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理论”与“使用理论”之辩及其对教育实践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其对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0)01-0012-07
一、关于实践中的理论
在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和舍恩(Donald A.Schon)于1974年合著的《实践中的理论——提升专业效力》(Theory in Practice:Increasing Professional Effectiveness)一书中，作者开宗明义：为了整合思想与行动，所有人都需要在采取行动的同时对行动进行有效的反思，以从中学习。[1]作者考察了专业实践以及组织内部学习的大量案例，提出了一些关于行动的理论的核心概念。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他们又各自在这个领域继续实践、研究与合作，并有大量著述，进一步丰富了他们所提出的实践中的理论，他们的研究被认为具有规范性意义。[2]这里笔者将考察他们所论述的实践中的使用理论这一经典性概念及其意义。
(一)信奉理论与使用理论
在行动理论中阿吉里斯和舍恩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信奉理论(espoused theory)与使用理论(theory-in-use)之别。一个人在被问到怎么做时通常给出的都是信奉理论，也就是当事人宣称他所遵行的理论；而使用理论则指那些由实际行动中所推论出来的理论。[3]例如，一位教师在论文中写道，“教学不能无视学习者的已有知识经验，简单强硬地从外部对学习者实施知识的填灌，教师应是学生建构知识的帮助者和引导者”。但是在课堂中，这位教师采取的却是大量讲解规则并让学生抄写背诵等严格控制的方式，鲜有开放的、建构的、共同探究的教学设计。这种言行不一致的现象的确是屡见不鲜，所以人们所做的一定和他所具有的使用理论一致，却不一定和他的信奉理论一致。而不一致背后的情况又是很复杂的，当事人可能察觉到也可能察觉不到自己的不一致，因为使用理论包括关于自我、他人、情境，以及行动、结果和情境的联系的诸多假定，而且往往建立在缄默的认知图示上。要揭示使用理论意味着对默会知识的正式宣告，不仅需要对行动的反思，更需要在行动中的反思。阿吉里斯和舍恩以组织学习中的干预者(interventionist)的身份对个人、社群、社群之间以及大型组织的不同层面进行研究，建立了使用理论的一个模型(见图1)，如同语言学的句法结构，可以呈现行动理论最重要的一些特征。[4]
图1 使用理论模型
使用理论的元素有主导变量(governing variable)与行动策略(action strategies)，并通过后果(consequences)来测试和修正它们。主导变量是行动者试图满足的价值观，我们的行动是建立在一个价值域(field of values)之上的，有一些核心的价值点如焦虑度、自我形象等在每个行动中都会有所涉及。同时，一个主导变量也有其可接受的限度范围，要接受一个新的变量需要时间，一旦一个新的变量进入价值域就组成了一个新的恒定域，其中一系列的主导变量必须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保持恒定。使用理论就是保持这样一个恒定域，规定着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哪些变量是优先的，哪些变量相对不那么关键。使用理论中还有具体的技巧和策略以维持这一恒定性。但我们的行为所造就的世界(即后果)检验着我们的使用理论，而且往往与我们想要维持的这一稳定价值域相冲突。当我们的使用理论失去效力时，我们知道需要改变，但这也意味着要失去我们所力图维持的稳定性。[5]有鉴于此，阿吉里斯和舍恩区分了两个重要的关于学习的概念——单路径学习与双路径学习。
(二)单路径学习与双路径学习
图2 单路径学习与双路径学习
从图2中可以看到，在单路径学习中，我们维持着现存的主导变量，即使行为世界中的后果显示出冲突，我们也只寻求行动策略的改变来维持价值域的恒定性。在双路径学习中，我们学习改变恒定性领域本身，即改变主导变量，也就是在相互竞争的多套标准(如价值观或理论范式)之间作选择。双路径学习并非替代单路径学习，单路径学习使我们得以避免在那些高度可预测的活动中继续投入精力，而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活动都属此类，但是正如作者在此评论的，“如果一个理论建设者允许自己的程序无限地继续而不加以审视，那么就会被自己的程序所囚禁”。[6]双路径学习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第二序标准(second-order standards)——即允许行动者同时对不同的架构或范式进行公开评估，这也意味着处理人类的防御机制，所以说当一个人学会新的压制冲突的技巧时，他是进行的单路径学习。当一个人学会关心冲突的出现与解决而不是压制时，他是进行的双路径学习，在《行动科学》一书中也提到了两种双路径学习的实例：1)行动者流露出自己或别人可能感到困窘或受威胁时，就表示需要双路径学习：“不容讨论”或“不可告人”的经验本身就是一个双路径问题。2)当行动者一再尝试各种解决方法，但问题却仍存在时，就表示可能有一个双路径的问题埋藏在其中。[7]
双路径学习的模式清晰地呈现了人们在行动中的理论与行为模式，可以帮助人们进行第二序的改变——系统结构的改变，如师生关系、父子关系、层级关系等，这在阿吉里斯和舍恩对第Ⅰ型和第Ⅱ型使用理论的论述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三)第Ⅰ型使用理论与第Ⅱ型使用理论
对第Ⅰ型使用理论(Model I Theory-in-Use)与第Ⅱ型使用理论的详细描述可见表1和表2。
从表1中的主导变量、行动策略和行为结果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第Ⅰ型带来的是一个混杂的世界——前文明的、竞争性的、敌对的、防御的、非赢即输的世界。阿吉里斯发现两种社会机制——归咎(单方面地把意愿强加给别人而不公开验证)和社会评判(私下和别人比较而不公开验证)，都强化了第Ⅰ型，又被第Ⅰ型强化。第Ⅰ型的结果之一就是对反馈进行压制并得到报偿，而且对压制的负面结果也加以压制，“经过多年来无数次仿佛是被防御和欺骗技巧所拯救的经历，个人可能就把它们内化了，并在社会和家庭中不断强化”，[8]所以大多数人意识不到他们的使用理论，因此也意识不到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第Ⅰ型行动特征。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阿吉里斯和舍恩发现第Ⅰ型理论的表现程度因人而异，但似乎适用于任何年龄、专业地位、种族、收入水平的人士以及任何活动领域。在第Ⅰ型使用理论盛行的地方，双路径学习往往是通过革命而实现的，而革命带来的行为世界又会变成停滞、自我封闭的系统，只有通过下次革命才能有双路径学习。
第Ⅱ型的主导变量(即确凿的信息、自由明白的选择以及内在的承诺)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受到广泛推崇但很少实现的，第Ⅱ型使用理论尝试将这一价值观变得可实行、可操作。与第Ⅰ型世界中单向控制的行动策略以及混杂的行为世界不同的是，第Ⅱ型所带来的是低防御性的人际与团体关系，以及选择的高度自由和高冒险性。这样的条件下双路径学习的机会增加，行动的有效性也得以提高。
在1991年《实践中的理论——提升专业效力》的再版前言中作者提到，从1974年到1991年间他们在世界各地开设研修班，发现第Ⅰ型理论的使用者所创设的组织学习系统局限在单路径学习中，尽管第Ⅱ型理论不足以建立一个组织的双路径学习能力，但它会使组织成员更有效地探究组织的策略、结构、信息系统等。
二、第Ⅱ型使用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
在阿吉里斯和舍恩开设的大量研修班中，人们对第Ⅰ型和第Ⅱ型使用理论的反响强烈，有人对自己身上发现的第Ⅰ型理论(自己通常的行为模式)和第Ⅱ型理论(信奉理论)之间的反差感到震惊和沮丧，也有人说第Ⅱ型理论就像是空中的馅饼一样不现实。但也有些人觉得这很有挑战性，他们想得到实行第Ⅱ型理论的帮助。
可以说，第Ⅱ型使用理论触及到了社会生活与道德哲学传统中非常核心的价值观：自由选择、真理与可检测性、承诺的性质、人际沟通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人际信任与合作的基础等等。面对人们对第Ⅱ型使用理论能否实现所抱有的怀疑态度，有必要对第Ⅱ型使用理论提出的依据与合理性进行探讨，而第Ⅱ型使用理论中所倡导的真正的合作与探究与哈贝马斯(J.Habermas)的交往合理性有很多契合之处。
阿吉里斯在1985年出版的《行动科学》一书中明确了行动科学与批判理论的联系，他认为批判理论的进步性在于它明白揭露了当事人已使用但未自觉的认识原则，而且显露出当事人依据这些认识标准所持有的世界观是错误的。[9]这与信奉理论与使用理论的区分是一致的，且与第Ⅰ型与第Ⅱ型使用理论所揭示的价值观差异也是一致的。作为当今社会批判理论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吸纳了各家的哲学方法论成果(如实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哲学等)，本文只涉及他所论及的几个相关重要概念——认知兴趣、系统扭曲的沟通、实践合理性以及交往合理性(或理想的言说情境)，并与实践中的理论进行比较论证。
(一)哈贝马斯的系统扭曲的沟通与第Ⅰ型使用理论
哈贝马斯反对实证主义将认识与兴趣相分离的观点，提出认识与兴趣的统一观：兴趣先于认识，指导认识，是认识的基础，兴趣也只有借助于认识的力量才能实现。[10]他通过“认知兴趣”发展出一个广阔的认识论框架。他所谓的兴趣指的是人类基本的生活兴趣，这种兴趣决定人在世界的取向和学术研究的取向，是构成知识的一个先决条件，[11]所以哈贝马斯称其为“认知兴趣”。他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劳动”和“语言”是基本的要素，“权力”为衍生要素，由此他区分了三种认知兴趣。“技术的认知兴趣”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对现象的规律性的关注或兴趣，是人们试图通过技术占有或支配外部世界的兴趣。“实践的认知兴趣”是人类对于相互了解和沟通所依据的共同传统、共识或互为主体性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兴趣。“解放的认知兴趣”是人类要克服意识形态及僵化的权力关系、以求从盲目的社会历史力量中得到解放的兴趣。
哈贝马斯认为，在这三类兴趣中最基本的兴趣是解放兴趣，即人类追求“自主”及“负责”的兴趣。[12]只有通过自我反思与重构，解放才是可能的。实践兴趣因缺乏自我反思的特性，人的思想倾向性难免受到蒙蔽，因此，达成一致也可能被作为一种控制方式来使用。“当权力兴趣加入创造意义和达成协议的过程之中的时候，所达成的‘一致性’也可能是虚假的。”[13]第Ⅰ型使用理论就是以“单方面控制”为主要特征的，它所带来的是充满防御、竞争和敌对的世界，这也是哈贝马斯所揭示的带有强制性的和系统扭曲的人际交往。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通过重构的方法才能有效地把合理性的交往行为从系统扭曲的沟通中剥离出来，这就是他通过普遍语用学的理想言谈情境所论证的解决之道。
(二)第Ⅱ型使用理论与交往合理性
哈贝马斯论及合理性时首先从韦伯的实践合理性概念出发。[14]韦伯将实践合理性区分为三个方面：手段的运用、目的的设定以及价值的取向。一个行为，如果满足了手段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的条件，韦伯就称之为“目的理性行为”；如果满足了规范合理性的要求，韦伯称之为“价值理性行为”。目的合理性范围内的进步有利于纯粹的工具理性行为，而有损于价值理性行为。把目的理性行为和价值理性行为结合起来，才会形成一种新的行为类型，满足实践合理性的总体要求。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实践合理性这一复杂的概念还有些局限性，[15]他认为韦伯揭示这个概念所依赖的意识结构不是直接表现在行为和生活方式当中，而是首先体现在文化传统和符号系统当中，这些合理性概念依靠的是文化理论而不是行为理论，想澄清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必须依靠言语与行为这两个基本概念。[16]
哈贝马斯把人的行为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目的——手段合理行为与交往合理行为。目的——手段合理行为指的是人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从而支配自然，主要表现为支配技术规则，或者说受技术规则的支配。人确立一个目的或目标，通过选择、利用以及组织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它，其合理性实现的最大程度便是科学技术的充分发展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控制。人退居到物质世界背后，被深深地遮蔽了。如何拯救人？哈贝马斯认为必须从目的——手段合理性上升到交往的合理性上来，而这种合理性的根据要到人的世界来发现，就是交往主体之间相互同意、普遍赞同而且自觉遵守的规范。他说：“交往行为与目的合理的行为不同，它遵守着主体之间相应的规范。这些规范表现了主体之间对对方行为的期望。这样，在交往行为中，理所当然地有了合理的基础。交往行为的参与者所提出的、互相承认的合理要求，使大家的共同行为取得一致成为可能。”[17]交往合理性行为是对话式的，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沟通与相互理解。
哈贝马斯借用语用学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的观点。哈贝马斯说：“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18]也就是说任何言说行动都涉及到四种有效性声称：1)可理解性：说话者所说的句子必须合乎文法规则，其意义是可以理解的。2)真实性：命题内容是真实的。3)真诚性：发言者所说的与他的意图是一致的。4)正确性：言说行动是适切的、正当的。
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是可理解的前提，作为交往合理性的先验条件，它们使得言说者的话语超出句法规则和语义规则，而被置入与现实的联系之中。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言语双重结构，其一是陈述性内容的层次，其二是以言行事的层次。以言行事层次表明了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指向沟通双方建立互相了解、同意的人际关系。哈贝马斯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说明：理想的言说情境既不是一种经验现象，也不完全是一种观念建构，而是我们在参与理性讨论之际不可或缺的相互假定。此一假定可能违背事实，但不必然违背事实。不过即使违背事实，它在沟通过程的运作上，仍然是一个有作用的幻构。因此，我们认为理想的言说情境代表一种人类的期望、一种预示，此预示本身就保证我们能够将实际上所达成的共识和合理的共识关联在一起；同时理想的言说情境可当作实际上所达成之共识的一个标准……因而是双重性质的：既是一种期待，但同时又实际发生作用。[19]
总而言之，哈贝马斯认为人应该以自主、负责的理性存在，这与阿吉里斯和舍恩所提出的第Ⅱ型使用理论中的价值观(即真实有效的信息沟通、自由明白的选择以及内在的承诺)是一致的。有趣的是，哈贝马斯论述沟通理论与阿吉里斯和舍恩提出使用理论模型是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虽然出发点并不一样，一个是从哲学角度，一个是从专业实践角度，但他们所揭示的现实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的价值指向也是惊人的一致。所以，也可以说哈贝马斯所论证的交往合理性为阿吉里斯和舍恩所倡导的实践的合作探究性提供了极佳的注脚，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实践中的使用理论所提出的哲学历史背景，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实践理论中第Ⅱ型使用理论所提出的价值观的合理性。尽管人们对第Ⅱ型使用理论的现实可行性充满疑虑，但哈贝马斯通过理想的言谈情境告诉我们——理想的东西并非存在于现实的彼岸，而是存在于现实的交往行为之中，并在其中起作用，而且是现实得以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或者说理想构成了现实的基础。当然，这种基础只有在反思或重构中才能被意识到。[20]
三、实践中的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意义
阿吉里斯和舍恩从大量的案例研究中发现了专业实践领域存在的“信奉理论”和“使用理论”之争，这与哈贝马斯在社会实践领域所提出的理想的交往情境和系统扭曲的沟通之争不谋而合，对于教育实践以及教师教育有极佳的指导意义。
(一)可帮助教师认识自己的知与行及其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使用理论与信奉理论所关注的中心实质上就是知与行的关系问题。知与行是教育理论与实践所探求的永恒课题：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是先知后行还是先行后知？知行能否合一？如果能，如何合一？信奉理论往往是在更大的专业实践领域受到广泛认可和推崇的，例如当今课程教学理论界广泛提倡对学生的主体性的尊重，教师群体也普遍使用起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等说法，以此为规范和评判课堂的重要标准之一。至于这一信奉理论与教师实际的“使用理论”之间到底有多少相关性，可能不能仅从教师的口中和教案中看出，而应从他们的实际行动中去推他们的使用理论到底是什么。阿吉里斯和舍恩的贡献不仅是区分了信奉理论与使用理论之争，更重要的是将行动理论的句法特征通过模型加以呈现，并对使用理论的模型中“主导变量”、“行动策略”以及“后果”在实践中如何相互作用进行了描述。其中关于主导变量的价值恒定域的问题是值得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例如对应某一信奉理论有哪些主导变量或价值点，其中哪些价值点比较核心，它们的变化如何影响到信奉理论的变化。如“以学生为中心”会涉及到哪些价值点，在学生方面，他们的焦虑度、自我形象、安全感以及其他智力因素等哪些更加核心，教师方面又涉及到哪些变量，如教师的教学能力、反思意识和能力以及其他因素等。以信奉理论与使用理论的框架为基础，无疑将会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教师的知与行问题。
(二)可促进教师进行富于创见的学习
关于单路径学习和双路径学习的区分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主导变量的价值域是趋向于保持恒定性，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域里大多数变量通常难以改变，或者说我们的观点一旦形成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加以维护。所以人们在行为世界遇到僵局时，往往只想从“行动策略”上加以调整，而不愿从更高或更深一层的价值观上去寻找原因。双路径学习意味着在相互竞争的多套标准(如架构或范式)之间作选择。如外语教师经常抱怨说，“人称和动词的单复数问题我讲了很多遍，也作了多次口笔头练习，为什么学生还会错？问他们这个语法规则他们都知道，可一用就错。”在这里可能就涉及到教师的教育信念即主导变数需要改变的问题，教师认为只要通过各种强化手段让学生记住了一个规则，他们就一定会用，这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作为主导变数。虽然教师可能已经学习到很多新的学习理论，如信息加工的、认知的、社会建构的学习理论等等，但教师在实践中可能仍然主要采用行为主义教学方式。如果不能就各种关于教学理论的架构或范式进行公开的讨论和检视，教师可能只在行动策略上反复作调整，如更多的抄写、背诵或小测验，但仍看不到很大的起色。如果教师不能从更上位的各种主导变量之争去重新认识学习的性质、学习者的认知心理以及学习者与教师的关系等问题，也就不能认识到自己的信奉理论与使用理论之间的差距，更不能有效地改变行动的困境。而双路径学习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原有的教育观、学习观和价值观，而且可以帮助人们进行第二序的改变——系统结构的改变，如层级关系、师生关系、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等。
(三)帮助教师、研究者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突破实践中的困境
如果要看清实践中的困境并寻求解放，第Ⅰ型和第Ⅱ型使用理论之辨可以说具有更清晰的借鉴作用。第Ⅰ型使用理论的主导因素是只赢不输、单方面控制相关环境和任务，并且单方面地保护自己和他人。可能主观上看来是为别人好，潜在的行为规则却是单方面控制他人。所导致的后果就是防御性的人际关系、无效的信息和较低的选择自由度，因而行动的有效性就降低了。而第Ⅱ型使用理论所推崇的价值观是公开信息、公开测试推论、共同控制任务和保护他人。诚然，要实现从第Ⅰ型向第Ⅱ型使用理论的转变有时看来近乎完全不可能，但哈贝马斯通过理想的言谈情境以及言语结构的双重性向我们表明，达成共识的标准也是双重性质的——既是一种期待，但同时又实际发生作用。
阿吉里斯和舍恩指出要进行接近第Ⅱ型使用理论的研究必须运用四种条件：1)研究设计不能由研究者单方面控制，也不能要求被试主要为了对人们行为知识作出贡献才参与合作；2)使用的工具应该带来可直接观察的资料，可供被试设计和实施他们的学习经验；3)任何时候研究者得出假定都应该公开陈述出来；4)创造情境使被试对公开和严谨地测试这些假定极为感兴趣，因而持续监督研究者的行为。
由此看来，不仅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在师生之间、教师之间以及学校管理者之间都可以进行类似的探究。教育实践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合作探究的行动求得共同的善与个人自我实现的统一。趋向于理想言说情境的第Ⅱ型使用理论或通常意义上的信奉理论并非幻构，而是体现了实践(praxis)一词所追求的合作探究的真义。而通过对阿吉里斯和舍恩的实践中的理论以及哈贝马斯论证的交往合理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建立真正的学习共同体，帮助我们弄清实践中的困境之所在，进行突破自我与环境压制的双路径学习，以寻求“使用理论”与“信奉理论”的最大限度的一致性。
标签：哈贝马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