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圣学的终结与近代历史思想的发轫——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学诚论文,近代论文,古代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3)03-0046-12
大体说来，20世纪的中国史学，除了传统史学的余绪，前半期主要是新历史考据学派独领风骚，后半期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流。前后半期之间，是新历史考据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势力消长的时期，在史学格局上则呈现出由中心到边缘的互换。造成这种格局变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局变动是一个重要的外因，而不同学派史家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态度也与政局变动相互交织，成为促成变动的一个重要内因。政局变动影响了很多史家的学术命运，学界对此多有论及①。本文试以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为中心，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民国时期：“我们”与“他们”
顾颉刚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那场关于古史的讨论中崭露头角的，随着《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他的《自序》也风靡一时，甚至远播海外，从而一举奠定了他的史学地位。从此，以科学方法考辨古史、为重建中国古史建立可靠的史料基础就成为顾颉刚一生的学术追求。从顾颉刚后来提出的关于古史研究的设想来看，他的规划规模庞大，范围甚广，终其一生也不能全部实现，所以他总觉得时间的紧迫，总强调分工合作的必要，希望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完成神圣的学术事业。这就使他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古史考辨之外的其他领域和问题。
其实，20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步时期，而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宣传唯物史观的一方重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李大钊更是胡适和顾颉刚的同事。此前胡适与李大钊曾有“问题与主义”之辩，胡适反对空谈“主义”，主张通过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来寻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而李大钊则强调“主义”兼具理想与实用的特点，布尔什维主义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这种分歧反映了他们在世界观与价值观上的差异，而胡适对科学方法与实证目标的追求与李大钊对理论阐释的重视则暗示了两种不同取向的史学道路。胡适对李大钊宣传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唯物史观不感兴趣，这种态度或许影响了顾颉刚。顾颉刚此时交往和讨论的对象主要是胡适和钱玄同等人，讨论的主题主要是如何用科学方法考辨古史，从仅有的几封顾颉刚写给李大钊的信中看，他们的交流仅限于一般公事，而鲜少学术和思想的交流。1923年，顾颉刚与郑振铎、周予同等人发起成立朴社，其最初发起人中并无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背景之人②。此后纵有范文澜加入，但那时的范文澜乃是一个经学家而非马克思主义史家。
不过，若说顾颉刚对时代潮流毫无感知也并非事实。1925年底，他在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说道：“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所以要是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发生了学问上的关系，我们也当然和他们接近。……我们所怕的只在材料的不完备，方法的不周密，得不到真实的事实；至于政治的变迁原是外界的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③显然，他感受到了风靡一时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及南方国共合作后的政治风潮，不过他把这些思潮视为一种“政见与道德主张”，而非“学问”。自有了早年参加社会党而失望退党的教训后，他就开始与政治保持距离，致力于从学术改造社会。所以，他在这里很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别，划清了他和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的界限。虽然他说假如他们之间“发生了学问上的关系，我们也当然和他们接近”，但那不过是“假如”而已，因为他始终无法认同“他们”的做法为“学问”，当然也就无法“发生学问上的关系”而相互“接近”。另一方面，他明确反对“道一风同的观念”，认为它“在学问上则决是个蟊贼。它的弊害，是使人只会崇拜几个偶像，而决不会自去寻求，得到真实的见解。”④这说明，他虽然划清了“我们”与“他们”，但基于学术平等的理念，对“他们”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此时的“我们”与“他们”，政治理念与价值观的分歧大于学术分歧，顾颉刚似乎还未将唯物史观与科学意义上的史学相提并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性质诸问题的论战。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成长的一个重要契机。奇怪的是，当时已是学界主流的新历史考据学派却对参与这些论战兴趣不大。胡适批评“那些号称有主张的革命者，喊来喊去，也只是抓住了几个抽象的名词在那里变戏法”⑤，而顾颉刚则明确宣布：“这几年中社会史的论战，颉刚个人从没有参加过”，因为他觉得“我的性情学力既偏近于审查史料方面，就不必超越了本职来谈各种社会的制度”⑥。但是，唯物史观的传播毕竟已蔚为风潮，顾颉刚无法对此视而不见，所以他先是在1931年的《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表示“我何尝不想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唯物史观等等，走在建设的路上”⑦，继而又在1933年的《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宣称：“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他认为古史辨和唯物史观各有适用的学术领域和追求的学术目标，二者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可在“分工”原则下“以其所得相辅助，不必‘东风压倒西风’才算快意。”⑧1935年，可能是因为有些“诋斥”让顾颉刚觉得“简直是不该接受的”，所以他又为自己辩解道：“我自视只是全部古史工作中的某一部分的一员，并不曾想夺取别人的领导权而指挥全部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全部工作的应有的一部分，决没有废弃的道理；如果这一部分废弃了，无论是研究考古学或唯物史观的，也必然感到不便。”⑨
从这些辩解不难看出，顾颉刚一方面不得不正视唯物史观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愿轻易改变既有立场。为了调和这个矛盾，他提出了“分工合作论”，将“考证事实”作为自己应承担的学术分工，而将“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视为唯物史观的学术重心。不同的史家应按照自己的分工，各尽其力而“以其所得相辅助”，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建设可信的中国古史。他认为古史建设的次第应当是先打破伪古史，后建设真古史，先考证事实，后建构历史，而前者为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即“下学”与“上达”的关系。“考证事实”偏重于“破坏”，“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偏重于“建设”。他并不反对“建设”：“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⑩审查史料与研究社会史“这两方面正当相辅相成，而不当对垒交攻以减少彼此工作的效力。”(11)这说明，在顾颉刚的观念里，他和唯物史观并没有史学目标上的“根本歧异”，有的只是学术分工的不同，所以他才会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地位，相较于此前仅将其视为“政见与道德主张”有了很大变化。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在这一时期有意识地用“我们”与“他们”来划分自己与新历史考据学派的学术边界。1930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始有机会看到《古史辨》第一册，他虽然对胡适和顾颉刚表示了肯定与赞赏，但却明确表示自己和他们在治学上“嗜好不同”(12)。胡适他们重“整理”，而他所说的“我们”则重“批判”：“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清算过往社会”，以满足我们对“未来社会的待望”(13)。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史取向的明确宣示。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与“他们”的界限不独为新历史考据学派所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同样如此。不过，郭沫若毕竟还是承认了“整理”是“批判”的“必经一步”，亦即承认了“整理”的价值。这为两派后来的沟通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顾颉刚和马克思主义史家会不约而同地用“我们”与“他们”来划分彼此的学术边界呢？显然，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史学道路不同于对方，并且坚信自己的史学理念。今天来看，他们对学术边界的划分实际上是在探索中国史学现代化的不同方式和道路，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追求的是以科学方法与实证主义为核心的科学史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史家追求的则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理论阐释与现实关怀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这两种范式都以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为前提，都以建立“新史学”为最高目标，但他们所理解的“新史学”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却大不相同。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致力于“摧毁儒家史学传统对于经验有效性的至关重要的论断。尽管他们的工作为此后的史学家提供了一种可以证明的历史研究模式，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一套取代儒家观念并能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的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急需的理论。”它为“新史学”的创造提供了“一个理论出发点”(14)。不过，这一时期正是这两种史学范式的酝酿与创建时期，两派史家关注的重点在于各自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尚无暇他顾。所以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对方的存在与价值，但却缺乏实质交流和主动合作。
值得玩味的还有顾颉刚表示“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时所说的那句“他人我不知”。他所说的“他人”应当是指胡适和傅斯年等人，“不知”实际上是隐晦地表达了他们在如何对待唯物史观和创建科学史学范式等问题上的分歧。多年以后，顾颉刚说：“我不反对唯物史观和认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要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胡适是反对唯物史观的，一九三零年他《胡适文选》序中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所以他看到后更不高兴，以后的交往就越来越少，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15)而顾颉刚与傅斯年的分歧，主要表现为提高与普及的道路之争。傅斯年发愿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他的办法是培养少数精英人才以与欧洲争胜，走的是史语所式的精英化道路。顾颉刚不赞成这种办法，他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累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藉，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16)显然，他所谓的普及，重在扩展学术基础，培养大批学术人才，期待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而不单是与外人争胜。所以，顾颉刚注重办学术刊物、组学术团体、育青年学生，走的是普及化道路。精英化道路与普及化道路的分歧实质上是如何创建科学史学范式的方式之争，也是造成傅斯年与顾颉刚决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顾颉刚虽然声称“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但基于学术分工的“我们”与“他们”的界限还是很分明的。他此后的史学研究领域主要还是集中于古史考辨，而鲜少涉及所谓的“古代思想及制度”，他的交游范围也主要是那些以考辨古史见长的同道中人，与马克思主义史家很少有来往。1932年12月31日，他在日记中列举了一份名单，大概是他认为当时在各个史学领域有代表性的专家，范围涉及考古、社会史、通史、宗教史、民族史、言语史、交通史、近代史、民俗史等，其中只有郭沫若在社会史专家名单中出现(17)。1935年，顾颉刚就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其聘任人员中鲜有马克思主义史家(18)。1936年5月，禹贡学会成立，选举出的第一届理事和职员中没有一人有唯物史观背景(19)。1937年12月，顾颉刚始因编纂通俗读物之事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谢觉哉、彭加伦来往，“八路军方面人来，使予一诧。……然民众教育惟彼方能识之，亦惟彼方敢为之也。”(20)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成立，顾颉刚任大会主席，当选为常务理事，它的组织架构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身影。在此前后，顾颉刚才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史家有实际交往。比如，虽然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留心郭沫若的著述，但他与郭在1941年才得以在合作抗战的大氛围中有了实质性的交流。而直到1944年5月，顾颉刚“始识翦伯赞、吴泽”，“伯赞与予初交而作深谈”。6月，“始识侯外庐。夏，应邀与彼等讨论《学府》杂志事”(21)。这时的顾颉刚如日中天，处于史学界的中心和领袖地位。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虽然声势日壮，但仍居边缘。他们之间的交流合作并不算多，而且在学术上基本是各行其道。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可以称之为“敬而远之”。
二、新中国时期：从“抗拒”到“接受”
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成为主干，而此前担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的顾颉刚并未获邀。这大概让顾颉刚感觉到了政局变动对自身地位的影响，他在7月11日的日记中说：“报载北平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在南方之伯祥、寿彝皆在，而无予名。予甚为新贵所排摈矣。”(22)他所谓的“新贵”，当是指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新贵”们此时不但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还试图获得学术上的优势，使他感到了被“排摈”的危险。这种担心其实暗示了史学格局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家正在由原来的边缘逐渐走向了中心，成为史学界的领导者和主力，而原来处于中心位置的新历史考据学派则逐渐走向了边缘，成为被领导者。相应地，科学史学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不再能自由竞争、平等共存，前者的存在空间逐渐被压缩，而后者则逐渐成为学术主流。而之所以如此，除了政治上的外因，主要是由于新历史考据学派对唯物史观采取的“敬而远之”态度，使他们不能得到新政权的信任。于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接受唯物史观的洗礼，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顾颉刚所面临的，其实不止是“排摈”，更重要的是“改造”。
为应对越来越大的改造压力，顾颉刚只好主动或被动地采取措施，争取政治认同、身份认同和思想认同，以求融入新社会。
首先，他表示了对新政权和新社会的支持，以期获得政治认同。他说：“三年来，我目睹人民政府领导着全国的人民在极大的困难中求进步”，“我受了五十多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气愤，现在躬逢其盛，惟有欢呼赞叹，致衷心的敬佩与爱戴；自己觉得，到这时才认识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这可以视为顾颉刚对新社会的基本态度(23)。这倒不是他要在政治上进行投机，而是他对新旧政权比较后得出的由衷之感。但是，顾颉刚要想获得政治上的信任并非易事。1954年，当他任职科学院历史所时，尹达却对他表示出很大的警惕与不信任，不但说他“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不回应他的研究计划，甚至还说他解放后留在上海是为了等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看到共产党政权稳固了才肯到北京来。这种态度让顾颉刚感到“太刺痛”，“这是我不可忍受的侮辱，要是我在旧社会里，我一定拔脚就跑，绝不留恋。”(24)但是，他生活在新社会，无处可跑，除自我改造外别无他途。此后，他通过学习，承认自己“一直坚持着反动立场”，也理解了“那位领导同志”(即尹达)对他的“怀疑和憎恶”，并感谢他给自己“最好的帮助”(25)。这种表态本不符合他“傲骨崚嶒”的性格，但恰可表明当时他急于获得政治认同的愿望。后来，顾颉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并参与了很多政治与社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获得了政治上的认同，但那种“怀疑和憎恶”却始终挥之不去，让他承受莫名的压力。
其次，他对自身的阶级属性与文人习气进行检讨与批判，以期获得身份认同。顾颉刚是一位难得的具有民众意识的知识分子，他甚至多次宣称应当“把学者们脱离士大夫阶级而归入工人阶级”(26)，“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自己就是民众”(27)。不过，那时的顾颉刚还是像传统士人那样具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自视为普通民众的启迪者与引导者。新中国成立后，教育者成为被教育者，领导者成为被领导者，身份和地位的颠倒需要旧式学者抛弃文化优越感，从阶级性上进行自我批判，并向工农阶级靠拢。顾颉刚是一位极具自省精神的学者，他虽然“向日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28)，“一向自信在学术上、在道德上，都是站得住的”(29)，但还是进行了真诚的自我剖析与批判。1952年7月，他分析自己的思想归属“殆为封建阶级思想，所以入资产阶级者偶然事耳。封建阶级则有模糊剥削实质而行其仁心仁政者”(30)。1958年，他将自己称为“彻头彻尾的旧知识分子”，“封建主义表现在我的立身行事上，资本主义表现在我的学术研究上。三十岁以后，成为定型。”(31)对于知识分子的文人习气，他一方面反省他们的“剥削阶级”属性和“翘然高居于工农之上”的姿态，另一方面则表示“决不当留恋过去的特殊地位”，期望“能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32)从这些批判和自我批判中可以看出，顾颉刚竭力想将自己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拯救出来，加入工农行列。他想寻求一种新的社会身份，而这种身份能够使他得到尊重、尊严与权利，能够使他摆脱被边缘化所产生的失落感与危机感，帮他从现实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但是，原有的阶级属性阻碍了他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所以他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尽量向工农阶级靠拢，争取早日成为“普通劳动者”，具有“工人阶级的称号”。这种对身份认同的渴望与追求，其实反映了当时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也说明了他们在新社会的生存状态。
最后，他接受思想改造，以期获得思想认同。这是改造的重点，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是批判胡适，和胡适划清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界限。1951年12月，在“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上，顾颉刚自认他和胡适的“学问关系”是“研究学问上的契合”。“契合”二字显然是有意淡化胡适对他的学术影响，“然而这只有七年，此后就分手了”则明确切割了二人关系。顾颉刚将胡适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定性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上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惟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33)顾颉刚在此后的历次运动和批判中多次重申这种态度，明确划清了他和胡适的学术和思想界限。这种做法，其实也是迫于形势的自保之举，所以后来当童书业和杨向奎为了过关而批判顾颉刚和《古史辨》时，顾颉刚反而理解了他们，认为他们“非存心谤我，乃在思想改造阶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忏悔，犹之昔日以附我为敲门砖也”(34)，“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所以他们“是可以原谅者也”(35)。这不正是他自己心态的真实说明吗？顾颉刚原谅了他们，其实也是原谅了自己对恩师胡适的批判。
第二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来解读自己过去的学术工作。胡绳把顾颉刚的“疑古精神”定性为“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36)，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五四前后史学思潮的一个解读和定位，只有符合了这个定位，“疑古”精神才是可以被理解和肯定的。有意思的是，顾颉刚正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1950年，他宣称：“我的《古史辨》工作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最彻底的破坏”(37)。1955年，他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发言中说：“我欲为考据学说一公道话，考据学是反封建的”。从这些为考据学的辩护中，我们可以看到，顾颉刚在竭力向马克思主义史家对“疑古”的定位靠拢，可惜他的苦心并未被人所接受，结果是“闻者大哗，对予抨击，以为考据学惟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他只得在会后又作《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检讨书》(38)。另外，胡绳将顾颉刚的史学定位为“史料学范畴”(39)，这反映了他们在学术建设次第上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了对顾颉刚史学的评价过低，也刺激着顾颉刚不断为自己的学术争辩。他在日记中说：“考辨工作者其主观愿望为尊重孔子，而客观效果为破坏经学，并打击孔子之地位，亦即反封建运动”，还自得地说这些看法“皆未经人道过者。”(40)其中，“亦即反封建运动”一句颇耐人寻味，很难想象民国时期的顾颉刚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实，顾颉刚内心并不愿否定自己过去的学术，也喜欢按照熟悉的方法治学。此种强为古史考辨戴上“反封建”高帽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应付形势之举。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并表示要以之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顾颉刚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意识到学习唯物史观的重要，他在1949年给友人的信中即表示要“多读些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书籍。”(41)1951年12月，他在批判胡适后说：“现在得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读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知道以前的工作虽有些科学性的皮毛，究竟不免于孤立的弊病。此后我必须好好用一番功，等到确能把握这最正确的方法的时候，就把以前的作品大量修改。”(42)1952年10月，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刚自信决无成见，亦真愿以唯物史观为我主导思想，特不愿随波逐流，作虚伪之顿悟耳。”(43)1954年12月，他反省了自己把考据和理论“打成两橛的错误想法”，批评“考据学用的形式主义的逻辑有其局限性”，表示“要求全面和彻底的研究便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面用功不可。”(44)1965年1月，他参加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后“始明政治学习之必要，故此后改为学习第一，业务第二。”(45)这些谈话或许有违心之论，但表面看来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他没有了对钟爱的考据之学的自信，而是强调其局限性，并说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面用功”；他不再坚持“我们”与“他们”的分工合作之说，而是“感到历史唯物论足以解决一切学术思想问题”。这是顾颉刚对自己治史道路与方法的否定与批判，也代表了他对唯物史观的新态度。
相对来说，寻求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较为容易，因为那和他的实际思想并无根本性冲突。最困难的是寻求思想认同，因为在他看来，“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旧脑筋里简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他不想“舍己从人”，“抛弃我原有的看家本领而唯党是从”，所以他“还是要坚持一下”(46)。这种态度让他显得“不合时宜”(47)，但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做出妥协。从顾颉刚的实际工作来看，他似乎并未像所宣称的那样宗奉唯物史观为自己的治史指导思想，他最喜欢做的还是他最熟悉、最拿手而“不合时宜”的古史考辨，还是在原有的学术道路上“坚持了一下”。虽然他宣称自己已经从“抗拒改造”转向了“接受改造”，但他的“接受”是有所保留的，“改造”的过程也是很痛苦无奈的。他说：“解放以来，情移势易，甚欲随先进之后从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端正治学之方向与方法，然而此非易事也”，“今日之局，只许进，不许退，则予虽欲硁硁自守而势有不可，无已，惟有藉病屏却人事，俾得一意读书。有成自可喜，无成则其命也。”(48)1957年他在谈到如何贯彻“百家争鸣”时，提出学术讨论不能用“围剿”的态度，必须打倒令人窒息的教条主义，反映出他对思想改造的手段与方法的不满(49)。“这样穷、病、忙三位一体的生活，我实在过不下去，但既在组织，又怎可脱离！因此，只得咬紧了牙齿苦撑下去。”(50)“苦撑”二字正是此时顾颉刚心态与生活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顾颉刚既想学习唯物史观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史学体系，以融入到新中国的史学阵营，但又无法彻底否定和放弃赖以立身的治学方法与道路，于是就有了实践上的言行不一、自我矛盾。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融而不入”。这就决定了他最终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51)，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顾颉刚等旧式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史家眼里的“他们”改造为“朋友”，或许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个成果。
三、史学价值观的冲突与调和
从民国时期的“敬而远之”到新中国时期的“融而不入”，划出了顾颉刚对唯物史观态度的演变轨迹，也凸显出新历史考据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在学术理念上的根本分歧。作为分歧的焦点，史学价值观的异趣是形成包括顾颉刚在内的新历史考据学派对唯物史观基本态度的重要内因，而这种异趣集中表现在对学与用的认识差异上。
众所周知，胡适等人倡导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主张以学问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这种史学价值观以求真为史学的第一要义，不主张甚至反对致用，故以学、用分割为特点。在治史范围上，他们主要集中于古史考订。在治史方法上，他们强调科学的考据和事实的确定，不注重甚至反对进行历史解释，以史料优先于史观。作为新历史考据学派的健将，顾颉刚是这种史学价值观的有力倡导者。
早在民国三年至六年，顾颉刚就在思考学与用的问题。最初他认为学问是指导人生的，但后来认识到“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52)他反对“把应用看做一切的学问的标准”，“科学的应用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它“不为现实的社会所拘束，所以它的范围可以愈放愈大，发见的真理也愈积愈多，要去寻应用的材料也日益便利，这就是无用之用。”(53)所以他宣称：“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这是他的“基本信念”(54)。
与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开始就与时局变迁紧密相连，并抱有为中国社会寻求历史前途的使命感。马克思主义史家追求的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亦即学与用的统一。在他们看来，学的目的不只是求知，更重要的是致用，人们应当以学到的知识和历史规律来指导现实的社会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学只是手段和阶段性目的，用才是最终目的。这是他们的史学价值观与新历史考据学派异趣之处，而这种异趣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治学取向。新历史考据学派始终无法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史家理论为先、注重阐释的治史取向，除了批评他们只会搬弄一些新名词而缺乏精密考证的功夫之外，还质疑他们会为了学术之外的目的而扭曲学术，削中国历史之足而适外国理论之履，损害学术的独立性；而马克思主义史家则对新历史考据学派孜孜于古史考订大为不满，认为这种埋头于故纸堆的“象牙塔”式治史取向除了玩物丧志，无助于危难之中的国家与民族。这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学术鸿沟，使他们只能对彼此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他们弥合鸿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为抗日救亡，史学界的治学取向整体上出现了由“考古”向“考今”的转变(55)。一贯强调学以致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自不必说，就连一贯标榜“为学问而学问”的新历史考据学派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治学态度，开始采取不同的方式关注和回应现实问题，其中顾颉刚的表现尤为突出。他是一个“事业心、责任心、同情心均甚强”(56)的史学家。“他的‘事业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从19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型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于学、政、商三界。”(57)这是顾颉刚不同于其他新历史考据学派史家的重要特点。从“九一八”事变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两件大事永远占据了我的心”(58)。无论是创建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发行通俗读物，还是创办禹贡学会和中国边疆学会，编辑《禹贡》半月刊和《边疆周刊》，顾颉刚都出其平生所学，四处奔走，动员民众，尽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救国之责(59)。这时的他，早将学以致用视为当然之事。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史学价值观的一次重大调整。
不过，顾颉刚所说的“用”是以学术为本位的(60)，他的“事业心”是要建设一个“学术社会”，这在他是有思想基础的。早在1920年，他就指出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是改造中国的两个重要手段(61)。1926年，他提出“要造成了一个学术社会而去共同讨究”(62)，1929年他进一步解释了“学术社会”的设想：“在这个学术社会中，不但要创建中国向来极缺乏的自然科学，还要把中国向来号称材料最富研究最深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在内)和语言文字之学重新建设过。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的；这是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63)显然，他希望通过知识思想的“彻底改革”，将获得的新知识新思想推广到全社会，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64)，推进未竟的启蒙事业，使国家和民族获得内在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造。这就是他设想的学术救国之路。当然，建设“学术社会”非一己之力可以胜任，顾颉刚总希望携手同道、培养青年，与他一起努力，故他特别重视学术普及。他希望“这个态度如果像浪花般渐渐地扩大出去，可以影响于它种学术上，更影响于一般社会上”，那么国家“自然渐渐地显现光明而有获救的希望了！”(65)
当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调整史学价值观、逐渐重视学以致用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家则进一步强调了史学在民族解放和政治建设中的作用。翦伯赞说：“我深切地希望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大家用集体的力量，承继着我们先驱者努力的成果，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并从而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66)这种看法代表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集体价值取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取向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毛泽东。他对史学的功用有深刻的认识，将历史知识放在与“革命理论”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谈话中，他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道路。这种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定位，深刻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倡导的以史学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价值取向，顾颉刚是认同的，所以他才会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史家有了交往与交流。但是，他却不能认同以史学服务于政治，这与他的学术理念格格不入。顾颉刚一直在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和经学过度追求政治与道德目的，而使学术本身受到扭曲，所以他坚决反对“通经致用”、“以史明道”等学术观念。虽然乱世治学的艰难使他知道“要做事便不能和政治脱离关系”(67)，但他之入政界、商界，用意乃在争取和改善治学做事的条件和环境，目的仍在建设学术社会的理想。他无法改变既有的学术信念，所以他虽然和郭沫若等有了交往与交流，却并没有实质性合作。由此可以看出，顾颉刚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史家同样强调史学之用，但用的重点、方式、目标却不尽相同。这使得他们之间的鸿沟虽然有所缩小，却未能弥合。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郭沫若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讲话，指出了史学界的六个转向，认为史学是推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传播、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工具”。范文澜随后强调了“重点在‘转向’两字”，要求“把郭老指示的六条中每条的前半段在史学会成立以后完全去掉，另外把吴老指示的四条全部实现”。很清楚，“为人民服务”就是新中国史学的基本价值观，所有的史家都被要求接受和遵守这个价值规范。这个新中国史学界的盛会，顾颉刚依然未获邀请，失落的他特意将1951年9月28日《大公报·史学周刊》第38期上发表的“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作为剪报，粘贴在1951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68)。此举是否别有深意？我们不得而知。
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原有的史学价值观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1950年，顾颉刚在《自传》中反省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他打算“把责任心严格配合智识欲，使得学问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创造，以贡献于将来的人民。”(69)不过，此时他仍想以“技术的优越感”对抗“政治的优越感”(70)，固守“分工合作论”。这说明顾颉刚虽然在向“为人民服务”的史学价值观靠拢，但仍不愿轻易放弃原有的史学价值观。不过，形势的发展迫使他做出更大的调整。1958年，他在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检讨说：“我所受的毒素，以‘分工论’为最甚”，认识到“政治是必须理会的，是非是必须辨明的，立场是必须转变的”，此后“要以政治思想为统帅”(71)。1959年，他在全国政协三届一次大会的发言中进一步宣称：“一切学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科学研究者应当先红后专；只有红透专深，才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只要坚决服从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只要加强改造自己，否定我过去的人生观，端正我的治学方法，并争取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提高我的理论水平，通过劳动实践，转变立场，我就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我就真的返老返童了。”(72)至此，以自我否定为特点的史学价值观调整终告完成，顾颉刚也获得了“融入”新中国史学阵营的资格。
但是，公开的告白并不意味着内心的悦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顾颉刚“唯一的目的是研究学问”，“真正知我的人，真正要用我的人，希望他们洗剥掉我的虚名，把我放在合适的研究室里，让我做出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73)但领导的不信任、学术的不受尊重、不断的运动检讨批判，使他痛苦不堪，颇有“垂老之年犹仰人鼻息以自活”(74)的感叹。他不愿放弃学术自尊与自信，当有人斥其《浪口村随笔》为“落后至于三百年前之物”，他力辩道：“予之书苟能步武亭林，予愿足矣，即万千人斥我以落后，亦甘受之矣。”(75)他抱怨自己“政治待遇受得太厚”而“学术待遇却是受得太薄”，“如何可使厚者薄而薄者厚？这便是解除我的症结的一个大问题。”(76)他曾在各种公开场合谈到他和尹达的矛盾，还痛陈历史所行政工作之积弊，“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77)。因为在他看来，“学术机关只有一项任务，就是供给研究某种学问的人以研究上的种种便利，此外一切非所当问”(78)。他没想到“范文澜、尹达、郑振铎等对予之一副面目，令予不能耐”，“此真天外飞来之横祸，以予之热心学术，尽心教育，而共产党不能用，或用之不以其道，可谓自毁长城。”(79)1966年7月，他在《读〈尚书〉笔记》第六册《序》中表露了政治与业务“求两全而不得”的痛苦(80)，这种欲得而不可得、欲弃而不能弃的痛苦，就是他心态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他的“融而不入”，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尹达等人对他的不信任和排挤，另一方面则是他内心的阻碍。他不愿做彻底的自我否定，也不愿彻底放弃自己的学术理念，这使他总面临着“求两全而不得”的折磨，造成了他的痛苦根源。
1966年8月22日，顾颉刚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得了心脏病，“著述之事，从此结束，成为废人。少年以来一片著述雄心不可复现，悲哉！此皆五年来日在惊风骇浪之中所造成者也。”(81)所幸的是，他在1971年得到了主持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这不但使他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为一帮闻讯来投的旧友提供了庇护所。当他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投入古籍古史整理工作时，相信他们定有恍如隔世之感！而这项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们的价值和价值观得到了承认，从而缓解了价值观分裂所造成的精神压力。“文革”结束，顾颉刚“闻之大喜”，他终于可以解除精神上的压力，回归自己的史学价值观了。而日益改善的学术环境，也让中国史学重回正轨，逐渐形成了更具包容性、更加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使中国史学获得了在新的历史时期蓬勃生长的内在动力。
从上述情况看，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就像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据学的态度一样，反映了中国史家寻求史学现代化、探索现代史学不同范式的努力。如果我们把这种努力放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来认识，那么，无论是科学史学范式，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都有其历史的和学术的价值。他们虽然在中国现代史学建设的很多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也有很多共通之处。他们的分歧，往往是路径的不同；而他们的目标，则往往是“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事实上，顾颉刚虽然划分了“我们”与“他们”的界限，但从未将自己的学术与唯物史观完全对立起来，而是一直强调二者在学术研究上的不同次第和“分工合作”。他也从未将史料与史观完全对立起来，而且对史观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只不过他认为“审订史料固最基本之功力，亦最急切之任务”罢了(82)。后来，他甚至打破了信古、疑古、释古的三分法，认为“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强调他和唯物史观者“所信的‘真古’是同的”(83)。这说明，这两个不同学派、两种不同范式具有学术目标的一致性，我们不能无视这种一致性而过于强调他们的差异性。有人说，顾颉刚的古史层累构成说“奠定了中国史学现代化之基石”(84)。其实，中国史学现代化不仅需要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提供的这块基石，同样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其他学派提供的基石。正是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才改变了对中国古史的认识，奠定了认识中国历史的基础。这说明，史学现代化需要多元化的存在与探索，它不但可以丰富中国现代史学的内容，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发展路径。只有这样，中国史学才能健康持续地发展。
［收稿日期］2013-07-10
注释：
①比如，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后，不但引起了一股陈寅恪研究的热潮，也使陈寅恪、顾颉刚等为代表的传统学人在新中国的命运成为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形成了民国史学与学人的研究热潮。陈其泰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前新历史考证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平行发展”，各有所长并且承认对方之所长。新中国成立后，一批考证学派史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不但使他们达到了学术新高度，也使历史考证学达到了新阶段(陈其泰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第七章第二节“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及其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而有些研究者倾向于从负面认识政局变动对传统学人的影响，认为传统学人与新社会和唯物史观的紧张关系造成了他们“痛苦的人格分裂”(参见王学典《痛苦的人格分裂：从顾颉刚看50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读书》1995年第5期；《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陈峰《考据学人眼中的唯物史观史学——以童书业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从学术理路、学术环境、个人遭遇等方面探讨了传统学人与唯物史观、政局变动之关系，很有借鉴价值。
②参见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0页。
③顾颉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宝树园文存》卷1，《顾颉刚全集》第33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21－222页。
④顾颉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宝树园文存》卷1，第227页。
⑤刘宁军：《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⑥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280页。
⑦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顾颉刚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2页。
⑧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24－125页。
⑨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264页。
⑩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22页。
(11)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280页。
(1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追论及补遗之九：夏禹的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页。
(1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第7－10页。
(14)(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71页。
(16)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171页。
(1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2，1932年12月31日，《顾颉刚全集》第45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26－729页。
(18)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262页。
(19)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284页。
(20)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321－322页。
(21)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367页。
(22)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23)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44页。
(24)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53页。
(25)顾颉刚：《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宝树园文存》卷6，《顾颉刚全集》第38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24页。
(26)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159页。
(27)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168页。
(28)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7，1952年7月13日，《顾颉刚全集》第50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3页。
(29)顾颉刚：《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宝树园文存》卷6，第523页。
(30)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7，1952年7月31日，第250页。
(31)顾颉刚：《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宝树园文存》卷6，第521页。
(32)顾颉刚：《伟大的灯塔》，《宝树园文存》卷6，第520页。
(33)顾颉刚：《从我自己看胡适》，《宝树园文存》卷6，第508－513页。
(34)顾颉刚：《致于鹤年信》，《顾颉刚书信集》卷3，《顾颉刚全集》第4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4页。
(35)顾颉刚：《致王树民信》，《顾颉刚书信集》卷3，第391页。
(36)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141页。
(37)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6，第410页。
(38)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416－417页。
(39)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141页。
(40)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7，1955年8月31日，第733页。
(41)顾颉刚：《致罗竹风、赵纪彬、杨向奎信》，《顾颉刚书信集》卷3，第358页。
(42)顾颉刚：《从我自己看胡适》，《宝树园文存》卷6，第512－513页。
(43)顾颉刚：《致祝瑞开信》，《顾颉刚书信集》卷3，第370页。
(44)顾颉刚：《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宝树园文存》卷6，第516页。
(4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10，1965年1月11日，《顾颉刚全集》第53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6页。
(46)顾颉刚：《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宝树园文存》卷6，第523页。
(47)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402页。
(48)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69页。
(49)顾颉刚：《顾颉刚谈放手贯彻“百家争鸣”》，《宝树园文存》卷2，《顾颉刚全集》第34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17－422页。
(50)顾颉刚：《致陈懋恒、赵泉澄信》，《顾颉刚书信集》卷2，《顾颉刚全集》第40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428页。
(51)胡绳：《在纪念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5期。
(5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22页。
(53)顾颉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宝树园文存》卷1，第222－225页。
(5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23页。
(55)朱谦之：《考今》，《朱谦之文集》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56)顾颉刚：《致白寿彝信》，《顾颉刚书信集》卷3，第162页。
(57)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顾颉刚日记》第1卷(1913－1926)，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2页。
(58)顾颉刚：《致白寿彝信》，《顾颉刚书信集》卷3，第162页。
(59)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6，第357－373页。
(60)余英时认为，“他的事业心的根基仍在学术，不过他一方面认定学术不能限于少数人的专门绝业，只有普及到广大的社会以后才算是尽了它的功能；另一方面，他则坚持普及化的知识必须以最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其源头活水”，“所以他的事业都是从学术领域中延伸出来的文化事业。”(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4页)
(61)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53－54页。
(62)顾颉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宝树园文存》卷1，第226页。
(63)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191页。
(64)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193页。
(65)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04－105页。
(66)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67)顾颉刚：《致白寿彝信》，《顾颉刚书信集》卷3，第162页。
(68)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7，1951年12月31日，第158页。
(69)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6，第407－409页。
(70)顾颉刚：《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宝树园文存》卷6，第524页。
(71)顾颉刚：《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宝树园文存》卷6，第524－529页。
(72)顾颉刚：《我在两年中的思想转变》，《宝树园文存》卷6，第532、534页。
(73)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6，第391页。
(74)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410页。
(75)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414页。
(76)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69页。
(7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9，1962年3月28日，《顾颉刚全集》第52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36页。
(78)顾颉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宝树园文存》卷1，第223页。
(79)顾颉刚：《与李亚农谈后感》，《宝树园文存》卷6，第463页。
(80)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452页。
(81)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11，1971年3月23日，《顾颉刚全集》第52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5页。
(82)顾颉刚：《史学季刊发刊词》，《宝树园文存》卷1，第6页。
(83)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6，第410－411页。
(84)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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