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外迁移民的社区归属感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归属感论文,移民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峡移民是由政府组织并采取多种方式（分散外迁、集中外迁、就地后靠、投亲靠友等）外迁和安置的大规模非居民自愿性迁移。其规模性和组织性在世界上堪称罕见。这些已经迁出的移民能否稳定地居住在安置区，既与移民自身利益休戚相关，又关涉三峡迁移工程成功与否，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社区归属感（community attachment）是指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地域和人群集合认同、喜爱和依恋的感觉。社区归属感是社区研究的重要内容，始见于1887年德国学者藤尼斯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一书。早期关于社区归属感的研究多与社区心理研究融为一体，如帕克对“社区兴趣”、伯吉斯对“社区意识”的描述。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着重研究影响社区归属感的城市化作用力因素，帕克于1925年指出，交通的发展和广泛的信息交流对社区归属感具有负面影响；（注：李雨适《美国社会学者有关社区归属感的讨论》，《国外社会学》1995年第5—6期，第32页。）沃思于1938指出，人口规模、居住密度和社会多元化与社区归属感高度相关（注：Irth,Louis 1938 “Urbanism as away of life”Paul Hatt and Albertiss, Jr.( eds) cities and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在方法上， 早期研究主要以社会结构为单位。1967年，贾诺威茨提出：“以个人为单位”是测量社区归属感的最恰当方法，自此开辟了研究社区归属感的新领域和新视角。”（注：潘允康，关颖：《社区归属感与社区满意度》，《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50页。）1974年， 美国学者卡萨达和贾诺威茨提出两种不同研究社区归属感的模式：线性发展模式和系统模式。前者主要研究人口和社区居住密度的线性增长对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后者强调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的数据，如：个人在社区居住时间、社会地位、亲友关系等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注：Kasarda, John and
Janowitz,Morris 1974,“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39(June):328—339.）。目前， 系统模式已被西方学者广泛采用。
国内关于社区归属感的研究，最早散见于20世纪30年代由吴文藻和吴景超倡导的社区研究中，其中，以费孝通为首的学者和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家对农村社区研究尤为突出，他们指出，“社区意识”、“社区心理”、“社区认同感”是社区构成的重要因素。对社区归属感的专门研究，始见于1989年有关香港、广州两地市民的社区归属感比较研究（注：丘海雄：《社区归属感——香港与广州的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59页。），继见于1996 年有关天津市城市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研究（注：包晓霞：《“落地生根”还是“落叶归根”》，《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54页。）。 此两项研究均为借助系统发展模式，探讨我国城市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本研究借助前人研究的理论框架，探讨三峡移民的社区归属感程度、主要影响因素和成因。
研究方法
1.资料收集方式
本研究以结构式访谈为主，以深度访谈为辅。2000年5月， 三峡移民课题组的调查员前往宜昌移民区，对1995年以后（包括1995年）搬迁的三峡移民户进行入户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先从宜昌地区迁入移民的乡中随机抽取4个乡， 再从每个被抽取的乡中随机抽取2个村，以每个被抽取的村子中的所有三峡移民户作为调查对象， 进行入户调查，实际调查移民430户，回收到有效问卷422份，回收率达到98%。调查资料样本结构如表1。
表1 你家的迁移属于哪一种方式？
频数 频率(%)
就近后靠10524.9
集中外迁26763.3
分散外迁 4711.1
其他 3 0.7
总计422
100.0
由于本研究旨在探讨三峡移民对所属新安置区的归属感情况，而“就近后靠”移民基本上定居于原居住地，他们的生活环境变化不大，故本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仅限于外迁移民（主要包括集中外迁移民和分散外迁移民），“后靠移民”不属本研究之列。三峡外迁移民实际回答有效问卷为314份，占总资料的74.4%。
2.主要变量及其操作化
外迁移民：指除后靠移民以外的其他移民，尤以集中外迁移民和分散外迁移民为主。
社区归属感：三峡移民搬往一个不能确信是否适合自己生存的陌生地方，生活上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移民将对新社区是否适合自己生存给予审视和判断，对搬迁前后的生活状况予以比较，其判断和比较的结果决定移民能否认同新社区，对其产生归属感，并以最基本的形式表现出来，即：能够稳定地居住在安置区，不返迁或再迁往他地。 本研究对三峡移民社区归属感程度的操作化指标主要有两个：（1）你认为当前已经搬迁的移民能够稳得住吗？（2 ）你将来会搬回原来居住的地方吗？
根据前人关于社区归属感和移民社会适应性的研究，本课题把与社区归属感有关的主要因素分为7类：住房情况；经济生活； 人际关系；生活环境；适应程度；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参与。
3.资料分析方式
首先，对部分变量进行单变量描述性统计，主要测量三峡移民的社区归属感程度；其次，因子分析，以简化变量；第三，使用包括所抽取的因子在内的共13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寻求影响三峡移民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
研究结果
1.三峡移民社区归属感程度
三峡移民社区归属感高低的最基本表现是，他们能够稳定地居住在安置区，不返迁或再迁的程度。对此，我们用移民“返迁”和“再迁往他地”的可能性两个指标进行测量，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 你将来会搬回原来居住的地方吗？
频数 频率(%)
肯定不会
19060.5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11135.4
肯定会 12 3.8
缺省值
1 0.3
总计
314
100.0
表3 你认为当前已经搬迁的移民能稳得住吗？
频数 频率(%)
绝大多数稳得住5517.5
多数稳得住8727.7
半数稳得住3210.2
小部分稳得住 3912.4
很少稳得住4514.3
说不清5316.9
缺省值 3 1.0
总计 314
100.0
表4 移民稳定地居住在安置区的程度
频数频率% 累积频率%
较高 142 45.2 45.4
中 85 27.0 72.2
较低
84 26.8 99.9
缺省值 3 1.0100.0
总计 314100.0
表2显示：在全部三峡外迁移民中，60.5 %的移民“肯定不会”返迁，35.4%的移民存在返迁的可能性，3.8 %的移民“肯定会”反迁，后两者之和总计39.2%。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近40%的三峡外迁移民的社区归属感不高，他们存在返迁的可能性；同时，60%的外迁移民虽然“肯定不会”返迁，但是我们不能断定，他们不会迁往他地或者对所属安置区的归属感一定较强。
“不返迁”不等同于“不再迁”，为了进一步衡量三峡移民的社区归属感，我们又对“你认为已经外迁的三峡移民能否稳得住”这一指标进行测量，统计结果如表3、表4所示：为使表3结果更为直观， 我们把移民的稳定程度划分为五个等级：很高，较高，中，较低，很低；它们依次对应于表3的赋值：“绝大多数稳得住”，“多数稳得住”， “半数稳得住”，“小部分稳得住”，“很少稳得住”。根据深度访谈资料，对该问题回答为“说不清”的移民的主要观点是：虽然当前绝大多数移民已经在安置区安家落户，但是难以断定他们是否会稳定地安居，因为相当一部分移民持一种观望的态度，他们将视未来生活境况决定是否长期居住在安置区。显然，这是一种对移民的“较高”稳定程度持怀疑态度的表现，故将此类回答划归“中等”稳定程度之列。表3 转化为表4后，结果显示：认为移民稳定程度较高的人数最多， 占调查对象的45.2%；然而不可忽略，仍有27.0%的调查对象认为移民的稳定程度属于“中等”，另有26.7%的人则认为移民的稳定程度“较低”，此两者之和达53.7%之强。
根据对两个指标的测量，我们可以认为：大部分三峡外迁移民的社区归属感较高，他们能够稳定地在安置区安家落户，落地生根。但是，仍旧有相当一部分移民的社区归属感并不高，他们返迁或再迁的可能性较大，这种情形与移民政策要求——绝大多数移民能够稳得住，仍有相当的距离。由此可见，提高三峡移民的社区归属感，使他们能够稳定地在安置区安居乐业，是三峡移民工程有待于深入开展的工作。
2.影响三峡移民社区归属感的因素分析
三峡移民是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非迁移主体自愿性外迁；此种情形决定影响三峡移民社区归属感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和特殊性，涉及变量众多。为了简化变量，本研究首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因子分析结果
F1 F2 F3 F4 F5 F6 F7总量
东西吗? 0.918
0.860
门吗 0.891
0.801
助吗 0.8870.10
0.811
助吗 0.869 0.1210.775
方便 0.832 0.110 0.125 0.745
否方便 -0.110 0.8070.686
否方便 0.7950.657
如何 0.127 0.683 0.110 -0.127 0.1590.539
少钱-0.1620.833 0.730
过钱0.104 0.829 0.719
了多少钱 0.504 0.593 0.1700.744
欠债 0.533 0.612
0.672
否欠债
0.756
0.596
暂时的吗0.222 0.187 0.728
还是更坏 0.104 0.250 0.807 0.730
吗 -0.125 -0.195 0.570 0.265 0.451
怎样0.104
0.178 0.726 0.573
入满意吗 0.1070.161 0.742 0.478
多少钱
-0.124 0.105 0.207 0.621 0.597
否满意 0.636 0.120 0.197 0.474
落实情况 0.112 0.119
0.705 0.101 0.535
满意0.146
0.716 0.220 0.587
应征值
3.291 2.550 2.136 1.979 1.774 1.738 1.678
解释方差14.307 11.086 9.287 8.603 7.712 7.555 7.295 65.845
因子名称 人际 生活
搬时
搬后
移民
未来
经济
关系 环境
借贷
借贷
政策
生活
收入
情况
情况
落实
预期
差距
因子抽取方式：主成份法；因子旋转方式；最大正交旋转。
分析表5可知：
——应征值超过1.0以上的主成份共7个，故我们可以抽取7 个因子；7个因子涉及变量23个，可以解释这些变量65.845%的方差； 除了对以下3个变量“你对迁移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提高有信心吗？”、 “你对你家目前的收入满意吗？”、“你对您们村的干群关系是否满意”的解释力分别为0.451、0.478和0.474以外，7个因子对其余变量的解释力均超过50%以上。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因子分析基本上达到了简化变量的目的。
——因子旋转结果表明，23个变量聚集为七个类别，据聚集变量的共性，我们分别给予命名，它们依据因子得分结果依次是：F1（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F2（搬迁后的生活环境状况）；F3（移民搬迁时的借贷情况）；F4（移民搬迁后的借贷情况）；F5（移民政策落实情况）；F6（移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F7（移民搬迁前后的经济收入差距）。
寻求影响三峡移民对安置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是本研究的宗旨之一。我们采用变量“你认为已经搬迁的三峡移民能够稳得住吗？”作为测量移民社区归属感的主要指标，以其为因变量，以包括所抽取的7 个因子在内的共12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系数B标准回系数T值显著度
BetaSig
Contant 2.775 41.4970.000
F6(未来生活预期)0.4310.330 6.4760.000
F5(移民政策落实情况)0.3820.293 5.7480.000
R=0.441 F=37.487df1=2
df2=311
Sig=0.00
0
因变量：你认为已经搬迁的移民稳得住吗？
回归方式：逐步回归
由表6可知， 与因变量“你认为已经搬迁的三峡移民能够稳得住吗？”呈正相关的自变量有2个，即，F6 （移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和F7（移民政策落实情况），它们的显著度水平均为0.000； 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复相关系数为0.441（显著度为0.000）。我们虑及与因变量相关的因素众多，且回归分析建立在因子分析之上，故基本上可以认为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度较高。
由常数值、回归系数B和标准回归系数Beta， 我们可以建立回归方程a和标准回归方程b：
y＝2.755+0.431x1+0.382x2aY＝0.330X1+0.293X2
b
其中，y和Y指：因变量“你认为已经搬迁的三峡移民能够稳得住吗？”；x1和X1指：移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x2和X2指：移民政策落实情况；
由于两个自变量的B值和Beta值均为正数， 我们可以推断：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均呈正相关，即移民的稳定性程度将随着两个自变量的变化而发生同方向变化；具体而言，移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越好，其稳定性越高，反之，其流动性越大；同时，移民稳定地居住在安置区的程度也将随着移民政策落实程度的高低而增减。
在两个自变量中，“移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的标准回归系数Beta为0.330，“移民政策落实情况”的标准回归系数Beta为0.293，其意味着：“移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移民的稳定性程度将增加0.330个标准单位， 而“移民政策落实情况”每提高一个标准单位，移民的稳定性程度将增加0.293个标准单位。 两者比较可知：“移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对因变量“移民稳定性程度”的影响更为显著。
前述两个回归方程能否成立呢？对此问题，我们采用残差分析的方式对其检验，检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标准残差直方图
由对线形回归方程进行检验的标准残差直方图可知：回归标准残差基本上呈正态分布，服从均值为0， 方差相同的线形回归模型的假定。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回归方程成立。
小结与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三峡外迁移民中，大部分移民户的社区归属感较高，他们能够稳定地居住在安置区；但是，仍旧有至少40%的移民对安置区的认同感较低，他们有返迁或再迁的可能性；三峡外迁移民的现有社区归属感程度与移民政策的要求——绝大多数移民能够稳得住，仍有相当的距离。影响三峡外迁移民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中，“移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为最，其次是“移民政策落实情况”。
移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是影响其对安置区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这是移民理性思维的结果。据社会学理性行动理论，人们的行动是有既定目的的，其行动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科尔曼于1990年尤其指出：理性行动者在从事某具体行动时，通常要对行动成功的机会（P）、 行动成功的收益（G）和行动失败的损失（L）予以估计，如果P／1－P大于L／G，人们将会采取行动，反之， 人们将取消某项行动（注：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就三峡移民而言，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由祖祖辈辈生活的柑橘之乡，搬迁到一片以种植水稻为主的陌生土地上。搬迁使其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生产劳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需要一段再社会化的过程才能适应新的社区生活；同时，他们需要重建住房，需要适应新的土地耕作方式，需要面对由生产方式的变迁而造成的经济收入差距。在搬迁早期，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诸多生产和生活困难。经过几年的再社会化过程，移民对安置区的生产、生活环境基本上熟悉以后，他们对其遇到的现时困难将重新给予审视和预测。如果他们预测：现时的困难是暂时的，随着适应程度的增强，未来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的概率较大，他们将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这种对未来生活的高期盼感将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他们因现时生活困难所产生的挫折感，并增强他们对安置区的认同和依恋感。反之，如果他们预期：现时困难在将来被克服的难度较大，未来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的潜力较小，长期居住在安置区，由搬迁造成的损失在未来非但得不到补偿，而且有可能持续下去。这种对损失的高预测，较易使他们对安置区产生否定情感，并以原居住地或其他地方作为自己的心理社区，对心理社区的成员产生依恋感和我群感，返迁或再迁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可见，移民对安置区的归属感程度将随着他们对未来生活预期的好坏高低而或增或减。
根据对指标“你对搬迁以后经济发展、收入提高有没有信心？”的统计，外迁移民中表示“比较有信心”的占48.4%，“有一点信心”的占29.6%，“没有信心”的占22%，后两者总计达51.6%。可见，移民预期未来生活失败的概率高于成功的概率，这在相当程度上将影响移民对安置区的归属感。
移民政策落实情况是影响三峡移民社区归属感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三峡迁移类似于一种信任关系的建立，在此关系中，政府扮演受托人的角色，移民充当委托人。政府向移民承诺：宏观上，迁移将给移民带来更大的益处，微观上，政府将尽可能减少搬迁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并保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水平；移民则相信政府会信守诺言。正如在任何一种信任关系中，委托人始终要面临受托人是否遵守诺言的威胁一样，在三峡移民工作中，政府如果能够完全、有效地落实移民政策，按照迁移前的承诺，按时、足额地补发由搬迁给移民造成的住房损失、青苗损失和各项其他损失，则移民因搬迁造成的损失将较少；反之，如果政府没有足额发放补助款项或在移民政策落实环节中出现纰漏，不能有效地实现对移民的承诺，则迁移将直接给移民带来损失。这种损失将从两个方面影响移民的生活。首先，在物质上，移民的经济利益将受损。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直接搬迁费用损失（包括住房赔偿、青苗损失和搬迁费用等），另一部分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而造成的经济收入的降低。这种经济损失将直接影响移民的经济生活满意度，降低其对新社区的归属感。其次，在精神上，由于经济收入下降和经济困难，移民普遍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精神焦虑感，同时，由于移民一直对政府的承诺有较高的信任度，然而搬迁数年之后，政府仍旧不能有效地兑现其承诺，这又会使他们产生挫折感。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影响，最终将导致移民对安置区产生否定性评价，影响他们对安置区的归属感。
根据“你对村里的移民政策落实情况是否满意”这一指标的统计，外迁移民中表示对政策落实“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总计占7.9%，“一般”的占11.8%，“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总计占81.3%。统计结果表明，外迁移民对移民政策落实情况的满意度较低，这种情况对移民社区归属感的形成极为不利。
在两种主要影响因素中，移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因其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而对移民的社区归属感影响更为显著；移民政策落实情况则直接与移民的现时利益相关，利于其解决暂时生活困难，故其作用也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移民的社区归属感程度与政策要求仍旧有相当的距离，这一事实要求政府重视“三峡移民社区归属感”的建设。根据对三峡移民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提高三峡移民社区归属感的关键在于：首先，拓展移民的经济发展之路，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并尽可能地减少由搬迁给他们造成的经济损失；其次，有效地开展工作，完善移民政策落实情况，兑现对移民的承诺，这些都是增强三峡移民对安置区归属感的应有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