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密围绕“发展”实践 切实提高执政能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能力论文,切实论文,紧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落实中央上述《决定》，强化执政能力建设，我们必须自觉站在执政观、发展观、能力观“三观”内在一体的高度，严格地从共产党在执政、发展、能力三大问题上所独具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切实抓好以下三个环节，着力提高全党领导发展的能力。
一、围绕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本质，着力锻造各级党组织措置全面发展的能力
发展在不同社会形态之下，具有不同的内在本质。资本主义尽管发展成就巨大，但“财富都以物的形态出现”，“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这样一种“以物为本”，实质即是以资本家利润为本的社会性质，它却永远摆脱不了。社会主义在发展上确实还没能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但它的根本制度却已经使“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人”不再屈从于任何“既定的片面目的”。整个“发展”，已经开始具备“以人为本”，实质即以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幸福为本的社会性质。“人”在这个社会里，“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1]到底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是片面发展还是全面发展，实际上正是在发展本身的内在本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紧密围绕发展实践，切实提高执政能力，首先就要按照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上述固有本质，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措置全面发展的能力。
（一）要不断提高对“发展”方向进行全面性掌控的能力
历史一再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因此，发展的以人为本，其根本前提，就是从时空和内容两个全面性上，用四项基本原则对之进行方向掌控。一方面，我们同只讲发展、不讲社会主义这样一种离开中国发展道路的错误倾向之间的斗争，将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部发展过程之中。保证发展的以人为本，既在时间上要求我们党在四化建设的全部时期，又在空间上要求我们党在四化建设的一切方面，都必须一以贯之、无所不至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倘若在掌控发展方向的这个时空全面性的要求上发生严重背离，就必然会导致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全中国人民大众的发展问题就肯定解决不了。另一方面，“四个坚持”本身就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对中国发展的方向掌控，内在要求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必须保证其内容上的全面性、一体性。假使在掌控发展方向的这个内容全面性的要求上出现严重偏差，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全中国人民大众的发展就会统统告吹。如何实现对发展方向进行掌控的两大全面性要求，目前仍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重大课题，具体怎么做，还有不少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躁音、杂音，缺乏敏感，处置被动、滞后，就是一些党组织这方面执政能力缺失的一个典型表现。各级党组织对此都要引起警觉，都必须切实从自己所面对的不同具体任务、具体对象的实际出发，探寻出适应当时当地客观情况的具体措施，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的一切方面和全部过程。提高各级党组织执政能力，首先就要从以上两个方面，提高其对“发展”方向进行全面性掌控的这种能力。
（二）要不断提高对“发展”内容进行全面性运筹的能力
发展，就其历史内容而言，是共产党执政以后，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全面现实展开，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全面总体建设。发展的以人为本，其内容表现，就在于它的范围覆盖着最广大人民利益所涉及的一切领域。实质上即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因而，它又要求我们必须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对其进行全面、整体的科学运筹。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把这一目标所内涵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等所有各个方面，作为一个内在统一的总体，精心筹划，精心组织，真正达到其内容全面性的要求。就重庆来说，我们虽然在经济达小康上已取得初步成就，但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差距却十分明显。胡锦涛总书记告诫我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搞上去。要坚持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又要切实防止片面性和单打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防止出现因发展不平衡而制约发展的局面”。各级党组织，都必须牢记胡总书记的指示，切实从自己所掌控的不同的具体战线、具体地域的实际出发，摸索出反映当时当地客观要求的具体方略，来把全面小康的各项目标作为统一整体，融注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发展实践之中。提高各级党组织执政能力，同时必须提高其对“发展”内容进行全面性运筹的这种能力。
（三）要不断提高对“发展”成果进行全面性置配的能力
社会主义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本质区别，就表现在它的全部成果都属于人民。发展的以人为本，其分配特征，就在于这当中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有差别，但其目的却是共同富裕，不会产生资产阶级。邓小平明确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2](P1364)否则，不但发展的目的不能最终实现，而且发展的性质也会根本改变。就重庆来说，目前虽然并不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但2003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收入之比为3.65:1，不仅差距比上年又有扩大，而且还明显高于全国3.23:1的平均水平。各级党组织，都必须切实从自己所领导的不同的具体单位、具体领域的实际出发，创造出符合当时当地客观规律的具体方式，来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一社会主义原则，成功地落到实处。提高各级党组织执政能力，同时必须提高其对发展成果进行全面性置配的这种能力。
只有同时具备这三大能力并使之内在融汇、浑然一体，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才能首先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本质上，得心应手地去措置全面发展。
二、围绕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特征，着力提高各级党组织统筹协调发展的能力
发展从来都是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中进行。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不同，发展全过程的根本特征也随之不同。资本主义虽然至今仍未完全丧失对其社会基本矛盾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但从根本上说，它的整个发展却终究不能摆脱“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它在本质上，依然是人类“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3]社会主义虽然还没有在自身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充分地、完全地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这一客观的内在固有的本质，但它的根本制度，毕竟已经为使发展摆脱在从前的一切旧社会中所存在的那种对抗状态，创造了前提条件，提供了现实可能。整个社会的全部发展，究竟是在对抗状态还是在协调状态中实现，实质上，正是由其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发展自身的根本特征问题上，必然存在的根本区别。紧密围绕发展实践，切实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同时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上述固有特征，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统筹协调发展的能力。
（一）要不断提高对发展所涉基本矛盾进行协调性统合的能力
我国发展所涉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贯穿“发展”全方位、全过程的上述社会基本矛盾，作为当今一切具体社会矛盾的总概括、总根源，实质上，覆盖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对它的正确把握和解决、涉及和要求的，自然也并不是党的执政能力的某一方面而恰恰是它的整体和综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存在，确实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对社会基本矛盾进行协调性统合的现实道路，但这种统合在每一地方、每一环节上的具体实现，却只能取决于在这个统合过程中是居于主导和决定地位的各级党组织的总体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突出强调予以“提高”的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相互联系，内在一体，实质上，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协调性统合的综合能力体系。必须以这几方面能力的一体化，来科学分析、及时把握、正确措置社会基本矛盾，针对在各个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中这一基本矛盾的不同具体形式与不同具体要求，及时地、不断地实现协调、统合，是所有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县以上的党组织，必须予以切实解决的首要课题。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固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达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适应状态，但即使是通过改革而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与新的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它们与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生产力、与处在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基础，也仍然会发生矛盾。需要我们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对它们进行调整、完善以至于在某些环节进行带根本性的再次改革。如果以为“改革”之后，社会基本矛盾即已消失，即已不需要新的“改革”，那我们就很难继续快速、健康发展，更难达到改革、稳定与发展的统一。某些地方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原因固然很多，不可一以概之，但当地党组织由于总体执政能力欠缺，对社会基本矛盾运行状态若明若暗，事前无科学预见，事中又处置失当，总是这些事件发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关注，有效予以解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发展中不可避免要时时面对的这个社会基本矛盾，它之所以能够以协调性统合的方式加以解决，客观的依据，就在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我们的党与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在性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我们一背离自己的内在性质，一违反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用协调性统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前提就会遭到侵蚀以至破坏。倘若不能及时纠正，那么，久而久之，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表现的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弄得不好，甚至连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都有逆转的可能，用协调性统合方式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能性也会逐步丧失。对此，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县以上的党组织，尤其要予以极度重视。紧密围绕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切实提高各级党组织执政能力，我们必须特别着力于提高其对发展所涉基本矛盾进行协调性统合的这种能力。
（二）要不断提高对发展所含重大关系进行协调性统筹的能力
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目前我国“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五组重大关系。它们作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集中表现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适应与不适应的五大突出领域，直接反映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状态，实质上，是以其处理的是否妥切，影响乃至决定着整个“发展”本身的命运和前途。对这五组重大关系进行协调性统筹，保证其中所蕴涵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具体方面，能够始终呈现基本适应状态，这是处在执政地位的党的各级组织，必须从自己所面对的不同的具体实际出发，切实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比如，能否根据重庆各区域的不同特点和优势，坚持按三大经济发展区（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按四大工作板块（三大经济区各为一工作板块，同时从三峡库区又划出渝东南工作板块）分类指导工作，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能否成功实施大城市带大农村战略，下大功夫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能否努力繁荣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能否通过倡导清洁生产，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加强以主城区山水园林城市工程和三峡库区青山绿水工程为重点的生态保护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能否在加强经济发展的同时，认真解决城乡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建设“平安重庆”，保持社会稳定，努力构建文明的和谐社会，这一切，就都是对重庆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市、区（县）两级党委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重庆今后发展的成效如何，极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我们在这一方面执政能力的高低。紧密围绕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切实提高各级党组织执政能力，我们必须十分着力于提高其对“发展”所含重大关系进行协调性统筹的这种能力。
（三）要不断提高对“发展”所依主体动力进行协调性统领的能力
任何发展，都是主体改造客体同时又改造自身的双重互动过程。整个这一无限推移过程之中，只有主体才既是发展的目的，更是发展的动力。对启动和推进发展的各个方面的不同的主体动力相互之间的关系，到底把握、处理得如何，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促进发展的社会合力能否切实形成并充分迸发，因而，对于整个发展的能否成功，关系极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力量。同时，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进一步地全面推进发展，我们就必须继续坚持“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样一个基本方针。能否针对自己所面对的客观具体实际而切实实现这个方针，对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同样是一个严峻考验。如何在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全过程中，既坚持始终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本的着眼点，又坚持始终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切实在根本利益一致这个基础上，对于人民中间所存在的各种具体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进行有利于形成促进发展的社会合力，这样一种科学、有效的调节，目前在一些党组织中，还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我们如果不能尽快地克服这个薄弱环节，切实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都凝聚起来，共同投身于富民兴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洪流，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成为当时当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领导核心。我们的全部发展目标，就会由于所依主体动力的涣散而根本无从实现。紧密围绕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切实提高各级党组织执政能力，我们必须切实着力于提高其对发展所依主体动力进行协调性统领的这种能力。
（四）要不断提高对“发展”所需社会格局进行协调性统建的能力
作为共产党，我们领导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我们强调的“稳定”是社会主义的“稳定”。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以及整个这一阶段中由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又内在决定了我们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既不能够也不应该实行纯粹的与完全的社会主义。于是，整个“发展”所由以运行的社会关系格局，就作为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基本问题，而对共产党能否达成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历史的与具体的统一，具有了根本性的决定意义。就经济关系格局而言，现阶段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实现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共同富裕这样两条根本原则。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加快生产力发展步伐。如何把这二者内在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既不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而排斥、压抑非公有制经济，也不因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切实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5](P149)这对于各级党组织来说，都确实是其提高执政能力所必然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无论是从“左”的方向还是从右的方向，只要破坏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协调统一，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就都会由于其生产关系格局未能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的基础之上而必遭失败。因此，立足自身所面对的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灵活而又坚定地构建以上述两个方面内在统一为特征的生产关系格局，这样一种能力，对于执政的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来说，实质上，正是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其执政是否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生死攸关的重大能力。一些地方，没能把这个“统一”把握好，把这个格局构建好。他们或者受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左”的思想的束缚，不愿或不敢大力鼓励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致使经济长期缺乏活力，搞不上去；或者受主张最大限度地实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损害乃至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致使经济发展方向发生偏差。实际上，都反映了当地党组织在这一方面执政能力上的严重缺失。紧密围绕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切实提高各级党组织执政能力，我们必须突出着力于提高其对发展所需社会格局进行协调性统建的这种能力。
只有同时具备以上四大能力并使之彼此贯通、集于一体，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才能切实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特征上，卓有成效地去统筹协调发展。
三、围绕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着力培育各级党组织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发展”，就其经常的联系和不断的更新而言，实质上，总是它自身所内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与这一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持续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6]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因此而不可避免地同时包涵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只不过，不同社会性质的发展，由于在最终目的上的相异，不但赋予了保证其“可持续”的上述两个方面非常不同的具体历史内容，而且还由此而决定着其本身最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因而，它虽然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处理上，能够在其一国或几国的范围内，鲜明提出并有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进程，但就全球范围而言，仰仗自己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而向落后国家发动垃圾战的现代“生态帝国主义”，却依然表明了这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内在固有的不可持续性质。至于贯穿在资本主义发展全部过程内部的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最终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则更是表明了资本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内在固有的不可持续性。现实社会主义虽然无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还是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都还没有达到其内在蕴涵的理想境界，但由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造成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两个方面都不可持续的社会制度根源，可以说已经消除。就此而言，发展是最终不可持续还是内在能够持续，就又是在发展的最终结果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紧密围绕发展实践，切实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同时依据社会主义发展的上述最终目的，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一）要不断提高对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进行可持续措置的能力
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全面性深化、扩展和提升的历史过程。处在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作为领导和推动这一过程的核心力量，究竟执政能力是高是低，是强是弱，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就是要看我们在从事这一方面领导活动的时候，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根本立场，切实地把自己对于发展过程这一方面内容的一切措置，都严格建立在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确保人与自然永续和谐这一坚实基础之上。目前，虽然全党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已经空前提高。但是，如何重新审视和正确评价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确立达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前提；如何高度发展和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推行循环生产，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并处的物质前提；如何协调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控制人口膨胀，节省自然资源，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前提；如何通过调整社会结构，改革社会机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社会前提，这种种任务，在不少的党组织中，这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地处三峡库区的重庆，解决这些课题，尤为紧迫。倘若不能把这些课题真正地一体地解决好，那么，不但我们所领导的发展，必定会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破坏而难以持续；而且我们在发展问题上的执政活动，也必定会由于对上述生态文明要求的背离而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方向。紧密围绕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切实提高各级党组织执政能力，我们必须极度自觉，首先从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的措置方向上，来提高其保证发展可持续的这种能力。
（二）要不断提高对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根本制度前提进行可持续建设的能力
我们进行的发展，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就是怎样发展、“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2](P1317)因此，对我们来说，发展的可持续，就内在包涵着其制度前提通过与时俱进的不断建设而达成的可持续。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它的根本内容也即四项基本原则，固然已经非常明确。但是，这四项原则的具体有效的实现形式与实现机制，在一些方面，却依然需要根据实践的推移，继续探索。“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5](P372)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会由于具体体制的障碍而难于充分发挥，而且，弄得不好，还会招致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可持续、因而社会主义发展也就不可持续的历史恶果。紧密围绕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切实提高各级党组织执政能力，我们必须极度重视，确实从对发展的根本制度前提进行不断建设上，来提高其保证发展可持续的这种能力。
（三）要不断提高对发展过程中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进行可持续保障的能力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持续，最关紧要的，就是党的领导的可持续，就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地位的可持续。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人”，在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20世纪末，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5](P379)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至关重要甚而更为重要的，就是这个对自身根本性质、根本方向的自我保障能力，就是对自己在整个发展中所处的领导核心地位的这种永续坚持能力。倘若在这个能力上发生问题，那么，就不仅是发展会由于变质、改向而无从持续，而且连我们的党和国家都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但在目前，确实有一些党组织对此缺乏历史自觉，个别的，甚至确实有发生邓小平生前所一再强调要防止的，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的某种危险。紧密围绕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切实提高各级党组织执政能力，我们必须极度清醒，切实从对发展的惟一领导核心进行永续保障上，来提高其保证发展可持续性的这种能力。
只有同时具备以上三大能力并使之有机结合，融于一体，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才能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上，自觉有力地去保证可持续发展。
总之，发展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我们只有紧紧围绕发展实践，切实从以上三个环节入手，全面、有效地提高各级党组织执政能力，才能历史地、具体地不断实现“三个代表”，才能把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辉煌历史，跃升到一个新台阶，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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