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高考政策变迁的价值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价值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6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2)08-0060-06
高考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是高等教育选拔人才的工具。“高考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既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制约，又能动地促进和推动社会的发展。”[1]所以，高考政策是各主体利益和价值诉求博弈的结果，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均体现出一定的价值倾向，“价值与意义因此成为教育政策活动的基本要素，并往往对教育政策活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反思新中国高考政策的变迁历程，厘清政策所反映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价值与经济价值并重：统一高考制度的初创（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延续了单独招生。之后，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最终建立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1952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标志着高考制度的建立。
（一）向工农开门：建国初高考政策的政治价值取向
新中国的教育为消灭剥削压迫、维持社会公正服务，其高考政策的政治价值取向明显。“作为统治阶级来说，切实掌握教育的领导权和主办权，提高本阶级的文化地位，始终是稳固其统治、维护其利益的重要事情”[3]，高考政策倾向于工农群众是历史的必然。此时期的高考政策，在招考方针、工农速成中学、优先录取、政治审查等方面体现了工农倾向，这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
新中国建立伊始，当时教育部长马叙伦就宣布“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以工农为主体，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4]。1950年，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出台了一系列工农取向的高考政策。1950年，政务院签发《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加分、优先录取、保送免试入学等政策，体现了“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如工农青年、革命干部可以免考外国语，青年工人、工农成分的干部考试成绩虽稍差，可从宽录取或优先录取，“各高等学校招生，在录取名额中对曾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及产业工人，应使其达到一定的比例”[5]。然而对工农学生并没有采取直接入学的办法，而是在达到一定考试成绩要求的基础上优先录取，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的质量。工农群众第一次最广泛的拥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以罗尔斯的机会均等原则和差别原则衡量，“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政策符合社会正义。此外，此时大量招收工农成分的青年入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高中毕业生无法满足高校招生的需求。
另外，教育部对考生也提出了相应的政治要求。1953年高教部指出，凡发现有下列情况者不准报考：“现被管制的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破坏活动分子；确因反革命以及品质极端恶劣而被国家企业、机关、部队或高等学校清洗或者开除的分子。”[6]这说明国家比较重视考生的革命立场和道德品行，对考生的出身并没有明确的要求。而到1955年，除以上情况外，规定下列人员均不录取：“目前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分子；五方面反革命分子；政治历史复杂、很难弄清而有可疑材料者；直系亲属被我处死而本人坚持反动立场者。”[7]对于品行有问题的考生，国家允许其“悔改”、接受“教育改造”，对考生道德品行的要求相对宽松。而对考生革命立场的要求较高，“复杂”、“可疑”者不予录取。直到1957年，政治审查标准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认为学生中有一些思想反动的分子，要求“对今年招收的学生在政治条件上应当有更高的要求”[8]。此时期的政治审查比较客观公正，并没有限制出身不好的学生，也没有刻意照顾工农学生，而是完全出于巩固革命政权，保证高校不受破坏的考虑。
此外，旧中国国弱民贫的状况急需扭转，人们普遍渴望国家的统一与强大，“这种普遍存在的观念，对建国后包括大学招生在内、在许多方面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9]反过来，高考制度又加强了统一国家的观念，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二）百废待兴：建国初高考政策的经济价值取向
经济建设需求大量人才，人民政府需要大量合格的政治人才和干部，人民政府接收了各类高等学校并逐步完成院系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部多次强调，高等学校应“培养国家建设所急切需要的各类人才”[10]，“高等学校招生，直接关系到国家培养各类建设干部的数量和质量”[11]。高考政策的“经济价值”凸显，从历年招生专业比例可初见端倪（见表1）。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重点发展重工业，对工科人才的需求较大。同时教育部也有意扭转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偏文轻理的倾向。此外各级政府也急需大量的干部，各级教育也在加速发展，需要大量教师填补进来。国家忧虑工农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急需培养医务人员。因此，高等学校招生的重点在理工、师范和医药科，相应的此三科每年的招生数均排在前列。国家对财经、政法、文科等不特别重视，这为以后高校重理轻文问题埋下了种子。
此时期较为重视学科知识的考查，教育部每年都指示要注意考生的文化知识水平。1951-1957年，高考的学业成绩标准不断提高、不断严格化。而对于干部、工农子女、军人虽然强调优先录取，但“对于他们的入学条件不能降低，只是当他们的学科考试成绩达到所报考的专业的录取标准，在与一般考生考试成绩相同或相近（指总分相差在十分以内者）的情况下，优先录取”。[13]教育部对于各科类的录取均提出了相关科目成绩的要求，希冀通过选拔学业成绩较好的考生，达到培养技术精英的目的。
此外，国家也关心学生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受教育的愿望，高考政策体现了对个体价值的关注。教育部要求进行升学指导教育，除强调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教育考生报考国家急需的专业外，“应照顾考生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后的疲惫，尽可能采取轻松、愉快、生动、活泼而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方式”[14]，给予适当的休息。对于新生，“协助他们解决交通工具和贫苦同学的旅费困难”[15]，对于落榜者，“我们希望程度差的继续努力进修，体格差的注意疗养或锻炼，缺乏证件的人今后要设法按照一定的手续向有关方面去申请，以便明年报考”。[16]当发生学生负担过重时，教育部发文指示减轻课业负担，改革考试制度，改进课外活动，保证学生的睡眠和休息。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考政策基本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民的利益，具有合理性；得到了政府的认同，具有合法性；考虑了招生问题的具体状况，体现了各方的价值观。因此，虽然高考政策的出台过程还不够完善，但已经内涵了科学和民主的价值。此时期高考政策的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服务，为工农服务。从政策实施的效果来说，选拔了大量的技术精英和政治人才，拓展了教育公平，也较为关注学生个体的价值，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总体上看，此时期高考政策的价值选择符合特定历史条件和国情，其程序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实施的效果较好。但是，对高等学校和考生的发展和需求重视不够。
二、异化的政治价值：高等学校招生政策的反复与曲折（1958-1976年）
从“教育革命”到“文化大革命”，高考出现反复，并最终被废除。极“左”政治干扰下的高校招生政策凸出了异化的政治价值，人的价值、教育价值及经济价值均淹没在政治之中，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难以发挥，甚至政治价值本身也无从正常体现。
（一）“教育大革命”：高考政策政治价值取向的反复
1958-1965年的高等学校招生政策几经反复，徘徊在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之间。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党内对阶级斗争的估计过于严重，导致领导对高考的错误认识，因而提出“在招生工作中必须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17]1958年，教育部要求实行工农、工农干部等保送入学的办法，并要求大幅提高工农学生的比例。由于实行保送入学，改变统一高考为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造成新生成绩的大幅下降，1959年又恢复了统一高考。人们主观上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局面，“教育大革命”运动迅速推开，对高等教育寄予了过高的期望。1960年，明确提出“以政治为主的录取原则”。[18]“大跃进”中提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盲目创办高校，扩大招生计划。此外，1960年实行春季和秋季两次招生，试行各校联合和单独招生，实行分省命题等。以上改革措施取得了不少经验教训，然而政治审查和急剧增加招生计划又是高考政策政治化的表现，政治标准完全超越了学术标准，过分强调政治价值，超越了现实条件，忽视了教育发展人的本体价值。1961-1963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总方针下，高招计划更切合实际，政治审查有所放宽，学术标准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1962-1965年，重提阶级斗争，形势进一步“左”倾，高考改革又一次政治化。此时期的高考政策虽然凸显了政治化的倾向，但仍没有取消招生考试制度，人才选拔的学术标准仍具有一定的作用。高等学校招生政策随着政治运动的起伏，徘徊于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之间，成为了政治运动的试验品。
（二）废除与推荐：高等学校的招生政策政治价值取向的异化
人们在政治激情的激励下，渴望迅速培养大量的工农知识分子，实现教育公平；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我国只能独立探索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过于重视实践经验和政治质量；考试竞争愈加激烈，学生负担过重；以及领导者个人对于考试的指责等，诸多因素最终导致了高考制度被废除，使得高等学校招生政策向政治化方向发展。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包括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19]。毛泽东对考试也多有批评，“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20]。毛泽东关于考试的言论对高考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6-1971年，高等学校基本停止招生。1972年，高校逐渐恢复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这一政策的本意是使高校向工农全面开放，但由于没有客观的选拔标准，造成大量以权谋私、“走后门”、“托关系”现象，最终造成了更大的教育不公平。高考被废除，实行群众推荐，造成了高校招生的学术标准被彻底废除，政策完全政治化的实质是否定高等教育培育人的本体价值，取消了高等教育的文化价值，最终使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仅仅建立在幻想之中。当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科技人才时，就严格学术标准；当阶级斗争和革命需要政治精英时，就严格政治标准。新中国前27年，高招政策处于钟摆现象之中：当经济社会正常发展时，高考就突出学术标准。此时工农学生的比例必然下降，学生的政治素质达不到革命的要求，高考转而强调政治标准。随着政治运动的发展，工农学生的比例增大，其学业成绩又大幅降低，难以满足质量要求。由此，又反过来严格要求学术标准，如此往复循环。
此时期高招政策的理念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片面强调教育的政治价值，否定其他价值。高招政策虽然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但是违背了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背离了大多数人的教育利益，即不合理性。虽然程序合法，但政策实施的效果是破坏了人才选拔的正常机制，助长了教育不公平，也没有实现为政治服务的既定目标。总体上看，此时期高招政策的价值选择存在偏差，实施结果必然达不到既定目标。当然，此时期的高招政策并非一无是处，其中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比如一年多次高考、扩大高校招生、群众推荐制等。
三、从经济价值到本体价值的过渡：市场经济下的高考政策（1977年至今）
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模式催发了教育领域的变革。21世纪初，我国不再片面地强调政治或者经济的发展，教育的价值和人的发展的价值得到了一致认同。
（一）恢复与扩招：高考政策经济价值取向的全面体现
1977年邓小平复出，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随即废除了高校招生的推荐制，恢复了高考，坚持以考试为主的学术评价标准。教育部不断修改政治审查标准，逐渐取消了对考生划分密级的规定，取消了“政审不合格”。恢复高考打破了“文化大革命”中高招政策的政治价值单一定位，为其发挥经济价值和本体价值开辟了道路。
高考招生收费制改革。一方面，国家没有能力完全承担高等教育的全部成本；另一方面，改革国家大包大揽的招生分配体制需要改革。所以，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采取招生计划形式与录取标准的“双轨制”。20世纪80年代高校招生实行三种办法，“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还可以在国家计划外招收少量自费生”[21]，形成了“分不够，钱来凑的现象”，给金钱和权力以可乘之机，严重违背了教育公平。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并轨”，高校招生录取采用统一的分数和收费标准。
高考扩招实现扩大内需的目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经济学家提出扩大高校招生，以扩大内需，延缓就业压力，拉动经济增长，亦可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政府迅速采纳并实施了这一政策建议。然而，扩招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并不能解决高等教育供给不足、片面追求升学率等问题，加之高校扩招决策的出台相对缺乏广泛的参与和研究讨论。扩大招生的目标已经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目标，但也引起了许多教育问题。大学扩招后，教育经费方面，“地方所属高校经费来源中过度依赖学杂费，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学费水平已经超出占中国人口近60％的农村人口中绝大部分家庭的承受能力”[22]，许多高校甚至负债运行；教学方面，“教师缺口情况比较严重，从而导致教师负担过重，教学要求下降”[23]；入学机会方面，“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热门专业，低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高于优势阶层的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24]
总体上看，经济价值取向的高考政策目标定位存在偏差，其决策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尚需完善，政策实施促进了经济发展，作为副产品的教育公平和人的发展也有所推进。这一时期，高考政策围绕经济价值而展开，目的是培养大量合格的经济建设人才，使个人分担高等教育经费，以拉动内需，缓解经济危机。高考政策的改革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其经济式的改革模式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教训。
（二）科学与民主：高考政策本体价值取向的过渡
高考政策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政策制定科学化。高考恢复后，各种问题接踵而至。“为使高考为中华服务，就必须改革；要改革就必须认识它的规律。这就是科研的任务。”[25]随后成立了教育部考试中心，每次重大的高考改革之前，必先以科学研究进行论证。几十年来，教育学者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形成了许多研究报告，考试研究正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高考政策的科学基础得以加强。考试科研成为制定高考政策和推进高考改革的重要依据。
高考政策的运行更加科学化。高考录取手段现代化和考试标准化建设取得很大成效。1985年教育部召开国际标准化考试讨论会，随后在广东进行试验，希望使考试更科学、更准确地测量考生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为高等学校择优录取服务，为改进教学提供信息，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同时，计算机网上录取节省人、财、物等资源，杜绝中间环节对公平录取的干扰，提高了高考政策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高考政策注重教育发展人的本体价值。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应试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难题。教育部于1983年颁布了《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十项规定（试行）》。1987年，年仅9岁的夏斐因为考分没有达到吴玉霞的要求，而被母亲打死。吴玉霞懊悔地说，“莫让分数迷了眼睛，莫用棍棒治孩子”[26]，引发了教育思想大讨论。1988年，原国家教委指出，改革考试制度是综合治理的重要方面。1991年，原国家教委颁发的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应试教育”。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素质教育的提出标志着教育本体价值逐渐得到认同，高考政策也逐渐重视教育发展人的本体价值。高考也逐渐人性化，取消年龄限制，考试时间从7月提前到6月，最根本的是高考改革向能力本位发展。“在改革中始终坚持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的三项原则。”[27]高考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改革，“3+2模式”、“3+X模式”以及大综合模式都凸显了创造能力、合作能力、实践能力等。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使得高校招生评价更加科学化，注重对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过程方法的考查。高考权力下移，现在已经形成分省命题的制度。
高考政策出台的程序具有相当的民主性。民众逐渐摆脱了工具主义的教育理念，更加注重教育的本体价值。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高考改革的讨论，教育部的改革方案争取公众意见，大学、教育研究组织、新闻媒体共同构成了改革的“公共领域”，高考决策的民主化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民主决策的过程意义远远超出了政策出台本身的价值。
高考政策更加注重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2003年我国开始试行高校自主招生，到2010年已有80余所高校取得了自主招生的资格，这是高考改革的破冰之旅。高考要向三方面发展：“一是多元；二是高校招生自主权；三是每所高校不是招收‘最好’的学生，而是招收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学生。”[28]这有利于克服高考选拔标准过度统一的弊端，照顾不同高校和学生的特殊需要，有利于选拔创造性的特殊人才。自主招生扩大了高校的自主权，程序相对公正，过程公开透明，形式多种多样，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促进素质教育的推行。与此同时自主招生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公平、诚信、自主考试的科学性、成本与效益、考试倾向等方面都受到不少质疑，亟待理性的反思”[29]。
总体上看，高考政策目标从单一走向全面，更加注重教育发展人的使命，也不忽视其经济价值、政治价值，高考政策的价值选择较合理。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应试教育，进行高考内容和形式的改革，试行自主招生反映了高考政策向本体价值的回归。重视考试研究和考试标准化试验，教育研究对高考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反映了高考政策趋于科学化。社会各阶层以新闻媒体为阵地发出高考改革的呼声，教育部门也注意听取各方的意见，高考政策趋于民主化。此时期高考政策的运行是高效的，有利于高校选拔人才，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四、教育的价值与人的价值：高考政策的价值反思与展望
回顾新中国60多年高考政策的变迁历程，每个时期的政策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都有其优点和不足。但高考政策变迁的历程反映出高考政策的价值目的、价值选择过程和价值实施的规律，为高考政策的改革和完善指明了价值方向。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招生政策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改革。一是高考政策应坚持教育价值和人的价值为重，不忽视其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应坚持全面的价值取向。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偏于一方的价值选择都是失败的，高考政策偏于政治或经济都会带来人和社会的畸形发展。所以，高考政策的价值选择既要全面，又要突出教育的价值和人的价值。二是高考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应坚持决策者、咨询者和参与者共同协作，注重决策程序的民主化。现在社会各界多从非正式化的渠道参与高考改革，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只要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就能充分发挥人民民主的优势，发挥程序的民主价值。这对于形成符合国情的高考政策至关重要。三是拓宽教育研究影响高考政策的渠道，注重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安排相应的制度使教育科研与高考决策的联系更加紧密，改变教育科研与决策分离的现状，发挥程序的科学价值。任何高考政策的出台必须先经过科学论证，先行实验研究，经过验证后方可大面积推广实施。四是建立高考政策评价机构和制度，有效监督高考政策的实施。高考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如果建立相应的评价制度，将对高考政策的运行产生积极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教育政策评价制度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它是一项值得借鉴的先进制度。长期以来，我国高考政策实施后缺乏科学的评价，多是经验性的评判。所以，建立高考政策评价机构和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五是制订并完善高考政策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比如建立《高考法》，明确规定高考的全面价值取向，规定民众参与高考政策制定的具体程序，高考政策出台的科学研究基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