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略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战略论文,日本侵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七七事变后，日本自恃强大的军事力量，从其蔑视中国的观念出发，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妄图以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在战争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迟迟没有建立长期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本文试对日本的速战速决到长期持久的战略变化作一论述。
战争初期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努力学习和追随欧美先进国家，逐渐改变了对华观念。通过甲午战争它感受到中国的软弱。中国的军阀割据，使之认为“中国是一个很难看到有统一前景的分裂的弱国，”若日本不占领控制必为列国分割。这种观念是它处理对华问题的前提，直到抗战爆发前可以说有增无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行了速战速决、以武力征服中国的战略指导方针。7月，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方案”，以占领华北为目标，预定时间为两个月；全面战争，灭亡全中国，预定时间为3—4个月；倘陷入持久，预定时间为一年。
速战速决，是日本最高统治者极为关注的问题。当时日本陆海军打算用3个月期间，在河北的永定河和保定一线解决事变。[①]8月31日，日参谋本部命令华北方面军：“以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的机会为目的，应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的敌人。”其出发点是大致在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通过华北会战的胜利，迅速结束战局而不致陷于持久战争。[②]当时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那些主张短期决战论者认为，通过平定华北重要地区可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在二个月乃至半年内，就能使事变取得政治上的解决。日本军部速战速决一举征服中国的嚣张气焰集中体现在杉山陆相提出的“一个月解决事变”的狂妄主张上，这一不切实际的设想，很快便为现实粉碎，以至引起天皇的不满，数年后的1941年9月，还为此斥责过杉山。[③]
为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8月15日，日下达上海派遣军编组、任务等命令，决心在上海一战。18日，天皇对此垂询道：“战局渐趋扩大，上海事变严重，青岛形势亦不稳，如此各方用兵，战局只会延长。有无办法在集中兵力重点给予大的打击下，以我之光明态度导向和平，迅速收拾时局。”[④]1937年9月2日，日本把“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9月4日，决定建立全国战时体制，实行全国总动员，显示了彻底征服中国的决心。基于这种意图，9月13日，参谋本部军令部在《战争指导纲要》中指出：“10月中旬将在上海方面给敌以沉重打击，大概同时或许稍晚一些华北方面将击败当面敌人。”陆军在上奏天皇的作战计划大纲中要求日军“大致以10月上旬为期，在华北与上海两方面发动攻击，务必给予重大打击，造成使敌人屈服的形势。”[⑤]
日本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力图借助外交或秘密途径迫使中国接受屈服的条件，以防中国事变成为可怕的长期战争。9月13日的《战争指导纲要》明白的指出，对中国军队施以重大打击后“将是媾和的最好时机，失去了这个机会就会变成长期战争，所以现在起需要外交方面的秘密活动。[⑥]10月1日，由首、陆、海、外四相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讲的更为露骨：“使这次事变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外交措施的目的，在于迅速促使中国反省，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⑦]这一作法后来通常被称之为政略，但无论是日本的政略还是战略，其指导思想都是尽快征服中国。
战争初期，日本意在速战速决，这是其战略指导的基本方面。虽然有人曾表露出要作长期战争的考虑，尽管这种长期的概念远非后来战争所呈现的实际进程、却往往不被重视或调和于短期决战的方案，日本完全被急于征服中国的狂热情绪笼罩了。八一三上海开战后，陆军和海军方面曾就如何指导战局的发展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军令部方案主张迅速使用武力获取战果，以上海为重点进行短期决战。参谋本部方案主张以华北为重点，预计打一场长期战争。后经陆海军省协商，21日回奏天皇，结果是将两种方案进行了调和，并向上海增兵，实际上是鼓励速战速决。于是战火很快由华北蔓延到华东并危及到华中。
向长期战争的转变及反复
华北、华东的战事并非如日本预计的那样顺利，虽然日军始在11月9日占领上海。12月控制了华北地区。此时南京政府仍在作抵抗的布置，八路军开始向华北敌后作战略展开。事实已宣告了日军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但他们并未承认这一点。
为急于征服中国，日本决定攻占南京。1937年11月7日，日本编成华中方面军，其任务同于8月下达给编成的华北方面军，即摧毁敌之作战意志，以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华中方面军认为“为了要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与此同时，日本通过陶德曼和平工作诱降中国，但迟迟不见成效，12月13日南京陷落，此事被日本视为“有史以来的盛事，”在军国主义煽动下举国狂欢。同时在诱降条件上又增加苛刻要求，最终为国民党拒绝。
1937年12月6日，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与陆军大臣随员起草了作为大本营陆军部方案的《处理事变纲要》，预示了日军战略指导的某些改变，其中写道：“下决心转移到持久战的时机，应是确认实际情况不能达到第一项（即依靠战果迅速解决日中间的全部问题——笔者引）之时，或现中央政权在实力上已降至一个地方政权之时，其时机定为攻击南京前后。”[⑧]
占领南京并未能出现日本期望的结束事变的划时期的转机，迫使它不得不考虑战争的前景并制定新的战略指导对策。12月14日，有人在政府大本营联席会上指出：“国民政府没有显示真正希望东亚和平，从大局结束事态的诚意，帝国所能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根绝抗日政权，实现预期目的，下决心进行长期战争。”[⑨]同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进攻南京是为寻求中国方面回到日华提携的道路上来，然而，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这使得日本决心与亲日政权提携，彻底惩罚抗日政权，根本解决日华间的问题，因此应彻底看到真正的持久战自今日始。”[⑩]
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方针，稍后近卫首相据此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这是日本战略指导变化的重要表现。它由速战速决倚重军事进攻的战略转而强调政略和战略的紧密结合、由以蒋介石为诱降对象转而彻底抹杀国民政府，实行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诱降政策。日本并没有放弃武力征服中国的政策，但它对政略工作给予重视并寄以希望，从而肯定和鼓励了侵华日军建立傀儡政权的工作。1937年10月，华北方面军便设想如事变变成长期战争时，要根本解决事变，当以在华北建立的政权作为真正的中国政权，而与南京断绝关系。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军便扶植华北伪政权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名义粉墨登场。御前会议后，广田外相曾向美驻日大使暗示：汉口的国民政府已经不代表中国，日本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承认以华北政权为中心的政权。
这一策略的变化，客观上宣告了速战速决战略的失败，在日本军政界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938年3月8日，关屋贞三郎等人在致木户的《关于处理日中事变的意见书》中指出；“在我军事行动告一段落的今天，我国鉴于中国无诚意响应我和平态度，公开表示了不以蒋介石政府为对手的基本方针。该声明是否可行暂且不论，实际上它表明了我对华关系的重大转折。它一改我国以军事行动为主的作法，实行以外交工作为主，军事工作与之相配合的方针。”[①①]日昭和研究会在5月制定的《围绕中国事变的紧急政治对策》中写道：“中国事变由于中国的国情以及围绕事变而出现的国际形势，势必决定了它只能是长期化。……对于这个长期战争，需要国民团结一致、坚韧持久的觉悟。”[①②]
战争长期化和与之相关联的战略指导被提到议事日程。1938年1月，继近卫声明后杉山陆相向日军发出“要树立长期持久战的认识和准备”的训令。[①③]1月18日，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以“为适应持久态势大本营陆军部幕僚对陆军省及内阁的要求事项”为研究课题，向参谋本部提出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在新阶段指导武力作战的根本方针”、“为完成对华持久战争，如何利用政略性手段，特别是如何利用现地政权的策略”、“为指导今后的总力战制订长期计划”等问题。1月20日又起草了《1938年以后指导战争计划大纲案》，其方针是“首先继续指导当前的对华持久战争……通过政略和战略的运用，导致结束对华战争。”该计划的期限预定为1938—1941年四年时间。[①④]该计划未能具体化并最终定案，但它在进行长期持久战问题上，却唤起了日军事指导机关各部、局的注意。
1938年2月16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了当前的战争指导方针，即“作为一般方针，采取暂不扩大战面的方针，依据情况进行部分必要的作战。”[①⑤]该方针由参谋本部的河{k4fa02.jbg}虎四郎作战课长带往中国向日军传达。根据战局不扩大方针，参谋本部并制订了将在华日军兵力减少一半的计划。6月23日，日政府发表关于官民一体确立长期持久的战时体制的声明。
不言而喻，日本攻占南京后已逐渐承认面临长期持久战争，并将其军事战略指导作了相应的改变。可是这一转变是很不彻底的，带有很大的反复性，在实际中也未能很好地贯彻实行。它突出表现在日军否定了暂不扩大战面的方针，先后组织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广东作战，极大地扩大了战面，拉长了战线。其政略工作除维新政府成立外，拉拢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即“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努力并未奏效。而且近卫首相“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即不以蒋介石为目标的诱降工作不断遭到批评，最终不得不加以改变。其所以如此，显见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日本统帅机关焦虑于早日解决事变，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只要控制了中原，实质上就控制了中国。其次日本的战争指导受到侵华日军要求扩大进攻地区的影响。在中国作战的日军不满意中央的消极政策，主张继续军事进攻。他们认为长期战争虽然不可避免，但以现在占有的地区还不能打一场持久战。“现在的占领区关系到地域、人口、资源等多方面，要谋求在占领区实现自给自足还过于狭小，结果只能逐渐消耗掉日本的战斗力。”[①⑥]必须把蒋介石逐出中原，压迫到偏僻地区，然后再进一步实施作战，寻求解决事变的机会。1938年7月22日曾任华中方向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致书厚生大臣木户：“应认识到皇军力量在大陆的使用要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目前消灭蒋政权的作战要以速战速决为主，努力避免消耗皇军实力。”[①⑦]在此种状况下，日本迟迟不能完全转变到长期持久战的战略，仍热衷于扩大战争规模和执迷于速战速决就不奇怪了。
长期持久战略的基本确立及其被冲淡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其战线由华北华东扩大到华中华南。面对中国人民不屈的抵抗斗争，日本不得不认真看待形势并制定相应的对策。
贵族院议员大竹贯一在武汉陷落的当日，日本政府起草的《武汉陷落进入新阶段后的部分对策》中写道：“日中事变决不因汉口的攻占而告一段落，今后必须朝着适应长期战争和长期建设迈进。”[①⑧]在武汉会战前夕，陆军省也对形势作出预料并在通报中指出：“汉口之陷落并非事变之终点，而是重新建设新中国的阶段。”[①⑨]
日本在占领广州武汉新形势下作出的战略指导，正如侵华战争时在参谋本部任职的井本熊男所说的那样：“汉口、广东作战结束后确定的对华战争指导的二大方针，政略方面是《日华关系调整方针》，军事战略方面是大陆命第二百四十一号，即确保占领区的安定，依靠短小的进攻作战击毁敌人，阻止其战斗力的恢复，与政治谋略和施策相配合以挫败敌之抗战意志。……战略方面，因缺乏进攻的余力，也可视为转向了持久战略。政略的成果没有战略的背景势难取得，因此，1939年以后的事变处理方针，是以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带有致命缺陷的方针。”[②⑩]
1938年11月30日御前会议决定的体现政略指导的《日华关系调整方针》，其重点是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结束“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局面，并为此提出了和平条件。12月22日，日本发表以睦邻友好、共同防御、经济合作三原则为内容的近卫声明，借助攻占武汉广州后的军事形势展开政略攻势。
军事战略的指导主要体现在12月2日大本营根据《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制定的大陆命第百四十一号令。这两个文件几乎是用相同的词句规定了大本营的战略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区，促进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②①]并明确指出了侵华日军各自要确保的地区。数日后陆军省又制定了《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办法规定：“为了对付长期作战，当将以前的对华处理办法明确修改，适应新形势，作为处理秋季会战后的方针。”“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进行小接触。”
这一战略指导是在年初的战略指导基础上的深化和补充，其实质在于调整战略重点确保占领区，建立长期作战态势。1939年3月30日，陆军省作出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完成持久战的主要手段，一是在治安地区，特别是其中之重要地区，进行必要的建设，一是对占据地区所施加的军事压力，两者要互相结合。目前在重要的治安地区确立治安和进行建设尤为重要”。[②②]
可以说1938年底，日本的战略指导已转入了长期作战态势。所谓长期作战态势，1940年11月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明确的规定为：“确保蒙疆、华北的重要地区、汉口附近以东的长江下游重要地区，以及广东的一角和华南沿海要地；一面经常保持用兵的机动性，一面彻底整顿占领区内的治安，并同时继续对重庆进行封锁空袭。”[②③]显然，这一态势日本在1938年底已基本确立。如果说1938年初日本还拥有相当大的用兵机动性，它之所以开始转向长期持久战，主要是受到对长期战争的恐惧和迅速征服中国的急躁情绪的驱使，那么，1938年底它进而转向长期持久战的指导，则深刻反映了它在用兵方面局促紧张的窘境和对长期战争的无可奈何之状。它“无法预测需要多大的兵力才能继续向中国的腹地进攻，而且进攻到哪里才能让中国屈服还是个未知数。”只好勉强维持已经占领的地盘。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来是由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所至，尤其是共产党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予敌以极大的牵制。此外，至少还有如下三方面因素所使然。
首先是由于它的战线拉长，兵力不支。抗战爆发后日本不断在中国大陆追加兵力，到1939年9月，日本投入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和若干旅团，接近70万人。致使其国内兵力空虚，驻东北的兵力与苏联相比严重失衡。大陆命传达后，为协调今后的兵力，日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军的作战课长被招至东京举行联席会议，与会者均感到要完成任务，调整后的兵力不敷使用。会上华北的田村与华中的公平二人，虽是军校的同期学员，平素关系甚密，却为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究竟是归属华北还是华中激烈地争吵起来，最后由参谋本部出面调节才有了结果。
其次，对苏战备受到牵制。日陆军未放弃北进主张之前，一向在东北屯驻重兵，伺机北攻。抗日战争爆发后，其兵力陆续抽调入关，造成双方警备力量相差悬殊，日本为此深感忧虑。1937年11月24日大本营御前会议提出对苏警戒问题，指出：“鉴于目前陆军战时兵力之大半均出动到中国，不要给第三国其中尤其是苏联以可乘之隙……根据今后形势，从中国方面抽出必要的兵团，应付形势的急剧变化。”[②④]1937年底苏军的远东兵力已达20个师，并仍在加强。1938年7月，日军包括朝鲜在内用于警戒苏联的部队只有9个师团，1938年8月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5月的诺门坎事件，使日军感到加强对苏战备的紧迫性，挤出有限的兵力充实关东军。
第三，日本由政略战略相配合转到“以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方针，开展所谓政略攻势。1938年以来，日本通过诱降活动，促使国民党发生分化，将汪精卫诱逃至河内，希望以此打开局面推动对蒋介石的诱降工作。从1939年到1940年，日本开展了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并为此几经谋划延期承认汪政权，企图以蒋为对手解决中国事变。1939年以来日军实施的有限的进攻作战，以及空军对重庆的轰炸，总的目的是压制国民党的抬头，动摇国民党的抗战意志，配合其诱降的政治谋略。
我们之所以说日本在1938年底以后基本确立了长期持久战略的指导，是因为直到1940年底它在重要的指导文件中仍未坦言战争已陷于长期持久之中，也缺乏对长期持久战的深入研究，其关注点一直局限于迅速迫使重庆政权屈服上面。1940年7月、11月日本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及决定的文件就是很好的例证。
1940年7月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写道：“关于处理中国事变，设法集中政略战略的综合力量，尤其应尽一切手段断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迅速迫使重庆政权屈服。”在阐述该议案提出的理由时说道：“谋求事变迅速结束，即使被迫进行长期战争，也务期万无一失。”1940年11月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这样写道：“如果到昭和15年年底与重庆政权之间仍未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在战略上大致按以下要领，坚决转入长期作战方针，以求彻底使重庆政权屈服。”
战争历时三年半之后，日本在如何指导这场长期战争方面，仍同二年前那样惶惑而别无良策。在1940年11月的御前会议上，有人向军部提出“如何看待长期持久战？”军部答道：“就长期持久战的方策而言，目前尚在研究中，不可能对具体办法进行说明。”当被问及根据会议决定的纲要，长期持久战的作战与目前处理事变的方法有何具体不同时，军部回答说：“本纲要的方策在于继续努力实行历来对华压迫的作法，以求早日解决事变，因此从用兵上看同现在处理事变的要领无显著的变化，但仍有相当差异。在长期持久战方面，我方要确保中国的重要地区，并切断对华补给线。努力减少消耗，相反地要促使敌方的长期衰退，我将以战养战，确立以战斗使敌逐渐衰退的基础。”[②⑤]其实这些作法，自1939年以来日军就陆续采用，并未能阻止侵华战争走向颓势，此时日本已面临黔驴技穷的地步。之所以如此，显然只能作这样的解释，他们不是出于维持侵略战争的目的，需要欺骗和蒙蔽下级，尽可能的保持士气，就是由于对长期战争的恐惧和焦虑已失去了正视现实的勇气。
陷入一场泥沼式的长期战争，极令日本担忧，就在这次御前会议召开后不久，天皇也表示忧虑，他问杉山参谋总长：“不能进入重庆吗？不进入将怎么办呢？”[②⑥]
就在日本迟疑地确立长期战争指导战略的时候，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接着希特勒吞并欧洲诸国。日本受到极大的刺激。为解决中国事变，断绝国外对中国的援助决意南进，使得日美间矛盾尖锐起来，极大地吸引了日本朝野的注意力。1940年7月日本内阁不得不召开会议作出《基本国策纲要》，明确以对内政策为重点的国策，要求“将重心放在结束事变上”。但在次日召开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尽管要求集中政略战略综合力量解决中国事变，却同时提出了抓住时机推进南进政策的问题明确指出：“为了解决南方问题，可以行使武力。”同年11月，御前会议虽然确定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但日本关注的问题已明显转移到为解决长期战争造成的资源匮乏，如何获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等战略物质，以及为切断援华路线，入侵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上面。可以断言，此时日本除南进以断绝国外对华援助外，已无良策解决侵华战争问题，困兽犹斗，决意孤注一掷。但这样一来，使日本同美英的对立日趋加深，走向太平洋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了。1941年6月，日本下决心不辞对美英一战，决定了《关于加紧推行南方政策的方案》，终于不可遏止地走向了太平洋战争。在一个时期里，在中国的战争实际上被置于任其发展的地步。曾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冈田重一回忆道：“经过反复考虑的结果，认为无论如何总得摆脱解决中国事变的困扰，从而必须利用国际形势的非常局面。中国事变放在以后听其自然解决，当前则正是南进的天赐良机。这是统帅部内心的意图。”[②⑦]于是事态的发展正如中国派遣军的一个参谋所说的那样：“如今东京已无人注视中国事变，都被世界形势闹花了眼，努力的目标分散开了。”
结论
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日本的军事战略指导经历了从速战速决武力征服中国到运用政略和战略手段实行长期持久战争的演变。这一演变始于1937年日本攻占南京之后。从1938年初到同年底，日本认识到战争的长期化，开始强调运用政战两略结合的方式解决中国事变，但在实际过程中为急于征服中国的情绪左右，企图以军事上的大规模进攻、扩大占领地区，政治上抛开蒋介石集团、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从1939年初到1940年秋，日本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在战略指导上采取巩固占领区，以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作法，确立长期持久战的态势，但对长期持久战的指导缺乏自觉和彻底，并为南进政策和行动所冲淡，实际上任凭事变自然发展。这一过程反映了日本在战略指导上的迟疑和盲目，以及徒有征服野心而无实现之力的无可奈何的窘状。
日本在战略指导上从速战速决到长期持久战的转变，并非有的文章所说始于1938年底。那种看法同事实不尽相符，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质实际上在战争之初或开始之前就已孕育和被决定了。日本从1937年底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力图体现到战略指导之中，但在1938年底之前其努力是不彻底的，产生了明显的反复性，只是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才进而作出了适应长期持久态势的战略指导。这往往容易给人造成其战略指导的改变始于1938年底的错觉。
日本的战略指导起初是很狂妄的，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后来的转变是非主动的，反复而不彻底。从1938年初到1940年秋，将近三年多的期间，它始终不敢明确宣称已陷入长期持久战争，总是吞吞吐吐，犹豫不决，什么“即使被迫进行长期战争，也务期不无一失。”“事变的长期持久化将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等等。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从日本统治者来看，在于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看不到甚至否认被侵略国家的反抗力量。他们承认了持久战便等于承认了自己的无能和失败；他们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也需要蒙蔽下级和欺骗舆论，因而也不会下气力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一问题。此外，他们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只能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去看待问题，是否陷入长期战争，他们只是把统治阶级的态度，把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作为客观依据，全然不把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中国人民放在眼里，这是不能作出符合战争规律的判断和指导的！对此，日本的某些战史研究著作也不能否认，它承认“日本在认识新的中国方面犯了许多错误，由于抱着强烈的先入为主的蔑视中国的看法，所以尽管中国的统一稳步而顺利地进行着，它却仍然动脉硬化似的判断形势，认为分治合作是可能的；轻视广大的中国国力和觉醒了的民众的动向，仍旧抱着优越感，这些在事变爆发前是这样，事变爆发后也没有改变，因此日本方面完全没有预料到中国方面不得不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出现的反应。这种把对手看为弱者，不把对手的实力和活动当回事，主观地从自己的希望、要求作为前提来判断情况的现象，通观全局清楚可见。对于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应该说它已超出了政策史的范围，还必须从日本的思想史进行检查和解释。”[②⑧]
相比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在抗战期间表现出了远远超过对手的英明与主动，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②⑨]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获得了观察问题的可靠立场和敏锐洞察力，在抗战初期就正确指出了这场战争的长期性，科学预见了它的发展阶段，并从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政策、方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善于驾驭这场战争的自觉能动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战胜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彻底胜利的基本原因。
注释：
① ⑨ ①③（日）户川猪佐武《昭和外交史》，第161页，165页，170页。
②④⑤⑥⑦⑧⑩ ①④ ②④ ②⑧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卷二分册，第26页，18页，31页，54页，56页，141页，142页，153页，105页，163页。
③（日）五味川纯平《御前会议》，第115页。
①① ①② ①⑦ ①⑧（日）《木户幸一关系文书》，第317页，320页，317页，340页。
①⑤ ①⑥（日）加登川幸太郎《中国与日本陆军》下，第207页，208页。
①⑨ ②① ②②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二卷二分册，第35页，70页，63页。
②⑩（日）井本熊男《中国事变》，第318页。
②③（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67页。
②⑤ ②⑥（日）《杉山笔记》，第152页，156页。
②⑦（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第207页。
②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5—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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