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批判的理性”——怎样反思20年文艺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文艺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众“百年大典”与“学术史”纷涌向世纪末的隘口时，虽然“失语”哗然未休，“人文精神”尚难复原，这一切都“强自为姿”而不得时机（如李春青所说：“要论功行赏，大建其功劳簿未免为时过早——因为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文论报》总第421 期）。然而反思20年来文艺理论的问题毕竟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来。
对20年来文艺理论在学术层面上的清理，不是一般工作上的回顾总结，就不只是停留在历数20年来出了多少丛书，专著，论文及其个案得失上。任何学术都是思想史的清理，特别是处于一个政治经济巨大变革，各种思潮起伏变幻的历史大流中。文艺理论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走过其20年的发展道路的。文艺理论的清理不可能脱离文艺思潮的清理，文艺思潮则是理论、创作与批评同整个“时代精神”一体化的东西，它们同其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汇同一起给出同时代风貌的“大全景”。创作或以号角方式，或以隐喻象征话语暗射出时代精神之光；理论或以创作宣言，或以高深的哲学美学之抽象方式对创作进行直接的或遥控式的时代精神之导引；批评则紧紧地围绕着本文轴心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理论笼罩。什么是我们的时代精神？大约20年前一位官方意识形态最高的代表将之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与“五四”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核心就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启蒙”。
如果可以把“启蒙”作为这种时代精神的话，一切发生发展于其中的人文学术史就必须紧扣这个核心：即怎样看待这场“启蒙”，谁是它的旗手与思想领袖，其指导思想是否正确？结果怎样——成？败？尚在继续深入，或已告流产？为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面前。1988年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写道：
“在我国，主体性问题首先是李泽厚提出来的……以独到的洞察力和思想深度为创造成熟的历史条件进行了宝贵的思想启蒙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文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思想纲领的制订者，他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包括刘再复（简称“亚父”）在内。……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对康德、对马克思的主体理论的创造性阐述与发挥……”（《文学评论》1988年第二期P26 ）。
这段话阶段总结性地确定了一位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启蒙运动起着“思想领袖”与总设计师作用的“主体性之父（简称“主父”）地位。如果这个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已经把启蒙运动引向正确轨道，并且已经建立起一整套以“人学”与“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性”理论（“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观点”的哲学与美学）及相应的文艺理论系统，那么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的这个理论上的“整合”，即使“多元”也必须以此为基业，“论功行赏”只是余事。20年的文艺学术史是这样的吗？首先我们能用一种“启蒙”的叙事之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来描述这20年的学术思想史吗？在这20年间没有发生任何主话语的转换吗？有人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历史”对他们只不过是一块苍白的画布，任凭用着意要肯定下来的80年代的那样一种“主体性”色彩继续涂抹。
90年代以来，非权力话语已经渐渐根据主话语的转换，把这20年的思想与学术的历史分80年代与90年代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而“启蒙”的断裂正在这两个阶段之间。90年代的“失语”呐喊，“人文精神”的祈告正是这种断裂性话语转换的信号。这种话语转换表现在一个从理论、批评到创作的系列：从创作界带有症候性的象征话语来看，80年代从“爱‘人’”出发的转换为“爱美元”；在批评上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你是流氓谁怕你”； 在理论上则以“作者死了”， “人死了”与80年代的“上帝死了（‘人是上帝’， ‘作者是上帝’）”相忤逆。 90年代几乎在所有的人文场地都可找到与80年代悖论性的话语。众“小”（小女人散文，小男人小说，小市民文学）在90年代纷纷蹦出嘲讽顶上焕发着神圣光环的“大写的‘人’”；无边膨胀着的带有神性的“主体”萎缩为“是否流氓”这一象征性的超乎“人的尊严”之“人文话语”；“爱情的位置”、“爱是不能忘记的”代之为“不谈爱情”、“与妓女作爱……”。80年代以心理学和“自律论（文学的内部规律）”为轴心的整个文学“向内转”的观念与方法更新运动，在90年代转作以文化批评，甚至文学内部的批评竟至“对簿公堂”……；而在学术氛围上80年代的“名词术语大爆炸”转为“重建学术规范”、“学术史清理”，“全盘西化”代之以“新儒学”、“新国学”；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转向新保守主义。总之，80年代到90年代“主体性”经历了从“膨胀到萎缩”，“人”经历了从“神化”到“侏儒化”的转变。而正是处变之中才能回过头来找到那种“主体性”本质的连续性。即一种认为可以“先于”人的“外部”的社会关系对其本质规定的“单子”式的“存在（心理学的，原欲的或唯情的，或哲学本体论的，或实践一元论的）”可以“自由”地“选择”其“是什么”的：“主体性”被抽象地夸大了。这种话语在80年代用“主父”的原话来说：“任何个体的自我实践都是在主动地创造历史，其中充满大量的偶然因素。注意研究这些偶然因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意义所在。……相对于客体世界的人化自然，形成了人化自然的主体。美作为自由的形式，是合规律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外在的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审美作为自由形式相对应的心理结构，……是人类内在的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P12—15）。然而90年代则代之以“反激进”、“告别革命”、知识分子“无用论”与“活着”哲学……。难道“主动地创造历史”不表现为“革命”而仅仅表现为“改良”与“渐进”吗？难道“启蒙”与民主革命的纽带是可以这样随意地切断的吗？能够否定法国大革命而不否定法国的启蒙运动吗？辛亥革命难道不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历史必由之路并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必要准备吗？……
最近有一篇“亚父”的新作题为《香港：没有敌人的文化》写道：
“过去自己虽然也生产过不少‘论’，但那是为了以论攻论，特别是为了告别‘革命到底’、‘改造到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一类的酸论。……
……在香港，老板似乎高高在上，最大的财主也就是最大的精神帝王。……想到有了政权就可以打倒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差不多不想‘告别革命’了。”（《新泽西时报》，1998.4.13）
原来在“父”们看来，“革命”不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历史必然产物，而是他们兴之所致的“偶然因素”的结果：前天高喊“自由”，昨天“告别革命”，明天又“不想‘告别革命’”了……原来他们就是这样地“主动地创造历史”的。这种“主体性”之于“批判”是“批判的非理性”，即对着客观的历史的必然的批判；对于“理性”是“非批判的理性”，即将现实的将在历史的必然性中正在或即将消失的东西——如封建的、神学的与拜物教的——合理化；这种“主体性”还更本质地表现为“非批判的非理性”——个体的偶然因素被反辩证地与历史总体的必然割裂，加以绝对化、膨化、泛化、神化。有的青年学人用“神气活现”与“神话”来回顾80年代以1979年昆明第一次美学会议开始的美学“追星”到“造神”运动兴起与终结。这个描绘要害在一个“神”字，揭示了那场“启蒙”的本质是“反启蒙”之“造神”：以民主自由精装着的“专断”、以“神性”包裹着的“人性”、以创新面貌出现的守旧——总之，这种启蒙全力所要扼杀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为本质的“批判的理性”——在对现有的不合乎人的本质（表现为现有的社会关系）的否定中追求新的本质，在现有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未来。80年代—90年代的话语转换无非是这种反“批判的理性”（也就是反启蒙的精神）在不同的语境下的重新包装而已。
“启蒙”、“解放”是时代与知识阶层共同的呼声，是把我们这个民族从封建神权的专制主义解放出来决定命运的历史要求。但是这个运动的失败与流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思想领袖的指导思想在根本上是“反启蒙的”，反科学与理性的。90年代的话语转换正是在人文精神进一步崩溃、知识分子进一步“边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法则被利奥塔用来消解“启蒙”与思辨”的“合法化”与知识分子主持正义参与政治的“神话”，宣告“宏大叙事崩解”，其根本矛头也是对准作为历史必然之“总体”的，声称“发动一场对总体的战争”。
80—90年代，法国文化批评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支配行动者”的“实践的逻辑”是行动者“持续接触某些条件后的产物，而这些条件与行动者置身其间的条件非常相似，因而行动者能够以某种方式预料到世界内在固有的必然性”，并认为“理性是历史的产物，其存在与持久性是历史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那类条件的产物，理性的条件是被历史地决定的”，从这种历史哲学出发，他提出，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仍然是继承从左拉到萨特那样对权力进行“巴黎公社”式的批判。尽管“知识分子反对那些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但他们却忠于资产阶级秩序，我们可以在所有出现危机的时刻观察到这一点，因为在危机中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真正地位受到了威胁（人们只需要想一想，甚至是最‘进步的’作家，如左拉，当他们面对巴黎公社时所采取的立场）”（《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版。注意：布尔迪厄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我确认）。对于知识分子最为可悲的“边缘化”不是权与钱的走势与馈缺，而恰恰是失去作为社会良知良心之功能的“批判的理性”。布尔迪厄描绘90年代出现的西方保守主义：“这些人只保留了知识分子的外部表象……其实这倒也无所谓，关键是他们不能抛弃旧式知识分子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点，即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而这些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态，因此几乎总是与现存秩序合拍。……如果忘了巴黎公社，就无法理解19世纪末的思想，从杜尔凯姆到邦勒以及一脉相传的保守主义哲学。同样，如果忘记1968年5月运动所带来的创伤， 就无法理解在美国和法国重新兴起的保守主义及新保守主义思潮以及新出现的、名副其实的保守主义国际联盟，它拥有联络网、刊物、基金会、社团等等。由于这个集体创伤，某些大学教师陷入了最激烈的保守主义，特别是在艺术与文化问题上……”（《自由交流》，三联书店1996，P51 ）在后现代主义氛围中的这种新保守主义的“国际联盟”表现全球化的虚无主义与新实用主义，所谓“宏大叙事崩解”与“告别革命”就是这种话语。他们在“反对总体的战争”的总体之下结成了联盟。其华夏盟员以儒家的“仁爱”使西方人道主义中的批判精神失血，踏“中国特色”的步伐“与现存秩序合拍”。西方传统的批判精神再消解也难消解殆尽，因为他们启蒙的使命早在两个世纪前业已完成；而中国的“启蒙”话语总不免夹着“太后吉祥”之复调，一再断裂流产。我们只能期待下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