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犹太人”致富探秘——“温州模式”的过去与现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犹太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程一 源头：包产到户先驱
1956年，正当中国农村处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之际，这一年5月，26岁的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针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与弊端，决定在该县燎原社进行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试验，并派县农工部干部戴吉天到燎原社组织包产到户试验工作。从开始试验的短短十个月时间变化很大，出工的人数不但多了，而且质量好了，人家说不要问哪一块土地是燎原的，你只要到燎原去看一看，他的“春花”特别好，他的“烧灰”特别多，就是燎原社的。
包产到户试点很快收到成效，当年9月，戴吉天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并上报县委、地委，不久，燎原社的经验便如星星之火般迅速燎原开来，到1957年春，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1000多个。
在温州农村进行这场包产到户试验的时候，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正进入第三个年头，农村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在这种情况下，永嘉的包产到户试验便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批人的反对。
1956年11月19日，当时的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文章，指责燎原社包产到户是倒退到小农经济的单干去了。1957年1月27日，李云河在《浙江日报》发表文章予以反击。6月，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发动以后，从高层到地方，批判李云河与包产到户的文章便铺天盖地而来。1957年10月13日，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评永嘉的包产到户。
在强大的“左”的势力下，这场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试验被掐灭了。
1978年，当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以包产到户揭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时，历史已整整跨过了20个年头。
就因为失去了20年，在随后的发展中，我们国家不得不准备用100年的时间去追赶。
历史走到了1998年7月27日，在永嘉上塘纪念永嘉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会场上，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畅言道：“今天，历史出了头了，它出来作证，告诉永嘉的同志们，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如今，昔日的燎原社所在地任桥村，正以其绚烂的色彩凸现在温州农村的新画卷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鲜活机制的促动下，从8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农民挣脱了土地的束缚，办工厂、跑营销，如今该村的皮鞋生产企业已是遍地开花。而同时，任桥村的农业也得到稳步的巩固与发展。早在1997年，任桥村农民人均收入达10950元，是全国同期农民人均收入的5倍。
在温州农村，像任桥村这样的村镇随处可见，他们同样以家庭经营为起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温州模式的神话。
家庭工业、家庭商业、民营经济，这些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温州模式，难道与当年那场可歌可泣的包产到户试验不正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吗？
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张仁寿评价说：“家庭经营和农户的职能，是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流传下来的最古老、也是最丰厚的一种组织资源，我觉得温州模式的生命力、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利用了家庭的功能，把家庭经营这种形式不仅用在农业领域，而且率先向非农产业推广，这就是温州模式的萌芽、胚胎、渊源。”
是的，正是激活了家庭这个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细胞，温州模式在以后的发展中才显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许多年后，当以家庭经济为发端的温州民营企业群落又一次引起举国关注时，我们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那一场包产到户试验中找到了源头。
正是有了包产到户，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批具有市场创造活力的农民才从生产队和土地中解放出来，也正是有了这种对农村劳动力的解放，才有了温州农村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才有了百万农民闯荡市场的神话，才有了东方布鲁塞尔之称的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以及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温州村、温州商城和温州商人，也因此才有了今天温州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面貌。
历程二 嬗变：专业市场衰落
20世纪80年代初的温州，依旧贫穷和落后，面对人多地少的现状，一群人开始打起行囊，背井离乡，在将足迹踏遍神州之后，他们便将一张张订单带回家中。
这群人就是温州的购销员，在当时大约有十几万这样的人穿梭于大江南北，号称十万购销大军闯市场。
当时有人说他们像蝗虫满天飞，扰乱计划经济，也有人称他们为英雄，因为正是他们，七手八脚连推带挤地把温州推进了市场经济。蝗虫也罢，英雄也罢，温州最早被外界所了解，也就从他们开始，后来在浙江流传很广的“四千精神”，即“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就是由他们首先总结出来的。
购销员从全国各地拿来订单，便到温州的集镇上采购产品，集镇上的前店后厂在当时是很盛行的，一边生产、一边销售，再由这些购销员发往全国各地。久而久之，前店后厂逐步集中，也逐步专业化，像永嘉桥头的纽扣、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等等。到1983年，温州当地便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十大专业市场。
以十大专业市场为启动点的温州经济由此迈上了快车道，并带动了当地家庭工业发展，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区域经济特色。“专业市场”和“家庭工业”也因此被人称作温州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1986年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教授来到温州，在考察了柳市等十大专业市场后，他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于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他启动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于是“小商品，大市场”便从此成为温州模式的一种颇具影响的经典性表述。
然而，从1991年起，全国几次评选十大市场，温州均榜上无名。温州的市场究竟怎么了？
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有市场，这话一点不假。在浙江省内，绍兴柯桥市场有40%是温州人，北京、太原、沈阳，甚至巴西圣保罗、法国巴黎，温州人几乎将自己的经商触角伸到了每一个有市场的角落。百万温州人在将温州产品卖到各地时，同时也将温州的市场观念与模式辐射到了全国各地。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经济由短缺转为过剩时，市场交易重心便由生产地向消费地转移。在百万温州商人的推波助澜下，温州当地的专业市场便很快位移到了外地。温州的优势被100多万温州人带到全国各地，每一个大城市几乎都有温州市场，所以前店后厂的内涵就起了变化，温州人的店开到全国各地，厂还摆在温州。
据了解，百万温州商人目前经营的产品，大都还是温州当地产品。在中国最大的义乌小商品城据说有60%的产品出自温州，从这个角度来看，温州商人在创造更大的辉煌。
如果说，专业市场衰落的外部原因是因为市场发生位移的话，那么，温州当地工业企业及市场本身的演变则是专业市场加速衰落不可逆转的内部动因。
20世纪90年代初，妙果寺商场最红火的时候，这里曾经有一个年轻的摊主叫周成建，他就是后来在浙江赫赫有名的美特斯·邦威服装的创始人。1995年，生意做得正红火的周成建却毅然从商场中撤出了自己的摊位。
记者采访周成建时，他这样认为：“市场最旺的时候，只能局限在这个市场，而作为一个品牌打响了，就要面对全国无局限的市场。”
邦威集团如今已在全国建立起了自己的专卖店网络。可以说，周成建当年对专业市场的断然割弃，宣告了新一代温州企业家对传统销售方式的背离，也宣告了专业市场鼎盛时代的终结。
同样的原因也发生在柳市低压电器市场，1996年，柳市电器行业产生了20多家集团公司，这些集团公司在全国各地建立起3000多家销售公司，其销售额从原来的十几个亿发展到1998年的46个亿。而同期，电器城的交易额却从原来的十几个亿锐减到1998年的1.6个亿。
专业市场曾在柳市低压电器业发展阶段，给它带来了生机与繁荣，而今天却被日新月异的市场与日益强大的企业所抛弃。在柳市电器城日渐衰落的背后，蕴含的更多的是当地电器行业迈向规模经营与品牌之路的曙光。
历程三 创新：在纷争中前行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文中称温州家庭工业的发展“已经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资源紧缺、人均耕地不到4分的温州，从此与民营经济紧密相连。
当我们回首温州的工业企业发展时，不得不提起一种叫“挂户经营”的方式。正是这个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陌生的名字，给数以万计的家庭工业戴上集体的红帽子，从而造就了桥头纽扣、塘下汽摩配件、金乡标牌等一批批温州著名的小商品产销基地。
温州塘下工办主任回忆说：“过去出差，买轮船票都要有县一级以上的介绍信，个人没办法开介绍信，要利用工厂开出去，当时政府签署意见，由市里转，所以个人都挂户。如果没有挂户，我们这里的营销队伍就没有这么强大。”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理论界还在小心翼翼地探讨姓“资”姓“社”的问题，私营业主的腰杆怎么也直不起来。从挂户经营者拿着介绍信开拓市场那一刻起，温州人多年来被计划经济压抑下的热情迸发出来，点燃了温州市场经济的火花。正是温州创造的挂户经营这个“土特产”，使千家万户的能工善商者找到了打入全国市场的支点，找到了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发展商品经济的变通方式，推动了温州家庭工业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家称，没有挂户经营这一创新，就没有温州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形成“温州模式”。
1978年，温州全市乡办工业企业总共只有2000多个，总产值仅为1.2亿多万元。到1986年，温州家庭工业企业达到14.65万户，从业人员达33.86万多人，产值17.7亿元。挂户经营别开生面地拉开了农村工业化的帷幕，形成了柳市五金电器、宜山再生纺织、桥头纽扣等十个大小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温州从此名声大振。
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众多家庭合伙企业扩大规模，合股经营，又不愿挂集体的牌子，于是温州人发明了“股份合作企业”这个名称。这项创新，不仅使原本分散的资本有了结合的可能，有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所有制歧视的情况下，经民营经济打起了保护伞，80年代的温州成了中国私营企业的“麦加”。
1987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政策性文件，从而使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由群众自发联合转变为政府引导的规范化建设。就是这么一份文件，将温州人的创造载入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史；就是这么一个创造，为中国企业体制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也就是这么一种思维，使温州成为改革的聚焦点，引发了温州经济领域的滚滚烽烟。在1990、1991年短短两年内，北京竟一连来了3次调查组。
而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国有企业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承包制的试验和改革。直到11年后，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温州的探索比全国的推行早了整整11年。
这是一道流动的风景，触动着中国经济敏感的神经。柳市，这个曾经与八大王紧密相连的名字，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又一次响彻大江南北。或许很多人不知道求精开关厂的名字，但从这家企业成长起来的正泰、德力西集团在短短的几年内成为温州公司制企业的代表。但温州类似南存辉、胡成中这样的企业家毕竟不多，当我们的目光越过这些成功者的身影，在一座座矗立的公司大楼反弹时，天正、长江、精益等一批批企业集团迎面而来。1992年在温州开始出现的集团化倾向实际上正是民营企业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又一次制度创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温州家庭工业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温州企业制度的创新史就是温州经济的发展史，温州的民营经济自出生的那一刻，命运就注定他们与制度的创新紧密相连，从挂户经营到股份合作，再到公司制的出现，每一个改制的步伐都蕴含着温州民营企业家艰辛的尝试。
今天我们再来看温州，温州的繁荣所给予中国的启示，还不在于它的企业所特有的组织形式和所有制关系，而在于它的发展中，没有在纷争中停步，始终把生产力放在第一的位置，这是温州千变万化的经济背后一条不变的线索。
历程四 集聚：农民迈向城镇
20年前的龙港很贫穷，也非常落后，是一个灯不明、路不平、水不清的地方。
1984年春风初起时，温州农民春潮般涌进这片荒芜的土地，开始一项声势浩大的造城运动。他们自备口粮，自筹资金，他们要在这块空白土地上再度谱写农民的自尊和辉煌。
一年后，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就这样梦幻般地从地平线上升腾起来。
如今龙港已是一个有着8平方公里、15万人口的现代城镇，工农业产值超过40个亿。温州农民以特有的方式构筑起了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现代生存环境：从农民到居民，从农村到城镇，从原来的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
长期以来，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人为地划上一条深深的鸿沟，阻碍了农民迈向城市的脚步。龙港的崛起，无意中翻开了中国城镇发展史新的一页。
20世纪80年代初，在温州一个叫柳市的地方，几位农民放下笨重的锄头，摆弄起精巧的低压电器来。不久之后，农村各地便户户冒烟，到80年代末，低压电器生产企业发展到1200多家，另有家庭作坊近万家。然而，田埂间成长起来的工业是尴尬的，信息、交通等诸多不便制约了扩张的欲望。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小企业磁性般地向柳市镇集聚，一座电器之都昂然崛起。
当温州农民驾驭着民营企业这艘战舰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纵横驰骋时，小城镇则以它信息、服务、交通、能源等配套设施的相对完善成为起锚远航的港湾。
据统计，全市3万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有80%办在这些小城镇里，仅1996年建制镇的工业总产值就占全市的60%以上，工业因城镇优势如鱼得水，城镇随工业发展水涨船高。
如果将工业比喻为城镇“兄弟”的话，那么，市场就是它的“姊妹”。
在家庭经济萌动不久，温州便出现了专业市场。20世纪80年代初，萧江、桥头等十大专业市场就闻名遐迩。
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一个桥头农民将一堆国有企业淘汰了的纽扣带回家乡，往自家门口一摆，家家竞相仿效，没料到竟摆出了个东方最大的纽扣市场。这里的品种最齐全，这里的花样最新颖，于是各路人马慕名赶来，竞先抢购。据了解，最多的年份年交易量占全国同类产品的90%以上。
办一个市场，兴一门产业，富一方群众，兴一个城镇。温州目前500多个各类市场，就有450个坐落在城镇。
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牵着城镇的手大步向前走，小城镇的经济能量迅速聚集，一大批城镇之花在温州大地上绽放，并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区域特色：
全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
东方第一纽扣市场桥头镇；
全国最大低压电器城柳市镇；
全国第一座商标城金乡镇；
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鳌江镇；
全国汽摩配件主要生产基地塘下镇……
这些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小城镇，吸引着农村劳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的集聚，扩大了流动人口的规模。
目前，温州建制镇的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40%以上，社会消费品总额占全市的70%以上。
如今漫步在各城镇里，你会发现，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日益融合在一起，一排排、一幢幢厂房和商店，银行和电讯将这些城乡难分的村镇同现代文明紧紧编织在一起。
据统计，近10年来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达100多亿元，其中70%以上来源于农民集资。
温州广大农民群众是小城镇的出资者和建设者，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小城镇的主人。自改革开放以来，该市先后有120多万农民进入城镇从事工业或第三产业，成为离土不离乡的新一代产业工人。在这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历史性潮流中，100多万温州农民获得了职业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双重转换。
1998年10月14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进国民经济更快增长。
据说，在温州龙港镇拥有钢琴500多架，家庭拥有量在全国位居前茅。这些昔日捏锄把的手奏出的不一定是最美的音符，但一定是时代的最强音！
历程五 风云：改革突破禁区
自然资源和国家投资都极为匮乏的温州，一直以来就面临着就业和生存的极大压力，而重商事工的历史文化积淀，让瓯越人与生俱来成为经商的好手。
然而，这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温州，作为全国闻名的“重灾区”，工商业的“资本主义尾巴”被割了又割。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温州沿海200多公里的平原地区，家庭工商户魔术般地骤然涌现。
走出土地的10万温州供销大军在流通领域里大刀阔斧，纵横驰骋。
然而，好景不长……
1982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当年5月20日，上级部门派出工作组进驻温州柳市镇，将镇上名气最大的从事电器、螺丝、机电等生产经营大户以投机倒把罪逮捕，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柳市八大王事件”。
当年的螺丝大王刘大源回忆道：“1982年8月6日抓八大王，7个人被抓，我一个人逃走了。”
“八大王事件”使刚刚走上务工务商道路的温州农民遭受重创。一时间，工厂关门，商铺闭户，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
据统计，柳市镇当年工业产值比上年下降了7000万元，电器业一落千丈。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温州市委、市政府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为“八大王”平反。
经历了磨难之后的温州人，以更加成熟的理性叩开商品市场的大门，家庭工业蓬勃发展，挂户经营独具特色，专业市场风起云涌，在短短几年内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典范”。
在改革的道路上，没有路标，没有足迹，探索意味着风险。温州以市场化取向为先导的改革也招来了无数的争议：私营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雇工是不是存在剥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等等。争论的实质是温州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1989年，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收到一份提案说，温州资本主义现象极为严重，物价飞涨，走私偷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民间贫富悬殊。
仅仅两年时间，温州就三次惊动中南海，中央三次派调查组前往。
调查很快提出报告，结论是：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
然而，围绕着温州的争议总是那么纷繁复杂。
1989年夏天，温州一位干部写信给《人民日报》，揭发温州的私营老板如何耀武扬威，以及雇工们如何毫无保障。
调查组重返温州，重新调查温州究竟姓“社”还是姓“资”。围绕着温州的争论，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但在体制转化过程中，温州自身存在的许多不足也让争论有了现实的载体。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投诉到《经济日报》，控诉他买的温州鞋穿了一天就掉了跟，而所谓真皮也不过是劣牛皮的合成革，有人称温州鞋是“一日鞋”、“礼拜鞋”。1987年6月，杭州武林广场一把大火把上千双温州鞋付之一炬，随即这把火烧到南京、长沙、株洲，与此同时，温州柳市的伪劣低压电器造成全国多次伤亡事故，惊动了国务院，这直接促使温州痛下决心，开始了以质量立市为主题的二次创业。
改革就这样在艰难中曲折地进行着。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东方风来满眼春，他让地处浙南一隅的温州人领略到了春的暖意。
关于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终于圆满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1992年以后，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1997年温州市1240亿工业产值中，国有经济仅占2.6%。这悬殊的比例又让许多人心中不安。
有人说，温州已成为私营经济的天堂。
姓“社”姓“资”的争论结束了，所有制问题上姓“公”姓“私”的问题又一次成为讨伐的目标。
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京召开，江泽民在会上提出，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多种经济成分应共同发展。
几百万温州人在实践中摸索探讨，在饱经风雨，备受褒贬之中步履艰难地迈步前行，终于迎来了一片艳阳天。
回首20年，温州市的一些干部指出，由于温州改革实践诸领域的超前性、探索性，曾使他们对许多没有先例的新事物一时看不清楚。同时，温州改革初期也的确出现了假冒伪劣、拜金主义等一些不容回避的负面现象。但是，温州干部群众没有在纷争中停步，而是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争论，重发展，始终埋头苦干。正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中，温州人民日益坚定地形成了一种科学、辩证、顽强的改革价值观，这是温州对中国改革的又一份特殊贡献。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了，道理也就硬了。
温州这样告诉我们。
（历程一至历程五据浙江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