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洪丹[1]2016年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区域经济的版图上,农村经济是重要的战略基点。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在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农村,发展农村经济是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然而,中国的农村金融不仅落后于城市金融,而且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相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更是不尽人意。为什么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设想在城市及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实现,而在中国农村却表现的十分迥异?不仅如此,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中国的农村表现的十分突出。发达地区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状况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那么,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是否会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差异,还是相反?当前,世界经济处于缓慢复苏和深度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步入增长速度放缓和结构转型的“新常态”。面对国际和国内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尤为引人瞩目。这是因为,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既符合解决“叁农”问题的根本战略又能满足中国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要求;同时,国际贸易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的冲击日益加大,使原本脆弱的农村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被寄予厚望用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农村金融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在各种利益博弈下,农村金融发展状况令人堪忧,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体系残缺不全、农村金融创新动力匮乏和农村金融改革推进缓慢。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农村金融发展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并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破解,首先要深刻认识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基本关系状态,并结合中国改革实际深入分析其原因;其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即使在农村,发达地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各自发展情况差异巨大,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难点和重点在于欠发达传统农业区,因此研究欠发达传统农业区的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第叁,资金瓶颈始终困扰着农村经济发展,在市场化改革的各个阶段,中国的农村资金供给方式和状态具有各自的特点,那么理解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与作用则十分必要;第四,即使农村金融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也未必一定会增加农民的福利水平。消费水平一般可以代表福利水平,而提高农民福利水平既是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因此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的情况下,讨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五,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学术界往往更加关注金融对经济的反作用,而较少顾及经济对金融的决定性作用,农村金融发展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又是哪些,同时这些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区域差异?这无疑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围绕上述五个方面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试图揭开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问题之谜。本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负面效应;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农村存款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显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均具有负向影响。第二,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改革存在“路径依赖”;农村贷款和财政支农的相对比例较低,不利于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中央政府能够适时改变发展战略,愈加尊重市场的作用,使农村金融、财政支农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趋于协调。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逐步显现,且作用的力度不断增强;只有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相互配合,破除阻碍市场功能发挥的体制性和行政性障碍,才能破解农村融资难题。第叁,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重要影响。总体来看,农村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尤其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积极作用。农村金融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西部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不仅未能促进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反而由于农村金融风险积累、农村小企业贷款和农村储蓄存款分流了农村金融资源,使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受到了极大的抑制。第四,政府和市场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作用存在收入差异性特征,即在农村高收入地区,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负向效应,而在农村低收入地区,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正向效应;农村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发展总体上表现为的正向效应,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提升将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和农村人均贷款水平,同时会抑制农村金融流出,但是可能会加大农村金融风险。第五,欠发达地区是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薄弱点。通过对吉林省的案例分析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并不是表现为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升,而是因为缺乏有效的金融供给而导致的强制性储蓄。国有商业银行撤出农村,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滞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还未普遍设立,造成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农村资金外流问题突出,农村金融风险较大。农村贷款比率相对较低,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相对不足。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要坚持市场化方向,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行政性和体制性障碍;叁是要加快普惠金融实施步伐,增加农村金融供给;四是要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加强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本文共分为8章,分别是:第1章:绪论;第2章:文献综述;第3章: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第4章: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第5章: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第6章: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第7章: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分析——以吉林省为例;第8章: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苏静[2]201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持续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但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消除,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突出障碍。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农村反贫困事业,并且将农村金融视为缓减农村贫困的主要力量和基本政策工具。为了促进农村金融有效地发挥减贫功能,政府先后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基于“改革存量,发展增量”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新思路,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农村金融“新政”,力图实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缓减的良性互动。为此,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一方面不仅可以为检测、评价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现实依据,也可以为相关部门进一步挖掘农村金融减贫向纵深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进而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效农村金融减贫模式的形成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展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研究理论,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首先结合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和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机制;然后在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农村多维贫困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前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最后,结合国外典型国家农村金融减贫的实践与经验,就中国农村金融减贫的政策优化策略及其实现路径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在阐述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界定相关概念、提出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对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典型事实和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构建了农村金融发展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理论分析框架,就农村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间接机制以及通过金融服务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直接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各机制作用于贫困减缓的传导路径进行了探讨。第二,在阐释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从需求与供给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利用参数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收敛性。研究发现,伴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高,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明显拓展,但是农村依然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并且不同程度的存在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结构上的“错配”。同时,各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发展动态均存在显着差异。第叁,分析了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现状及其成因,并利用fgt贫困指数就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就中国2001-2011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基于fgt贫困指数与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强度整体上呈现逐步缓减趋势,但地区差异显着;基于新构建的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以及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大维度的贫困,且各维度贫困程度整体上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经济贫困对农村总体贫困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分别是社会贫困、环境与生态贫困;从贫困程度的地区分布来看,农村总体贫困程度以及各维度贫困程度均表现为东部低于中部,中部低于西部,各维度贫困程度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且经济、社会维度的地区差异明显大于环境与生态维度的地区差异。第四,在比较分析框架下借助状态空间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缓减的总体效应显着,并且大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动态变化趋势;(2)中国农村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并存,且两大效应在时间上均呈现结构性变动特征:农村金融缓减农村贫困的效应中平均有45.83%的比例来自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平均有54.17%的比例来自于金融服务的直接效应;其中1986—1992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70.17%,直接效应占比为29.83%;1993—2010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8.14%,直接效应占比为61.86%。第五,借助pstr模型识别出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非线性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影响的pstr模型,并基于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与贫困强度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影响都是非线性的,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1)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2)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这种抑制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对贫困深度的影响以门槛值之后的抑制效应为主;对贫困强度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但均不显着;(3)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贫困强度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第六,采用PSTR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多维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并存,只是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贫困缓减的效应均存在差异:(1)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只有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才能促进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和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有效带来了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下降;(2)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同样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但无论处在哪种发展水平区间,都无益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以及农村居民生活与医疗条件的改善;(3)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整体上看,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已经凸显,但是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空间与潜力。
房启明[3]2017年在《农村正规金融供给非均衡性评价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村金融资源扭曲错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村非法金融滋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推动农村金融改革,以提升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使得农村金融供给总量充足、农村金融供给的产品和服务契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体系成为不能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2014年末,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19.4万亿,同比增长12.4%,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23.2%,较2010年末增加了98.27%,5年间平均年均增速为14.67%。虽然农村正规金融是农村金融资源的主要供给者,但是农村正规金融依然是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因此,本文把农村正规金融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非均衡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农村正规金融适度非均衡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过度的非均衡反而会妨害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阻碍农村经济发展。国内外对农村正规金融供给非均衡性研究不全面、不系统,对当前中国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特征把握不足。基于这种判断,本文以农村正规金融为研究对象,在归纳总结农村正规金融供给非均衡性供给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供给总量、农村正规金融融量缺口以及农村信贷配给程度等角度进行了农村正规金融供给非均衡性的总量评价,并对农村信贷配给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农村正规金融供给组织结构和市场结构垄断、产品结构和投入结构错配等角度进行了农村正规金融供给非均衡性的结构评价,并对农村正规金融供给投入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从资金配置效率偏低、机构效率低下且发散角度进行了农村正规金融供给非均衡性的效率评价,并就农村正规金融储蓄投资转化率影响因素进行了甄别;从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体系总量-结构-效率出发,测算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体系的非协调程度,对农村正规金融供给非均衡性进行整体评价,并识别了影响农村正规金融供给整体非均衡性的因素;进而设计农村正规金融均衡化发展的方案,提出相应的配套措施,为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包括五个方面:1.农村正规金融供给总量不足,农村正规金融供给的非均衡性特征比较明显,虽然农村正规金融供给总量有所增加,但历史欠账过多,农村正规金融供给非均衡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1)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供给不足,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空白仍待消除,基础金融服务的均衡化发展问题仍待解决;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短缺,农村每万人拥有金融从业人员16.52人,仅为全国平均值的60%。(2)2010-2014年,农村正规金融融量缺口分别为102770.57亿元、87319.61亿元、91422.82亿元、85384.70亿、74481.27亿元,占农村生产总值的1/3以上,虽然农村正规金融融量缺口缩小的规模总量和速度都比较明显,但农村正规金融供给总量不足的非均衡性特征明显。(3)2010-2014年,农村信贷配给程度分别为58.88%、55.53%、55.33%、52.60%和52.03%,农村金融信贷配给严重但是总体表现出缓和趋势。在对农村信贷配给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发现,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邮政储蓄银行资产规模的增加可以降低农村信贷配给的程度;城镇化率的提高、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大会提高农村信贷配给程度。2.农村正规金融供给组织结构、市场结构高度垄断,农村正规金融产品结构单一、期限结构不合理,农业贷款与农村企业贷款结构存在正向偏离,农村贷款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低水平匹配,农村正规金融供给的非均衡性显着。(1)农村正规金融供给组织结构垄断程度较高,属于高寡占Ⅰ型,农村信用合作金融资产规模占涉农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比重超过67%,营业网点占涉农金融机构网点总数的70%左右,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hhi指数减小缓慢,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在向多元化发展但进展比较慢。(2)农村正规金融供给市场结构从实现了从高寡占Ⅰ型向高寡占Ⅱ型市场的转变,农村贷款上大型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金融体系分别在县城及乡镇形成了两极垄断。同时,农村正规金融供给市场结构的垄断程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表明市场竞争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农村正规金融供给市场结构在向多元化发展。(3)农村正规金融产品品种单一,农村正规金融产品期限结构错配,“小额、零散、短期”的农村正规金融产品供给与“长期、大额、集中、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信贷需求相背离。(4)2010-2014年,农业贷款的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75、0.74、0.79、0.84、0.88,农村企业贷款结构偏离度分别为2.59、2.10、2.04、1.81、1.84,农业、农村企业获得的贷款规模与其经济贡献不匹配,农村企业的贷款结构偏离度正在不断缩小,农业贷款偏离度反而在扩大;农村贷款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分别为0.9644、0.9729、0.9771、0.9811和0.9814,农村贷款结构与农村产业结构处于信贷资金供给不足条件下的低水平相对匹配状态,其实质仍然是一种非均衡的态势。农业产业占比、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度、农业总动力、农户投资等变量对农村贷款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似度具有显着影响。3.农村正规金融供给总体效率偏低,机构效率差异较大且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正规金融供给效率低下表明农村正规金融供给的非均衡性比较严重。(1)2010-2014年,农村正规金融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为0.354,东部地区为0.603,西部地区为0.357,农村正规金融供给总体效率值比较低,中部地区农村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测算值为0.065且不显着,东、中、西部农村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存在差异,中部“塌陷”特征比较明显。(2)农村正规金融供给机构财务效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商业银行各项指标优于农村信用合作社。(3)2010-2014年,农村正规金融供给储蓄投资转化率分别为66.24%、65.27%、64.84%、65.01%和65.53%,农村正规金融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有下降趋势,区域间的非均衡性特征明显。生产总值对农村正规金融供给储蓄投资转化率具有正向影响;贷款利率、城镇化率、农户储蓄则负向影响农村正规金融供给储蓄投资转化率。4.农村正规金融供给总量-结构、总量-效率、结构-效率、总量-结构-效率协调发展系数均比较低,基本处在中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的状态,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体系的协调性较差,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体系处于整体失调的非均衡发展阶段。(1)2010-2014年,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体系协调发展系数分别为0.45、0.39、0.39、0.45、0.46,处在濒临失调的衰退发展阶段;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体系非均衡性存在显着的区域差异。(2)小型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贷款利率水平、财政支出规模对农村正规金融供给协调性具有负向影响;农村公路里程、邮政储蓄网点数量则正向影响农村正规金融的协调性;东部地区省份相对中西部地区省份其农村正规金融的协调性更好。5.提出应以“增加供给、优化结构、提升效率”为基本出发点,立足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构建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分工明确、功能互补、产权明晰、监管有力、合理竞争、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正规金融体系,初步形成商业金融支持农村金融、农村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金融合力,打破城乡二元体系,最终实现城乡金融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农村正规金融供给均衡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提出在现代化的中期阶段继续弥补农村正规金融供给短板,引导商业金融支持农村金融发展,实现城市金融向农村金融的渗透;现代化发展的后期,打破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界限,实现城乡金融一体化融合发展的两阶段发展步骤。从增加供给总量、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效率角度提出了改革的具体配套措施,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陈文俊[4]2011年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地区间发展差异大,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仍较落后,是制约未来中国迈向经济强国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发展与壮大农村经济,对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经济增长需要多方面因素配合,其中农村金融发展就是最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较全面地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机理,以促进我国规模合理、结构优化、效率较高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和农村经济增长研究。本文主要运用经济增长、金融学、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系统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揭示了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阻碍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发挥促进作用的因素,提出了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建设性对策。全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第二章文献综述,递次对有关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和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述评；第叁章运用时间序列方法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为后面各章研究奠定基础；第四章基于金融深化理论,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第五章和第六章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第七章以湖南省永州市为案例,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第八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挥中国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作用的对策；第九章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指出了本文的局限性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通过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作用不大。2.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为：农村金融发展产生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促进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中国主要通过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产生储蓄效应和投资效应以促进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显着提高农村投资的效率,因而资源配置效应没有发挥作用。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增长较快,但结构不合理、效率未显着提高,金融深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此外,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内生经济增长因子之间呈反向关系,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低下。4.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需要充分考虑制度因素。政府干预会影响农村金融发展,而农村金融发展也会推动制度演进。5.需要通过改革以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
胡斌[5]2015年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多种问题,诸如经济结构不够科学、内生动力体系不够健全、收入分配机制不够合理等,其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然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关键障碍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叁农"领域的发展相对较慢,而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相比较,在促进"叁农"发展中作用又显得更为欠缺。由此,有针对性地建立起与"叁农"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政策体系,充分发挥金融政策的引领带动作用,创新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选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政策研究"为题,试图以理清金融政策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机理为主要脉络,横向总结国外相关经验得失,纵向吸取中华叁千年治国理政思想、金融发展精要,努力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民情,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提出"以金融政策推动、以财政资金引导",构建倾斜"叁农"的普惠金融体系,以此解决城乡二元经济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第一章主要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及文献进行综合论述,重点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政策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情况进行了归纳。第二章重点介绍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状况与金融政策相关概念,将支撑本文研究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排斥理论、普惠金融理论进行了扼要概述。第叁章对形成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论述了二元经济结构下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所具有的关联性及相互作用。分别从储蓄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信贷约束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金融危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农村金融市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初步分析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第四章重点对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互作用的运行机理进行分析和论证,通过研究居民高储蓄、资本市场改革、投资结构优化、财税体制改革四方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关系及作用,最终得出金融政策对城乡收入产生影响的运行机理。第五章结合国内外金融体系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了主要以OECD国家为例的成功经验,列举了以拉美国家为例的失败教训,分析了国内已有金融政策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的得与失,以此为基础对我国运用金融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第六章是针对上述论断提出治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政策建议,分别从中央层面、地方层面和金融机构层面的政策制定以及优化外部政策环境等方面探讨未来政策的构建方向。最后,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得出主要结论。本文是关于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内在联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金融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效率、差距和公平的权衡决定了金融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程度。基于理论研究与对相关学术成果的借鉴,构建了金融政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互关系的理论框架;运用历史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实证了金融政策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现实表现;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掲示了金融政策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设计了金融政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模式。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的城乡协调发展是实观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但在现实条件与当前发展阶段下,城乡发展差距表现出多阶段动态依存与多样性动态适应过程,当前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是一种常态。而这种非均衡性恰恰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最终目标的动态最优路径。第二,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将遵循基于动态效率和跨期公平的规律,大体服从于两阶段模型,也即第一阶段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第二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其路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于发展中的大国,不能从当期、静止的角度来理解公平,要从动态最优化的跨期视角来看,追求公平的即时性可能反而导致城市与农村陷入发展困境,使城市与农村都得不到发展,这将是最大的不公平。动态最优路径上的公平是一种跨期公平,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第叁,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走过的是城乡协调发展两阶段模型的第一阶段,即主要由农村支持城市,从而形成了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状态。正是这种"二元"结构才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然而当前中国已经历史性地迈入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第二阶段,其阶段目标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第四,当前应当坚持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金融政策取向,而这些金融政策的实施虽总体上应基于市场机制为主、行政方式为辅的原则,但先期应强化行政引导的作用,逐步构建起市场机制正向作用于缓解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渠道和方法。第五,金融政策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制度抑制与城市化倾向。第六,各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实践以及本文的实证分析均表明,以财政资金引导构建倾斜农村的普惠金融体系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金融政策会通过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城乡人口流动以及引导居民储蓄与投资行为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由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农村金融资源外流使得农户资产增值的投资渠道匮乏,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非常显着且短期内影响力巨大。因此,要打破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反馈效应,需要以金融政策创新为基础、以财政支农资金金融化运作为手段,利用新一轮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契机,通过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将金融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最大化,则须建立健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协调运行机制,构建基于市场机制和行政调控有机结合的金融政策实施平台。为此,我们需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金融政策实施模式,即高效的政府管理模式、有效的市场运行模式、有机的产业配合模式和可持续的企业发展模式,且这一模式应以有效的市场机制、一体化市场结构和开放的市场体系为基础;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工业反哺农业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综合配套机制及运作体系;需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推进城市带动农村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综合配套机制及运行体制。通过研究金融政策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理,从而制定有利于改善城乡二元收入分配的金融政策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金融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及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本文研究之初即着眼于理论研究的开拓性和成果应用的可能性,根据金融政策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收入分配调节的运行机理分析,推导出两者间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对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丰富与创新,为今后金融改革和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政策建议。
彭向升[6]2016年在《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从21世纪初,中国农村发展的相对滞后性问题不断凸显,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成为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的问题。对于“叁农”问题的解决,农村金融的发展与支持至关重要。然而,农村金融仍是整个中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农村经济主体的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即建立能够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特别强调要“坚持共享发展”,“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应是下一步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所在,是实现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共享发展,实施金融扶贫的重要途径。研究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非常关键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处理好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本文以马克思经济学有关农业、金融发展和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理论为指导,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界定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范畴,构建了政府与市场作用视角下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依据。在此理论指导下,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现实考察出发,分析当前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原因及形成机理。国外一些国家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具有成功的经验,对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在前文论述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促进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框架设计,包括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与原则、框架和路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核心问题应是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扶持作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深化农村金融市场体制改革,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以及市场退出等机制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扶持作用要求合理确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政府要致力于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减少政府干预过程中的“政府失灵”。
周双红[7]2011年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叁农”问题是我国目前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推动和支持。提升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发挥金融的核心作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基于农村金融的因果特性、多重反馈特性、非线性特性和系统惯性特性等系统特性,本文从系统科学的视角对农村金融系统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导致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相互作用的机理和改进对策。首先,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根据系统模型的设定原则和农村金融主要影响因素,将农村金融系统划分为农村金融发展子系统、农村经济子系统和农村社会事业子系统等叁个子系统。并且根据农村金融系统各因素的计量关系和系统动力学原理,构建农村金融系统动力学模型。模型拟合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所有误差都在允许范围内,模型精度较高,达到了实证分析的要求。其次,收集相关数据,对农村金融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和政策模拟仿真。叁个子系统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2010年之前处于上升阶段,2010年之后趋于下降,导致其下降主要原因是农村金融总量相对农村GDP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即农村金融发展没有和农村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相促进发展,农村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农村金融的同步发展。2、农业GDP和农业GDP增长率呈上升态势,而乡镇企业增加值的疲软影响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3、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处于良好的上升势头,这与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趋势一致。说明了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的不断发展,对农村社会事业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对农村金融系统的整体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各个子系统发展主要受农村金融水平的制约。其主要表现是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没有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得到相应的提升,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下降反过来又进一步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然后,从农村金融系统相关利益方的微观策略入手,分析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均衡,为提升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供逻辑依据。博弈均衡表明：在完全假设条件下,农户会选择不还款而得到更高收益,使得博弈无法达到共赢均衡；在具有制约条件下,采用法律制约会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法律诉讼成本,采用担保约束时,会增加农户的贷款成本,也无法实现双赢的博弈均衡；在信用制约条件下,政府构建信用体系一方面可以保证农户按期还款而又不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农户的贷款成本,只要在农户贷款后进行扩大生产收益大于贷款利息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叁方共赢的博弈均衡；在不完美信息下,政府、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叁方博弈存在两个共赢的完美贝叶斯均衡。在农户按期归还贷款的概率超过0.5时,即使不存在信用体系的约束,也能实现叁方共赢博弈均衡。当政府选择构建信用体系时,能否实现共赢的博弈均衡取决于信用体系的惩罚力度,即对违约农户惩罚的概率和惩罚的力度。只有当信用体系对违约农户的惩罚力度大于农户拒绝还贷的收益,才能实现共赢均衡。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和博弈分析结果,提出以下五点对策建议提升我国农村金融水平：1、深化农村金融发展子系统的作用；2、促进农村金融系统相关方的利益平衡；3、引导和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多元化发展农村金融体系；4、鼓励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保障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5、完善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构建有力的信用体系。
徐鲲[8]2012年在《农村教育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内在机理及制度创新》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增长的不协调，对经济发展形成了不利影响。论文基于劳动分工理论视角，从农村教育、劳动分工与农村经济的内在联系出发，研究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问题，试图为和谐社会建设和城乡教育统筹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论文的研究结论：第一，教育的分工功能是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本文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以Yang（2001）的两产品新兴古典模型为基础，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改进：一是每种产品的生产设定了学习成本，学习成本的大小由生产者受教育水平决定；二是将模型的专业化经济程度设为生产者受教育水平的增函数，每种产品的生产中，受教育水平高的生产者效率更高，其专业化经济程度更高。由此建立了教育发展、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兴古典经济模型，并运用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教育对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具有显着促进作用，重视教育的劳动分工功能将有助于教育经济功能的发挥。无论是自给自足还是分工条件下，受教育水平越高，则人均真实收入越高，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受教育水平提高对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具有促进作用，但低交易效率的地区可能会限制教育作用的发挥，西部地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小于东部地区。第二，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没能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本文从史学的视角出发，回顾了秦汉、叁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及西夏、明、清、中华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我国教育制度的变迁历程，从历史变迁视角下总结了农村教育制度的特征。基于1992-2010年的面板数据，从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工业发展叁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农村教育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教育发展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起到正面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着；农村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农村工业化发展同样没有起到显着作用，回归系数为负，在统计上也不显着。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显示：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应有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没能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农村教育，本应加速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而成为了农村人才的抽水机，加剧了农村“人才空心化”。第叁，导致中国农村教育功能不能有效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农村教育组织制度、运行制度，还是融资制度，均忽视了劳动分工的这一潜在变量。从历史回顾中发现，中国历来对农村教育不重视，农村教育机构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受教育水平低、文盲比例高。农村教育理念上忽视科学，重写“八股文”，“吟诗作对”，农村教育功能主要定位在考功名。当前的情况来看，在组织制度层面上，存在着基础设施、结构和功能叁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教育机构数量不足，农村教育整体水平不够高，使农民无法达到农村劳动分工要求的基本条件；二是农村教育机构结构不合理，忽视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者的专业技术培养不足，无法满足农村劳动分工的技术要求；叁是农村教育机构功能定位存在问题，对劳动者的开放意识和专业化意识培养不足，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培育也比较欠缺。在运行制度层面，存在动力机制缺失、激励机制不科学、约束机制不合理叁大问题。在融资制度层面，农村教育总量投入不足、农村基础教育融资制度不合理、大学高收费导致人才和金融的双重倒流等问题阻碍了教育的劳动分工功能发挥和农村经济的增长。本文研究的主要建议：第一，构建分工视角下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有效组织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夯实农村基础教育，完善农村幼儿教育机构、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小学教育机构和建立具有分流导向的农村中学（初中）教育机构；二是要调整农村教育结构，加大职业教育比重，合理推进农村职业初中和技术培训学校的改革；叁是改变农村教育机构的功能定位，要以促进农村劳动分工与专业化为导向，全面深化组织创新。要发展农村全程职业教育，为农民提供人生各个阶段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将更多的农民带入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行列中，成为产业链上的一分子，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要强化职业教育的引领作用，培育农民的自我学习意识，提高自我学习能力；要根据农业产业链延伸中各个环节的需要，强化专业人才的培养，要培育农民的专业化意识，提高专业化经济程度；要培育农民的创新能力，深化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促进产品的迂回生产和专业化链条的延伸，从而不断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第二，构建分工视角下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有效运行制度。要坚持服务“叁农”、市场化导向、竞争性、差异性和协调发展的制度导向，构建分工视角下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要强化农村基础教育方面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尊师重教氛围，强化教育机构的自律。从国家层面支持、鼓励和引导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强化自身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建立基于职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的绩效考核模式；强化中央政府和社会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农村基层政府要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构建由农村基层政府、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农村行业组织和相关科研院所组成的农村职业教育社会化服务体系，明确各类关联主体的权责利，建立农村职业教育社会服务体系运行所必需的动力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服务机制和评价机制。继续推进农村信息化工程建设，为彻底解决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创造条件。第叁，构建分工视角下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有效融资制度。从宏观制度需求来看，当前需要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每年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总量，以及农村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形成稳定的农村教育资金来源，以实现农村教育投入的持续增长；建立农村教育输血与造血并重的制度，让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多渠道吸纳社会和民间资本，解决农村教育领域日益紧缺的资金需求。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要建立多级政府分担的农村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中央政府承担增量建设性经费，省级政府承担公用经费支出，县级政府承担农村学校教师工资性增量支出。要建立多方参与的农村职业教育融资制度，坚持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主导作用，扩大职业教育预算内的经费投入比重，优化财政资金投入结构、提高使用效率，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农村职业教育，支持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农村职业教育。要鼓励企业参与农村成人教育办学，支持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农村成人教育，充分发挥银行的金融支持作用，建立农村成人教育担保机制。建立农村大学生培养费用分担机制，实现农村大学生学费减免，增加生活补助，并设立专项基金，鼓励大学生回农村就业创业。第四，强化政策配套，为农村教育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央和地方应协调配合，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于教育的促进作用。中央政府需要高度重视对农村基础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农村成人教育的投入力度。地方政府应该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强化地方政府在农村教育发展方面的财政配套政策功能的发挥，要持续对九年义务教育的配套投入，要强化对农村幼儿教育的配套投入，要重视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配套投入。要重视金融对于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要强化信贷政策的作用，创新金融工具的品种。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村经济交易成本，以利于教育劳动分工功能的实现。要实施与农村教育发展相互协调的产业发展政策、创业就业政策，实现教育发展与交易环境的同步改善，通过教育与交易条件的迭加效应，促进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水平提高。
薛永刚[9]2013年在《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作用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国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决定了该国农村金融发展程度，而一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又受到该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极大影响。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探究更有效的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和对策，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这一思路，在分析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基础上，以山西省为例，具体分析了山西省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探究了山西省农村发展过程中资金供需状况及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促进山西省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从农村金融发挥的作用着手，分别探析金融深化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下的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并理清农村金融支持整体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建设、农民收入增长“叁农”方面的作用路径，以及农村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的路径。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农村金融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农村金融使资金使用更加有效以及农村金融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等方面。对山西省自1978年以来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山西省农村金融相关比率的情况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农村金融已经获得了很大发展；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水平来看，山西省农村金融的资金配置效率不高；从财政支农状况来看，1996年以来财政支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徘徊在6%-8%，财政支农的力量有限；山西省农业生产总值占农村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而农村工业等其他非农行业增长较快，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整体来看，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仍面临资金缺乏的困境。继而分别从山西省农村金融支持整体农村经济、农业经济建设、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城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山西省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作用效果分析，得出结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整体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经济建设的长期影响程度相对较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状况相较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在长期和短期内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更大；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起到较显着的正向影响，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农村经济建设，提升农民收入。通过对山西省农村金融供给及农村金融需求状况进行统计调查分析，得出结论：山西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存在从农村地区吸收的资金量远高于投入农村地区的资金量、涉农贷款发放核准率低和农业贷款发放量低等问题；通过对山西省沁县、武乡县、高平县、泽州县、代县、兴县、太古县等7个县21个样本行政村的441个农户实地调查和对山西省12家农村中小企业和2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点访谈资料，最终分析显示，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中小企业等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主要是通过民间借贷获取信贷资金，高利贷现象仍然存在，山西省农村金融市场发育尚不成熟。进而进一步测算了山西省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的资金供需缺口，目前农村资金供需缺口不断拉大，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资金出现外流现象，以及农村金融机构门槛高，农户在缺乏有效担保品等情况下，难以获得贷款。依据山西省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及实证检验、调研分析情况，提出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场功能，发展和规范农村小额信贷，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农业保险体系，加强农村金融机构市场约束，强化农村金融监管等相关对策建议。该论文有图58幅，表83个，参考文献162篇。
郭晖[10]2006年在《新疆农村金融体系创新研究》文中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简单的机构分设和业务重新划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主体资金需求问题。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现状表明，资金已经成为制约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缺乏合适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为农村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服务构成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困境，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仍然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所有这些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总量、结构、制度等方面的矛盾急需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在此背景之下，对新疆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面临的困境及其创新路径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本项研究运用农村金融理论，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了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科学研究方法。论文首先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客观描述，分析新疆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并对新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剖析新疆农村金融体系的症结所在，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组织不完善且功能不健全，金融风险分散与转移机制缺失，农村资金严重外流。进而提出新疆农村金融体系的创新模式与路径，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和其他金融机构并存、充分竞争与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以此促进新疆农村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赵洪丹. 吉林大学. 2016
[2].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D]. 苏静. 湖南大学. 2015
[3]. 农村正规金融供给非均衡性评价研究[D]. 房启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
[4].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D]. 陈文俊. 中南大学. 2011
[5].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政策研究[D]. 胡斌. 江西财经大学. 2015
[6].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研究[D]. 彭向升.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7].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D]. 周双红. 中南大学. 2011
[8]. 农村教育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内在机理及制度创新[D]. 徐鲲. 重庆大学. 2012
[9]. 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作用效果研究[D]. 薛永刚. 中国矿业大学. 2013
[10]. 新疆农村金融体系创新研究[D]. 郭晖. 新疆农业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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