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制度化问题：差异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欧论文,区域合作论文,前景论文,进程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2004年10月8日至9日，第五届亚欧首脑会议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会议一如既往，结 束时发表了《第五届亚欧首脑会议主席声明》，主张通过多边手段和集体行动解决面临 的全球性挑战，旨在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公正、公平、以法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要 求亚欧成员应当在相互理解、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对话与合作。亚欧会议机制建立以 来已有九年，是一个典型的跨洲际区域合作方式，是区域多边合作新的研究课题。
传统的研究方法认为，经济意义上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特别是涉及由两个经济体 订立的自由贸易区协议(ETA)，往往是由地理上邻近的经济体实现的，因为自然地理环 境是构成贸易集团的“天生”条件。(注：APEC Economic Committee,“New
Regionalism,”2000 APEC Outlook,p.5.)近期以来，双边FTA很多发生在地理上互不相 邻的远方经济体之间，洲际之间合作势头也在上升，由此而提出了洲际区域合作的机制 化进程和制度性问题。本文拟以“亚欧会议”为洲际区域合作研究对象来分析、比较亚 欧两洲区域合作进程中制度化发展所存在的差异、面临的问题，以及对中国的意义。
亚欧洲际合作进程简评
东亚和欧洲的相互接近是在国际格局新局面背景下形成的。冷战结束后，在地缘经济 力量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形成三极格局：北美、欧洲和亚太。美国在建立北美自由贸易 区的同时，积极推动东亚和美洲合作，试图通过主导亚太经合组织(APEC)来控制东亚甚 至整个亚太地区。美国利用APEC1993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部长会议年会的机会，创立
APEC领导人会议机制，出现了美国可能通过机制化进程来主宰亚太地区的态势。欧盟倍 感压力，觉得如不采取行动，将在跨洲际区域合作中处于劣势。于是，欧盟在1994年提 出了“新亚洲战略”，抗衡美国对欧实行的边缘化策略，试图联合崛起中的东亚，扩大 欧洲影响。东亚地区，特别是东盟，历来采取大国平衡策略，对于美国的咄咄逼人势头 有所顾忌。东盟于是有利用欧盟势力的考虑，希望借助欧盟势力的介入，来平衡美国的 影响。(注：新加坡学者认为，创建“亚欧会议”目的之一是抗衡美国，见Yeo Lay
Hwee:“Counting Unilateralism,Preserving Diversity:Dimensions of Asia-Europe Cooperation”,Asia Europe Journal,Publisher:Springer-Verlag Heidelberg,
Lssue:Vol.2,No.1,January 2004,pp.19—31.)因此在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的倡议下， “亚欧会议”在较短的时间内便筹备成立了起来。
“亚欧会议”于1996年成立以来，在推进亚欧洲间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亚 欧之间主要有三个合作支柱：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和教育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一般 认为，文化领域的合作比较显著，在亚欧基金会(Asia-Europe Foundation)的推动下， 一系列教育、文化合作交流活动持续开展。其次是经济领域合作。在前期实践的基础上 ，此次会议发表的《亚欧会议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河内宣言》指出，双方进行对话，增 进在重大贸易投资领域、能力建设、政策透明度和政策协调方面的对话；同时提出了进 一步探讨会议提出的便利贸易和促进投资的新倡议。亚欧之间的合作潜力还相当大。20 00年欧盟对“亚欧会议”亚洲成员的进出口贸易仅占其贸易总量的14.8%；在投资方面 ，欧盟在1997—2002年对“亚欧会议”亚洲成员的投资，仅仅是其对外投资的5.4%(比 较对美国投资，是其总量的54.49%)。(注：European Commission:“ASEM 4:An
Introduction to Asia-Europe Meeting”,Belgium,2002,p.7—9.)此外，双方政治领 域的合作，进展有限。再次，成员扩大，队伍壮大。亚欧会议原有成员26个，本次会议 正式接纳柬埔寨、老挝、缅甸3个东盟成员国和欧盟的10个新成员加入亚欧会议，成员 共有39个，如果成员领导人全部到会，其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必然备受瞩目。
总起来看，“亚欧会议”的诞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亚洲和欧洲国家在具有共同利益 并且追求民族国家利益这一共同要求下实现的。同时充分体现了东亚和欧盟国家在对外 关系领域实现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在经济上，东亚也有扩大同欧盟的交流 需求，特别是在大一统欧洲市场筹建的背景下。在“9·11”恐怖主义袭击和美国独断 独行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后，东亚和欧盟双方更有反对单边主义，强调多边主义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亚和欧盟的合作，“亚欧会议”似乎更是一个新型的跨地区的外交机 制。
在推进制度性合作中存在的差异
“亚欧会议”每两年轮流在亚洲和欧洲召开一次首脑会议，已成为亚欧合作进程的基 础。但是，“亚欧会议”究竟是国际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抑或仅仅是首脑会晤机制 、外交机制?以国际组织是国际交往的一种形式而言，定期举行的国际会议特别是政府 首脑会议无疑是一种高级的国际交往方式，“亚欧会议”因此可以认定为是一种国际组 织。从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角度分析，要从参加者或成员是否赋予“亚欧会议”相应的 权利和义务、“亚欧会议”是否具有国际法效率的基本文件(basic instrument)可以宣 布创立该组织并使其拥有独立的法律权利、承担法律责任以及是否具有完善的常设机构 等方面来加以考察。对这些“硬件”的分析结果，“亚欧会议”显然还不能算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它的机制化进程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对“亚欧会议”的制度性建设，还需要从亚洲和欧洲地区推进一体化进程来加以考察 。亚洲地区和欧洲地区推进制度性经济合作，它们的形成和发展进程，本质上展现了在 制度性一体化和机制构建上还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阶段性 差异。第二是制度化建构方式的差异。
从欧洲联盟方面看，它的一体化进程既包括经济一体化，也包括政治一体化，两者是 相辅相成的。(注：周建平主编：《欧洲一体化政治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23页。)成员国通过建立一个共同市场、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结合成 为欧洲联盟，这一发展进程是合乎西方理论关于一体化发展阶段的论述的。应当认为， 欧洲联盟地区是在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稳定的国家之间推进一体化进程，从经济上讲 ，他们的经济一体化通过一定的国际协定和组织形式来推动，具有制度性一体化特征。
比较东亚地区，一些国家内部的市场经济建制还在完善之中，区域内尚未完成整合， 甚至还在对东盟共同体与东亚共同体孰先孰后的问题进行争论。目前处于由市场导向的 区域化朝制度导向的区域一体化方向发展，主要是以政府间对话与合作，特别是以双边 合作的正式协定和条约的形式出现。东亚向制度导向的区域化一体化发展进程，主要体 现为经济意义上的一体化进程。东亚共同体的提出，涉及非经济领域的未来合作方向， 也说明东亚地区存在国际政治市场失灵这一现象，需要有激励区域内国家参与区域合作 的地区机制。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东亚区域一体化以及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还有许 多障碍需要克服。东亚的一体化进程处于制度化走向的初级阶段。这就是东亚同欧盟相 比而存在的所谓阶段性差异。
从制度化建构方式的差异来分析。欧洲制度化建设是通过建立联盟共同体制度、以比 较强有力的法制化方式推进区域一体化。在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主动让渡部分国家主 权，建立相关机构运作，让一些区域合作机构拥有超国家管理和控制的职能。欧盟机制 具有超国家机构能力强的特征。
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既然处于初级阶段，它的推进方式也就明显不同于欧盟。目前的 合作进程基本上是以主权国家互动划块方式来推进区域合作的，事实上体现了大国或者 小国集团之间争取建立次区域合作机制的诉求，出现了以国家为中心划分区域化的制度 性建构方式。所谓的“10 + 1”和“1 + 10”，不仅体现了以谁为主的主导方式，更是 体现了一种以强势国家和国家集团为主的制度性建设方向，似乎具有围绕争取获得区域 权力、强力实现国家利益方向发展的趋势。因此，尽管有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远景，但 同时出现了这样几种区域合作倡议：以东盟为主的区域合作，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合作 ，以日本为核心的区域合作以及韩国提出的以韩国为核心的东北亚区域合作。
东亚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存在差异，其根本的原因是：从经济上分析，欧洲联盟是由 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成员构成的，共同认同的经济运行规则(明晰的产权制度、严 格的法律制度)促进了生产要素在成员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要素的流动成本降低到了 最低限度。从东亚方面看，有的国家还处于转型之中，包括部分东盟成员在内的有些国 家，还处于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转轨阶段。从国家个体而言，在二战后一些民族国家建立 进程中，政府治理还不完善，尚未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东亚地区要真正步入区 域政治合作进程，还有很大距离。
因此，对于“亚欧会议”，无论从其组织名称、还是活动的实质内容，甚至从国际法 律所要求的国际人格角度，都难以从国际组织的意义上给以一个简洁明确的界定。目前 ，还只能将其定义为政府间合作论坛，“联系亚洲和欧洲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注： 新华社2003年7月24日大连电讯。)
机制化进程面临的问题
现在，“亚欧会议”已经举行了五届，定期举行首脑会议以及发表一系列政治性声明 和宣言，推进了“亚欧会议”的发展和进步。然而，犹有不足的是，这些声明和宣言仅 有政治上的象征含义，或者说，仅具有一定的政治道德约束力，而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制 约性并在决策程序的操作上也存在一些障碍，因而使得许多包括欧洲在内的一些学者都 提出了实现亚欧合作机制化的要求。国际法专家许通美、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所长维姆 ·斯道科夫、意大利外交部官员科拉多·列塔等，都提出了实现“亚欧会议”机制化建 议，希望推动亚欧合作走上新的台阶。然而，除了上文论述到的亚欧两洲地区存在差异 外，还面临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是合作模式问题。上世纪60—70年代，西欧同非洲国家的合作所体现的南北关系合 作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奉献—接受方式(donor-recipient)。其基本特征是，发达工业 国家以捐赠者身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助，而发展中国家则充当接受者角色。但是，在 国际政治围绕权力和利益而展开的互动中，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规律的作用，使得这种奉献—接受方式并不能持久。随着时代的变迁，南南合作进程日 益转向新型南北合作，出现了洲际区域合作方式和途径。这部分地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 要求，它们希望通过经济合作，进入需求旺盛的发达市场，从中获得商业利益。在新的 形势下，发达国家对于跨洲际的区域合作，在形式和内容上倾向于以互惠方式(
reciprocal free trade)推进区域多边合作。这就需要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和区域之 间对各自政策加以协调，协调过程无疑要求相关国家调整并改革国内政策，甚至要求让 渡某些决策主权，以实现参与合作的国家或集团的共同利益，使相关政策调整到能够确 保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顺利推进的程度。政策协调体现的是国家之间和区域之间正 在推进合作，这种调整甚至是部分权力的让渡，是同成员参与合作所付出的成本相关的 ，但是，集团所获利润在利益分配上，未必使个体国家的收益能够摊平甚至超越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合作传统上被看成是公共物品的道理。这也提出了实现跨区域合作的 制度性要求，同时应当明确的是，也需要共同分摊公共管理成本。基于东亚发展中国家 同欧洲发达国家之间发展阶段的差异，两地发展战略不同以至新的合作模式是否能够推 进洲际间区域合作，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是美国因素。仅以经济战略而言，美国已经提出了一种三层次立体式战略，即在 全球、地区和双边三层次的贸易战略。尽管双边FTA策略只是其中一个层面，但是近期 则是其重点。(注：《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战略》第六部分“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 易开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以及《瞭望》杂志2003年8月22日文章，“美 国新贸易战略对中国及东亚经济的影响”。)这是一种“进攻性自由化”战略，它把全 球、地区和双边三层次贸易谈判设计成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强化这样一种立体 性策略。美国把自己继续定位为当今全球经济贸易领域的“主心骨”，要站在自身经济 实力的基地上，背靠美洲自由贸易区，通过FTA策略同一些地区和国家建立区域性和双 边性的贸易协定来给不参加的国家以压力。这个政策目前来看，主要针对“老欧洲”。 美国认为，欧洲极其需要外部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利于这些国家内部改革，特别是农业 部门的变革。而这种外部压力惟有美国才能施加。因此美国对欧洲意欲发挥主导作用的 亚欧会议形式的亚欧合作具有牵制作用。
第三个问题，内聚力与对区域外的依附要求。东亚地区特色之一是多样化，政治、经 济、文化、宗教等领域差异性大，内聚力底气不足，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严重阻力。 而且，东亚一些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尽管采取平衡外交，但同时，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上 对美国又有特别严重的依附要求。经济上对美国依附性要求主要表现是，东亚国家的对 外贸易总量的大部分是同美国进行的，美国市场对东亚一些国家至关重要。东亚一些国 家在政治安全问题上也对美国具有强烈要求。美国把一些东亚国家标记为“非北约盟国 ”。可以推断，东亚一些国家同时也在借助美国力量来平衡欧洲势力，甚至是本地区内 中国的势力。因此，地区内的多样化、松散性和对外依附性是难以推动亚欧合作继续前 进的问题之一。
“亚欧会议”与中国政策
以“亚欧会议”为标志的亚欧区域合作，构成了我国新型的外部环境。跨边界的区域 合作加上跨洲际的区域合作，是我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经济建设、国家政治 革新进程中所面临的正在变动中的外部环境。这一外部环境正在影响区域经济关系和政 治格局。亚欧合作的有效推行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上升的重要象征。同时，也是欧洲 国家抗衡美国的一项重要举措。后冷战时期形成的这一新型外部环境，为我国在机遇期 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完善并改进外部环境、争取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 环境，进行全面建设小康提供了机会，意义重大。
中国是“亚欧会议”创始成员，为亚欧跨区域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领导人参加 了历次“亚欧会议”首脑会议，并且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为确立“亚欧会议”的 基本原则、合作方式，为扩大和加强亚欧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推动了亚欧区域合作进程。
中国对待“亚欧会议”的现行政策是：按照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求同存异、协商一 致的原则，积极开展政治对话，增进了解、减少分歧、增加信任、扩大共识，寻求共同 利益的汇合点，从而使“亚欧会议”成为洲际间平等合作的典范，成为推动建立公正合 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鉴于“亚欧会议”是中国同欧洲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在推进同欧洲合作的进 程中应当继续在“亚欧会议”领域中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关于机构改革问题应当提到 议事日程上来。这次领导人会议已经提出了机制管理问题，如何改善亚欧会议的协调和 管理机制，应当成为下一届首脑会议的重要内容。中国应当加大学术和政策研究的力度 ，为亚欧会议的机制化和机构改革提出中国的建议。同时，中国应当利用亚欧会议开展 反恐。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亚欧会议反恐问题研讨会”，表明中国重视反对恐怖主义方 面的国际合作，表明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应当利用亚欧会议重要 影响力，扩大中国同欧洲国家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协调，推进多边主义合作。再次，在当 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亚欧合作重点是提升经济关系，加强贸易和投资力度，这有利于 强化亚欧合作的基础。再有，中国应当深化农业领域同欧盟的合作。在“亚欧会议”范 围内，成员之间在农业发展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欧洲和亚洲各成员都有各自的优势， 双方可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农业技术合作。最后，应当加强亚欧文明交流。举办各种文化 和教育交流，有利于推动中国、亚洲和欧洲人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有利于相互借鉴，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