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军应选择闽西作为战略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义军论文,南昌论文,发展方向论文,闽西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事关成败之大局，是当时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决策之一，也是后来研究南昌起义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南昌起义军南下之后在广东潮汕失利，学术界通常归结为起义军的南下战略决策是错误的；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战略方向是正确的。根据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和事实深入分析，上述两种看法都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认为：南昌起义军南下从战略大方向上讲是明智的选择，但南下不应该远至广东，而应该以闽西地区作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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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战略上敌强我弱是一种基本的态势，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要存在和发展，就应该选择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中共党组织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地理条件优越、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根据当时的形势，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向南选择闽西作为落脚点，建立根据地，最为有利。闽西当时得天独厚，具备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观和客观条件。
首先，闽西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有比较坚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自1925年开始即在闽西地区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10月至12月，北伐军占领福建全省，乘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闽西各地的共产党组织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了。同时，闽西的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巩固组织，各县的国民党党部和政权机关汀属政治监察署，岩平宁政治监察署大多掌握在共产党和左派手中。闽西的农运、工运、学运、妇运迅速发展，广泛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斗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半个多月，虽然闽西也发生了龙岩“四·一五”事变和上杭“五·七”事变，各县的一些共产党员和左派遭到逮捕、杀害或通缉。他们所领导的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工会、农会组织被解散，但由于领导者的警惕性较高，作了应变准备，因而闽西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和大部分党员都能保存下来，及时转移到农村，恢复和发展组织，重新聚集革命力量。而相邻的赣东南地区，当时在这方面的情况就大不如闽西地区，南昌起义军在“广昌以北曾见农运组织，但极幼稚，曾雇少数农民为力夫，其他无所表现，至在广昌以南为赖世璜的反动军队驻防之下，无甚农运组织，且其他在蒋介石命令下实行清党，在民众中作反动宣传十分厉害，傍路居民逃避极多”（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这里群众基础差，若当时选择赣东南作起义军的落脚点，条件也不如闽西。
由于闽西远离反革命统治中心，地方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因此在1927年8月到11月，闽西的革命局势迅速恢复发展起来。上杭驻军司令蓝玉田因为未得到蒋介石的正式编制，军饷无着落，心怀不满，需要与左派合作，所以当时仍然同情革命。在上杭“五·七”事变后不久，蓝玉田回到上杭，对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和凶手都进行了惩办，有的予以处死。在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团的请愿要求下，蓝玉田电令其部下龙岩驻军释放“政治犯”，8月初，在龙岩“四·一五”事变中被捕的6名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便在群众的游行欢呼声中全部安然出狱。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共产党人掌握的国民党上杭县党部恢复了办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邓子恢等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苏庆云合作，恢复了国民党龙岩县党部，利用国民党的合法招牌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民运动，全县三分之二的地区成立了农会，会员达10万之众，领导减租减息斗争，群众斗争热情空前高涨。后来，南昌起义军于9月5日进入长汀后，长汀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主动协助、支持起义军的活动。如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在获悉起义军有大批伤病员急待救治的情况后，主动邀请长汀医务界同仁临时组成合组医院，增设简易病房，抢救和治愈了包括著名共产党人陈赓、徐特立在内的几百名伤病员。
8月19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漳州获悉南昌起义军向江西南部前进的消息，主动开会研究如何迎接起义军，决定派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兼中共闽南特委（当时领导闽南和闽西的党组织）书记罗明“去和起义军联系，看看起义军战略如何，如果要到农村，则请他们留一部分部队到闽西”（注：《起义军在上杭——访问罗明》，载《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48页。）。中共闽南特委还准备组织福建革命委员会，号召群众响应起义军。罗明于9月上旬赶赴上杭，与中共上杭支部领导群众欢迎起义军进入上杭。周恩来在上杭接见了罗明和闽西党组织的部分负责人。邓子恢回忆说：“听说叶挺、贺龙所率南昌起义队伍由长汀进到上杭城，由此即由苏庆云秘密赴上杭拟向叶、贺商请派兵来岩”（注：邓子恢：《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页。）；同时，“省委派了一个同志来，指示我们在龙岩暴动，以响应叶、贺的军事行动”（注：邓子恢：《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页。）。
闽西这种革命力量占优势的局势，当时在全国是罕见的，而且福建及闽西的中共党组织还主动要求起义军留在闽西，这非常有利于南昌起义军在此建立根据地。
第二，整个福建境内及闽西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当时福建境内的国民党军仅有驻在福州、泉州、厦门沿海一带的海军杨树庄部两个旅约4000人，从未打过仗，战斗力较弱；盘踞在闽西漳州一带张贞部1个师约7000人。另有盘踞闽北的卢兴邦部1个师7000人，盘踞闽中沙县的郭凤鸣部1个旅2000人，驻福州的陈国辉部1个独立团1000人，这三部均为土匪军，战斗力很弱。驻在闽西的国民党军蓝玉田部兵力为2000余人，武器装备很差，战斗力弱。当起义军进入闽西时，该部未与起义军接触，即由长汀、上杭逃向武平。随后，蓝玉田部又在名义上接受了南昌起义军的收编。此外，闽西境内还有人数较少的多股团匪，其中有的也在名义上接受了南昌起义军的收编。刘伯承精辟地指出：“福建为省中无力民军角逐之地，当时各有力军阀皆无兵驻其间，真可谓无主之物”（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当时在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等省国民党军队都较福建为强。南昌起义军若向北折回九江向湖北发展，与敌唐生智、张发奎、金汉鼎各部的优势兵力作战，对南昌起义军不利。若向东，经赣东入浙江，将与南京政府的周凤歧等部冲突，由南京沿长江西移的何应钦、李宗仁部也将派兵增援浙江。若向西，转入湘赣边界北部地区活动，将会受到敌唐生智、朱培德部从湘、鄂、赣各方面的进攻。由于这个地区位于武汉、长沙、南昌三大城市之间，为长江、奥汉铁路、株萍铁路、南浔铁路所环绕，战略纵深浅，机动范围受限制，对南昌起义军的存在和发展同样不利。毛泽东于1928年11月25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评价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时曾指出：“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分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注：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若留在南昌不动，就地发展，形成宁、汉、南昌三足鼎立之势，但这只可能是在相对一段时间内占领南昌及其外围地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总战略态势下，南昌起义军是不可能长期占领大城市及其外围地区的。长期留在南昌就地发展对南昌起义军是不利的。若向赣西南发展，“吉安、赣州等地区在上流方面，容易联合与集中的敌军将达四万”（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包括王均、钱大钧、黄绍竑等部，敌人占有兵力上的优势。
再者从南昌到闽西路途上敌军兵力很少。从南昌到闽西长汀的700余里赣东路上，国民党军仅有驻临川的杨如轩部1个师，驻宁都的赖世琮部1个团，两部兵力合计不满3000人，战斗力弱，容易对付。
第三，闽西地理条件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有利。闽西即福建省的西南地区，包括有长汀、上杭、连城、龙岩、漳平、宁洋、宁化、清流、归化（明溪）、武平、永定、平和等县，人口250万，面积3.2万平方公里，西依武夷山，中有玳瑁山，东靠博平岭。这里崇山峻岭，绵亘起伏，河溪交错，偏僻闭塞，交通不便，距大城市较远，敌人欲来进攻，兵力的调集十分困难。闽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粮食和其它物品，可以给部队提供充足的给养。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便于南昌起义军的割据与发展壮大。
南昌起义军若转入湘赣边界中南部即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地区活动，虽然有便于作战的地势，但由于人力、物力的缺乏，为南昌起义军数万大部队长期提供给养是很困难的。1928年5月底，跟随朱德、陈毅所部南昌起义军上了井冈山的湘南农军中的五千余人，就因缺粮而被动员返回湘南。后来，毛泽东于1929年3月20日在闽西汀州起草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明确指出：“我们是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注：毛泽东：《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219页。）由此看来，当时若向西转入湘赣边界对南昌起义军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第四，闽西战略地位重要。它西接赣南、南邻粤东，对外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它位于闽、赣、粤三省交界处，若南昌起义军以此为落脚点，站稳脚跟，可以影响三个省，回过头来向西经略赣南，可以在以长汀——瑞金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展。这个地区也就是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区，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大革命失败后，从主客观条件来看，闽西及相邻的赣南地区，是中国东南部最便于红军主力部队落脚和发展的地区，向东可向闽南、闽中发展，向北可向赣中、闽北发展，向南可出击东江、粤北，向西可出击湘赣边界及其纵深地区，战略发展回旋余地大。闽西邻近出海口，便于起义军对外的交通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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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南昌起义军应该选择闽西作为战略发展方向，不仅仅是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个学术问题，事实上，在当年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当南昌起义军南下转向闽西和前出至闽西地区时，在起义军领导机关内部就有人数次提出了把战略落脚点选在闽西地区的切实可行的建议。这种建议可惜在当时未被起义军领导机关所采纳，以后也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早在1927年7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最终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时，已经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派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的提议，认为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应是立即南下，打向广东，先取东江，与东江农民暴动武装联络，实现土地革命，取得出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充实力量后再取广州，进而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但是，南昌起义军取广东为根据地的计划与当时广东的客观条件不相符合，南下进入广东对起义军不利。首先，从政治形势和工农运动的状况看，“四·一五”政变后，广东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工农运动转向了低潮。就起义军进入的东江地区说，除海陆丰外，各县农民运动并不如事前所想象的那样好。李立三指出：“沿途向兵士宣传广东农民运动极好，只要到了广东，各县的农民一定可以马上暴动起来，至于伕子粮食等当然毫无困难。不但是一般士兵都很相信，所有同志都是这样想。但是一进入广东界，却使人大失所望，农民对起义军的情形还不如福建”（注：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九二七年十月），《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其次，粤系国民党军阀和与其联合的桂系国民党军阀的实力比较强大，兵力较多，战斗力较强。再次，东江地势平坦，交通灵便，邻近出海口，对起义军不利，而对国民党军有利。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尚未巩固占领东江，还没去打广州就迅速失利，充分证明了占领广东东江为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是错误的。
南昌起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打到广东去的预定方针，以周恩来为首的起义军领导机关为了避开国民党军的尾追堵截，决定选择走国民军兵力较薄弱的从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南下，由于蔡廷锴率前卫第十师叛逃、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率二十军第五团叛逃，加上病倒、离队等非战斗减员，短期实力损耗近三分之一，全军兵力由20800人锐减到14000人。8月下旬，起义军先后在壬田、会昌同前来堵击的国民党军进行激战，自身伤亡1700余人，歼灭钱大钧部主力6000人，敌余部3000人向南退走。接着起义军又击败袭击会昌的黄绍竑部，黄部退往洛口，取守势牵制起义军。
会昌战役是南昌起义军取得的大胜仗，形势对起义军很有利。8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攻，经寻邬占领梅县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2页。）应当说，前委会议上提出的第二种方案是最佳方案，按此方案占领的地域是闽西和赣东南。会议改变了原定的取道寻邬入东江的第一种方案，采取了经由闽西长汀、上杭入东江的第三种方案。对这个时期的战略发展方向选择问题，周恩来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过：就在南下以后，经过会昌一战，伤员不少，“如果在那个地方深入土地革命，就会在农村安置不走嘛，留在会昌、筠门岭、瑞金、寻邬，那样就很好嘛，靠近闽粤边嘛。”（注：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1972年6月10日），记录稿，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9月上旬，起义军进入闽西长汀、上杭，受到当地中共党组织和群众的大力支持，给养、运输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随南昌起义军行动的第二十军苏联顾问米·弗·库马宁，于上杭曾提出在闽西休整补充的重要建议。“关于军事行动方面，俄顾问提供了一个意见：他主张我们全部军队，暂驻闽西上杭、永定一带，因为这里是富庶之区，在经济方面可以自给。我们一个多月的辛苦行军，应该在这里有一个相当时期的休养，而且军队的补充尤为必要。据俄顾问的预算，我们在这里可以补充五师新军，其方法是收编闽西的民军，并极力发展民众的武装。等实力增加以后，再长驱入粤，犹未为晚。”（注：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的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版，第334页。）
这位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是十分及时而又正确的。若采纳他的建议，不仅起义军将实力大增，而且中共闽西党组织领导的地方革命武装也将会发展起来，闽西将成为革命根据地，起义军攻守皆处于有利地位。诸多因素都表明留闽西的这项建议是正确的。起义军在闽西正处于南下进军全过程中最有利的位置和态势，但这种有利的地位和态势是在军事实践中不自觉形成的。可惜苏联顾问留驻闽西的建议，并没有引起南昌起义军领导人应有的重视。当时起义军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急于打回广东，采取了直接进军潮汕的方案，错过了这一在闽西建立根据地的机会。
起义军主力在东江受挫后，部分起义军领导人认识到把闽西作为落脚点的优越性。9月29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地区与敌陈济棠等部激战受挫，主动退出战场转移，“此时我们决定退却时，有两种主张：一，直接到海陆丰与农民结合。二，迅速由小路（不过揭阳河，只距八十里）退至潮州，与革委及第二十五师联合，再退福建”（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这第二种主张是叶挺所提议的。山湖之战受挫，使叶挺认识到东江敌情之严重、地形之不利，觉察到起义军轻敌之弊，为了挽救部队，便力主撤退入闽。这个正确主张为参谋团所接受，全军东去回援潮州，以图入闽。但是，因为向导语言不通，部队退由揭阳再开潮州，加上部队极为疲乏，行动迟缓。结果敌黄绍竑部先赶到潮州。起义军主力为了寻找革命委员会，只得掉头西向，10月3日到达普宁流沙与同汕头撤出的革命委员会汇合。
在流沙，周恩来召集起义领导成员举行一次决策性的紧急会议，研究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等问题。在会议上，叶挺再次主张部队不去海陆丰，建议北退入闽。但是，会议根据张太雷在汕头传达的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起义军主力撤向海陆丰，没有采取北退入闽的方案。起义军主力向海陆丰前进途中，在乌石遭到敌陈济棠部拦腰截击而溃散。至此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东江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