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开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2)03-0022-04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周恩来也是最早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进程中，周恩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可以说，周恩来早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在斗争中捍卫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
自从中学时期阅读进步刊物《新青年》，周恩来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在1917年9月～1919年4月留学日本，和1920年底～1924年秋留学欧洲期间，周恩来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地调研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核心理论，并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周恩来这个学习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他自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过程。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周恩来自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主动进行宣传，力图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更多的人，共同改造中国社会。周恩来1919年从日本回国后，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持成立觉悟社，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研究世界新思潮，进一步唤醒民众。1920年1月～7月，周恩来因领导学生游行示威，被当局逮捕关押。在狱中，周恩来坚持带领狱友开展学习活动，研究社会问题。在他编撰的《检厅日录》中记载，周恩来曾多次给狱中战友讲授马克思的学说，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马克思传记等[1]552-561。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周恩来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积极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1924年2月，《少年》改组为《赤光》，周恩来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该刊发表文章达30多篇。
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周恩来完成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根本标志，不仅在于他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更在于他能熟练地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观察与分析问题，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在“五四”前后，胡适以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周恩来对胡适的改良主义表示坚决反对。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表批判文章，批驳社会改良思潮，坚持社会革命思想，指出胡适的点滴改良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不仅不能促进革命的发展，还会阻碍革命的发展[2]。1922年5月，胡适发文鼓吹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好人政府”，针对胡适的说法，周恩来在《少年》第6期上发表《评胡适的“努力”》，指出胡适的主张是妄图“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丁，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而“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3]484。1920年-1921年，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国内大力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周恩来在考察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先后撰写《共产主义与中国》、《论工人运动》等文章，以及大量旅欧专栏通讯，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的文章就有56篇，约35万字。这些文章深刻批驳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观点，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4]71。面对当时国内无政府主义者和旅欧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共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周恩来发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系列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揭露批判。周恩来在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时我国革命实际，对于澄清人民思想认识、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中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科学把握国情和时代特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前提和现实依据。周恩来在早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中，非常注重对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中国国情的研究，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上，有过深入研究和深刻阐述。
周恩来在《中国底政治现状》等文中指出，当时“中国底政治现状，是处在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底共同宰割局面之下，一时是不会变更的”[5]70。他还从经济上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明确指出“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英都无望，何况实业不振、经济权握在外人手中、工人无知的中国”，“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3]460-461。在革命主体与依靠力量问题上，周恩来认为“新旧军阀既都不足恃，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3]528。在《革命救国论》中，他进一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敌友我三方面力量，这是较早一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新老军阀是我们的敌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华侨是革命的势力，工人阶级则是革命“最可靠的主力”[3]534-537。在《论工会运动》一文中，周恩来指出，共产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革命运动的先导”[3]482。在中国社会道路选择问题上，周恩来对俄国十月革命做了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并呼吁鼓励中国人民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周恩来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观察分析中国命运的指南和工具，得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正确结论，这是周恩来对中国如何救国图强的一次总回答，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具体问题的一次优秀范例。
周恩来还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1928年4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因为农民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与俄国不同，现在的问题是乡村的领导权问题”，“国际仿佛以为乡村与城市要配合好一点”，但在中国形势下，“很适合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导乡村的等待，这是不好的”[6]165-166。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表明了周恩来的“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已基本形成。1930年8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着重讲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重要性，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统一了党的指导思想，此后即更加坚定地引领全党全军，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三、在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上坚持实事求是精神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要实现科学的结合，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准确把握、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此周恩来很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他在1922年3月《西欧的“赤”况》一信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3]451周恩来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思想历程中，确也严格遵循这一方法行事。
早在1927年初，周恩来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就亲自指导工人纠察队勘察起义进攻路线，研究地势，并逐个单位了解工人准备起义的情况。1929年，红四军内部朱德和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一些指战员对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和方法产生不满。周恩来在通过陈毅详细了解情况后，在著名的“九月来信”中，既没有偏袒某一方，也没有随意地指责某一方，而是客观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并在批评朱毛在工作方法上的错误的同时，提出“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在信中，周恩来还首次提出调查研究的问题。他指出：“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5]172-173。
1932年，周恩来面对临时中央的压力，坚持让毛泽东参与军事领导，也是他早期实事求是，敢于对抗权威的一个典型例子。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表示反对，主张红军应该避难就易、避实就虚，打寨子。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致信临时中央说红军打中心城市有困难。后来临时中央又一再要求毛泽东离开军事领导岗位，周恩来则坚持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4月初，周恩来召开作战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并在信中要求他们“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5]224。对此，周恩来一方面作出检讨，另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此一矛盾最终发展到著名的“宁都会议”。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成员打着临时中央指示的招牌，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被迫承认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但他坚持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5]235。
在当时教条主义和苏联经验在中共党内尚有广泛市场，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不断干涉的情况下，周恩来这种实事求是、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革命本身的利益出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引导全党全军认识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革命路线，对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探索革命规律，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四、在具体革命实践中生动诠释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周恩来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大力发动群众，既充分展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也在实践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周恩来是走同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杰出代表之一。周恩来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认为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五四”前后，他总结群众斗争经验，明确提出革命必须依靠群众的观点。1919年8月9日，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表《讨安福派的办法》一文，文章明确提出，“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则目的终可达到”[1]445。这是在我国较早关于“群众运动”的提法。1925年，周恩来在讨伐广东军阀的两次东征中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强调依靠群众、动员群众、武装群众，实现工、农、兵、学、商的大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
周恩来是我党最早使用“群众路线”概念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周恩来曾经指出，“没有革命底群众，由那来革命底党”[7]。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周恩来一再教导同志们要做好群众工作，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应该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经过各种群众组织开展工作才有群众的意义。筹款、没收地主豪绅财产等诸多工作“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8]35-36。把依靠和发动群众当作工作的根本方法，并提高到路线的高度，这既对当时的红军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我们党长期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了路线保证。
五、在探索总结武装斗争经验中开创军队建设新局面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周恩来特别重视军队建设的理论总结和创新。他关于人民军队建设、革命战争和革命道路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对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重要性的认识比同辈人要更早更深。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准备不足。毛泽东曾经指出，“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直至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9]544。而周恩来早在1922年就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3]485。在革命的实践中，周恩来也是中共军事工作的最早开拓者。旅欧时期，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专门设立军事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其他地方党组织都没有的。1924年秋，周恩来回国后，出任黄埔军校教官，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负责组建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扩建为国民革命第四军独立团，由叶挺任团长。这是在共产党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新型革命军队，为中共后来正式建军提供了预演。1927年8月1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共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时期。
周恩来初步解决了建立革命军队的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军队中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及军队政治工作》等文章和讲演中，周恩来论述了建设革命军的一些重大原则。譬如，关于革命军的性质、宗旨与任务，他指出，革命军“完全是为人民幸福”、“为人民所用之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他认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关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他提出“爱护人民”、“军民合作”、“军民一家”的思想；关于军队政治工作，他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周恩来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更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奠基人。他在担任黄埔军校以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东征军政治部主任期间，对如何在革命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进行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索，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尝试，为后来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恩来对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也做出了积极贡献。1924年10月10日，他在《在广州举行的警告反动商团示威运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使革命成功，“必须团结起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向反革命派进攻”。他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5]68。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领导中共广东各级组织和革命军政治部，大力发动各阶层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到1926年初，仅东江各县农会会员即发展到60余万人，全省农民自卫军达3万多人。特别是1927年3月为配合北伐进军，周恩来领导上海80万工人发动大罢工，配合革命军解放了上海，谱写了人民战争壮丽的新篇章。
上述内容梳理，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周恩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端之间的关系，期望以此加深人们对周恩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地位与贡献的认识，从而进一步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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