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价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哲学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走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全球生态危机的学术探讨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理论界思想界对话的热题。本文旨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从世界观方法论高度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与人类生存发展问题的意义关系的理论内核——生态哲学价值论作一探索。
一、引言：生态危机的现实与生态价值论的意义
由于人类片面征服自然急功近利，单向改造自然唯利是图的理论与实践作崇，尽管早在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就提出“生态学”术语，1935年英国植物群落学家坦斯利就提出“生态系统”概念，全球生态退化环境恶化的情势并没有由此而好转，而是有增无减与日俱增。到了本世纪中叶，生态危机的严重情势引起了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的长足而迅速的发展，生态学几年涉及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所有学科领域，生态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相结合而分支出来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可谓五花八门。而生态危机恶化的现实与人类生存发展实践的深化，亟需从哲学思维高度，作出具有当代水平的宏观深刻全面系统的应答。
1、生态环境危机与生态哲学探索 现代科学技术以神奇般的速度飞速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尤其是二战以后，是科学技术在开发与利用自然的征途上凯歌高奏所向披靡的辉煌时代：人类不断揭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奥秘，释放了原子能；破译了遗传密码；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飞船；发明了运算和记忆能力超过人脑数千倍的电子计算机。智能系统超导材料基因工程空间开发……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充分显示了人类的智慧和能力，标志着当代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索取自然能力的拓展和深化。然而，当人类以先进的手段向自然界进行破坏性开发和掠夺性利用而陶醉于“胜利”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却是自然界的种种“报复”与重重“惩罚”：大气温室效应加剧；地球臭氧层变薄；有毒化学品危害加剧；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淡水资源严重短缺；林地草地耕地锐减；废水废气废物泛滥；人口剧增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中这样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从未有开采矿山如此凶猛，挖得大地满目疮痍。从未有过让头发喷雾剂使臭氧层消耗殆尽，还有热污染造成对全球气候的威胁。”（《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7页）
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空前巨大的成就和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的空前严重的危机令人困惑地纠缠在一起，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忧虑和深沉思索，向人们提出了严肃紧迫而又必须回答的重大哲学课题。
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广义的生态巨系统，是由许多子系统和诸多要素构成的，诸如无机界与有机界之间；植物之间；动物之间；动植物之间；动植物与有机无机之间；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动植物与有机无机之间等。再如自然界中的森林、湖泊、沼泽、草原等自然资源；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资源；光、土、水、气、热等非生物资源。各子系统和各要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但是，这些联系归根到底是“人——社会”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的联系，也就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它构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因为我们所说的生态是人的生态，我们所说的环境是人的环境，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人或人类而谈论生态环境问题，或者说，生态与环境问题不同人发生关系，对人来说无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这一价值意义上说，所谓的生态环境的危机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危机，用哲学术语讲，也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尖锐化。众所周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哲学史上既古老而又永恒的主题，而我们所主张的生态哲学恰恰是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运动为己任。它既是哲学永恒主题在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领域的延伸，又是丰富多彩而又纷繁复杂的生态现象及其规律在当代哲学中的反映。
2、生态哲学的功能：生态价值论 黑格尔说，哲学是集中表现的时代。马克思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专门从世界观方法论高度研究包括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在内的整个生态领域最普遍规律的生态哲学，其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是概括地说，一方面是当代生态环境系统的恶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化；另一方面是当代人类主体认识实践的深化和生存发展需要的强化这一时代的产物。而生态哲学所以能够成立，最为根本的或主要的是在于人类主体对生存与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的生态价值的认同与肯定上。所谓生态环境，简要地说，就是作为生态客体的生态环境资源条件对作为生态主体的人和人类社会生存发展需求的价值。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列宁全集》第55卷，第2版，第183页）改变世界就有一个对世界的评价问题。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护和创造价值使它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实现世界的价值，从而归根到底实现人的价值。
人类从自然界的长期演化中分离出来，就有了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人类总是千方百计要努力实现自己的这一需要。而相对于人类的这一需要而言，自然界有其适应性一面，又有其不适应性一面。就适应性而言，自然提供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适宜的气候，充足的光热，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淡水，丰富的矿藏等生态资源和能源，它构成人类生存发展须臾不能离开的生物圈。没有这种适应性，也就不会有人类。因此，人类应该而且必须保护这些生态价值。
就自然界对人类的不适应性而言，人类虽然“脱离”自然界而成为它的“对立面”，还必须同自然界打交道，获得生存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是，地球拥有的生态资源和能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然界也不会自动满足人类的需要，这就制约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自然界只提供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而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仍需要人类的改造和创造价值。
改造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资源和能源的破坏，因此，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必然带来双重结果：一方面，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物质利益，满足其需要；另一方面，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生态麻烦，威胁其在更高层次上的需要。因此，生态哲学认为，我们不能离开改造来单纯地保护，使保护就变成被动地“奴隶式”的适应；同时也不能离开保护来盲目地改造，使改造变成对生态资源和能源的粗暴破坏，尤其是在当代，生态哲学特别强调改造自然的科学性和保护自然的必要性。从归根结底的意义说，人们改造自然是为了满足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人们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
3、生态哲学价值论及其意义 生态哲学的功能规定了生态哲学价值论。所谓生态哲学价值论，就是专门从生态哲学角度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价值关系的理论。它揭示生态客体的属性与生态主体需要的关系，即作为生态客体的生态资源和能源满足作为生态主体的人和人类社会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的关系。这一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生态哲学价值论对改变以往人类对生态环境颐指气使、任意妄为、横行霸道、蔑视生态价值的认识、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它将引导人们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整体上本质上重新审视“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复杂关系，树立崭新的价值观，以全新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重新调整人类的行为与实践，促使人类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根源于并服从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平衡的生态规律，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的有序协调、健康持续发展。
第二，生态哲学价值论，要求充分尊重包括人类赖以生存得以发展的环境在内的生态客观规律，但并不排斥更不否定人的主体能动性。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既克服极端片面强调对自然“胜利”的唯科学论，又克服过分沉溺于对人的本质的抽象议论的人本主义，防止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传统陈旧、单向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行动框框，从全新的价值视角真正科学地将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着眼于并服务于“人——社会——自然”系统的有机协调、内在结合、有序循环、高度统一。真正实践，全方位实现人类特有的理性和应有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生态哲学价值论，是全新质高层次的现代价值思想，是当代人类崭新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以往由于价值取向的失误而造成的生态负效应的痛定思痛的严肃反思；另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当代价值取向误区的严格审查严厉批判和对未来生态文明前景的深沉思考执著追求，是人类憧憬和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亦是人类摆脱危机走向生机的重大转机。
二、考察：生态价值思想渊源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中西方思想史上关于生态价值的思想源远流长，十分丰富。尤其是伴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认识和实践的深化，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贤哲们提出了颇具价值的生态价值思想，当然这些思想观点并非是现代的，然而却具有超现代的启迪意义。作为生态哲学价值论的探索者，不仅应把西方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中的生态价值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价值论的思想资料；更应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价值观中，直接汲取指导思想和理论观点。笔者将从中西方思想史中吸取生态价值思想资料和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吸取指导思想和理论观点作为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价值论的历史渊源。
1、中国思想史生态价值思想探源 人生于天地之间，人是天地的产物，中国古代贤哲很早就认识到这一朴素的真理。然而，对这一朴素真理的认识，中西方却有着很大的差别。西方思想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受人类中心主义原则之指导，很少考察人类主体以外的事物的价值，人与自然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征服、主宰和统治自然是其主要的价值取向，似乎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即在是什么与应当怎样之间有着巨大的隔阂和明显的界限。然而，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古代传统文化典籍中，却很少有这样大而明显的界限。相反，有的却是丰富而深刻关于尊重生态价值和保护环境的思想观点，“天地人合一”的传统哲学命题，视天地人为一体，强调和追求天地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和谐性，承认人与天地万物具有不可分割的意义关系——价值关系，的确有许多闪光之处，对当代生态哲学价值论的确立与发展，是有其重大的启迪意义的。
A.《易》以天地的生生不息为准则，“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同上）即：使万物生生不息，是人类最伟大的德行。“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文言》）这就是说，人类要顺应自然，适应自然，达到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这是人的崇高的品德。中国古代贤哲把阳之天称作乾元，它促使万物的最初发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而御天。”《周易·彖上》）太阳的升落，定下东西南北上下“六位”和日月昼夜的时间。而这里的价值意义在于，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没有太阳云雨，不但时间方位难定，而且“万物资始”也难始。中国古代先哲把阴之地称作坤元，它维护万物的生长发育，“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承顺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周易·彖上》）大地广博深厚宽远，为万物的生长发育提供了坚实而须臾不能离开的生态环境基础。同时，大地宽厚柔顺无私，任凭自身的丰富生态环境资源和能源流溢，以使世上的“品物咸亨”。如果没有大地之“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天上的太阳云雨也就无用武之地，“万物”也难以“资生”。中国先哲对人与天地的生态价值关系的论述是如此地合乎理性，令人惊叹！
B.《管子》云：“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卷1，《立政》）“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卷23，《轻重》）为保护生态价值管仲（？一公元前645年）主张制定严格的法律，“荀山之见荣后，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卷23，《地数》）《管子》发挥了《易》“天地人合”思想，提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卷16，《内业》）“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同上）。这里的天正地平人安道出了天地人之间的深刻的意义关系。
C.《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老子（约公元前五世纪）认为天之道利而不害，“以辅万物以自然，而弗敢违也”（第六十四章）。因为，人既是天地的产物，就应遵循天地之道行事，如果无视天地之道、违背天地之道，不仅难以正常行事，甚至危及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人既是天地的产物，就应效法天地，既顺应和适应天地，又随着天地的运动变化积极能动地作用于天地，使天地人更为和谐。
D.《吕氏春秋》云：“山不敢伐林下木，泽人不敢灰
，缳网置罦不敢出于门，罛罟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也。”（卷26，《务大》），用现代话说就是我们对待生态资源要因时禁发，在非开放季节，不得进山砍小树取材，不得捞水草烧灰，不得带捕捉鸟兽的器具出门，不得携带鱼网捕鱼，不得乘船下湖捉鱼。“圣人之虑天下，莫贵于生”（卷2，《仲春》），“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人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卷2，《贵生》）无须赘言，尊重自然规律与保护生态价值的思想跃然纸上。
E.孔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曰：“仁民而爱物”；荀子曰：“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董仲舒曰：“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儒学名家主要关心的是人，人的价值，但从上看出他们也主张“泛爱众生”，把对人类自身的关怀的价值尺度伸展到生态众领域。
F.佛教制定“不杀生”的戒律，实践其“普渡众生”和“拯救众生”的胸襟。佛学的“依正不二”强调生命与其环境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佛学最高范畴“法”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宇宙生命）都归于“生命之法”体系内，它的第一宗旨是要求做到个人生命与宇宙生命在两者都存在的“法”的范围内相一致。它以宗教的形式道出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价值思想。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思想有助于建构生态哲学价值论，尽管这些思想闪光相当零碎松散，有的甚至有浓郁的宗教色彩。而要真正达到我们的目标，第一要加以挖掘整理分析批判；第二要加以提炼升华开拓创造。
2、西方思想史生态价值思想管窥“人地关系”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题。纵观西方思想史，西方古代思想史，主要是古希腊罗马哲学，更多的是进行哲学本体论探讨。古希腊早期哲学家大都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大都醉心于寻求世界的本原，但是也不乏“人地关系”的探讨。文艺复兴高举自然主义、人文主义的旗帜，矛头直指神权教权的统治。
亚里斯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一书中，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与地的意义关系。他说北方寒冷地区，各民族性格是“精力充足”“富于热忱”，“但大都绌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亚洲气候炎热，各民族“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希腊在地理位置上因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两者的品质。他们既有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发展；倘使各种性格一旦能够统一于一体政体之内，他们也就能治理世上其他民族了”。
奥勒留在其著作《沉思录》中表达了人应当服从整体的利益的思想：“不管宇宙是原子的集合，还是自然界是一个体系，我们首先要肯定，我是自然所统治的整体的一部分；其次，我是在一种方式下和与我自己同种的其他部分密切关联着。”
经过基督教思想严格控制的黑暗长夜，欧洲开始进入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有句名言：“拜大自然为师！”他在其《笔记》中说：“有所发明的人，沟通自然和人类的人”是“有自己的分量”的；“经验这一沟通大自然与人类的译员告诉我们：大自然在受制于必然性的凡人身上所做出的一切，都只能以理性这一舵手教它做的那种方式起作用。”
弗兰西斯·培根认为：“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因而“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他还认为，世界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由于各种事物的内部结构、规律及其运动形式的不同而造成或规定的，而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自然的规律。
孟德斯鸠在其晚年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特别强调了地理条件，生态环境对民族、政治、宗教、制度等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地理条件，生态环境规定着民性和制度；人们的劳动和良好法律可以改造自然，造福人类。“人们凭着自己的辛勤与良好的法律，使土地成为适于自己居住的家园。我们看成昔日的沼泽沮洳之地如今奔流着江河渠道：这种福利并不是自然创造的，但是却得到了自然的支持。”
霍尔巴赫在其《自然体系》中有句名言：“我们要向自然请教”！“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越出自然”，“人们的一切错误都是物理学方面的错误；只有在疏忽大意、没有追问自然、求教于自然的法则、求援于经验的帮助的时候，人们才犯错误。”“人之所以陷于无知状态中不能自拔，或者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而拔出的步子非常缓慢、非常不稳，其原因仍不外是对自然及其法则没有进行研究，没有设法揭明它的底蕴和特性。”人的自然也是依附在“普遍的大自然上的；它们是这个大自然的一部分，一切存在物都必须联系在这个大自然上”。不仅如此，人“和所有的生物一样”，“也要受普遍的自然规律支配”，“取决于千变万化的空气，取决于滋养他的食物”。
康德认为，人是秩序井然的自然界的“最后目的”，整个自然由无机物到生命现象到人，最终由自然向人生成。形形色色的自然生命不管如何符合目的，安排得如何巧妙合理，但没有人类就毫无意义。超越自然、独立于自然、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利用自然、实现自己目的的人是作为道德本体的人的自然存在，是一种文化——道德的人。实际上，他是以目的论沟通自然与人，以目的论作为由自然现象界到达不可知的道德本体世界的桥梁。
黑格尔认为，世界上有三种地理环境：“1、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2、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3、和海洋相连的海岸区域。”从蒙古经阿拉伯到北非的沙漠地区，居民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好客和掠夺成性；在平原流域，居民依靠农业，被束缚在土地上，卷入无穷依赖，性情守旧呆板孤僻，过着君主制生活；大海却需要冒险精神、勇气和智慧，人们从事工商业过着民主制生活。
近代地理学的创建者，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洪堡和李特尔，毕业从事地理考察和研究工作，最后提出了与黑格尔所阐明的观点极为近似的概念：地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的各个部分是互相依存的。李特尔说：“地球和它的居民有着最密切的相互联系；不了解其他要素，就不能了解任何一个要素。”“区域影响人，人影响区域”。（《近代地理学创造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2页）
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中研究了具不物种之间复杂的食物链联系的有机界系统，其中每一种生物都占有完全确定的位置，并制约着乍看起来与之毫无联系的其它物种的生存。揭示出生物物种相生相克，互为存在前提的价值关系。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第一次把生物学观点引入社会科学，把社会现象类比成生物有机体，提出“社会有机体”学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拉采尔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影响，认为人类的活动、发育以及前途都在无情地受着环境的控制，在其著作中明晰地表示出人类是自身环境的产物。
拉氏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在其《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书中，把人当作地球表面的产物，把地球当作人类生活的场所，环境条件必然对其产生影响。她认为人类历史重大事件是特定自然环境造成的，即人的内因与环境的外因。她还指出：“人类征服自然的道路叫得响亮，而自然却如此持久地静静地影响着人类，从而在人类发展的等式中地理因素被忽视了。”她详细地研究了人地关系的种种复杂情况，将地理环境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的价值关系从生理、精神、经济和社会；人口迁徙分布与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法国著名思想家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深受法国人文主义的熏陶，注重人的作用，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只是提供了各种可能性、而人类在创造他们的居住地时，则是按照他们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
英国的罗士培提出：“适应论”认为它既意味着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控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利用的可能性。而美国的巴罗斯认为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反应，“论述人与自然和生物环境的相互影响”。因此，他把地理学称之为“人类生态学”！
人类社会发展到二战后，人们利用科学技术使得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索取自然的征途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的高呼声中，出现了象“伦敦的烟雾”、“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日本的水俣病”、“北欧的酸雨”、“全球气候变暖”、“大气臭氧层变薄”等令人惊恐，深感不安的全球性环境污染生态失调问题，人们忽然发现，“人类中心论”的价值取向是十分脆弱的甚至是十分可悲的，所谓的“成功”是表面的眼前的，而更深层次的长远的“失败”的威胁与挑战就将到来，因此，人类是到了该审视过去的价值坐标，重新调整价值取向的时候了！
3、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启示 马恩的生态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地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主要是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的论述上。在今天学习和探讨这些科学论述，对于正确认识和有效地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即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重大的启迪作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把“人对自然的关系”归于“深奥的哲学问题”之列。指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是抽象的、孤立的，对人来说，它是一个“无”。先前存在的自然界是没有人类的自然界，而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晶，人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成为人的对象同时发生。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9页）。人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自然环境而生存，就象人不能超脱自己的皮肤一样。但是人可以根据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选择、改造、控制、调节或影响自然环境，使之发生更加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变化。这是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生存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同上，第518页）
在自然界面前，人这个自然生存物显示了自身不同于一般自然物的特征：他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在活动中，他是主体；在存在中，他是客体。人作为客体是他作为主体进行活动的结果与产物；人作为主体进行活动，又不能不以他的客体存在，特别是以社会存在为前提和出发点。作为主体，他是有目的有意识受一定理想、动机和热情支配的现实的个人。作为客体，他又是不以人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自从人类的诞生，自然界也显示出以往没有的特点：它既是人的物质生活的来源，又是人的生存发展活动的对象。自然界提供了表现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的场所，人在对自然界的作用和改造、保护和建设之中显示自己的本质力量。而上述人的能动性和自然界的“属人性”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能表现出来。这样“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他还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2页）这里的“属人的”即属社会的。同样，自然界也不仅仅是天然的自然，还包括人的社会。“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同上，第75页）这样，一个新的意义系统“自然——人——社会”发生了。这个系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在考察自然界时不忘记人与社会。自然界由此获得了两个全新的意义：它包括作为自身的一个子系统的人类及其社会在内；它又作为人类及人类社会生存发展需要的生态客体而出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科学研究，终于探索到“自然——人——社会”系统的内部本质的联系，这就是人类社会劳动实践。“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4页）而动物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的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同上，第373-374页）“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世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需要的资料。”（同上，第92页）恩格斯指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页）他还在一百多年前就用许多实例说明人类盲目改造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要警惕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要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结束了把抽象的人与抽象的自然概念对立的局面。他们对自然生态价值的理解，是把握它的社会历史特征，并把它看作是作为人类实践的构成因素。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马克思把自然分成“天然的自然界”和“人化的自然界”。“人化的自然界”是被人类打上实践活动印记的自然，自然不再是被抽象地孤立起来理解，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只能通过人类社会劳动实践活动为中介，它随着人的实践活动领域的拓展而不断得到发展。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深远地透视了当代生态价值论的理论立点，这与当代生态哲学价值论视角的不同点在于，它不是基于问题学，而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辩证法之展望上。当然，在那个时候毕竟生态环境还没有根本的退化和恶化，整个生态系统尚未发生实质性的危机，因此生态学，尤其是生态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产生。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正确地看到了生态学乃至生态哲学当代关注到的重要问题，因此，对当代生态哲学的产生和生态哲学价值论的形成的确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启示作用。
启示之一：在马克思那里，生态价值观的中心内容是阐述人与自然的意义关系。一方面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得以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即与作为生态主体的人相对应的生态客体。自然界本身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要，人通过生产劳动去改变自然，使之适合人的需要，从而使自然进入人类历史过程。这样的自然不再是外在于人的活动，与人无关的“自因”的存在，而是和人的实践活动生存需要和发展目的密切相关的属人的自然。
启示之二：“生态环境”（当然包括地理环境）是相对于人而言的。生态环境不是指没有人类就已经一直存在的永恒的自然界，而是指自然界对我们的生存发展活动有意义的那部分。事实上，当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才懂得他与其环境的区别、他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才懂得建立他与环境的关系。生态环境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同人的历史过程的一切方面相联系的那一部分，包括人的生存活动的自然条件（大气、土地、淡水、生物等）和人的发展活动的自然资源（生物、能源、矿产等）。
启示之三：人与自然不仅存在认识与被认识和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还存在价值关系，即被认识和被改造的自然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实际效用及其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是人与自己生存环境的关系，因此人对自己活动的性质及其成果的评价，要看它是否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单纯迫使自然提供更多的产品，而不考虑这种增产的负效应，特别是它的长远效果，这是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短期行为。全部人类史，特别是工业发展史表明，自然界不仅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来源，而且是人类栖息之所，如果人用双手为自己创造一个不适应自身生存的环境，这将是人类的“自残”。因此，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的满足，学会尊重所有生态价值，还价值于整个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