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验中的作用有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作用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P200,D500,E120,E120,B410
中国理论经济学界最近有一场争论，即中国的经济学究竟应当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指导。笔者提醒争论双方一个简单的事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制定的休克疗法（又称华盛顿共识）在苏东（以下作为”前苏联和东欧”的简称）的推行，付出了转型大萧条的惨重代价；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拘泥于任何教条的中国改革取得了平稳转型和飞速增长。当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不难启发我们：无论是斯大林时代定型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都不足以指导中国当代的改革与发展。今日中国已经不是“五四”时代的中国。“全盘西化”（苏俄化或欧美化）也好，宣传启蒙也好，都不能取代中国人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分析消化前人各个学派的有益成果，创新和发展世界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应当提上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议程。
本文着重讨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两大流派——均衡学派和非均衡学派——两种世界观之间的主要冲突。我们用大萧条和转型经济的社会实践来检验西方两大学派的理论基础。我们希望把传统学派之间的站队之争，改为实践经验与学术流派之间的开放对话，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界能参与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变革。
一、忽视大萧条的历史教训给苏东转型带来的严重后果
西方即使主流经济学中也存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中国目前广泛翻译、介绍和使用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反映的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一家的观点，极大地淡化甚至忽视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以熊彼特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观点。他们之间的重大争论之一是关于市场经济周期的本质，对此他们持有互相冲突的观点（陈平，2004;Chen,2005）。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学派认为，由于供求力量的自我修正机制，市场经济是自身稳定的（马歇尔，1964），经济波动主要被外部冲击所驱动(Frisch,1933)。相反，非均衡学派认为市场经济的波动像有机体的新陈代谢，生命节律是内生的(Schumpeter,1939)。创新和科技进步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其经济特征表现为创造性毁灭和技术更替。在政策上，均衡学派只注意恢复对均衡的短期偏离，而非均衡学派关注的却是中长期的经济波动机制和结构性变化。
就方法论而言，经济科学类似于天体物理，自然实验才是检验理论的主要舞台。作为现代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自然实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的信念，催生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研究了非自愿失业、金融市场的内生不稳定和政府在管理经济波动与增长上的作用，在经济学上做出了革命性贡献（凯恩斯，1997）。
可惜，凯恩斯革命只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领域里取得部分突破。凯恩斯的弟子们受时代方法论局限的影响，在经济理论上并没有实现凯恩斯的梦想，即发展出非均衡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从方法论上来说，均衡经济学抽象掉历史（非线性）和多样化（多均衡）的发展过程，所以较易于做数学模型。这让新古典经济学在战后很快占领了西方经济学的学术阵地。
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均衡理论，系统构造了一个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乌托邦。建立在完全市场、完全竞争和优化行为基础上的微观经济理论，没有给技术创新和市场不稳定性留下任何的研究空间。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只有唯一稳定均衡解。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声称股价总是对的，排除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问题，给卢卡斯领导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提供了回潮的机会。他们在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理论的旗号下，发起了反凯恩斯革命（卢卡斯，2000）。卢卡斯用简单到违背代数原理的数学模型，干脆否定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制造了一个理性预期的自相矛盾的神话(Chen,2002)。他声称失业是工人在工作和闲暇之间自愿作出的理性选择，自然无需政府干预。同时，交易成本理论否认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和多均衡可能。因为根据科斯定理，最优制度能通过产权的自愿交易建立，与初始条件是否合理（例如财富分配是否差距过大）无关（科斯，1994）。华盛顿共识的具体政策是反凯恩斯革命在后冷战时代的新浪潮。它不仅否认了社会主义实验的重大成就，也否定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经验。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经验科学，而不是哲学或神学的分支，那么我们的问题是：经济理论的真伪能否通过政策实验来检测？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正在经历的转型经济，为检验各派经济理论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机遇。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或者休克疗法，其理论基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讲授的均衡理论(Williamson,1990;Sachs,2005)。按照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苏东的物质、科技和人力资源比中国丰富得多，不难推测苏东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比中国快得多。中国有着人口众多、资源贫乏、文化保守和集权历史的沉重负担。到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投资者仍然对中国望而却步。然而十余年的休克疗法之后，苏东经济出乎意料地大幅下滑。规模空前的转型实验在苏东与中国之间出现的巨大差异令人震惊，再次引发了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质疑(World Bank,2002)。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90年代的转型经济有几个特点与大萧条时期有所不同。首先，转型之前和转型之中并没有发生战争、天灾或国际经济危机。其次，转型过程中经济产出的大幅度下降，也并非以股票市场的崩溃或银行危机为前导。第三，苏东与中国的不同经济表现主要源于他们的经济政策：前者以自由化加私有化政策为主导(Sachs,1994;Williamson,1990)，后者以分散试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发展为特点（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Chen,1993）。相比之下，大萧条期间各国的政策没有明确一致的理论指导。这些特点使我们对转型实验的分析远比大萧条简单明晰。
下面我们先观察数据和案例。为了避免不同统计标准造成的争议，本文讨论的数据，采用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按国际标准校正过的统计资料。与国内的统计数据比较，本文对中国经济的估计应当是保守而非高估的。世界各地区在不同年代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参见表1。
表1 以10年为间隔的GDP平均增长率(%)
年代
1970s
1980s
1990s
东亚4.5 4.4 2.8
东欧4.8 2.4-4.4（绝对下降幅度为46%）
西欧2.7 1.9 1.6
北美3.3 3.0 2.8
南美5.2 1.2 2.9
世界3.6 2.7 2.1
日本4.2 3.6 1.2
德国2.6 1.7 1.6
中国4.7 8.8 9.4
越南
-0.1 5.0 6.9
波兰6.1 0.9 3.2
匈牙利 4.7 1.5 0.3
苏联4.6 2.6
俄罗斯 -4.8
乌克兰 -8.9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我们看到：第一，在20世纪70-80年代，尽管发达国家和苏东经济增长都明显放缓，但苏东增长速度仍然高于欧美发达国家，文革时期的中国稍逊东欧，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的动力主要来自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危机。第二，20世纪80-90年代苏东和中国、越南间的增长态势互易，苏东是转型萧条，中国和越南则是持续增长。中国在过去20年间的增长率为全球之冠。
二、大萧条和转型萧条的有关数据
大萧条和转型萧条中的主要事实参见表2和表3。我们看到转型萧条的破坏程度和持续时间比大萧条更严重。波兰经济学家发明了一个提法“大大萧条”(The Greater Depression)来描写苏东的经济衰退(Kolodko,2000)。萧条的严重性可用主要经济指标从波峰到波谷的下跌幅度来测量，恢复期界定为恢复到上次波峰水平的年份。不同时期采用的不同指标主要取决于当时能利用的统计资料。
表2 大萧条(1929-1942)期间工业生产的下跌幅度和时间长度
国家下跌幅度(%) 高峰－低谷日期 恢复年度 延续时间
美国46.8 1929.3-1933.2 1942 14年
英国16.2 1930.1-1932.4
法国31.3 1930.2-1932.3
德国41.8 1928.1-1932.3
加拿大 42.4 1929.2-1933.2
意大利 33.0 1929.3-1933.1
波兰46.6 1929.1-1933.2
捷克斯洛伐克40.4 1929.4-1933.2
日本 8.5 1930.1-1932.3
资料来源：“Great Depression”(Romer,2004).
表3 转型萧条期间真实GDP的下跌幅度与时间长度
转型国家中，只有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转型过程中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迅速下降。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数据，中国2001年的贫困人口为10%，仅高于起点最佳的匈牙利（1993年为8.6%）。波兰2003年的贫困人口为17%，俄国2004年为18%，乌克兰2003年为29%，格鲁吉亚2001年为54%，塔吉克斯坦2004年竟达64%。不同转型路线对大众收入分配而言的效果，无法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来解释，却不难用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常识来理解。
我们对转型萧条的严重程度深感惊异。美国大萧条期间工业产出下跌约47%，真实GDP下降了大约25%，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水准花了14年，英国相对较轻，工业下降了16%；中国困难时期真实GDP下降了32%，持续时间只有5年（1959-1964年）。保加利亚、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等5国的转型萧条持续了16年以上，目前GDP仍低于转型之前的水平。真实GDP的跌幅，从波兰的18%、俄罗斯的43%、乌克兰的61%到格鲁吉亚的73%，差别很大。从整体上说，转型萧条的破坏程度要大于大萧条。
我们不禁要问：苏东转型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最清楚的回答来自于最简单的案例：统一后的东德。
三、不均衡世界中的货币强权和不平衡贸易
一些经济学者把转型萧条归咎于“坏的政治学”而非“坏的经济学”(Roland,2000)。例如，萨克斯认为西方援助不足是俄国不能保持币值稳定的主要原因(Sachs,2005)。我们发现，其实德国统一的经济政策与效果，已经为寻求苏东产出下跌的直接原因提供了明确线索：原有劳动分工网络的瓦解起源于汇率机制的突变。换言之，价格体系的背后不仅仅是简单的弹性供求关系，还和相应劳动分工体系下较具刚性的政治经济结构息息相关。
彻底推行休克疗法的完美例子不是波兰，而是东德(Kolodko,2000;Burda,2006)。波兰经济学家很快意识到休克带来的只是痛苦而非治疗，在私有化导致大批企业破产与大量工人失业后，立即放慢了大型企业私有化的速度，从而在东欧较早地结束了转型萧条的困境。
表面上，东德转型的条件比任何其他苏东国家都优越。1989年西德统一东德后，西德向东德全盘输出了自己的产权和法律体系，同时西德也向东德提供了历史上最大的财政援助，每年有大约800-900亿欧元（相当于东德GDP的20%）的财政资金从西德注入东德并持续至今，这比美国二次大战后马歇尔援助下的西欧和历史上任何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援都要多。为了获取东德人心，西德政府决定，东德居民持有的东德马克可以1比1的比率兑换西德马克，这远高于黑市上的真实汇率，给东德居民一笔飞来横财。与其他转型的苏东国家相比，东德几乎不存在通货膨胀，汇率贬值，以及其他东欧国家面临的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危机。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后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应该只是简单地向先进地区靠拢的收敛过程。用哈佛经济学家巴罗主张的宏观经济的要素指标测量，东德的工资率、消费比率、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收敛到西德水准的速度实际上远远快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然而，与新古典的理论预言相反，东德宏观经济状况的实际进展却举步维艰(Burda,2006;Barrow,1992)。两德统一的16年后，不但东德的经济增长甚慢，失业率仍在继续上升，西德资本也不愿意投资给没有法制和语言障碍的同胞东德，东德人才与移民大批外流。在历史上最好的外援条件下，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东德奇迹来验证均衡经济学的收敛理论和产权假说呢？
2004年笔者在东德耶拿访问时，当地经济学家向我们介绍了著名的蔡司(Zeiss)光学仪器公司的历史，我们得以实地观察东德转型的案例。蔡司公司由于保持了科技创业的传统，没有多数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技术老化问题。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现在，蔡司的光学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始终是最先进和最具有竞争力的。出乎意料的是，两德统一后东德蔡司公司突然失去了90%以上苏东的市场份额。因为两德统一货币后，所有的交易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无形中打断了苏东的老顾客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结果东德的蔡司公司不仅立刻丧失了传统市场，又因为无法迅速打开西方市场，而被迫重组并大批裁员。更出乎西方经济学家预料的是，西德注入东德的大量资金，不仅没有带动东德经济，反而拖累了西德经济。因为东德居民手中飞来的西德马克，买的是西德的时尚商品而非东德的老式产品。东德企业在丧失传统苏东市场的同时，还失去了国内市场，从而加速破产。失业急剧增加使东德居民暂时兴奋的购买力持续萎缩，同时来自西德的外援用于社会救助的比例远大于技术更新的投资，人为政策抬高的东德工资又降低了东德对外资的吸引力，造成一系列恶性循环。西德政治家的良好愿望陷入低增长的均衡经济陷阱，连累了欧盟的经济发展。
回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史，硬通货（美元、马克或英镑）的积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缓慢的学习和竞争过程。外汇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并非仅由经济因素决定，还包括不对称的金融强权的影响。在本国金融实力还无法与国际金融强权抗衡时，用国家外汇主权管制外汇和外贸，是在不平等的国际竞争条件下，给国内企业创造学习和成长空间的重要手段。休克疗法的倡导者鼓吹自由化的好处是减少西方外资进入的阻力，从而加速苏东向西方收敛的赶超过程。但结果却首先是经互会贸易体系的垮台和东欧企业的过度倒闭，引发一连串的宏观经济危机。不但外资踯躅不前，而且内资外逃的规模远大于外援的流入，在短短几年间就瓦解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工业化留下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
再看中国走过的路程。中国的外汇双轨制从1980年4月开始，维持到1995年1月，持续约15年。在中国，开放竞争是一个逐渐适应的演化过程，而非迅速平稳的均衡收敛过程。中国的国际贸易在1980年有18亿美元的赤字，到1994年转为54亿美元盈余，2000年外贸出超上升到241亿美元；相应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79年的8亿美元逐步上升，1994年为516亿美元，2000年达1656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双轨制能够在1994年成功并轨，前提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使外贸由赤字转为顺差（图1）。1979年到1994年的15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为26%，是同期GDP增长率9.5%的两倍多。相比之下，波兰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苏东是：“贸易自由化进程越快，初次冲击效果越大，随之而来的衰退就越深。”(Kolodko,2000)
图1 中国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
数据来源：China Statistics 2001.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认识到国际金融中过度资金流动的危害性，因为金融自由化加剧了金融市场上的国际投机活动。新古典货币理论中，货币和汇率在一般均衡的乌托邦世界中只被视为交易手段。在远离均衡、垄断竞争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硬通货实际上还享有与政治经济强国相关的市场强权(Goodhart,1998)。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就曾和笔者讨论说，中国用劳力赚来的外汇去进口先进技术的做法，比俄国用资源换取外汇来稳定金融市场要精明得多。
均衡经济学片面强调价格的供求关系，忽略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但是人首先是生物而非机器。众所周知，在演化生物学中，生物结构例如细胞和遗传基因在生命演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机体中选择性开放的细胞膜相当于生物系统中的麦克斯韦妖精，为维持开放系统中的耗散结构，它只允许有益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通过，而阻挡有害的物质流和信息流入侵（普里高津、斯唐热，1987)。如果缺乏生物膜的保护作用，在远离均衡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生物能在多变的环境中维持内部稳定的活的机体，这是机器和生命之间的基本差异。在政治经济学里存在许多类似的生物边界或细胞膜的选择开放机制，例如国界、户籍、考核、标准、信用、签证、外贸与外汇管制等制度。美国的高关税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之前，西欧和日本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逐渐放松外汇管制。发展中国家要仔细研究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不能轻易地相信西方理论的说教。在这里，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又一次比均衡经济学美丽的模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世界是非均衡的，绝大多数经济交易背后的谈判地位和权力是非对称的。博弈论与交易成本论中的平等博弈是数学的理想而非生活的现实。
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市场的提倡者以为自由化政策比外汇管制更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然而实际上任何长期投资者首先关心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正如苏东早熟的汇率与贸易的自由化导致宏观不稳定性，引发的不是外资流入，而是资本外逃和资产剥离。开放竞争的方向决定之后，时间的把握和战略的选择就成为竞争胜败的决定因素。
四、复杂动力学、路径依赖和学习空间
假如均衡理论正确的话，建立产权和价格放开后，经济体系应当顺利转型和稳定增长。苏东迅速自由化的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螺旋上升，货币不断贬值（见表4、表5）。
表4 转型中的高通胀
国家 通胀率(%)（年份）高通胀(＞40%)的时间长度（年）
德国 9(1990)0
中国 25(1988),25-35(1992-95)
0
波兰 400-581(1989-90)
5(1988-92)
保加利亚
335(1991),1048(1997) 7(1991-97)
罗马尼亚
295-300(1991-1992)
9(1991-2000)
乌克兰
3432(1993) 6(1991-96)
俄罗斯 1590-4079(1992-93)
8(1991-98)
数据来源：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atabase.通胀指标为用现价计算的隐含平减指数(implicit price deflator)。
表5 本币汇率的变动（以1980年或1991年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为基准）
年份1980 1985 1990 1991 1993 1995 2000
德国 11.62 0.89 0.91 0.91 0.79 1.17
中国 11.96 3.19 3.55 3.85 5.57 5.52
捷克0.77
11.04 0.95 1.38
斯洛伐克0.61
11.04 1.01 1.56
匈牙利 0.44 0.67 0.85
11.23 1.68 3.78
波兰 0.01 0.90
11.71 2.29 4.11
保加利亚
11.55 3.78 0.12
罗马尼亚0.22 0.24 0.29
19.95 26.62 284
白俄罗斯0.51
1191
47937 108
俄罗斯 1195897 5534
乌克兰 0.51634
2060276087
注：这里的汇率以美元为参照衡量。所有的汇率根据基期汇率重新标度，中国、德国以1980年为基期，其它国家以1991年为基期。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2002。
假如采用联合国的汇率数据计算，俄国从1990年到1998年按1990年度美元计量的GDP总值下降了43%，但是同期卢布相对于美元的汇率贬值了13,860倍！这是汇率均衡理论（例如购买力平价理论）无法解释的事实，只能由政治经济学中金融强权的博弈来理解。由于没有民族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制衡，苏东国家原有的大型国企和国有银行，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只有俄国用立法保护了本国的大型企业，但因没有事先打破大型国企的垄断，又让国家资源落入私人寡头之手，并未造福社会。
表4和表5显示中国转型的特征是低通货膨胀率和相对稳定的汇率，和苏东的情况明显不同。我们的理解是路径依赖和学习空间的存在使经济转型的模式大不相同。
（一）货币政策的约束条件和恶性通胀产生的路径依赖
一个值得深思的观察是所有低通胀率的转型国家，像中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20世纪前半段都遭遇过恶性通货膨胀。中国在内战以及中欧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恶性通胀的集体记忆，构成对这些国家政府货币政策的严厉约束，即使这些国家面临领导更替亦不敢忘记恶性通胀的历史教训。相比之下，前苏联在计划经济下有价格长期不变的历史，恶性通胀在前苏联各国并无贴近的先例。这说明历史因素构成政府行为的“路径依赖”(David,1985)，均衡论忽视历史，以不变应万变犯下历史的错误。
（二）价格双轨制下的复杂模式：生产周期和迂回生产
中国从1984年起，对企业放权政策下产生的工农业商品的价格双轨制，曾经在国内外引起过极大的争议。大家知道，双轨制的短期代价是套利所导致的投机和腐败行为，以及政府为稳定支付的价格补贴。弗里德曼在1988年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提出砍蛇尾多次不如一次的说法，建议中国迅速实行价格并轨。结果“价格闯关”的信息刚一披露就引发群众的抢购风潮。社会动荡促使中国立即放弃全面迅速的价格并轨，转而按市场实际分散决定价格并轨的进程，结果避免了东欧式的螺旋通胀和生产下降，应当说得远大于失。
由于产业结构大不相同，改革过程中实际形成的价格动态大相径庭。产出增长引发的价格并轨首先发生在副食品市场，例如蔬菜、肉类和水产品市场。副食品价格在一开始确实有所上升，但是几个月后，随着副食品供给的迅速增加，价格很快稳中有降。基础原料（如粮食、棉花等）长达十年间价格管制时松时紧，价格没有完全放开，以防止价格的大幅波动。工业产品的价格放开后，消费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有所下降，但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放开要慢得多。能源、公用事业、教育和卫生等部门的产品价格虽然一直在严格的价格控制之下，价格变化的趋势仍然是持续上升，原因是这些部门建设的周期长投资大，供给的增加始终赶不上社会需求的快速增长；同时中国民众又不能接受价格完全放开后，在获得公益服务上过大的贫富差距（见图2）。
图2 中国上海地区市场的历史价格
要理解价格动力学在不同产品市场上的多样行为，一个重要的市场机制是首先要明白不同产品有不同的生产周期。蔬菜和肉类的生产周期只有几个月，电站的投资周期是几年。价格行为的复杂性也可以用劳动分工下迂回生产的程度来理解(Hayek,1935)。尽管粮食棉花与蔬菜肉类的生产周期长度相似，但是粮食和棉花除了居民消费之外，还用于工业原料。库存周期和期货市场的存在给粮食－棉花市场带来复杂的连动关系，包括期货市场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所以，粮食棉花市场的价格波动比蔬菜肉类市场的更大、更持久。实践表明，中国在粮食和棉花市场上的价格改革几经反复，比其它农产品市场的改革慢得多。
中国和苏东在工业结构之间的差异，也可以部分解释为承包制对农业和工业的不同效果。家庭承包责任制对中国以家庭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有显著成效，但对前苏联的集体农业效果很差，因为苏联集体农庄采用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农机零部件的供应维修体制一旦运转不灵，农民积极性就无法发挥。同理，中国工业企业的承包制改革的效果也不如农村。劳动分工网络的复杂性，这是产权理论有意忽略，但复杂经济学要着重研究的领域。
从经济理论而言，中国价格双轨制的实验，否定了新古典的简单供求均衡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支持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关于迂回生产下的价格发现理论(Hayek,1935)，以及现代的经济复杂性理论（陈平，2002）。由于工业为农业提供种子、肥料和水电等要素投入，当代农业经济也已高度工业化，不同产业网络密切相关。粮食、棉花和基础原材料的供应链远比终端消费品长，所以其价格变动的周期和摆幅也大。如果供求曲线的均衡点只有单一交点，而且价格调整的时间滞后趋于零，市场的价格机制在外部冲击下可以迅速回归稳定。然而，如果非线性的供求曲线存在多个交点（多均衡态），恢复均衡的时间滞后又不短，市场价格的动力学将不能保证价格波动必然趋于稳定，反而极有可能陷入混沌和复杂周期的持续振荡(Chen,2005)。正因为存在经济动力学的复杂性和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中国“摸石头过河”的改革用分散试验、经济特区和价格双轨制等方法，分散了改革试验的风险，给企业和政府改革创造了学习空间。
与中国的渐进的价格放开政策相反，同样面临短缺经济的苏东国家，不是用发展生产的办法来缩小价格波动的差距，而是用一夜间全面放开价格的办法实行转型的跃进。结果高通胀使居民几十年的储蓄化为乌有，国民真实收入下降导致经济萧条。然而，休克疗法的拥护者却辩护说，价格均衡消除了短缺经济下排队的时间浪费，他们却无视经济萧条带来的两极分化和绝对贫困化。一般均衡理论在制定政策上的严重误导可见一斑。须知价格机制不仅是微观的供求关系，而且受制于宏观的周期波动和利益集团的冲突！
产权学派也即制度经济学的趋同学派认为，演化等价于均衡与优化(Alchian,1950;Sachs and Woo,2000)。他们以为只要保障产权，各国制度的演化必然向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制度趋同。然而，转型实验的结果清楚地表明，演化的方向有可能是发散而非趋同的，因为它不仅取决于自然历史条件，而且还和人为的政策选择相关。与苏东的转型萧条相比，在宏观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增。按中国的统计数据，改革26年来，扣除价格因素，中国的真实GDP增长了2.7倍，城乡居民储蓄增加了54倍。演化的不同路径如何能用趋同的均衡论解释？
五、简单片面的均衡思维和互相矛盾的经济政策
表面看来，华盛顿共识为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提供了一张完整的政策清单，实践中我们却发现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着冲突。我们在这里讨论两个例子：微观效率与宏观效果的矛盾，以及产权理论与公司金融理论的冲突。
（一）微观的预算硬约束和宏观的信用紧缩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把预算软约束作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Kornai,1986；科尔内，1988）。于是，苏东国家纷纷在转型过程中不加区别地削减政府给亏损企业的援助，原以为可以刺激企业提高效率，结果没有提高效率，反而加速国企的倒闭。
从模型来看，科尔内的软约束理论完全符合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但仔细分析，严格意义上的预算硬约束只存在于没有技术进步和信用市场的封闭经济，这正是完全市场假说的致命弱点。在工业社会中，鼓励技术更新和结构调整的预算软约束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如银行信用、风险资金和银行破产法（崔之元，1999）。美国破产法的第11章，就由法院下令限制债权人的要求，给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以重组和生存的机会。美国20世纪70年代国会授权贷款挽救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Chrysler)，20世纪90年代美联储出面组织金融集团挽救著名的长期资本投资基金(long-term capital)，这些都是美国对大企业采用预算软约束的著名例子。在经济转型中强制实行预算硬约束所导致的信用紧缩政策，与大萧条时期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给可以挽救的企业雪上加霜，带来宏观经济的连锁反应。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信用紧缩是影响产出下跌的重要因素(Calvo and Coricelli,1992)。
中国正是在所谓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反映在以两位数字增长的制造业出口。从产权学派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产权都不清晰，效率应当低于私有企业。但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信用资格不足的中小企业贷款也难以取得商业贷款，所以政府要出台补贴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初期，地方政府持有的公司股份，有助于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缩短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当然，预算软约束也可能用于延缓不良企业的破产兼并过程，从微观企业来看这也许并不优化，但算宏观大账，让亏损企业分批关闭比让大批企业同时破产造成的社会共振损失小得多。
有人认为，中国和苏东转型的巨大差距主要来源于两者经济结构的不同。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没有国有企业的铁饭碗，所以比苏东享有社会保障的工人和集体农民，更能适应市场化的竞争(Sachs and Woo,2000)，这只有部分的道理，因为比中国农民更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中国式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农民并非没有社会保障，进城农民找不到工作可以继续回乡耕种集体土地。中国不少机关干部在改革开放中勇于下海，因为原单位可以留职停薪。从金融工程的角度观察，中国在预算软约束下的渐进市场化，得益于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的金融体制创新。如果国有企业或乡镇企业在新产品市场上取得成功，就用股份制的办法承认新兴的企业家和经理人的贡献；如果企业改革失败，让国有银行承担了主要的改制成本。中国发展投资创新型而非消费补贴型的软约束，目标不是为了选票维持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而是政府分担了技术换代过程中的学习风险与创业风险。当然，预算软约束下必然要付出某种社会成本，其形式之一就是中国国有银行累积的不良贷款。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化可以使社会负担极小化，从而达到最佳的社会效率，其实不见得。苏东预算硬约束政策下造成的转型萧条，日本试图维持土地泡沫导致的十年停滞，和美国维持私营部门高额利润形成的巨额财政赤字，其社会成本可能都高于中国的转型成本。我们认为，中国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是凯恩斯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而科尔内主张的预算硬约束是新古典反凯恩斯革命在转型经济中的变异。中国和苏东转型经济的不同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微观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远大于微观基础论所谓的理性预期和自愿选择。
就宏观经济学而言，预算软约束理论无视世界经济史的常识。如果多数国有企业的生存全靠预算软约束下的政府补贴，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必然比市场经济国家高很多。然而历史数据显示：持续的预算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的例子发生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拉丁美洲，也包括一次大战后的欧洲，而非计划经济国家。科尔内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得失的分析是以偏概全。
通过对转型经济的观察，我们支持演化经济学家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比较分析，不支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论与产权趋同理论的立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来源于技术和组织创新，因而具有内生不稳定性，开放经济中“创造性毁灭”表现为持续的经济周期和不断的金融危机。相比之下，社会主义体系要比资本主义稳定。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竞争的激励，而是闭关政策所造成的技术停滞和组织老化。
（二）公司金融理论和产权学派的矛盾见解
产权学派声称私有产权是市场有效的基本条件。然而，公司金融理论的MM(Modigliani-Miller)定理表明：在竞争市场上的公司资产价值与债务结构无关，也就意味着与产权结构无关(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从公司治理研究的角度观察，缺乏私人大股东的国企和股权分散的私企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影响上市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是科技、管理、公司战略和规模经济等，所有制形式的影响并不显著（陈平，2006）。已有的历史经验表明：过度的国家所有制，例如前苏联几乎完全的国有制，会妨碍技术创新；中小型私有企业是多数国家创造就业的主要力量，大型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同样具有竞争力。涉及公共产品的大型企业，私有化的效果并不确定（魏伯乐，2006）。换言之，我们认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所有制的多元化，而非私有化。历史上看，劳动分工发展的过程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导致创业者产权的分散化与社会化。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大规模生产汽车的龙头企业福特汽车与通用汽车的产权演变史清楚地显示：技术更新和营销模式变动的压力是导致创新决策多元化与产权分散化的原动力（刘昶，2006）。美国资本社会化的一大发明是老百姓分散持股的退休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取代私人大股东成为大公司主要的资产所有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大型国企的改革方向应当是社会化而非私有化（史正富，2006）。中国出口产业低劳力成本的秘密在于中国的混合社保体系的低社会成本，大量农业人口的社保依靠集体土地，而非私人基金或国家财政。
六、结论：从静态均衡到复杂演化的经济观
对经济学家来说，大萧条和转型萧条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两起自然历史实验，曾经催生并将继续启发新的经济思维。我们需要一个更一般的理论框架，来研究经济更新演化的复杂机制。
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华盛顿共识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Stiglitz,2004)。罗兰指出用演化观点研究制度的重要性(Roland,2000)。萨克斯也认识到：经济像人体一样是复杂系统，“经济学者需要像医生诊断那样”研究病史的资料(Sachs,2005)。这些观察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均衡思维的简单性和局限性，启发我们重视经济复杂和历史演化的重要性。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其本质是缺乏技术革新的静态原子模型。完全竞争的完美市场是远离工业社会的小农经济模型。要理解复杂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条件下市场竞争的动态机制，可以借鉴理论生物学的非线性竞争模型，去研究非均衡的系统变迁（陈平，2002）。
第二，经济周期的历史经验和转型经济的严重教训表明，不是宏观涨落的微观基础，而是微观行为的宏观环境，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有重大影响。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证明技术革新的创造性毁灭是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源。宏观经济的微观－中观（金融中介和产业结构）－宏观的三层次模型，比目前流行的微观－宏观的两层次模型，可以更好地理解结构调整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Chen,2002)。
第三，开放经济中的社会演化和制度变迁是像生物演化一样的分岔过程，不是交易成本和产权学派所描述的封闭系统中的收敛过程。在复杂劳动分工的条件下，不能只靠看不见的手，必须培育对市场和政府的“纪律之手”(disciplined hand)。现代科学和世界市场产生发展的历史，揭示出混合经济中市场部门、公共部门及非营利非政府的民间部门之间，合作制衡的重要性。不能片面发展私有经济或国有经济，混合经济的历史教训应当成为新政治经济学和演化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课题（崔之元，1999；史正富，2006）。
第四，均衡趋同的世界观难以理解转型经济的分岔和大国的兴衰。从复杂科学的角度观察历史，社会演化的动力学存在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的消长权衡(trade-off)关系(Chen,2005)。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研究劳动分工的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有助于我们看清中国在建设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可能地位（陈平，2004）。
总之，均衡经济学忽视了市场不稳性和经济复杂性的两大根源：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多样性（即数理经济学的多均衡态）和社会风潮影响下的集体行为。用复杂科学的方法和演化经济学的观念研究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有助于我们超越均衡经济学的局限，打开更广阔的历史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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