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台共成立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荣”身份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成立大会论文,身份论文,代表论文,彭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13)04-0053-12
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指导下，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当时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名称)在上海宣告成立，中共代表“彭荣”直接领导了台共成立的整个过程，从建党纲领、工作方针、斗争目标等方面予以了重要的具体指导。鉴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景和资料缺失，“彭荣”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确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开放，有关“彭荣”真实身份的考析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刊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1]对于台共成立等有着详细记载，但同时充斥了不少谬误。②近年来，大陆学界亦开始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但实证研究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3]本文拟根据已有史料及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期待国内外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开放。
一、台湾共产党建党与中共代表“彭荣”的登场
2010年6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编译出版《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一书(以下简称《研究·档案》)。该书主要依据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俄档)典藏的有关台湾共产党的原始档案，由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教授К.М.捷尔捷茨基(汉名郭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博士А.Э.别洛古罗娃(汉名白安娜)共同撰写。全书约40万字，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正文部分为俄文，是两位俄罗斯学者对台湾共产党历史的阐述；附录部分是由俄文和英文组成的67份珍贵的解密档案。其中有关台共的史料等均属第一次公开问世，引起两岸学界的高度关注。
就中共代表“彭荣”指导台共建党的历史大背景而言，《研究·档案》开宗明义地指出：“共产国际在1927年通过了组织台湾共产党的决定，可是这个决定没有形成文件。在台湾共产党组织过程中，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直接地、明显地参与其中。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朝鲜共产主义者以各式各样的形式，促进了台共的建党工作。台湾共产党在组织上应该隶属日本共产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又指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④(P653)
1922年10月，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培养革命骨干力量的上海大学，有关教学、教务等具体事务则由中共掌管，谢雪红、林木顺等台湾进步青年先后被中共选派到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8月间，谢、林加入中共。⑤(P142-143)在中共的安排下，1925年11月20日，谢、林赴苏联学习。⑥是年12月，谢、林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⑦期间，谢雪红与向警予同居一室。⑧(P202)1927年9月20日，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片山潜致信共产国际，请求将林、谢派回台湾。⑨(P62-63)根据谢雪红的回忆，1927年10月12日，片山潜对他们称：“共产国际决定命令谢飞英(雪红)、林木顺回国组织‘台湾共产党’，由谢飞英负责、林木顺协助，台共组织暂时做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⑧(P233)
1927年10月17日，林、谢奉命启程回国；同年11月13日抵达上海。⑧(P234，237)林、谢联络到台籍中共党员翁泽生。⑩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翁泽生参与台共建党事宜，并创建“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11)作为外围掩护。日共驻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锅山贞亲(化名川崎)也同时给予协助。(12)(P8)是年11—12月，林、谢先后赴东京，⑧(P223，229)听取日共中央指令：日共正在准备第一次国会普选，不能专注台共的建党工作，应该请中共代为指导。(12)(P589)林木顺在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亦称，锅山贞亲曾对他说：“日本共产党没有可能从事这项工作，将要做这件事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代表‘S同志’。”⑨(P3)《研究·档案》据此推测是“Seki同志”(Seki，Johnson杨松的假名字)。(13)锅山贞亲讲的杨松为何又变为“彭荣”?具体过程究竟如何?须进一步予以考证。
1928年4月13日，根据“彭荣”的提议，在翁泽生家秘密召开台共筹备会议，与会者有谢雪红等11人，会议由“彭荣”主持。(14)会议首先由林木顺通报了台共成立大会的时间、地点、议程及有关事项，接着由“彭荣”宣读政治、组织纲领及各项运动方针等提案，经讨论通过。“彭荣”提出：“因为组党大会须保持机密，出席大会限为代表，因此先行决定参会人选。”(12)(P10)经过协商，选出林木顺、谢雪红等8位与会代表，⑧(P262)代表当时台共的18位成员。(15)
两天后的4月15日，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831号，位于与瑞金二路交叉口的西侧)的横通里金神父(16)照相馆的二层楼上，秘密举行了台共成立大会。(17)谢雪红为大会主持者，(18)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代表“彭荣”，朝鲜共产党代表吕运亨以及林木顺等多人。(19)“彭荣”代表中共致词并介绍了中共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彭荣”的具体指导下，大会审议并通过台共政治、组织纲领，以及各项运动的方针。最后大会选出5位中央委员及2位候补中央委员。
台湾共产党成立仅10天后，即4月25日，日本警察对“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驻地(位于法租界拉路东升里389号，亦是林木顺与谢雪红等人的居所)进行突然搜查，(12)(P99)台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20)
二、历史疑案——“彭荣”的真实身份
由于有关台共原始史料的严重匮乏，“彭荣”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疑案。20世纪以来，一度出现“彭荣”即是“彭湃”的说法。一般认为，这一说法最初由台湾学者许世楷提出。(21)(P328)而“彭湃”之说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论点，则缘自谢雪红的追忆：“解放后，我即听到说彭荣同志就是彭湃同志；那是1955年国庆节我到天安门‘红台’观礼时，碰到李立三，他告诉我彭荣就是彭湃。当时李在上海，他知道彭湃曾被中央派遣去领导台湾共产党的成立大会。1956年，我去广州观察时，到毛主席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参观，在那里，我看到彭湃同志的照片，我认出来他就是当年的彭荣同志。”⑧(P285)此后，源自谢雪红回忆的“彭湃”之说似成定论。
谢雪红是台共创始人之一，从口述史料的可靠性来说，当事人的说法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和权威性。谢雪红的这一追述深刻影响了两岸学界许多的学者，(22)大陆学界也多以谢雪红所述为准。(23)但随着史料的不断开放及台共研究等“禁区”的开放，“彭湃”之说首先在台湾学界受到质疑。卢修一认为“无法证实彭荣与彭湃为同一人”。(24)(P73)陈芳明亦称，“有关彭荣的身份，至今仍是一个谜”。(25)(P90)
近年来，大陆学界有人提出“彭荣”即是“瞿秋白”的新观点。2004年何池首次提出“彭荣”即是瞿秋白的观点。(26)(P163)何池以翔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推翻了谢雪红的追述。他认为“彭荣”只是瞿秋白的一个笔名，肯定“彭荣就是瞿秋白”。(27)不过，对于何池“彭湃当时身在广东在海陆丰地区指导农民运动，不可能在上海指导台共成立”的论证，亦有学者引据谢雪红《我的半生记》反驳称，彭湃“著有《海陆丰苏维埃》，此书于1928年4月在上海出版铅印本，和台湾共产党同时诞生”。⑧(P265)这一史实说明何池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28)但笔者以为，若以《海陆丰苏维埃》此刻在上海刊行，则肯定作者(彭湃)必然亦在上海的论点实在难以成立。再查有关彭湃所著《海陆丰苏维埃》一书，书名或应是《海丰农民运动》，(29)年代久远，谢雪红的追述难免有误。另，虽然在《彭湃年谱》中关于其在1928年4月份的具体行踪不甚明了，(30)(P416-419)但大量党史资料多记述是4月至10月彭湃在海丰、惠来等地坚持武装斗争，(31)直到“1928年11月，彭湃携妻子抵上海”。(32)(P240)时间上根本不具备参加台共成立大会的条件。
2009年易难发表《瞿秋白指导建立台湾共产党考辨》一文，也认为1928年4月15日领导并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台共成立大会的中共代表是瞿秋白，彭荣乃是瞿秋白因秘密工作需要而用的化名。对于何文多处提及“彭荣”是瞿秋白的笔名，易文则称：“遍查《瞿秋白文集》，均无以彭荣为笔名的文章。笔名、化名是有区别的，瞿秋白一生别名、化名众多”，因此易文以为，“彭荣乃瞿秋白众多化名中的一个，而不是笔名”。(33)
2010年张春英、蔡宗伟发表《“彭荣”是谁仍待探究》一文，对当下学界有关“彭荣究竟是谁”的争议进行了全面梳理与概括总结。对于何文、易文等先后提出“彭荣=瞿秋白”的推断，张文明确指出有关文献依据仍显不足，所以“彭荣究竟是谁”，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史料来说明。张文认为，“彭荣即是瞿秋白”的观点似乎比较合乎情理，但也有疑点，即谢雪红与瞿秋白是相识的。张文提出值得注意的两个内容：①1925年8月至11月，谢雪红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时瞿秋白不仅担任社会学系的系主任，还亲自任教。作为学生且已加入中共党组织的谢雪红不可能不认识瞿秋白；(34)②在台共成立大会前后，彭荣与谢雪红有三次重要会面。一是1928年4月13日，即台共成立大会的前两天，谢雪红和林木顺秘密会见“彭荣”。“彭荣”对台共成立之事作了具体指导，并听取谢、林二人有关台共筹建经过的汇报。⑧(P261)二是1928年4月15日召开台共成立大会之时，“彭荣”的讲话“由谢氏阿女(谢雪红)翻译”。(35)(P11)三是台共成立后的第三天，1928年4月17日下午，谢雪红和林木顺再次约见“彭荣”。⑧(P264)这样，在台共成立前后，谢雪红与“彭荣”有多次近距离的接触，加之她在上大学时就认识瞿秋白，似乎不可能在认定“彭荣”是谁的问题上出错。(28)
这里考察一下瞿秋白在1928年台共成立前后的活动轨迹，看其有无参加台共成立大会的可能性。1927年8月7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1928年4月12日，写成《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亦是为中共六大起草的报告)。至4月30日，“化装登轮，前往莫斯科筹备‘六大’事宜”。(36)(P253-254)瞿秋白从上海前往莫斯科的路线是，由上海“航行两天，到达大连，从大连转乘南满铁路的火车，经中东路，从满洲里秘密出境”。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36)(P534)随后在莫斯科为六大起草决议案等文件。6月18日，瞿秋白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中共六大。(36)(P256)这样看来，4月30日之前，瞿秋白还滞留上海，亦不能排除其出席台共成立大会的可能性，瞿秋白的政治身份亦完全具备代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导台共创立的诸条件。
然而，笔者以为“瞿秋白4月30日离上海赴苏联”这一记载有待核实。根据《瞿秋白年谱长编》的记载，依照共产国际的来电，中央临时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先行出国负责筹备六大有关事宜，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守，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7)(P252)因此，就时间等举办条件而言，本文认为任弼时、李维汉、罗登贤成为“彭荣”最有力的三位候选人。这里，笔者拟强调的一个主观猜测是，瞿秋白等赴莫斯科是“负责筹备”中共六大，而非一般出席，故提早抵达莫斯科是绝对必然的，亦是必须的。而在当时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严密封锁下，由国内远赴莫斯科与会，相当耗费时间(如苏兆征为参加六大，于1928年2月12日就启程秘密赴苏(38))。1928年5月1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有周恩来等部分六大代表参加的南昌暴动讨论会，从时间上推测，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的瞿秋白也应该参加；(36)(P534)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39)(P260-261)台共成立大会召开于1928年4月15日，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及六大主席团的主持人，瞿秋白如果在4月15日出席台共成立大会再于4月30日后远赴莫斯科的话，那么在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的行程就相当紧张，似乎不太合乎当时的交通等实况。(40)而且，六大之后，瞿秋白并没有马上回国，而继续在莫斯科工作两年之余。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并非仅参加台共成立大会，而是负有在建党原则、革命斗争方式等各方面进行长期指导的职责，由此，这个代表必须是在国内工作、兼顾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能长期近距离指导台共工作的重要高级干部。而“彭荣”即是“瞿秋白”之说成立的话，则就是瞿秋白出席台共成立大会后，随即离开上海参加六大，后又长期滞留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基本无暇顾及有关台共建党后具体活动等的一切指导事务。从我党的历史上看，如此做法似不符合中共推动及指导台共建党工作的精神与原则，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但上述说法仅为笔者的主观推测，尚需要权威的客观史料予以佐证。
那么，摆在我们的面前的疑点有二：第一，李立三为什么会对谢雪红说“彭荣就是彭湃”，他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应该说李立三在20世纪20年代处于中央最高领导层，对于派遣中央代表指导创办台共的大事或应是知情的，也绝不会信口杜撰的。由于彭湃本人没有出席六大，由此，李立三或许就认为彭湃有充足时间参加台共成立大会。这似乎也是李立三之说的一个间接依据，但党史资料无任何记载，李立三亦在1967年6月被迫害致死。其他最能证实当时史实的瞿秋白(1935年2月英勇就义)、苏兆征(1929年2月病逝)、任弼时(1950年10月病逝)、周恩来(1976年1月病逝)及李维汉(1984年8月病逝)等亦相继离世。仅凭目前史料无法予以确证，留待今后史学界继续予以考证。第二，是否基于瞿秋白在党史中的评价(左倾盲动主义)，同时由于国内日趋“左倾”的政治气候缘故等，而致使谢雪红“有意认错”的可能性是否存在?笔者以为不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年代，党内对于瞿秋白的评价还是很高的。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还为《瞿秋白文集》题词，称赞瞿秋白“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41)1951年7月，瞿秋白的遗骸在福建龙岩市长汀县被发现，随即于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二十周年纪念日)由中共中央隆重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亲笔题写“瞿秋白之墓”的碑铭；同日，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在瞿秋白就义地罗汉岭建造的瞿秋白纪念碑竣工，碑高35.618米。(42)另外，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在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国际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女工部部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常委等职。而毛泽东对瞿秋白评价的转变则起端于“文革”前夕的1964年左右。(43)由此，谢雪红在1955年“有意认错”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三、任弼时成为“彭荣”的最有力候选人
如此看来，“彭荣”既不是彭湃，也不是瞿秋白，那么只有等待第三者的登场。其实，“彭荣”是奉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之命而为，由此，有关共产国际文档的“解密”，一直是学者期盼的目标。随着2010年《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一书的问世，台共成立前后的这段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研究·档案》借助共产国际“解密”的一份文档(俄档//全宗514/目录1/案卷461，“林木顺致共产国际的报告”，约在1928年11月间)提出“彭荣=任弼时”的观点。林木顺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在成立大会上除了台湾代表以外，还有中共中央派了任△△同志领导我们的大会”(林木顺用三角符号代替了中共代表的名字)。林木顺还称：“台共一大后发生了逮捕事件，他同任弼时、佐野学商讨了自己的下一步行动。”(44)(P69)作为佐证，《研究·档案》引用另一位台共重要人物蔡孝乾的回忆称，1924年任弼时“曾任上海大学俄文教授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联络工作”；(45)(P50)1927年“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4月，任弼时与李维汉等奉命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46)(P76，95)与共产国际联系密切。(47)(P77)这样看来，以任弼时当时的资历完全具有充当中共代表的条件(捷尔捷茨基教授提供的有关任弼时的档案原文附文末)。
为了否定“彭荣”即是“彭湃”之说，《研究·档案》进一步引据《彭湃传》的记载称，彭湃此刻(1928年)确实在海陆丰领导暴动，如在4月5日、5月5日至12日，彭湃在林樟乡开会。(48)(P22)亦有资料证实，1928年1月，彭湃、徐向前等率领红四师(广州起义部队余部整编而成)第十、第十二团在陆丰、惠来平定“白旗军”和“长发党”叛乱后，向惠来、普宁进驻，直到当年10月“彭湃夫妇奉令离开大南山赴上海”。(49)曾追随彭湃参加海陆丰暴动的王克欧(时任共青团东江特委书记)亦回忆证实，中共中央曾建议彭湃赴莫斯科出席六大，但未成行；11月，彭湃才前往上海。(50)而台共于4月15日在上海秘密建党，此时的彭湃远在广东开展武装斗争，实在无法“分身”奔赴千里之外的上海。另据《彭湃传》等史料记载，彭湃抵达上海后的11月20日，任中央农委书记职；1929年8月被捕牺牲。彭湃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同志光辉而短暂的革命生涯，几乎都是在领导农民运动中渡过”。(51)故彭湃的革命经历似与台共没有直接关联，也没有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系的记载，似不具备充当指导台共建党大任的诸项条件。
再看，1921年春至1924年秋，任弼时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9月，受中共党组织的指派，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基础俄语。但任弼时在上海大学的任职截止时间没有记载，难以弄清林木顺、谢雪红是否在上海大学时期与任弼时相识。1925年5月，任弼时任共青团中央代理总书记；(46)(P37)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46)(P76)精通俄语又精力充沛。另查《任弼时年谱》可知，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46)(P95)可见，任弼时作为留守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从资格上、时间上看，完全具备代表中共出席台共成立大会的条件。另，李维汉、罗登贤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遍查李、罗二人的资料，李维汉的可能性基本排除，唯有罗登贤值得进一步挖掘。(52)
由此看来，《研究·档案》引用的林木顺致共产国际的报告应具一定权威性。笔者认为，林木顺的报告如确实产生于1928年11月前后，从时间上看，是在林木顺及时逃脱而谢雪红等多人被捕、台共遭到巨大重创的时候。在中共组织(或许就是“彭荣”的直接安排下)的掩护下，林木顺此时应躲藏在一个安全地点，秘密起草了致共产国际的上述报告，对台共成立大会以及“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遭破坏等做了详尽报告。应该说，此时，他才知晓“彭荣”的真实名字是任弼时。否则，就难以解释1928年4月台共成立大会前后、作为台共建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谢雪红却不知道“彭荣”就是任弼时的这一史实。(53)
依据《研究·档案》的这一解读，任弼时似乎成为“彭荣”的最有力候选人，迄今有关彭荣是“彭湃”或是“瞿秋白”的观点均可以否认，似乎已“水落石出”。但一个仍留有疑惑的问题是，建国前后，谢雪红是否与任弼时见过面?
经查证，谢雪红等六位台盟代表于1949年6月由上海赴京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21日至30日)，并于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有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为证)。后她作为台盟主席，留居上海工作(1949年11月台盟总部由香港迁至上海，1955年初迁至北京)。任弼时则于1949年3月随中央进入北京，在主持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9年4月11日至18日)后，因患严重的高血压和糖尿病，自4月18日起在北京西郊玉泉山疗养，未能参加开国大典，(54)与谢失之交臂。随后因病情加重，于是年12月上旬抵达莫斯科进行治疗；1950年5月28日，回到北京；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而谢因在上海没能参加，再次失去机会)；由于任弼时身体不好，公开露面机会不多，在其回国后的5-9月，仅在室中“每天工作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和青委”，(55)(P246)难有与谢雪红近距离见面的机会。10月27日，任弼时由于病情恶化去世，“造成个人历史的过早结束”。(56)
由此，笔者姑且提出谢雪红“认错说”。笔者的“认错说”有两个依据。其一，主要由于长期患病，加之年代久远，任弼时的青年时期与中年时期的形象变化很大。据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的蔡孝乾回忆称，任弼时1924年“在上海大学教俄文的时候，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潇洒，现在看起来，好象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老教授”。(57)(P41)时隔8年，蔡孝乾此时眼中的任弼时，“身材瘦小、面黄肌瘦，脸上留有长胡须，更显得苍老憔悴，那时他已患了轻微的肺病”。(57)(P50)建国前后，任弼时又由于长期患有“一，高血压病、糖尿病。二，心肌功能不齐。三，血管硬化”等多种疾病，(58)(P244)赴苏联长期治疗，鲜有与谢雪红的工作接触。这样，即使谢雪红在北京看到中年任弼时的照片(呈病态且戴深度眼镜)，时隔二十余年(1928-1949)，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到他就是当年的“彭荣”。其二，(或许受)李立三的影响。李立三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声名显赫。1930年至1946年曾在莫斯科滞留15年。建国后担任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劳动部长等。他与谢雪红同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接触机会或许多一些。笔者猜想，谢雪红非常敬仰这位老前辈，以至于对李立三发出“彭荣就是彭湃”之语亦深信不已，产生“先入为主”的错觉。因为谢雪红长期在台湾岛内活动，在大陆工作、生活的时间毕竟很短，对中共第一代集体领导并不熟悉。任弼时同志去世较早，又加之年代久远，对1928年4月的记忆追述也确实难免有疏漏。(59)这样，在1956年看到接近任弼时(假设任是“彭荣”的话)的彭湃的照片时，耳边就响起李立三的话，身为当事人的谢雪红亦就想当然地就认为那就是“彭荣”同志。因为按照心理学所称的“存在于潜意识的自我标准”，“李立三同志的话是不会有错的”，这或许就是谢雪红看到彭湃照片的被动反映。
为支持本文的“认错说”，笔者经过对任弼时、瞿秋白、彭湃及罗登贤四人照片的对比，认为青年时期的任弼时与彭湃极为神似，今后应进一步以照片等实证物证加以研究。
就目前的党史资料而言，尚缺乏进一步确认以上史实的实证史料。史料就是史料，某些史料之所以不那么“史”，就是修饰的成分太多、而史实的成分过少。就两岸学界目前的最新史料(包括俄罗斯版的《研究·档案》等)来看，其中也仍存有不少疑问。虽然《研究·档案》提出“彭荣”或许就是“任弼时”的观点似是一个新的突破、新的视点，但我们也不排除未来还会有更具突破性的新史料出现。本文坚持认为：在台共建党至中共六大举行时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国内日常工作的任弼时、李维汉、罗登贤三人中，任弼时是“彭荣”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也不排除罗登贤的可能性。再与瞿秋白、彭湃等候选人进行比较而言，任弼时亦如此。但本文依然认为，“彭荣”即是“任弼时”的观点还需更多的物证史料。
注释：
①由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印行(鹫巣敦哉编纂)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共三编五册，曾于1933年至1942年间内部出版。在岛内有多种翻印版本(稻乡出版社1988年版，南天书局1995年版、台湾“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9年版等)。本文引用台湾创造社1989年翻译出版的第二编下卷(中文版名称《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王乃信等译。有关台共的记载多引用当时的审讯记录.
②《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提出质疑称：总督府警察当局编辑《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时，“在某些地方更改了对事件的描述，以掩盖某些职业上的疏忽，或是不让感兴趣的读者有可能根据正文判断出告密者的名字”。见《研究·档案》，第34页(补充说明一).
③大陆学者有关台共研究的主要著述有：何池.翁泽生传[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4；王晋源.台湾共产党成立始末[J].四川党史，1991(5)；冯海燕.谢雪红与台共、台盟[J].济宁师专学报，1999(2)；何池.“彭荣”究竟是谁——试析中共党史上的一桩迷案[J].党史文苑，2004(6)；易难.瞿秋白指导建立台湾共产党考辨[J].党的文献，2009(4)；宋邦强、秦建兵.论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与台湾共产党“左”倾错误[J].吉首大学学报，2008(3)；张春英.共产国际与台湾共产党的创立[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7(1)，民主革命时期台湾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之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08(5)，共产国际“左”倾错误与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的解体[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1)及张春英，蒋宗伟.“彭荣”是谁仍待探究[J].党的文献，2010(4)；龚晋珠.走出阴影的谢雪红[J].台盟，2003(1)；宋邦强.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之研究[D].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论文，2009及陈琛.试析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的内部矛盾和斗争[D].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硕士论文，2012.在岛内刊行的还有，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我的半生记[M].台北：杨翠华，1997；杨克煌.我的回忆[M].台北：杨翠华，2005；何池.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导台湾革命研究[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8以及林其泉.关于台湾共产党败亡的原因：评台共的混乱来自中共的说法[J].中国论坛，1992(379)等.翻译有(美)弗朗克·S·T·萧，劳伦斯·R·沙里文著，田华译.台湾共产党的政治历史(1928-1931)[J].台湾研究集刊，1986(2)等.
④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M].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不过，简炯仁认为共产国际决定建立日本共产党台湾支部的指令是在1927年12月下达的。见简炯仁《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谢雪红则回忆称是1927年10月12日。见谢雪红《我的半生记》第220、223页.
⑤何池.翁泽生传[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4.也有人认为谢雪红在1925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见陈芳明：谢雪红评传(第55、73-76页)。谢雪红自己的回忆是在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然后成为国民党员；8月份，她被告知接受她加入中国共产党。见《我的半生记》(第177、180页)。《研究·档案》的“解密”文档记载则是：谢雪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是在1925年。另外，林木顺也于1925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见俄档//全宗532/目录1/案卷462，第20页；案卷46，第11页。引自《研究·档案》，第57、60页.
⑥根据谢雪红的回忆，1925年10月间，中共一位同志同时向谢雪红、林木顺及林仲梓三人宣布：“党派我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称派我们赴苏联学习是为了培养干部，考虑将来帮助台湾的同志在台湾建党。林仲梓后来未能成行。见《我的半生记》，第191页.
⑦根据东方大学的档案记载，谢雪红的入学日期是1926年2月8日；林木顺则是1926年4月9日(见俄档//全宗532/目录1/案卷462，第20页)。另据该校记载，1927年3月，谢雪红由于健康原因，被学校除名；同月，林木顺由于学习成绩不佳亦被除名(见俄档//全宗532/目录1/案卷36，第103、109页；俄档//全宗532/目录2/案卷169，第19页。引自《研究·档案》，第57、60页)。但谢雪红在其回忆追述中没有提及此事，而只是说，1927年9月，她和林木顺在东方大学毕业了。“如果不被调回国”，林木顺可能继续在国际班学习。见《我的半生记》，第231页。此事仍需进一步查实.
⑧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我的半生记[M].台北：杨翠华，1997(谢的记载均为“向警依”).
⑨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M].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
⑩根据台盟老盟员周青的记述：翁泽生“在中共组织体系中，他直接受陈云的领导”。见徐宗懋《我所认识的谢雪红——周青访问记》(徐宗懋：《二二八事变第一主角谢雪红珍贵照片》，台北：时英出版社2004年版)。有关与翁泽生的联络过程，谢雪红与翁泽生有不同的追述。谢雪红称与翁泽生相识，是通过林木顺的胞弟林松水，而不是党的管道。见《我的半生记》，第238页；而在1930年翁泽生对共产国际东方局的说明中则称，他是奉中共之命与林木顺、谢雪红建立了联系。见俄档//全宗495/目录128/案卷10，第1页(引自《研究·档案》，第63页)；另见《翁泽生传》的记载，“1927年11月中旬末尾，翁泽生接到中共江苏省委的通知：中央决定翁泽生协助台共建党工作。将由谢雪红(化名吴碧玉)直接跟他联系”。见何池《翁泽生传》(第140页)；肖彪等《中共党史人物传(翁泽生)》，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页.
(11)根据谢雪红的回忆，中共指示翁泽生组织“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并由他领导这一团体，为台共输送人才。见《我的半生记》(第239页)；1927年11月底，“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在闸北天庵源源里宣告成立。见何池《翁泽生传》，第147页.
(12)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M].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
(13)《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引自《联共(布)、共产国际与苏维埃运动在中国(1927-1931)》，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9页；《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日本(1917-1941)》，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页的记载是：杨松(1882-1939)，1926年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和赤色工会国际派驻日本的代表。1927年至1929年，任赤色工会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此记载则与国内党史记载不符，经查实：杨松(1907年11月至1942年11月)，湖北大悟县人，1927年春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至7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后任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1934年化名吴平，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创办吉东特委并任书记；同年底创办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并任政委；1935年7、8月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8年2月，杨松回延安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解放日报》总编辑等。1942年11月23日病逝延安。见纪念党的杰出的理论宣传工作者杨松同志诞辰一百周年[N].湖北日报，2007-11-1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
(14)对于台共筹备会议举行的日期，迄今有4月13日、14日两种说法。如陈芳明《谢雪红评传》(第89页)认为是13日；《翁泽生传》第154页认为是4月14日.
(15)按照谢雪红的回忆，当时台共成员有18位：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谢玉叶、陈来旺、林日高、潘钦信、张茂良、刘守鸿、杨金泉、庄春火、洪朝宗、李晓芳、庄驷川、陈添进、林兑、林金泉、林松水。见《我的半生记》(第250页)；《研究·档案》则认为谢雪红的回忆或许有误。其中，“林金泉”的名字在任何台共资料中均无处查询，“陈添进”或许就是“林添进”。见《研究·档案》，第71页.
(16)经营照相馆的金神父是苏联人，多次掩护在上海活动的革命者。见何池《翁泽生传》，第157页.
(17)谢雪红回忆称：成立大会开了两天(4月15日上午、下午、晚上共举行了三次；16日下午、晚上共举行两次，并于16日晚上闭幕)。见《我的半生记》，第262-264页.
(18)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我的半生记[M].台北：杨翠华，1997.台湾学者卢修一也认为是谢雪红，见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第74页注释20)。也有记载会议主席是林木顺。见《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第590-591页)。笔者猜测，在4月15日、16日两天的会议中，很有可能是林木顺、谢雪红轮流主持了15日上午开幕仪式及16日下午的闭幕仪式.
(19)有关出席台共成立大会的人数仍有不同记载。谢雪红的回忆是10人，包括谢玉叶(志坚).见《我的半生记》，第264页。也有记载则是9人，不包括谢玉叶(志坚)。见《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第590页)、何池《翁泽生传》(第157页)、陈芳明《谢雪红评传》(第90页)等。与会者之一的潘钦信写于1950年2月28日的《自传》，亦坚称与会代表是9人，没有谢志坚。引自何池《翁泽生传》(第156页)。陈芳明、若林正丈则认为翁泽生并没有出席此次会议。见若林正丈《台湾革命与第三国际》(《蓬莱岛》第28、29、30期，1975年5月、7月、9月)、陈芳明《谢雪红评传》，第90页.
(20)林木顺及时逃脱，谢雪红等人被捕。见《我的半生记》《谢雪红译传》等.
(21)许世楷.日本统治下の台湾[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笔者以为，许世楷的这一观点应来源于谢雪红的《我的半生记》一书。虽然谢书1997年才在岛内刊行，远晚于《日本统治下の台湾》，但谢雪红病逝于1970年的“文革”混乱中，而谢书草稿等原始记录始于“文革”之前，极有可能在此时或此前已流入岛内，并为海外学者引用参考。故笔者以为“彭荣即是彭湃”一说是谢雪红《我的半生记》最早提出的.
(22)林琼华.女革命者谢雪红的“真理之旅”[C]//.胡健国.二十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第六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台北：台湾“国史馆”，2002，第1127-1234页.另，陈芳明在《谢雪红评传》中引述简炯仁硕士论文(Chiung-JenChie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aiwan(1928-1931)M.A.Thesis，University of Chicago，1981年，第174-177页)考证彭荣就是彭湃。见陈芳明《谢雪红评传》，第90页)。经查实，简炯仁的硕士论文是《日治时期台湾知识份子的抗日运动——台湾民众党之研究》(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1977年1月。后由稻乡出版社1991年出版名为《台湾民众党》。简炯仁后出版《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或许，陈芳明的引述存有失误。再有，大陆学者张春英《“彭荣”是谁仍待探究》一文也照样转引了陈芳明这一引述.
(23)张春英.民主革命时期台湾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之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08(5)；宋邦强.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之研究[D].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论文，2009.
(24)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M].台北：前卫出版社，2006.
(25)陈芳明.谢雪红评传[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9.
(26)何池.翁泽生传[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4；何池.“彭荣”究竟是谁——试析中共党史上的一桩迷案[J].党史文范，2004(6).
(27)何池.“彭荣”究竟是谁——试析中共党史上的一桩迷案[J].党史文范，2004(6).
(28)张春英，蒋宗伟.“彭荣”是谁仍待探究[J].党史文献，2010(4).
(29)1924年7月，彭湃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出任一至五届的所长。彭湃总结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编著《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作为农讲所的教科书。后易书名为《海丰农民运动》，于1926年10月由广州同光书店出版。1926年9月，毛泽东把《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编入《农民运动丛刊》(1926年8月刊行)。瞿秋白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序言中指出：“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摘自毛泽东.湖南农民革命(一)[M].汉口：长江书店，1927.
(30)郭德宏.彭湃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31)冯创武.彭湃在惠来[M].广东党史，2009(6)；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大南山苏区史料汇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东江革命根据地史[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王曼，杨永.怒海彭湃[M].广州：花城出版社，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惠来县党史研究室编印.火红的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惠来老区村史，1995，等.
(32)王曼，杨永.彭湃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况且，当时彭湃正在指挥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战斗，难以抽身赴上海。见《彭湃传》，第228-239页。相同记载还可参见侯枫《彭湃烈士传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郭德宏、叶佐能编著《彭湃研究丛书》(包括《彭湃研究史料》《彭湃研究论文集》《彭湃研究》《彭湃年谱》等四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刘林松、蔡洛编《回忆彭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纪念彭湃论文选》，1981年12月印。等等.
(33)易难.瞿秋白指导建立台湾共产党考辨[J].党的文献，2009(4).
(34)陈芳明亦认为谢雪红在上海大学期间，与早期中共领导人瞿秋白、蔡和森等相识。见陈芳明《谢雪红评传》，第62页.
(35)鹫巣敦哉编纂，王乃信等译.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M].台湾：创造社，1989.另据《我的半生记》的追忆称：谢雪红做报告时用闽南话，故林木顺要替彭荣和吕运享同志作翻译。见《我的半生记》第263页.(36)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37)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另据记载：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见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册，第260页.
(38)苏兆征年谱简编[GB/OL].http：//blog.sina.com.cn/szm1106.
(39)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40)另查《周恩来年谱(1898-1949)》的记载，有关1928年周恩来赴苏日期的记载是：4月底或5月初，周恩来“装扮成古董商和邓颖超从上海出发，途径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由满洲转赴莫斯科，筹备并出席中共六大”。具体抵达日期并未见记载。但于“5月16日参加部分六大代表在莫斯科召开的南昌暴动讨论会”。可见在5月16日之前已抵达莫斯科。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另据邓颖超的回忆称：她与周恩来于1928年5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再经大连、哈尔滨赴苏。见邓颖超《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人民日报》1985年8月14日)。笔者以为，由于年代久远、又加之年龄较高，邓颖超同志的回忆难免有误，若是5月初启程，5月16日之前赶到莫斯科，以当时的险恶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此处尚须进一步核实有关史实.
(41)虽然毛泽东应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请求为《瞿秋白文集》题词，但是在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由冯雪峰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四册八卷《瞿秋白文集》中并没有刊登这个题词。1980年以后党中央批准搜集整理瞿秋白的文稿，在重新编辑包括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章时，才从中央档案馆里发现毛泽东的题词。经过中央批准，毛泽东的题词首次发表在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选集》上。参见：王树人.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的题词因何35年后才得以公开发表[J].党史纵横，2011(1)；陈福康，丁言模.杨之华评传[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42)王其森.寻找瞿秋白遗骸送北京[J].瞿秋白研究文丛，2008(1)；寻找安葬瞿秋白遗骸的经过[EB/OL].天津档案网http：//www.tjdag.gov.cn/tjdag/wwwroot/root/等.
(43)宋士雄.毛泽东对瞿秋白评价的历史反思[J].山东工会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1(5).1980年10月，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瞿秋白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正式为瞿秋白平反昭雪。见夏明星，吴宏伦.瞿秋白殉难调查[EB/OL].人民网，2007-10-19.
(44)俄档//全宗514/目录1/案卷461，第12页。引自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M].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确认这段译文的正确性，笔者与译者李随安(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进行了诚挚的沟通、商榷，按照他的解释，他完全是按照《研究·档案》的捷尔捷茨基教授提供的文稿翻译的，但捷尔捷茨基在此段译文原稿上曾做了改动和增加(在李随安提供的原稿上，捷尔捷茨基“改动”的部分为绿色、“增加”的部分则为玫瑰色)。笔者随后与捷尔捷茨基教授进一步联系进行确认，文末附捷尔捷茨基教授给笔者发来的原件邮件.
(45)蔡孝乾.台湾人的长征记录[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任弼时年谱(1904-1950)》亦记载：1924年9月，任弼时“受中共党组织的指派，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基础俄语”。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28页)；1926年初，蔡孝乾来到上海大学学习。见何池《翁泽生传》(第80页)。从时间上来看，任弼时在上海大学的时间较短。任弼时的主要事迹，参考施一夫.他是中国人民的“骆驼”——任弼时同志的故事之一[J].新湘评论，2004(1)；他是中国人民的“骆驼”——任弼时同志的故事之二[J].新湘评论，2004(2)；他是中国人民的“骆驼”——任弼时同志的故事之三[J].学习导报，2004(3)；他是中国人民的“骆驼”——任弼时同志的故事之四[J].新湘评论，2004(4)；他是中国人民的“骆驼”——任弼时同志的故事之五[J].学习导报，2004(5).
(46)章学新.任弼时年谱(1904-1950)[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7)任弼时多次赴共产国际工作。第一次是1921年8月至1924年7月(三年)；第二次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以团中央总书记身份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半年)；第三次是1938年3月至1940年2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近两年)。见王春明.任弼时与共产国际研究述评[C]//.任弼时研究述评.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8)蔡洛等.彭湃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杨业竞.彭湃与我党早期的武装斗争[J].暨南学报，1982(1).
(49)冯创武.彭湃在惠来[J].广东党史，2009(6).
(50)王克欧.红二、四师进驻海丰后的回忆[C]//.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文史资料(第30期，内部发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51)余炎光.彭湃——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J].暨南学报，1980(3).[52]据李维汉回忆：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建党当日)，中共领导人之一罗亦农(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长江局书记、上海区委书记)在上海租界被捕。至4月底，在周恩来的指挥下，邓小平、李维汉(时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巡视员)等参与营救罗亦农及处决告密叛徒的活动，无暇顾及台共建党。李维汉等回忆罗亦农[J].百年潮，2002(6).而罗登贤参加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后于1928年夏调至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与李维汉、任弼时主持中共中央的国内日常工作；随后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会议上缺席当选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间上具备参加台共建党大会的条件，但缺乏实证史料。参见：追忆罗登贤烈士——访冯仲云之女冯忆罗[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2-10-30.本文由此认为，任弼时就是“彭荣”的可能性为最大，同时也不排除罗登贤成为“彭荣”的可能性。
(53)在莫斯科留学期间，谢雪红与林木顺已结为革命伴侣；回到上海时，二人同居一处，彼此保密似乎没有可能。林木顺性格温顺，而谢雪红则极为刚强，况且台共建党之前，林木顺始终只是谢雪红的助手.
(54)淮驹.没能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中央书记[J].党史纵横，2009(7).
(55)毛泽东主席在任弼时信上的批示(1950年6月26日[C]//.任继宁.我的爷爷任弼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王凡.从中央保健局到中南海[J].党史博览，2005(2).
(56)蔡庆新.建国以来任弼时研究综述[J].党的文献，2002(4).
(57)蔡孝乾.台湾人的长征记录[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
(58)傅连暲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1950年5月29日[C]//.任继宁.我的爷爷任弼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59)如在谢雪红口述的《我的半生记》一书中，亦存在诸多疏漏与误述，这里不一一列举。笔者以为，20世纪30年代，谢雪红曾在台湾遭受到日本警察长期且残暴的酷刑，致使其身体(包括精神意志等)受到极大摧残。在50年代“反右运动”中亦受到一定冲击等，这或许就是其记忆一再错乱的缘由，后人应予以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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