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浅谈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企业职工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中的富余劳动力已达到30%以上。0万左右。如果再加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其就业的总规模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从目前来看，无论是政府或社会保障制度都无法承担这个重负。因而下岗人员的就业前景难以使人乐观。在富余劳动力逐渐与劳动过程分离，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对就业岗位竞争的日益激烈化是可想而知的。但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城市的许多岗位却出现了空缺，造成了“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制度上造成的原因外，跟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由旧体制所造成的就业观念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些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就业观与现在正在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很大的摩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就业危机感不强，尚未形成应有的再就业意识。失业危机意识的缺乏是我国传统体制下就业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的。建国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不能客观地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失业问题，认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充分配置资源，使之协调运转。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多余的劳动力只能以行政的强制手段推入国有企事业单位中，政府对劳动者的就业一手包办，劳动者及企业很少有选择的自由。因此，劳动者在就业上对政府有着极大的依赖性，而且不想依赖都不太可能，从而使城镇居民从未有过失业的意识。这样，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当这些劳动者下岗后，他们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容易形成“等、靠、要”的心态，使其主动寻找职业的积极性大打折扣，把就业的主要途径放在政府安排的正式渠道上。这种状况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状况正好相反。一般而言，就业信息渠道有两种，一种是正式渠道，如官方的劳务市场及各种性质的职业介绍机构；另一种则是非正式渠道，如从亲友及其它偶然场合获得的就业信息。美国的就业信息70%以上是由非正式渠道获得的。
这说明，我国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心理就目前来看还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虽然，行政配置就业的制度在范围上正在缩小，正朝着市场经济要求的方向迈进，但是就业危机意识的缺乏及在就业上对政府的依赖性仍具有很大的延续性。
二、就业预期值太高。每一个择业者都有自己理想中的职业模式，而且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得到一份好的职业，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就业预期值应与自身条件及社会状况相一致，否则便会失望。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在北京一劳动力市场里采访一位下岗女工，当问及为何对设在家门口的一个招工单位只看了一眼就走开时，她回答说是因为那家单位的工作给人的感觉是外地民工干的，而自己则是堂堂的北京的正式居民，怎么能干那种工作。也就是说城镇居民的高职业预期值往往以这种职业的“城镇职工化”与“民工化”表现出来。这种观念是由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巨大的城乡差别而形成的。
我国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非但没能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出现了倒流的现象。同时与就业率相配套的福利制使得城市的生活条件远非农村可比，使城市居民在农村居民面前有着极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表现在职业上就是城市中存在着规模较大的结构性缺员现象，即存在着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致使招工难的行业和工种不断增加，大部分苦、累、脏的行业和工种如建筑、环卫、矿山、冶金等在城市招工十分困难。据有关部门1993年对4个行业的119个工种的调查显示，缺员率达40%以上，而全国城镇艰苦岗位共缺员达3000万人。无奈之下，这些岗位只能招雇大量的以农民为主的临时工，造成的结果就是正式职工惰性滋长，队伍涣散，也更加刺激了艰苦岗位中的正式工人退出这种岗位，出现了“干部转、工人看、民工干”的不正常现象，从而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和企业的隐性失业率。
这种现象造成了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居民对这些苦累脏工种的歧视，使得他们在择业时对职业的选择很挑剔，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宁愿在家赋闲也不愿干苦累脏活的状况。究其原因，一是自己不愿干；二是怕别人说闲话。这种心理，至少在目前一时创造不出足够就业岗位的情况下，使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很难实现。如去年北京市虽创造了12万个就业岗位，但就因为这些岗位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看不上眼的所谓“民工化”的工种，从而使很多岗位至今仍无人问津。
为了安排下岗人员，稳定社会，政府不得已地又走上了行政配置劳动力的老路，如宁波出台了“招用下岗人员奖、拒用下岗人员罚”的办法；我们省的兰化公司为了给正式工安排岗位，把以前雇用的担负兰化公司大量苦、累、脏活的临时工全部清退。就目前来说，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并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要求，同时，也不利于重新调整城市居民中普遍存在的对职业的高预期值。
三、求稳心理。这种心理是与缺乏就业危机意识一脉相承的。缺乏就业危机意识就使人们不愿承担这种危机，习惯了高枕无忧的就业环境，就往往不习惯危机四伏的就业环境。这种心理使就业者倾向于寻求职业有相当保障的单位。如大学毕业生的择业方向主要还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不愿去薪水较高的“三资”企业，这除了有分配制度上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受这种保障感的影响。传统体制下的劳动力一经分配便定终身，曾经打不破的“铁饭碗”比起其它性质的饭碗仍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至少目前这种吸引力还很强。国有企业的这种用工方式很适合于多年来人们养成的习惯，而下岗人员因为有了一次下岗的经历，就不愿再受第二次或更多次的打击，于是对就业的稳定性的期望值也就越高。所以，国有企业仍是他们再次就业的主要目标。但是目前在国有企业人员大量富余的情况下，安排这些人员显然是不可能的。
缺乏应有的就业危机意识，过高的就业预期值，以及不愿负担失业危机意识的求稳心理，致使下岗人员在求职时往往不是主动去适应市场，而是要求市场去适应他们，并且过多地考虑工作以外的一些问题，如离家远近等，从而使再就业工程的实施面临着许多非市场经济观念的阻力，耐且这些观念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在短期内很难得到纠正。因此，在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过程中，除了要从制度上推行外，对人们就业观念的调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要使社会的就业观念能迅速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当然，制度上的推进与观念上的调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很多观念上的改变依赖于社会就业制度的改变。因此，在推行再就业工程时，同时进行就业观念的调整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项工程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