消极腐败现象,是执政党自身建设和党所领导的国家政权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换言之,反腐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大道理,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宣布:“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这表明我们党在反腐败问题上是十分清醒的,坚定不移的,也完全有决心有能力依靠自身的力量去最终解决好这个重大问题的。

一般而言,大道理是对比小道理并要管小道理的。特殊而言,改革开放近20年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表明,由于我们有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指导,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反腐败这个大道理总体上看既是顺乎党心民意,又是深入党心民心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反对腐败这场严重政治斗争中取得节节胜利。但也不必讳言,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付出了相当代价的,有的甚至是沉重的、巨大的代价;既要看到我们反腐倡廉的成效,更要看到人民群众对反腐成效依然不满意的现实。总之,我们面临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严峻是事实但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饰、粉饰或无视这个事实,因而也就无法找到造成“严峻”之势的“病根”。许多事实证明,这个“病根”不在党外而在党内。党内的某些不学无术者是不懂反腐败这个大道理;某些政治短视者是无视叛这个大道理;某些不廉洁者是拒绝这个大道理;极少数腐败分子更是公然抗拒和公开违背这个大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上述种种无一不是以反腐败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指挥者的身份出现在这场“严重政治斗争”的舞台之上!这本身既是在导演一出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特有悲喜剧,又是当今中国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的症结所在。

综观现代当代国际国内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可鉴:对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的这个大道理似懂非懂若明若暗者必有近忧必吃大亏;无视冷漠者等于养痈遗患、必受其害;拒绝者害人害己、误党误国;背叛者祸国殃民、自取灭亡!反之,深谙此道者、善用此道者、坚持此道者,则是必兴必荣必昌必胜!前者是我们必须坚决摒弃的,后者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抉择。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党的十五大报告根据这个硬道理,提出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再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说,作为硬道理的“发展”,是指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以及同步发展,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但决不是唯一的;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但必须有“两个基本点”来保证、指导和推动。否则就会难以发展或畸形发展,而发展这个硬道理或者会“硬”不起来,或者充其量只能称作半个“硬道理”。这其实是一条基本政治常识,也是当今世界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反复证明了的一条真理。

现在再来探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遇到的腐败问题。我国的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以其高速增长震惊了世界。“1991—199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2.41%,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注:参见1997年8月25日《了望》杂志第34期专题报道《从国际竞争力排名看中国的发展》,作者赵忆宁、浦树柔。)与此同时,我国在发展中也遇到了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从改革之初直到今日的近20年中,党中央和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一直强调党风廉政和反腐败问题。这一方面表明党中央始终坚持反腐败,另一方面也证明腐败已成我国的一大社会顽症。公款出国旅游,是中国官员腐败的一面,已引起了国内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外国人的厌烦。”(注:参见1997年10月14日《杂文报》,作者张雨生。)现在再看下列数字:近年来我国用于公款吃喝旅游的费用一年中竞高达上千亿元;1996年全国法院审结万元以上案件15827件,腐败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无疑是个巨大的天文数字;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7%,而这一年经济犯罪比上年上升9.86%,腐败速度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对此,我们应该作何感想?

综上所述,反腐败它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大道理,而且是一个硬道理。首先,发展是硬道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总体上是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反腐败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是社会全面发展问题中应有之义。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将纠正传统的综合国力观的片面性,后者只把物质力、经济力看作是综合国力,而无视政治力、文化力和精神力的巨大作用。受传统综合国力观的束缚,人们把政治力、文化力、教育力、道德力等整个精神文明排除在外,因而也把反腐败视作“软任务、软道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极大误解和肢解。第三,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观体现在战略方针上,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体现在党的基本路线上,就是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多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顽固坚持的“一手硬,一手软”,事实上是在以牺牲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代价,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个人或小团本的所谓“经济实惠”,这本身既是一种权力腐败,又是对反腐败这个硬道理的人为“软化”、“弱化”。能把反腐败软化、弱化的不是别的,而是手握权柄的单位、部门以及个人和法人。因此,只有先剥夺腐败者的权柄和资格,而后才能使反腐败“硬”起来。第四,反腐败是硬道理,归根结底是硬在必须以硬治顽,腐败如顽石,不用钢铁重锤焉能击破之?!近年来我国曝光的一桩桩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警示我们:腐败不除则廉政难兴、经济难荣、民愤难平、国无宁日!总之,要牢记邓小平同志的两句至理名言:一句叫作发展是硬道理;一句就是:“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笔者渴望前一句话能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也包括反腐倡廉实践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但愿这后一句话永远永远不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

真道理即真理,是相对谬误即假道理、歪道理而言。为了阐明反腐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真理,我们有必要对下列情形予以关注:第一,冷战结束以来,反腐败已经逾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屏障,日益成为一种遍及全球的国际现象。不但在亚、非、拉众多发展中国家,同时在美、日、德、法、英、意、加等发达国家也都开展了反腐斗争。据反腐国际(TI)最近的调查,1995至1996两年之中,全世界查处了近千亿美元的贪污、贿赂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尽管大多数国家采取了严厉措施,但国际上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仍十分严重,有些国家甚至出现积重难返的状态。最近,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反腐败大会,再次掀起反腐肃贪浪潮。但是,腐败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痼疾,国际反腐仍任重道远。(注:1997年11月12日《法制日报》第四版《国际反腐任重道远》,作者刘林森。)第二,腐败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已经落后于发达国家多少年,而今遇到千载难逢的发展时机。但是如果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有可能丧失发展的大好时机,再度同发达国家拉大距离,甚至陷入灾难的深渊而不能自拔。正因为如此,众多发展中国家把铲除腐败作为安邦治国的当务之急。第三,苏联、东欧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挑战,在面临西方发达国家咄咄逼人的种种压力之下,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与国内能否成功地解决腐败问题,这不但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值的庆幸的是,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包括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是邓小平理论拯救了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

由于反腐败是当代中国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无疑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反腐败出现失误、发生曲折乃至遭受挫折是难免的,而我们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减少或避免犯大错误则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败的真理和邓小平关于反腐败的思想理论。如果说我们在新形势下反腐工作有过失误的话,就是失在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上。当前,需要在认识上须走出八个误区:一是走出“姓社姓资”的误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二是走出“求稳怕乱”的误区,正确处理反腐败与保持稳定的关系;三是走出“急功近利”的误区,丢掉一劳永逸的幻想,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同时又要有现实的紧迫感;四是走出“贫穷有理”的误区,树立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五是走出“未富先豪”的误区,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六是走出“地区特殊”的误区,正确看待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六是走出“厚俸养廉”的误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八是走出“无所作为”的误区,振奋精神,奋发图强,努力开创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注:参见《少数民族省区:改革开放与党风廉政建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30—37页。)

反腐败还必须克服一些思想障碍。多年来对反腐败进程构成严重干扰和威胁的,是那些种种假道理和歪道理。诸如“经济要上、反腐要让”的“对立论”;“先腾飞后肃贪”的“先后论”;“反腐要亡党、反腐要亡国”的“亡党亡国论”;“只要生活水平达到西方国家标准腐败自然消失”的“自然消失论”以及“吃亏论”、“难免论”等等。这些都是在理论上实践上站不住脚的假道理歪道理。还有一种“理论”叫作一定的“权力非正常化的使用”即权力腐败,可以促成“新型资本”完成其“原始积累”,促进中国迅速进入“现代化社会”。我们从政府机构改革的“官商结合”、“翻牌公司”现象果真看到这种“新资本形式”的影子,这无疑又是一种“高超的”腐败有益且有方的“理论”!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搞下去,中国只能走回头路,不是实现“现代化”,而是官僚资本主义化,或四分五裂,或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的附庸。

上述种种在理论上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败的真理,在实践上会把反腐败误入歧途,最终导向失败之路。它在实质上是为腐败张目、壮胆和辩护的理论。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它导致了腐败现象屡禁不绝、腐而不败“愈腐愈荣”、或“边腐边升”等等,更在于它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不迳而走、颇有市场且“畅销不衰”?这大约同我们党内业已形成的某些特殊利益团体有直接关系。改革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要革除他们的特殊利益,改革越深入,在越对他们的特殊利益有威胁。因此他们在借改革之机拼命为自己攫取最大利益的同时,也必然竭力寻求理论上的掩护,道义上的粉饰,政治上的包装,以欺世盗名,招摇撞骗。如此这般,在他们成为改革的最大受惠者的同时,却使党的威信下降,党的战斗力削弱,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合法性础基和道义基础受到侵蚀,最终会使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我们的:“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

充分估计到反腐败形势的严峻性,深刻认识腐败现象的巨大危害与危险性,是我们党政治坚强、清醒和有自信力的表现。综观当今世界此起彼伏的反腐浪潮,我国在反腐赛场角逐中独具下列优势:“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是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尤其是我们有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指导,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建国以来创造的雄厚的物质基础,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的社会环境,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尤其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必将为反腐败斗争提供强大的动力。我们党在成功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完全有能力成功地进行反腐败斗争。”(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02页。)同时,党的十五大还勾画出了独具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的基本理论框架,这就是:(1)反腐败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2)反腐败的依靠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3)反腐败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4)反腐败的巨大推动力是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5)反腐败的战略方针是“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即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一个一个地打好阶段性战役”;(6)反腐败的基本原则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进行,并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以保证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7)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坚决遏制腐败现象;(8)反腐败的指导方针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9)反腐败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10)反腐败的基本目标是把腐败现象遏制到最低限度,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永不变色,使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可以相信,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十五大指引的反腐败道路走下去,在下个世纪不远的将来,中国必将以社会主义廉政勤政大国的光辉形象展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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