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国民政府论文,述评论文,南京论文,政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2年1月，蒋介石与汪精卫在多年党争后开始合作，由汪精卫代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两人一文一武，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了国民党政权的暂时稳定。由此直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这6年多时间可谓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稳定发展期，其基调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这一方面体现为蒋介石本人的权力增长和地位提升，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南京国民政府各方面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备。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很自然地有中央集权、完善统治机器的内在驱动力，而当时的历史情境又加强了这一集权之势，以抵御步步进逼的日本侵略，并整合国内各地方实力派。本文主要从1932-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国家政权建设(state-building)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对这段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作一综述，并提出以“国家政权建设”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以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1978年前，受政治风气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当匮乏。1978年以后，随着政治大环境的改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才日益增多。最近三十多年的研究，大致可以十年为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左右，是这一学术领域的草创阶段。张宪文和陈谦平的《国民党政权研究述评》可谓对这一阶段成果的总结和展望。他们认为，在政治制度和政权建设、立法和主要政治会议、南京国民政府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国民党派系和国民党政权主要人物、经济和财政政策等方面，学者都提出了有价值的新观点，对受意识形态影响甚深的旧框架有所突破；而且围绕1984年、1987年两次高水平的民国史学术研讨会，引发了对国民党政权研究的小高潮。①汪朝光也认为，此阶段主要贡献在于“突破研究领域的限制，大胆提出新的观点与看法，在宏观领域取得较大进展”。② 第二阶段从1990年到1999年左右，是对前一阶段研究的深入和细化，相较此前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历史做筚路蓝缕的初步探讨而言，更为注重具体的个案研究。这一时期民国史料的大规模出版和公布，为基于实证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比如第二历史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选取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档案编辑而成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共5辑90册、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民国时期重要中文出版物《民国丛书》共5编500册等。汪朝光在对新中国成立后50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的综述中，充分肯定了这一阶段积累的实证研究，但同时指出研究中有低水平重复现象，对研究范式缺乏反思的个案研究往往难脱公式化、模式化的窠臼，有些论者受非学术因素影响较深，在历史论述中难免用“进步”、“反动”等政治语汇掩盖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③ 2000年后，随着前两阶段的研究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多、与我国台湾地区和海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大批民国档案的开放(例如台北“国史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民国时期重要人物和政府档案)，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也进入第三阶段，基于大量新出史料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革命史叙事”的束缚，展现出历史进程的丰富和复杂，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研究视野也从单纯的政治史拓展到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互动，研究视角转向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以现代国家的政权建设为叙述主线。这些最新进展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通史叙述，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政治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 一、蒋汪“合作”的国民党政权及其内部派系斗争 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在第二次短暂下野后重归政坛，主持临时中政会，并选举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继而蒋本人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初版于1985年)认为这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管党的局面”，标志着“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基本确立，新军阀混战暂告结束”。④这一基本判断将“蒋汪合作”视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直到现在，学界对“蒋汪合作”的基本看法仍然未变，但研究重点明显在蒋介石身上，对汪精卫的研究相对不足。 早期对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大多批评蒋、汪的对日投降政策，对“蒋汪合作”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如何运作，蒋、汪两人处于怎样的权力关系，研究得并不深入。丁贤俊、闻少华在1976年的研究认为汪精卫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在1932年1月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后“大力推行降日卖国路线”；1935年11月汪被刺后，蒋自兼行政院长，大力排斥汪派势力；而西安事变后，汪精卫立刻兼程回国，准备取蒋而代之，但1937年1月抵沪时，蒋已在承认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条件下获释。在文章结尾处，作者将“投降派”汪精卫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投降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路线本质上就是投降派和投降主义路线”，表现出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联。⑤ 1980年代的研究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已较少，但仍受革命史叙事影响。由于革命史叙事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以江西的“围剿”苏区和华北的抗战为重心，因此对蒋汪合作政府的判断常从“蒋介石军事独裁”、“汪精卫亲日妥协”这两个基本论点出发。黄美真、张云指出，蒋、汪两派的对立，根本原因是前者代表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而后者则是亲日派；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重，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蒋、汪间的矛盾日深，最终在汪精卫遇刺后破裂。⑥马振犊的研究也延续了这一思路，认为蒋、汪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上是有共识的，但是蒋倾向于英美，试图利用英美的力量限制日本在华扩张的野心，而汪则亲日，在对日交涉中态度软弱、妥协。⑦ 近年来，对历史人物做刻板阶级划分、并以此来评判其历史行动的研究方式，有很大改观。谢晓鹏的研究指出，汪精卫一直抱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他以“自卫性的消极的抵抗”和“国际联盟等第三方力量的干涉”为主；在热河危机后，还试图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指挥张学良出兵抵抗，但受到张的抵制，汪也因此愤而出走国外。1933年榆关事件后，汪受蒋所请，回国主持与日交涉，并在长城抗战失利、国联斡旋无望的情况下，转向了“力主交涉，少言抵抗”。⑧但整体而言，对汪精卫在这段时期言行的研究仍然不太充分，尤其是蒋、汪合作的政治格局中，汪精卫到底起到怎样的作用，与蒋介石的权力关系究竟如何，学界尚无深入探讨。段智峰的博士论文《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指出蒋、汪合作深受当时政局影响，1932年8月由于汪精卫与张学良在对日作战上产生矛盾，蒋介石采取“弃汪保张”的选择，令汪精卫愤而出国；1933年汪精卫复职后，蒋、汪间的政治互信得以巩固，权力关系趋于相对平衡；1935年刺汪案后，两人关系虽然受到损害，但并未实质性动摇合作基础；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才真正埋下蒋汪决裂的种子，并成为二人关系持续恶化的转折点。⑨由此可见，青年学者已经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日后可以在进一步掌握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再作深入研究。 在“蒋汪合作”的表面下，国民党政权内部还有持续不断的派系之争。这些派系之争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以蒋介石为主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二是拥蒋派系之间的斗争。就1932-1937年这段时间而言，蒋介石“最高领袖”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随着中央政府势力的巩固和军事实力的扩张，前一种派系斗争有缓和和妥协的倾向，而后一种则初露端倪且日益升级，表现为以黄埔毕业生为主的力行社和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中心的党务人员为主的CC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他们两派有时又联合起来攻击以专业官僚为主的新政学系。⑩ 王奇生以1930年代CC派和力行社这两个最主要的拥蒋派系为例，说明国民党组织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党的派系化”和“派系的党化”交相并举，并指出这一现象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组织力。“党的派系化”指的是国民党党机器从北伐时期指导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变为由CC派垄断的权力工具；而“派系的党化”是指在党机器沦为派系工具时，另一些派系发展成独立的准政党组织，力行社就是一个典型，CC派也有自己的秘密组织“青白团”，兼有“派系党化”的特征。王奇生认为，蒋介石党内地位的确立和提升的确有赖于这些功能不同的拥蒋派系，但是这些派系之间的恶性竞争“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种持续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因此也是导致国民党最终溃败的原因之一。(11) 在拥蒋派系畸形发展、内耗内斗的另一面，是内忧外患压力下蒋介石主导的中央政府和其他国民党派系的妥协合作。原定于1934年下半年召开、实际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五全大会”)是所谓“走向团结”的标志性事件。陈红民等人根据档案史料分析了五全大会延期召开的内幕，指出蒋介石为了应付以胡汉民为首的党内反对派，避免出现国民党公开分裂的局面，派人与西南各实力派私下商议，达成了缓期召开五全大会的共识。陈红民等认为，这反映了蒋介石“在掌握较充足的权力与资源后，处理党内矛盾有了一定的自信、容忍度与策略”，但是协调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和破坏程序的行为，也“显示出国民党缺乏现代民主意识”，“主要是依靠策略、权术与人脉关系”来解决党内争端。(12) 当1935年11月五全大会真正召开的时候，蒋介石的声望更高，不仅阎锡山、冯玉祥亲自参会，而且粤、桂也派来代表。虽然会前发生了“汪精卫遇刺案”，但此次会议“团结”的基调并未发生改变，为平衡各方势力，中委增至260人(第三届80人，第四届178人)。由于汪精卫遇刺受伤，胡汉民又于1936年5月突发脑溢血去世，在五全大会上被选为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由此掌握了党、政、军大权。刘大禹、姚路英的研究指出五全大会后蒋介石的个人集权局面一方面是其主动与各地实力派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汪遇刺受伤而造成的偶然结果；因此，蒋在中委扩大、行政院改组等方面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能完全根据其意愿安排人事任免。他们认为，“蒋介石的个人集权政治虽然在应对危局与抗日准备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终非一种能够保持国家或政府稳定的根本模式”。(13) 政府高层领导人间的权力关系和政权内部派系的斗争，是政治史研究的一大课题。但这类研究若流于猎奇性的“内幕揭秘”，或者厚黑性的“权争内斗”，反而会遮蔽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问题，比如，私人关系对正式的政府制度设计和人事安排的影响，领导人的政治立场和个人偏好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日后的研究可以在充分利用私人日记、来往书信、回忆录等史料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解读政府文件和新闻报道，通过政治史表里之间的罅隙，揭示历史复杂的真相。 二、中央政府权力的集中 1932-1937年这6年间，随着国民党政权内部军事纷争的逐渐平息，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致力于对中央政府权力的集中，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1980年代以前，史学界受革命史叙事的影响较深，往往将这一趋势斥之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1990年代以后，史学界开始比较客观地评判这一时期南京政府重塑中央政府权威的努力，将蒋介石的个人野心与国家的制度建设做了必要的分梳。 蒋介石的权力基础在于其对军队的掌控，因此军事集权是他推进中央集权意图的重要一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重设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担任委员长，完全掌控了中央军的军权。郑则民指出，蒋介石随着“剿共”战事在内地各省的推进，不断设置附属的行营和绥靖公署，干预甚至控制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事务，事实上成为国民政府的统治中枢。(14)王伟的研究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陆军整理过程，1932年底前“以统一军权、军政、军令为主要任务”，其特点为“巩固加强蒋介石为首的中央陆军”；其后“以调整军队，提高战斗素质为整理要点”，但由于各新军阀派系间矛盾尖锐，陆军整理计划到1936年才逐渐走上正轨，因而未能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完成陆军近代化的重要任务。(15)胡哲峰评述了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准备，认为国民党政府真正以抵御日军侵略为目的的国防准备开始于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1935年开始的新一轮陆军整编也首次以抗日而非剿共为目的，计划整军60个师，但未成其半，抗战即爆发，这两年里空军的力量也大大加强；此外，抗战前的三年里国防工事的修筑、兵工生产的发展、征兵动员和军事训练的普及，也都为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持久抵抗发挥了重要作用。(16)罗检有则强调了1933-1934年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在庐山开办的军官训练团，提高军官的士气和作战能力，几乎遍及北路军所属38个师的全部校、尉军官，但这一系列短期集训主要强调精神训练，军事训练不足，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强化蒋介石的统治。(17)这些研究固然反映了蒋介石强化其直接控制的军队实力，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但也从侧面证明了蒋介石“不抗日”的说法并不准确，相反，蒋介石一直在试图提升政府正规军的战斗力，为即将到来的抗战做准备。 在经济建设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通过1935年的“法币改革”和中中交农四大银行的国有化加强了对金融业的控制，从经济金融领域入手增强了统治实力，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史领域。此处值得一提的是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其前身是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史学界最初受极“左”思潮影响，从官僚资本的角度来理解资源委员会，认为其反动落后。直到1980年代初期，仍有学者认为其对稀有金属矿业的垄断经营是失败的，“对外不能争得国家权益，对内不能促进生产发展”。(18)出版于1991年的郑友揆等著《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1932-1949)——史实与评价》一书基于档案史料的实证研究，对该会的评价开始变得更为全面客观。他们指出，资源委员会与其说是官僚资本，不如说是国家资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智囊，其最初的成员大多是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两年多时间内为国防建设做了大量切实可靠的调查，并提出以“统制经济”为目的的国家工业发展政策。这一机构一方面有助于蒋介石获得社会名流、学者、专家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抗战做了必要的准备。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机构大改组时，国防设计委员会随之改为资源委员会。尤其是1935年12月蒋介石继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后，重新改组政府，任用了5位资源委员会的成员，大大增强了该机构的实权；而且从1936年初开始，资源委员会除了设计调查外，也正式开始直接经营重工业，进行铁路、公路等国防建设，为长期抗战做准备。(19)此后的研究，基本循着这个思路，充分肯定了1932-1937年间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在发展国防工业、矿业、重工业、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方面的成就。(20)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还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对该会及其主要成员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及他们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之间的关系，研究得仍不够充分，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在司法系统，国民党政权也试图增强掌控力。李在全对“司法党化”的研究表明，1932年国民党元老居正担任司法院院长后，虽然受到来自朝野两方面的反对，仍决心对司法系统进行“党化”改革，逐渐消除北洋司法人员的影响力。他在司法系统中大量任用党务人员，抗衡在北洋司法界普遍存在的“司法独立”意识，增强“国家意识”。居正一方面在司法理念上鼓吹司法“党义化”，试图通过司法系统使三民主义深入民众意识，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信仰；另一方面在1935年前后对司法中枢作了一番人事调整，将此前属于行政院的司法行政部重新划归司法院，增强了司法部门的权力。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受陈立夫、陈果夫领导的CC派影响，“党义化”沦为了“党人化”。CC派长期把持国民党党务，而且在居正之前就已提出“司法党化”，其骨干分子陆洪东和洪兰友在1935年前后进入司法中枢，分别担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和法官训练所所长，通过他们的操作，大批CC派分子进入司法系统，使1930-1940年代的国民党司法系统不仅走向了“特务化”，还充满了派系权力斗争，反而削弱了司法的权威。(21) 为了中央集权，除了以上这些公开的制度构建，蒋介石还着手组织力行社(包括其外围组织蓝衣社)等秘密团体，以及“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以解决国民党组织在清党后暮气日重、对民众缺乏领导力、难以控制社会的问题。这些秘密组织和特务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被作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罪状。(22)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研究也往往强调其极右的意识形态，以及为维护蒋介石独裁采取的绑架、暗杀等恐怖政治手段。影视作品中“特务”角色的反派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特务政治”在严肃历史研究中应有的地位。这个情况到1980年代末开始有所转变，余子道、徐有威发表在1989年的论文《力行社述论》虽然仍强调力行社“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秘密政治团体”，但同时也认可其“反帝反军阀”的正当性，并且评价其为“集政治宣传、干部组训、情报活动、特务工作、联络社会各界和监控军政机关等各项功能的一个‘非常组织’”。(23)此文大量引用了华裔美国学者邓元忠出版于：1984年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稿》以及易劳逸等美国学者的著作，他们对力行社的评价能摆脱僵硬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多少与其受到的海外学者的影响有关。 1980-1990年代，有关国民党特务活动的史料出版得比较多，多以回忆录、日记等私人史料为主，比如沈醉的回忆录、唐纵的日记等，但由于有关特工的档案史料很少开放，以特务活动为题的历史研究不太多，坊间书籍往往根据各种回忆录作揭秘内幕式的演绎。江绍贞的《戴笠和军统》以专业历史学家的训练，将这些回忆录和当时历史比对，在各种关于军统的研究中尚属比较可信。(24)马振犊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是研究此问题的较全面的近著。此书搜集了海峡两岸开放档案中有关特务活动的史料，并利用了国外的相关档案，如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二战”时期中英特务合作档、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宋子文档案等，尤其对抗战时期的特务活动有了更深入可靠的梳理，也充分肯定了特务活动在抗战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但他在观点上新意并不多，认为国民党的特务活动虽打着“革命”的旗号，但本质是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服务，而且充满了血腥和暴虐，因此代表了“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部分”。(25) 最近台湾所藏原“军统”、“中统”的档案可能会逐步开放，随着档案史料的日益增多，相信对国民党政权秘密组织和特务活动的研究会继续深入，对政治史的这一阴暗面作出更为精准的描述和评价。今后的研究如果能引入比较的视角，将国民党政权的秘密组织和特务活动与其他现代国家的情报部门比较，从国家治理技术的角度出发，将以独裁为目的的恐怖政治与以保卫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情报工作做一定的分梳，也许会对这一议题有新的见解。 三、“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方针及其实施 1932-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日益进逼的日本，二是国内的割据势力，因此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方针。(26)对于这一基本方针的确立时间，学术界现在比较通行的看法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就已经开始酝酿，同年11月初步形成，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蒋汪合作的大背景下，在洛阳国难会议上讨论，最终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以后正式宣布确立。(27)蔡建中认为，不可把“攘外必先安内”简单理解为只“剿共”不抗日，“攘外”包括了对日“战”、“和”两方面的应对策略，而“安内”除了针对苏维埃政权外，还包括翦除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势力和统合地方实力派。(28) 淞沪抗战后，日本军队在华北步步进逼。1933年的长城抗战，虽然有历时5个月的抵抗，最后仍然因为蒋介石集中兵力“剿共”、不肯分兵抗日，而后继无力，被迫签订了《塘沽协定》。(29)国内史学界普遍对蒋介石在这一时期“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做负面评价，认为这导致了中国主权的逐步丧失，使抗日将士的牺牲变得徒劳无功，而且在交涉过程中，中方失去了大量战略要地，使中国军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不过，近年的研究也开始修正这种“一边倒”的评价。刘大禹指出，1933年热河危机中蒋介石在“抗日”和“剿共”之间有个战略选择的过程。他认为，热河危机初起时，抗日优先于“剿共”，但由于两广不愿听命“剿共”，蒋介石无法分兵北上抗日，只能寄希望于张学良的东北军，结果造成热河沦陷，使蒋陷入两难境地。蒋之所以急于对日停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其过高估计了红军的威胁，而国联的不作为也使其认清了抗日必须靠中国自己的现实，于是选择签订《塘沽协定》，先集中兵力“剿共”，避免全面抗战的过早爆发。(30) 袁武振、梁月兰认为，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其政策从“安内”向“攘外”转变的起点。他们指出，正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步步进逼，威胁到了英美在华利益，迫使国民党转向“团结、民主、抗日”的方向，只是转变还不彻底，所以要到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才完全停止“剿共”，开始与共产党合作抗日。(31)余子道将“九一八”后到“七七”事变前中日间一系列军事冲突统称为“局部抗战”，并做一综览式的分析，也指出国民党五全大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攘外”比重明显增多，对日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在此背景下，1936年的绥远抗战表现为“积极抵抗，以战迫和”，又与阎锡山、傅作义配合作战，采取灵活的战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32)黄道炫则认为1934年才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的转捩点，因为这一年随着福建事变的平定和对共军事的初见成效，蒋认为“安内”已经有了一定成果，此后政策重心转向国防建设和积极备战。(33)这两种看法前者侧重于日本对中国的压力，后者侧重于国内局势的转变和南京政府内部的因应。不管从“安内”向“攘外”的转折何时完成，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前，国民政府已经开始了切实的国防准备，积极防御日本侵略。(34)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安内”，而“安内”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剿共”。史学界对“剿共”的研究大多是从革命史和党史的角度切入，从国民党方面来考虑的相对较少。黄道炫考察了第五次“围剿”中“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指出国民党政府当时的确配合“剿共”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比如计口授田、减轻税负、设置行政专员公署、加强保甲制度、改善军纪等，但同时也指出，不可高估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35)“剿共”并非中央军的单独行动，其目的也不单纯是“剿共”。郭昌文的研究指出“剿共”是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互动的重要内容。(36)第五次“围剿”结束后，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有意“纵”容他们游走于西南腹地，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渗透进地方实力派的势力范围。黄道炫对1934年秋中共、粤系、蒋介石三方博弈的研究显示，苏区处于粤系势力和中央军之间的缓冲地带，蒋介石的“剿共”因此在战略布局上统筹考虑了与粤系和西南其他实力派的复杂关系。从史料来看，蒋有意识地“纵容”红军主力向西南方向转移，一方面是为了防备与其对峙的粤方，另一方面也希望尽可能少地消耗兵力，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而且同一时间他离开江西前线，巡视西北、华北，又与当时北方局部抗日的局势密切相关。(37) 整体而言，史学界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研究已经逐步从全面否定转向辩证分析，转而发掘其更为丰富多元的涵义。最近的研究尤其关注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日军、中共，乃至共产国际、英美等国外势力的复杂博弈，展示了历史的奇诡多变之处，使我们对这段影响中国近代史甚深的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 四、整合地方实力派 “安内”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整合地方实力派，这对国民党政权掌控整个国家至关重要，但在革命史叙事中往往被忽视。1932-1937年间，以胡汉民为首、以陈济棠军事势力为依托的西南政权是当时国民党内部最有影响力的反对势力，阎锡山、冯玉祥、龙云、张学良、刘湘、李宗仁、韩复榘等各省军事实力派也都有各自的地盘，实质上各自为政，只在表面上服从中央。 由于胡汉民在党内地位崇高，西南政权有党统上的合法性，有别于表面上服从中央的一般地方实力派。1990年代后，随着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资料的公开，以及台湾“党禁”结束后一列党史档案的开放，学者开始利用新获得的档案深入研究西南政权，展现了国民党政权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如何与一般的“中央—地方”冲突纠缠在一起。杨天石是国内史学界首先利用这些档案研究胡汉民晚年秘密“倒蒋”的学者，他指出胡汉民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以“反蒋抗日”为口号，广泛联络湖南与西南各省(何键、刘湘、龙云等)、华北(冯玉祥、张学良)、海外(美国华侨)的力量，修正了以“剿共”为主线、以共产党政权为主要反对派的传统革命史叙事，凸显了这一时期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政府关系的重要性。(38)1990年代中期，陈红民继杨天石之后，对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进行了全面梳理，出版了专著《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分析胡汉民晚年与几大重要势力的互动，及其政治活动对当时国内政局的影响。(39)最近十几年史学界对胡汉民和西南政权研究的深入很大程度上仰赖美国和台湾的新出史料。这是新史料推动研究进展的一个典型例子。如何将这些有关胡汉民和西南政权的最新研究整合人民国政治史的整体叙事，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地方”关系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有新的全面梳理，仍是研究者今后面临的挑战。 若从“中央—地方”关系出发思考这一时期“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方针，就会发现历史的吊诡之处。1932年南京中央政府改组后，蒋介石将中央集权政策视为抗战准备的必要一环，而地方实力派则往往以“反蒋抗日”为口号，反抗中央整合全国军事和行政的企图。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5年的两广事变以及1936年的西安事变，这三次公开的反蒋军事行动，都以“抗日”为名，而实质上却都反映了中央政府集权和地方实力派分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1980年代初，史学界对福建事变基本持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是“国民党内部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斗争”(40)；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福建事变是爱国的革命的行动，是“国民党内部进步势力的抗日反蒋运动”(41)。随着“文革”后极“左”思潮对学术界影响的减弱，史学界更多倾向于后一种看法。1980年代的研究大多探讨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与福建事变的关系，以及福建事变与第五次“反围剿”的联系。这些研究从党史和革命史的叙事出发，讨论的焦点集中于福建事变以及其后短暂存在的福建人民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革命性。 最近的研究则基于新出的史料，更多着眼于福建事变所反映的南京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互动。陈红民根据哈佛大学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指出十九路军发起福建事变与两广对其不断进行“反蒋抗日”宣传有一定联系；而福建事变后，闽方的激进政策，造成胡汉民的反感，不予援助，使十九路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闽变失败后，两广却仍然暗中支持十九路军，并收编了其部分军队。陈红民认为，两广与十九路军领导人的关系反映了民国时期国民党内部争斗特点：“敌友的界线有时并不明确，随时空的转换而迅速变更。”(42)罗敏对福建事变前后西南政权与中央关系的研究，更是跳出了福建事变本身，充分注意到了各地方实力派的内在分歧、这些实力派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中央之间的复杂关系。她指出1933年5月《塘沽协定》的签订是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关系的转折点，此后各反蒋的地方实力派都以蒋介石卖国为理由，将反蒋行动付诸实施。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使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抗公开化，南京政府内部甚至出现了“迎胡排汪”的主张。为了稳住西南，避免其与发起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联合，南京政府在四中全会中竭力拉拢西南政权。正是由于西南的中立，中央平息“闽变”的军事行动相当顺利迅速，也使中央与西南之间失去了一个缓冲带。福建事变后，中央乘势推动统一化进程，推行省制改革，受到了西南方面的有力抵制。于是，蒋介石借国内舆论在日本威胁下强调统一的基调，使西南以“抗日”为名抵制中央、行割据之实的策略失去道义上的正当性，为后来两广事变中蒋介石武力平粤铺平了道路。(43)罗敏的研究虽然也将福建事变与两广事变联系在一起，但已经突破了革命史叙事的窠臼，试图从国民党政权内部来寻找历史发展的脉络，为福建事变的研究开辟了一种新视角。 1936年5月，胡汉民突发脑溢血去世，中央政府试图在胡死后解决西南政权的地方割据局面，两广“六一事变”正是对这一企图的因应。史学界最初将其作为反动军阀间的又一次争权夺利，然而19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者开始强调两广抗日爱国的积极性。(44)陈鸣钟的研究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考察两广事变，他认为，蒋介石始终认为其心腹之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以不愿对两广轻易用兵，而是用“中央”的名义，在政治上对其施加压力，以收买陈济棠部下、分化其盟友等方式解决两广事件。(45)但这一视角的研究很长时间里都未得学界重视，直到近几年来蒋介石日记和档案等一批新史料的开放，才重新受到关注。罗敏通过梳理蒋介石日记和蒋介石档案中的《事略稿本》，指出蒋介石以传统权术解决两广事变，“对粤施以离间分化与策反收买，对桂则在优势武力之威慑下，以人事、地盘与金钱三者加以笼络与利诱”，然而，正是因为两广问题的解决，蒋高估了其政治权威和“攘外必先安内”策略的正确性，造成了后来西安事变中戏剧性的逆转。(46)对两广事变的又一研究视角是从地方实力派的角度来考察。王静指出，桂系抓住“抗日”这张王牌获得了舆论支持，其内部凝聚力强不易被收买分化，广西的内政也成绩卓著，这些优势使蒋介石不便贸然出兵征伐，因而选择和平解决。(47)更为系统地从地方角度来考察两广事变的是邓正兵。他的专著《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1927-1936)》以地方主义为线索研究广东地方实力派。(48)就两广事变而言，他认为这是蒋介石在“安内”政策下统一国内政权的意图与地方实力派希望继续保持独立地位的立场之间无法避免的矛盾冲突。(49) 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共党史中的重大事件，因此研究得较为充分，但大部分研究都是从共产党的角度出发，从国民政府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李新发表于1979年的《西安事变初探》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西安事变最早的历史研究。此研究使用了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并很大程度恢复了史学研究尊重实证的基本标准。虽然该文受革命史叙事影响很大，但显然已经从极“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对历史研究的掌控中摆脱出来了，显示了1970年代末期史学界复兴的新趋势。他的研究强调了西安事变前中共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细致有效的统战工作，并指出1936年底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亲临西安逼迫张、杨剿共，直接导致了张、杨发动“兵谏”。李新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认为这是张、杨等爱国将领发动的一次“正义的爱国行动”，并强调中共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西安事变顺利解决的关键，也是逼迫蒋介石改变投降卖国政策的关键。(50) 1985年杨奎松《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一文将西安事变置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考虑。杨奎松敏锐地观察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积极与蒋介石谈判，作出必要的让步，寻求联合抗日。同时，杨奎松在结论中也赞赏蒋介石“在这一历史转折的最后关头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在当时民国史学界对蒋介石几乎千篇一律的负面评价中，无疑有着相当大的冲击力。(51)杨奎松对西安事变的后续研究，基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解密的大量档案史料，发现共产国际指示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战略，联合张学良、阎锡山、刘湘等地方实力派，因此张学良自1936年初就与陕北的共产党有秘密来往，并打算在1936年秋与红军联合，使东北军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下独立出来。然而，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后就迅速转向西北，试图驱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剿共，迫使张、杨在没有与中共商量的情况下发动“兵谏”。(52)黄道炫的研究则指出，蒋介石与张、杨之间的矛盾，是蒋介石以自我为中心的片面抗战与中共和张、杨要求团结全国力量全面抗战这两种不同抗战策略之间的冲突。两派分歧的关键在国内政局，而非对日抵抗的外交政策。(53)这些研究将西安事变置于中央和地方的冲突中考虑，已逐渐摆脱了革命史叙事的束缚，从而更清晰地还原了当时的历史。 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初的研究多强调张学良、蒋介石、中共等主要参与者的作用，以及中共的影响。近年来的研究开始关注国民党方面各派系的作用，如宋美龄、孔祥熙等亲英美派，主张武力解决的讨伐派，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使我们对西安事变的理解更为丰富立体。刘家富认为，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分析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意图后，率先确定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压制南京的讨伐派，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努力。(54)罗玉明等人的研究则指出黄埔系将领虽然在西安事变后分为和、战两派，但他们大多以尽快营救蒋介石为目的，因此即使是其中的主战派也是希望用军事威慑促使和谈早日成功，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55)左双文利用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史料，指出西安事变后以戴季陶为主的讨伐派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党国威信和中央政府的尊严。(56)陈汉孝则强调了冯玉祥不仅在事发后首先表示支持和平解决，以保护蒋的安全，而且还派部下专门与宋哲元、韩复榘等联络，说服他们不参与武力讨伐；他认为，冯玉祥是出于抗日的民族大义，在相信蒋介石在五全大会后已经决心团结抗日以后，才大力支持和平解决。(57) 由上可见，1932-1937年虽然国民党内部各实力派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内战，但各自为政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在革命史的叙事中，这段历史的主线被归纳为蒋介石使用权谋之术试图羁縻这些离心力量，以便专心对付共产党，但在国民党内部抗日爱国力量的共同反对下，终于转向了联共抗日。最近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论述尚有不足。国民党内部各派反蒋势力，虽然都打着抗日的大旗，但也都有其各自的利益和算计。中国共产党、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各地实力派，在“安内攘外”的大方针下，有着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以“中央—地方”的角力和“集权—分权”的矛盾冲突来补充革命史叙事，恐怕会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五、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统治的巩固 1932-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对外在的异己力量采取“安内攘外”政策，同时对内也加强和巩固了对社会的统治。近年来，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史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着眼于南京国民政府如何治理社会，更丰富了我们对国民党政权的理解。 国民党政权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国家建设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而按国民党官方的说法，1932-1937年已经进入训政时期，中央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国家权力渗透入地方社会，充分动员并控制民众，以满足“剿共”和“抗日”的军事需要，因此基层国家建设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行政改革。 王奇生从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运作的角度观察到“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分别自成系统，自上而下，双轨并行，互不统属”；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给地方政府主控，因此党权在地方政权中因无所寄托而日趋弱化。这就造成国民党在中央和地方权力的不平衡状态：党的精英在中央一级不仅垄断了决策权，也垄断了执行其决策的党、政、军权力体系内的关键职位；而在地方层级中，党力严重不足，政权组织只局限于官僚系统的上层和城市，而且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实际上根本没有触动既有的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只能建立一个“相对弱势的党治国家秩序”。(58)在以江苏省为例的研究中，王奇生进一步发现，国民党政权试图向下延伸对社会的控制力，却缺乏理想人员作为权力的“支点”，因而选择不加甄别将所有基层行政人员都收容入党，反而为土豪劣绅提供了舞台。区乡保甲长越来越多地承担国家政权代理人的角色，并借机以权谋私。(59)他的后续研究系统性梳理了民国时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蜕变，指出地方社会多被掌握武力和财力的豪强把持，本应作为地方自治核心的县级政权反而“空心化”了，所以，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基层国家建设的努力，基本可算是失败的，成为中国传统胥吏制度的延续，而非转向近代政治的过渡。(60) 翁有为对1930年代初到抗战前夕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一系列研究则着眼于县级政府如何向上与省级政府相联系。翁指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制除了与“剿共”的军事需要有关，还与现代国家地方政府转型过程中对社会管理日益增长的行政需求有关，也体现了20世纪30、40年代知识舆论界流行的“提高行政效率”的观念。(61)翁有为及其研究团队的专著《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更进一步指出这一国民党政权的制度如何影响了共产党政权内相似制度的建立、两者间又是如何通用和共生的。此研究超越了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界，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思考两党的“制度选择”，演绎出政治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理路。(62) 1930年代中期开始恢复的保甲制，作为国民党政权行政管理最底层的制度设置，是基层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冉绵惠对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新趋势的综述，1990年代以前，学界对保甲制的评价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蒋介石政权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产物；199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开始肯定保甲制度在经济文化建设、防御灾害、农商合作等方面的一些积极作用，并认为它在组织民众、充实抗战力量上做出了一定贡献。冉绵惠还指出，近年来新资料(尤其是地方档案史料)的发掘和运用，以及在社会史和社会科学影响下研究范围和视角的拓展，将保甲制的法规和制度设计与现实中地方实践结合起来，在近现代中国乡村基层管理体制变迁的大背景下，理解保甲制在国民党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种相互矛盾的治理蓝图中的作用。(63) 最近几年对南京政府时期保甲制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其与地方自治的关系，这与社会史领域近年来的学术热点有关。曹成建指出，1930年代中前期，国民政府将保甲制度纳入地方自治，并大力推行县政改革，表面上似乎是为地方自治做准备，但其实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使作为行政兼自治机构的县政府，在行政方面进一步加强，改变政令止于县的局面；但国民政府这一系列对基层社会控制机制的改革，效果有限，反而扼杀了地方自治实施初期萌发的民主自治思想。(64)王先明指出国民党政府重建传统的保甲制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是希望依托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使国家权力得以进入地方社会，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解体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不完备最终导致“劣绅”统治。(65) 学术界对国民党政权城市基层国家建设的研究相对不足，成规模的系统研究更是薄弱。而学者对城市空间和城市居民管理的研究，大多从城市史和地方史的角度切入，缺乏与政治史的对话，因而无法在更高的层面上理解民国时期国家在城市化和市政管理中起的作用。这应该是日后研究需加强的方向。 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时期针对城市和乡村的社会动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生活运动。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是蒋介石治下规模最大和影响范围最广的国民教育和规训运动，一直延续到抗战以后，甚至在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都仍在继续，但其运动高潮时期还是在1934-1937年。在革命叙事的大框架内，学界最初对新生活运动的专门研究较少，一般将其看作“围剿”军事行动的政治辅助。比如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就认为“新生活运动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特点”，其目的是为了“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66)1990年代对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有些深入和补充，但基本判断变化不大，仍强调该运动加强国民党统治、有助于蒋介石的独裁和思想钳制，表现了保守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文明观念的混合。(67) 进入21世纪后，对新生活运动的专题研究逐渐升温，年轻一代学者开始更多地肯定其中有价值的内容，研究角度也日趋多样，不仅限于受蒋介石直接领导的新运总会，也从妇女运动、国货运动等非政治角度来考察。这一趋势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学界内外对国民党政权从完全否定向一定程度地肯定转变；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史、文化史等史学分支自下而上视角的影响。温波的《重建合法性》一书虽然只研究南昌的新运，但从整体上提出蒋介石试图以新运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看法，跳出了蒋为谋求个人独裁的狭隘判断，但他对这一运动失败的基本判断与此前研究相似。(68)夏蓉和周蕾研究新生活运动中针对妇女的内容，指出国民政府希望通过行政力量“塑造”和“规范”女性，反映了国家动员女性参与社会事业，提高女性国民意识，教育女性以承担家庭责任的方式为国服务的价值观。(69)刘文楠的研究将这一运动置于从晚清到民国“德治衰退、法治未建”的大背景下，指出新生活运动用警察等强制性现代国家权力机构结合传统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体现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特有的中间状态。(70) 在新生活运动以外，国民党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管理也日趋严密，对文化事业的管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多从管控对象的角度出发，也即左翼文学和文艺、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言论等，研究的主要基调是谴责国民党政权的保守、专制和反动，对其管控政策和管控机制的复杂性认识不足。(71)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略有进展，但整体而言仍处于比较薄弱的水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汪朝光对1934-1937年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研究。这一机构由国民党党务、宣传系统的右翼势力主导，受CC派领袖陈立夫文化保守主义和党化思想影响甚深。汪朝光认为此机构虽然体现了国民党集中管理和控制电影的企图，在执行过程中也表现出与警察权相结合的强制性趋向，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左翼电影的勃兴；但在实际成效上，仍不能完全消除左翼电影的摄制、上映及社会影响。国民党既无力改变孕育左翼电影的社会现实，又缺乏足以与左翼文艺圈相抗衡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左翼电影里对爱国和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相通的，因此国民党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的电影检查，呈现出复杂的多重面相，不仅是单纯的通过或查禁。(72) 六、走向新的叙事 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都受到革命史叙事的影响。由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剿共”战役，这一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往往被作为共产党政权的对立面，贴上反动、保守、卖国等负面标签。最近30年，随着民国政治史研究逐渐从极“左”思潮的束缚下摆脱，学界开始利用大量新开放的史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国民党政权的角度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而在通史层面上形成完整叙事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张宪文的《中华民国史纲》(初版于1985年)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主要围绕着民族危机和“安内攘外”政策展开，但也涉及国民党政权在经济发展、社会控制、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作为。其叙述从史实出发，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也基本摆脱了阶级论的僵硬教条，在1980年代中期的大环境中，为民国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73) 张同新编著的《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初版于1988年)围绕着“蒋、汪二人如何携手合作，又如何分道扬镳”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始于1932年1月的蒋、汪合作，终于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蒋汪彻底决裂。在历史叙事上此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作为合法中央政府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来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二是突破了“七七事变”这一分水岭，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向积极备战和团结抗日的政策转向，与全面抗战初期的积极抵抗联系在一起，由此看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然而，在历史解释上，此书仍然不脱阶级论的窠臼，反映了1980年代后期史学研究的局限。(74) 周天度等人撰写的《中华民国史》第八卷(1932-1937)初版于2002年，从拟定提纲到最终付梓，历时8年，体现了1990年代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研究的新成果。这部历史作品具有断代史的特点，自1932年淞沪抗战始，至1937年“七七事变”终，以这一历史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与外交为主线，并兼及财政、金融、经济、教育和科学，与前述张宪文、张同新的著作相比，视野更开阔，对时代的把握更为全面，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更少。然而，就政治、军事、外交的叙事而言，此书并无大突破，仍然以国共关系和中日关系分别为“安内”和“攘外”的主线，将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派系纷争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内外压力下的集权举措作为以上两条主线的补充。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以专章讨论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经济、教育和学术研究，暗示着作者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在这些领域的成果有充分的肯定，开始把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当时中国的政权主体讨论现代化建设的各方各面，显示了现代化叙事对革命史叙事的影响和补充。但是，这些分章讨论的内容并未能很好地整合入政治、军事、外交史的主线，表现出这两种叙事之间的隔阂。(75) 最近几年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建设时期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像以上三种能从整体上叙述这段历史的通史类作品却暂付阙如。而近年来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也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可以作为未来叙事范式创新的契机：一、受意识形态影响先入为主的判断逐渐减少，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判多从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出发，试图还原当时复杂的历史情境和各派人物和势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展现历史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二、学者开始更多地采用国民党政权的“内部”视角，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来评价和分析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从“中央—地方”关系来考察南京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政治决策，不再受“抗日”和“剿共”这两条革命史上的叙事主线束缚，也因此对“攘外安内”政策有了新的理解。三、国共两个政权之间的意识形态壁垒逐渐打破，学者开始观察到两个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制度和政治文化上的相似、延续和共通之处，这不仅将有助于我们厘清近现代中国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对于党史和国史的研究也有助益。四、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史学分支，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对民国政治史的影响在逐渐增强，港台地区和海外的研究对国内研究也有诸多启发，为国内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新线索和新视角。 细部的实证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整合为对南京国民政府政治史的新叙事，基于个案的局部研究也需要有更清晰的问题意识，以免在“碎片化”的研究中失去对历史的整体把握。(76)然而，整合新叙事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首先，近代史研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敏感性，使对历史叙事的突破受到无形的限制。1932-1937年的民国政治史与党史和革命史的关系尤为密切，很难在整合新的历史叙事时不触碰意识形态的“红线”。198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中兴起的“现代化叙事”已经对“革命史叙事”形成了有力的冲击，同时也受到批评，被指为“历史虚无主义”。(77)以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建设为主线来研究1932-1937年的历史，不免会对国民党政府的评价有所调整，是否也会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呢？其次，是否还有必要存在一个主导性的叙事框架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国内外学术界都有摆脱“宏大叙事”的趋势，更着重于历史细节的多元呈现，比如杜赞奇提出的“复线的历史”，杨念群提倡的“中层理论”，都是有意避免“宏大叙事”对历史复杂性的损害，同时又不使历史研究迷失于琐碎的细节。(78) 然而，最近十年来大陆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缺乏优秀的通史性著作，也从侧面反映了主导性叙事缺位带来的“碎片化”趋势。因此，笔者想在此提出一种“国家政权建设”叙事的可能性，将南京国民政府在内外危机下整合中央政府权力、加强国家对社会控制、完善现代国家机器的努力视为这段历史的主线。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结合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而且能与北洋时期、抗战时期乃至共和国时期贯穿，寻绎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脉络。采取“国家政权建设”的叙事视角，可能还需在以下两方面有所加强：第一，政治史研究要能透过表面上的权力博弈和具体事件，深入到对结构性变化和历史大趋势的把握，还需不断与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其他史学分支对话，取长补短，把政治史对权力关系的敏感与其他史学分支和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将精英与平民的历史结合起来，研究广义的政治史。第二，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也可以更多地引入比较历史的视角，与世界上其他后发国家(如土耳其、印度等国)比较各自在现代化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异同，与法西斯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日本)比较极权政治和独裁制度的异同，在世界历史中寻找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普遍性。 注释： ①张宪文、陈谦平：《国民党政权研究述评》，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09-238页。 ②汪朝光：《民国政治史》，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③汪朝光：《民国政治史》，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第65-70页。 ④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8页。 ⑤丁贤俊、闻少华：《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汪精卫》，《历史研究》1976年第4期，第38-46页。 ⑥黄美真、张云：《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离合变幻》，《中国现代史论丛(下)》，厦门：中国现代史学会第三届年会，1983年，第421-446页。 ⑦马振犊：《蒋汪关系与华北危局》，《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第90-97页。 ⑧谢晓鹏：《“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第54-59页。 ⑨段智峰：《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杭州：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2年。 ⑩当时拥蒋派系之间的争斗，见萧作霖的《复兴社述略》，《文史研究选辑》，第1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61年，第54-58页。对CC派和黄埔系的具体研究，参见范小方著《二陈和C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陈宁生、张光宇著《蒋介石和黄埔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1)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修订增补本)》，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十章“党的派系化和派系的党化”(第261-292页)。 (12)陈红民、张玲、郭昌文：《冲突与折衷：国民党五全大会延期召开原因探讨》，《民国档案》2009年第1期，第93-99页。 (13)刘大禹、姚路英：《五全大会与蒋介石个人集权政治的形成》，《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第94-102、130页。 (14)周天度、郑则民、齐福彬、李义彬等著：《中华民国史》第8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7-262页，这部分内容由郑则民执笔。关于德国军事顾问的活动和影响，比较早的研究有孙果达的《国民党政府中的德国军事顾问述论》，《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第121-137页。关于军事委员会的沿革，参见张建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演变述略》，《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51-61页。 (15)王伟：《南京国民政府的特种兵建设和陆军整理活动》，《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21-127页。 (16)胡哲峰：《抗战前国民党政府国防准备评述》，《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05-112页。 (17)罗检有：《庐山军官训练团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62-65页。 (18)吴太昌：《国民党政府的易货偿债政策和资源委员会的矿产管制》，《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83-102页。 (19)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著：《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1932-1949)——史实与评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 (20)比如申晓云：《留学归国人才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设》，《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241-258页；李学通：《书生从政：翁文灏》，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薛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对近年资源委员会研究的综述，参见高海萍：《近十年来资源委员会研究综述》，《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3期，第89-92页。 (21)李在全：《法治与党治：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党化(1923-194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2)翊勋：《蒋党真相》，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50-73页。 (23)余子道、徐有威：《力行社述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第217-236页。 (24)江绍贞：《戴笠和军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5)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623-624页。 (26)对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研究相当多，参见段妍：《近20年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研究热点述评》，《北京党史》2005年第5期，第28-32页。 (27)对于“一二八”抗战与“攘外安内”政策的制定，参见余子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与淞沪抗战》，《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40-52页；张骏：《南京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70-81页；金再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54-68页。 (28)蔡建中：《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6期，103-108页。 (29)张同新：《长城华北抗战新探》，《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金以林：《论长城抗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第127-144页。 (30)刘大禹：《抗日与“剿共”：蒋介石的两难选择——以1933年的热河危机为中心》，《历史教学》2008年第24期，第35-41页。 (31)袁武振、梁月兰：《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其政策转变的起点》，《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第61-65页。 (32)余子道：《中国局部抗战综论》，《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第64-85页。 (33)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第28-58页。 (34)陈谦平：《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乐嘉庆、姜天鹰：《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复旦学报》1987年第5期，第59-63页。 (35)黄道炫：《第五次“围剿”中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5期，第156-164页。 (36)郭昌文：《晋系对蒋介石“借师”“围剿”的因应——以1934年李生达部赴赣为中心的分析》，《历史教学》2011年第6期，第35-40页。 (37)黄道炫：《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4-15页。 (38)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海外访史录》，《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第101-140页。杨天石：《1935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读台湾所藏胡汉民旅欧期间往来电报》，《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273-285页。杨天石：《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抗日潮流——读台湾所藏胡汉民资料之一》，《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53-64页。 (39)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40)《中国现代史学会1982年年会学术讨论综述》，《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89页。 (41)董谦、方孔木：《“福建事变”性质探讨》，《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112-115页；另见范兆琪：《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的发生和失败》，《史学月刊》1983年第6期，第81-83页。 (42)陈红民：《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211-229页。 (43)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41-61页。 (44)李静之：《“两广事变”的性质初探》，《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第117-126页。夏潮：《试论“两广事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194-215页。 (45)陈鸣钟：《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的方针和策略》，《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第110-114页。 (46)罗敏：《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88-104页。 (47)王静：《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第101-105页。 (48)邓正兵：《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1927-1936)》，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他认为地方主义是由地方意识凝聚起来的地缘性利益集团，通过控制某地行政机关，脱离中央政府管辖，独立或半独立于中央政府。 (49)邓正兵：《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兼论两广事变的性质》，《学术研究》2002年第8期，第114-119页。 (50)李新：《西安事变初探》，《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第17-35页。 (51)杨奎松：《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60-89页。 (52)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此书1995年在台湾初版。 (53)黄道炫：《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第11-17页。 (54)刘家富：《亲英美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7-150页。此文将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贴上“亲英美派”的标签，多少受到以往革命史叙事的影响。笔者认为，这几个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人，与蒋的关系最近，因此他们倾向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蒋介石个人安危为最高考虑，有别于南京政府里的其他派别，他们在事变后的因应与是否“亲英美”关系似乎不大。 (55)罗玉明、温波、张志永：《黄埔系将领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7期，第92-94页。 (56)左双文：《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中心的再探讨》，《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58-69页。 (57)陈汉孝：《西安事变中的冯玉祥》，《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284-304页。 (58)王奇生：《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187-203页。 (59)王奇生：《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三○年代的中国》(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7-192页。 (60)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17-438页。 (61)翁有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演变及其知识背景》，《一九三○年代的中国》(上卷)，第193-207页。翁有为有关于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研究的一系列论文，还包括《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探析》，《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第26-31页；《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废止时间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60-163页；《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法制考察》，《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第48-59页；《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群体构成之考察——以河南为中心》，《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第79-88页。 (62)翁有为等著：《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63)冉绵惠：《近年来国内有关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的新趋势》，《民国档案》2007年第2期，第136-141页。该文对2007年前的研究搜集、归纳得相当完备，此处不再赘述。 (64)曹成建：《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自治策略的调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108-115页；曹成建：《1930年代中前期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县政改革的原因及主要内容》，《一九三○年代的中国》(上卷)，第160-176页。 (65)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村政制与国家权力——20世纪初年乡制变迁的时代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47-50页。另见，丰箫：《善恶之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长形象的游移》，《学术月刊》2010年第10期，第148-154页。 (66)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426-428页。 (67)左玉河：《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第68-73页。关志钢：《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 (68)温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 (69)夏蓉：《新生活运动与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114-121页。周蕾：《国民政府对女性的塑造和训练——以抗战前新生活运动为中心的考察(1934-1937)》，《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3期，第49-53页。 (70)刘文楠：《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89-102页。 (71)例如，江沛：《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管理剖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第71-79页。 (72)汪朝光：《影艺的政治：1930年代中期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62-78页。另见汪朝光新著《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73)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79-463页。 (74)张同新编著：《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引文见该书前言，第1页。 (75)周天度等著：《中华民国史》第8卷(1932-1937)。 (76)细部实证研究缺乏在历史叙事层面上的整合和突破，不仅存在于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中，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问题，乃至整个中国史学界的问题。参见徐秀丽：《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2007)》，《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61-62页。李怀印将这种实证研究数量增长、概念和理念上缺乏实质性进步的现象称为中国史学的“内卷化”，参见[美]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70页。 (77)龚书铎：《历史虚无主义二题》，梁柱、龚书铎主编：《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78)[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民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标签：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汪精卫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民国论文; 1935年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蒋介石论文; 国民党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胡汉民论文;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