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八国集团有个约会_八国集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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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国家利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选择这样一个时间飞赴西方世界:6月初,地点是法国著名旅游胜地埃维昂。他将作为中国领导人首次出席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一次峰会:西方八国首脑会议中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议程。

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胡锦涛出席的只是八国峰会期间的一个“会中会”,但国际社会普遍将之视为中国同八国集团之间的直接约会。

外界评论认为,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胡锦涛开始他的“亮相之旅”,将会有更多人知道"Who is Hu",也有评价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拒绝参与“富人的游戏”,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九国集团”的一员。

“这无论对中国国家利益还是对国际社会都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郑羽说。

非常时刻的出访

如今SARS不仅蔓延全中国,而且蔓延全球,国际社会的舆论对中国比较不利。4月20日之前,美国华尔街日报甚至发出“隔离中国”的声音,“直到中国建立透明的公共卫生体制”。随着疫情的蔓延,世界上111个国家对中国公民采取严格的限制入境措施。

有国际问题观察家指出,中国在此次SARS危机初期的处理存在问题,冲击到中国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种种努力积累给外界的好感。因此,胡锦涛的欧洲之行将有修复中国形象的任务。

但更多的人认为,胡锦涛也不应该有这方面的负担,因为4月20日以来,他所领导的中央政府已经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前所未有的魄力,在SARS危机处理上采取了“非常措施”。

“4月20日是危机的一个转折点,中国不仅检讨了自己的政策,对不称职官员采取了果断的处理措施,而且同意世界卫生组织介入中国疫情,在疫情的公布上做到了及时和透明。”

“可能和中国刚取得奥运会举办权时出访不一样,领导层会有压力。但这个问题处理好了是可以有好结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逸舟说,“温家宝总理前一段时间出席中国—东盟关于SARS问题特别会议,以坦诚的态度面对世人,还是赢得了普遍的尊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也认为,“不能要求这样一个转型国家做得多么完美,4月20日以后,中国做得已经不错了,国际社会已经予以肯定。做负责任的大国需要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而中国正在努力。”

中国要加入“八国集团”?

如果撇开“非常时刻”,胡锦涛此次接受与会邀请也绝对是一个值得前后观照的外交举动。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将有可能借这个机会开始其加入“八国集团”的努力。

事实上,中国和“八国集团”并非无缘,早在1999年德国首脑会议,2000年日本冲绳首脑会议,东道国都曾经邀请中国与会。“但都被中国拒绝。中国历来对八国首脑会议持近乎排斥的态度。”有评论说。

网络上曾经还就中国是否应该加入八国集团进行过激辩,一种普遍的反对情绪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参加那个“发达国家俱乐部”。因此此次外交部发言人公布信息之后,国外记者就此提问踊跃,国外媒体更是纷纷发表评论,认为胡锦涛接受法国邀请与会,“意味着中国决心踏入发达国家代表的行列,或至少是列席。”

西方八国集团,1975年成立于法国,当时的成员国包括美、英、法、德、意、日6国。1976年波多黎各年会上,加拿大加入,形成“西方七大工业国集团”。当时成立的本意,主要是要应对1973年、1974年的全球经济危机。

至1979年东京会议,因为讨论越南战争引发的难民问题,开始加入政治议题;同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80年首脑会议又讨论阿富汗问题。

“七国集团从此具有了双重职能,一方面要讨论全球经济问题,一方面讨论全球政治问题和安全问题。”郑羽说。

1991年,新思维的倡导者戈尔巴乔夫力主苏联加入七国集团,于是便有了"7+1"的提法,戈尔巴乔夫参加了当年的会议,而几天后苏联轰然解体。

承继前苏联衣钵的俄罗斯更加坚定地走上了亲西方之路,并于1994年7月参加了希腊的会议,参与政治议程;1997年6月,参与经济议程。

2000年的八国集团冲绳会议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朝鲜爆发“导弹危机”,普京表现出色,传递了金正日的声音,而且穿着柔道服“亲民”。从冲绳会议开始,俄罗斯成为八国集团全方位的成员,八国集团随之形成。而2006年俄罗斯将以正式成员国身份主办八国峰会,标志着俄罗斯以“小伙伴”身份与会的历史已经结束。

最终加入八国集团,使俄罗斯以弱小的经济躯体承负着大国的尊严,而且其转型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支持,借助于这种支持,俄罗斯加快了发展步伐。

王逸舟认为,俄罗斯的经历给了中国一个启示——在八国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以挑战者的角色出现。一开始俄罗斯也并没有分享到与其他七国平等的议事权,但其受惠是很大的,包括债务减免。

“八国集团实际上是一个论坛性质的集会,对成员国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叶自成说,“所以担心中国参与进去后在外交上从此丧失自主与灵活的想法是讲不通的。”

相反,与八国集团整体接触,是中国维护自己正在不断加深拓广的国家利益的重要平台。

自2001年年底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在外交上施展开的一系列组合拳颇耐人寻味:倡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积极参与国际反恐、设立中东事务特使、与北约直接接触、积极谋求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这些屡屡突破传统外交项目的举动,正综合展现出一个事实: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卷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国家利益的外延正在不断扩大,不仅国家经济利益,而且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都在日益全球化,因而中国也需要不断突破外交的领导及手法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此次胡锦涛接受与会邀请,理所当然也应被视为中国政府外交新局的继续。

作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长期以来,中国只以联合国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惟一国际场所,这是极为不利的。“很显然,有许多利益是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无法照顾到的,特别是在联合国的作用一再遭限制的当前。”郑羽认为中国同八国集团接触的首要价值,正在于有利于中国在联合国以外维护自己的利益。

从另一个角度讲,“八国内部的几个主要国家也希望中国加入。”郑羽说,“现在八国集团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和安全问题,多数是超越八国而涉及全球的。中国的参与,对这个集团的内容和机制显然是一大补充和健全。当然,也有国家希望借助中国改变其内部的力量对比。”

可以说八国集团已经不再是“发达国家俱乐部”——并非发达国家的俄罗斯在这个集团就最终获得平等身份。冷战结束以后,这个组织中涉及国际政治、国际安全以及全球环保等功能都在迅速增强。

从“富国俱乐部”变成一个大国领导人的最高级论坛之后,八国集团其实不再同中国的外交道德相冲突。

外交思维也需与时俱进

中国过去因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而对八国集团持排斥态度。以评论国际问题见长的张剑荆先生认为:“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表达他们的声音。而实际上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利益取舍决定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现在中国的主要贸易和投资都来自发达国家。”

事实上,即便中国加入八国集团,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要背离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关键是你的立场和主张是什么。而且你不能总是发展中国家呀,发达国家不正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吗?”时殷弘说。

而就是在这个由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中国给予世界一个清晰的前行方向至关重要。张剑荆说,“国际上今天是‘中国威胁论’,明天是‘中国崩溃论’,哪个论调过来中国都要组织回击,国际上对中国的角色和地位把握不住,不知道中国将来会走哪一个方向。”

不过中国小心地把握舆情,寻求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20年改革的方向,就是坚定地走向国际主流社会,紧定和发达国家搞好关系,只有和他们搞好关系,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但是,在中国的国民中实际上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对外心态。“其中一点是弱国心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叶自成教授说,“长期以来,中国对加入世界体系与多边合作相当敏感,总有一种谨防再次受主列强包围与控制的心态。”

尤其是八国集团几乎和1900年的八国重合,因此“在与西方大国的交往中,一有问题,就会联想到晚清时列强对中国的凌辱。甚而有情绪鼓动将这些国家都视为敌人,对一切他们的东西都加以拒绝”。

实际上现代西方和过去的西方不一样,现代中国和过去中国也不一样了,八国集团并不是“洪水猛兽”。而且很显然,要真正洗刷耻辱,就是要尽早跻身世界富国、强国的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非其他。

叶自成认为,“对中国来说,韬光养晦政策在一定时期是必须的,但是不能总韬光养晦,你越是韬光养晦,别人就越不知道你的意图是什么,越觉得你是个威胁,而且你总不提出什么建议,你就会被边缘化了。”

继续走负责任的“大国”之路

“中国是否要加入八国集团的问题,实质上是中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政策立场问题。”郑羽解释说。

1949年后,由于意识形态先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确立,其间经过内政上的混乱,与“老大哥”关系恶化,一直到1971年,中国几乎被彻底排斥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之外。

1971年,中国终于摆脱藩篱,加入联合国。以此为肇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如1980年恢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席位,1988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特委会的成员国。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中国以外交力促国际格局多极化,开始大规模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而且参与更多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国际机制。

1992年,中国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次年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2000年11月,中国表示支持导弹技术控制制度,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对中国来说,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表明中国彻底坚定了完全融入世界的决心与政策,中国将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自己的经济地位,利用外部经济资源,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郑羽说。

而且,中国也开始摆正自己同国际社会游戏规则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瞧不顺眼就要“洁身自好”,而是参与其中,力争理解、影响、修正规则。

王逸舟总结说:“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不再以革命者的身份出现,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更多展示的是自己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负责任的概念,既包括对国际社会负责,还包括对自己的国民负责。从SARS危机的处理看,中国更进一步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负责任。”有专家说。

而这个时候选择一种努力,成为“大国集团”的一员,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且有助于中国尽快地步入现代国家的行列,从而更加负起其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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