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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14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又一次参拜了靖国神社，这已 是他在上任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进行的第3次参拜。而且，紧接着他又在1月28日的参议院 预算委员会上公开表明：“只要我当首相，虽然不拘泥于什么时候去，但每年都去参拜 的心情不变。”[1]
在小泉以前，也曾有多位在任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曾根康弘 在1985年8月15日战败纪念日(注：由于有些人不愿直面战败这一事实，在日本，过去的 “战败纪念日”这种说法已逐渐被“终战纪念日”所取代。)当天进行的那次。他宣称 这次是所谓的“正式参拜”，此举遭到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抗议，在此之后， 在日本的政要中，只要当上总理大臣的，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都会避开8月15日那 天参拜靖国神社。
可是，小泉却在2001年4月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放言：“我如果当上首相(注：首 相需要在国会选举产生。但是，按照惯例，在自民党执政的情况下，除了1994年6月处 于战略需要推选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为首相外，自民党总裁都能顺理成章地当选首相 。)的话，无论遭到什么样的批判，一定要在8月15日那天去参拜。”[2]最终，小泉虽 然避开了8月15日这个日子，但他却连续进行了3次参拜，这不得不引起爱好和平的人们 、特别是曾经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高度警惕。
本文从小泉的历史观、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某些日本政要的行为模式这 几个角度入手，尝试探讨这一问题。
一、历史观是小泉参拜的决定性因素
包括小泉首相在内的日本一些政界要人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往往会强调与其他国家“ 历史观不同”(注：例如，据2001年8月16日《朝日新闻》报道，当小泉得知韩国总统金 大中对他的参拜行为提出批评后表态说：“国家之间虽然历史观不同，但增进友好关系 的心情是共同的。为了共同的目标，如情况允许，我愿(与金)进行坦率的会谈。”)。 但是，正是这种“历史观不同”的讲法，证明了他们至今仍然没有对过去的侵略行径进 行真正的反省。其中最极端者，甚至有人(注：有这方面言论的政治家有自由党议员盐 田晋和自民党议员高市早苗等人。)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胜者对败者的单方面审判 ”，“违反了国际法”。因此，可以说，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历史观在起 作用。
众所周知，靖国神社在战时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和工具，在进行 战争动员和鼓舞士气方面起到了其他设施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而如今，它不仅供奉着14 名日本甲级战犯和2000多名乙、丙级战犯的灵位，而且从神社中的陈列品的布置等来看 ，也是对侵略战争进行赞美和吹捧的设施。对于这些情况，小泉等人当然是心知肚明的 。事实上，从小泉有关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论也可以看出他的历史观和真实 意图所在。
以下让我们来检验一下小泉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言论。
言论一：对战争责任问题避实就虚。
2001年7月30日，当被记者问及战争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时，小泉支吾道：“许多日本国 民、各色各样的学者都对此作出了判断，但是，我并不是立足于这种战争责任的观点去 进行参拜的……。”[2]
言论二：无视历史事实，混淆是非。
小泉在参拜前后多次表示，今天的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众多的阵亡者的牺牲之 上的。例如，他在2001年8月13日参拜神社后答记者问时说道：“我一直认为今天的日 本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上次大战中迫不得已丢失了生命的阵亡者的牺牲之上的。他们 离别了家人，割舍了对相爱的人的思念，为祖国而牺牲了生命。我们不应该忘记怀着悔 恨之念牺牲的人们，有了他们才有日本的今天。我今天去参拜，是要表达对他们的由衷 的敬意和感谢。同时，……是为了再次表示不战的决心。”[3]
在小泉首相的此番表态中，他一边“表示不战的决心”，一边却称“今天的日本的和 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上次大战中的阵亡者的牺牲之上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场战争 ，就不会有今天的和平和繁荣。照此逻辑推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 成了正义的战争了吗?而且，他还多次强调这些人是怀着悔恨之念牺牲的，我们不禁要 问，他们到底因何而悔恨?从他“为祖国而牺牲了生命”的讲法看，显然不是指的是因 为发觉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当而悔恨，而是因战争失败而悔恨。
言论三：为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牵强附会，打文化牌。
2003年1月14日晚，第3次参拜后，当有记者问及如何向中韩等国解释时，小泉辩白说 ：“我怀着对阵亡者的敬意和感激之情，表达了对他们的哀悼之意。所有国家都很互相 尊重传统和文化，我想应该能够(和中韩)友好相处。”[4]
那么，这里所谓的“传统和文化”又是指的什么呢?小泉对此是有特定含义的解释的。
2001年7月11日，他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主办的各党派党首讨论会上发言说：“作为日本 人的国民感情，人死了就都成了佛，有必要对死者进行如此区别对待吗?”[2]
2003年1月28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当有人提及该神社供奉有甲级战犯等的灵位时 他又回答说：“甚至连生前的罪过都要让死者承担，人死了还不原谅，这不符合日本人 的习惯，希望其他国家的人能理解这种心情。”[1]
从小泉首相的以上讲话不难看出，他为了达到去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使自己的行为 正当化，不惜打出了文化牌。照此讲法，日本是一个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殊传统和文化的 国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人只要死了，生前不管犯有多大罪行都可以饶恕，都可以 一笔勾销。但是，遗憾的是，他在讲此话时似乎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即，当年明治 政府建立今天的靖国神社的前身“招魂社”时的初衷，就是要祭祀在“鸟羽伏见之战” 中阵亡的政府军将士，而将旧幕府军将士则加以甄别，排除在外!
小泉的这种讲法令人联想起日本每当遇到棘手的问题时爱强调“日本特殊”(注：上个 世纪90年代初，日本在外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就曾经打出“日本特殊”论，以此 拒绝开放大米市场。)，动不动就打文化牌的先例。但是，此种没有任何理论和事实依 据的讲法，只能加深人们的不信任感，甚至有玷污日本文化之危险。
二、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那么，既然历史观是决定是否参拜的根本原因，为什么这个问题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似乎并不那么突出，近年来却反而愈演愈烈了呢?难道是他们的历史观变了吗?要回答这 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实际上，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一部分国会议员热衷于参拜靖国神社，他们甚 至还鼓噪呐喊再次将靖国神社国营化，曾于1969年至1974年连续5次以议员立法形式向 国会提交了靖国神社国营化法案，并于1974年5月25日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不过，由 于社会舆论和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在提交参议院时未能进行审议而最终成为废案。因此 ，总体而言，参拜势力是一直存在的，他们的历史观也并没有改变，只是在战争刚结束 不久的年头里，他们慑于国内外形势和舆论的压力，不敢过分声张而已。但后来随着日 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强大，一些人觉得时机似乎已到，在此方面的言行也随 之“胆大”了起来，并开始在“国际贡献”问题上做起了文章。
1.在“国际贡献”口号下向海外派兵
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彼此竞争、互相牵制的格局被打破，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地区之间的宗教和民族矛盾突现出来。而作为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 日本来说，一部分政要认为时机已到，因此提出和平宪法下日本实行的是“一国和平主 义”，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应该作出相应的“国际贡献”才对。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日 本自卫队开始走上了“他卫”之路。首先，1990年，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向海湾地区派 出了6艘扫雷艇，开创了向海外派兵的先例。继而，于1992年6月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 平活动合作法案》，并立即向柬埔寨派出了首批维和部队。继后，又于1999年5月制定 并通过了包括《周边事态法案》在内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关联法。这些关联法的制定意 味着日美安保体制从过去的“当日本受到直接攻击”的“专守防卫”步入到了当亚太平 洋出现纷争时日本自卫队可以配合美军行动的新阶段。“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 后，在支持反恐的口号下，日本迅速制定出了《反恐特别措施法》，并以给美军运输物 资和补给燃料为由分两次共派出了6艘军舰到印度洋。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还于200 2年12月派出了显然远远超出了后方支援范畴的、具有极其卓越的作战性能的“宙斯盾 ”舰(注：“宙斯盾”舰配备有最先进的防空系统，其搜索半径达500公里，射程达100 公里以上。能同时探知200个并同时打击10个以上的空中目标(包括拦截敌方导弹)。目 前全世界仅65艘，其中美国60艘，日本4艘，西班牙1艘。)。
除此之外，日本目前正在制定《武力攻击事态法案》等所谓“有事法案”，在该法案 中，拟将“武力攻击事态”定义为“发生了武力攻击(包括有可能发生武力攻击的场合) 的事态或情况紧急、以至预测到将要发生武力攻击的事态”[5]。此法案如果获得通过 ，将意味着日本可以在还未受到敌国攻击的情况下首先发起攻击，现行的和平宪法也将 名存实亡。
从以上这些事实不难看出，日本政府在“国际贡献”的旗帜下，开始走上了重振军备 和向海外扩张的道路。
2.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失衡
除了上述随着经济实力的强大，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在军事上也迅速膨 胀起来的因素以外，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失衡，更是 使得日本政界一些人在参拜靖国神社时能够有恃无恐。
(1)日本战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直至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日本大多数国 民都已作好了所谓“一亿玉碎”，即全国人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准备。但是，当被美 军占领以后，日本全国上下的舆论随之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对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进行了反省，开始了“一亿总忏悔”。进而，在盟总司令部的指导下制定了现行的《日 本国宪法》，发誓今后永远不再拥有武装力量和永远放弃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
然而，军国主义者和一小部分右翼政要是不可能就此立地成佛的。他们当时只是慑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威力和日本国内的舆论力量，而且在盟总司令部于1946年1月开始 对政界和财界中的军国主义和国粹主义分子实行开除公职处理的情况下，不得不把自己 想要说的话深深地埋藏在了心底。
以后，随着岁月的推移，曾被开除公职的军国主义、国粹主义分子甚至包括甲级战犯 在内的许多人又陆续返回到了政坛，否定现行宪法以及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思潮又逐渐有 所回潮。但是，毕竟由于“五五年体制”的存在，此种思潮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 牵制。
(2)五五年体制的崩溃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失衡
所谓五五年体制，简单说来，主要是指战后林立的日本各党派经过多次聚散离合以后 ，代表保守势力的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于1955年合并组成了自由民主党，同年，代表革 新力量的左右两派社会党也得以统一起来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大党。之后，一直到90年 代初，社会党一直保持了在野第一大党的地位，虽然总体力量一直无法超越自民党，但 作为在野第一大党，在政治事务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自民党 的行动。
但是，到了1993年，日本政局发生了巨变。自民党成立以来连续执政38年的格局被打 破，包括社会党在内的8个党派联合起来组成了政府。遗憾的是，正是这一变化最终导 致了五五年体制的崩溃，社会党从此一蹶不振，后虽经改名为社民党，也未能挽回颓势 。现今的社民党已经退化为一个小党，根本不能再与自民党抗衡。
这是因为，1993年的联合内阁并不是因为社会党等比较进步的党派的力量超过了自民 党，瓜熟蒂落而成，而是由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铁腕人物小泽一郎精心策划而导致的政 权更迭。
小泽一郎，现任自由党党魁，时任自民党最大派阀“经世会(竹下派)”代理会长，是 竹下登和时任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的得意门生。当时他在竹下登和金丸信的庇护下大权 在握，在政坛叱咤风云，甚至连当时的首相海部俊树和宫泽喜一都要让其三分。但由于 金丸信受贿事件东窗事发，靠山倒去，小泽在党内一下失了意。习惯于呼风唤雨的小泽 无法接受这一严酷的事实，于是带领一批亲信议员打着“改革”的旗号从自民党分裂出 来成立了“新生党”。尔后，由他一手策划，说服其他党派一致同意推举日本新党党首 细川护熙出任首相，成立了新政权。
当然，新政权的得以成立还有日本国民早已对自民党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人们希望 变革的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较大的因素之一是，社会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想夺取 政权却始终没能如愿，甚至被戏称为“万年野党”，因而在小泽的游说下，认为机不可 失、时不再来而贸然同意加入了这一个拼凑起来的内阁。
不过，真正令社会党一蹶不振的应该说并不是这一次组阁，而是10个月后与宿敌自民 党的又一轮组阁。
细川内阁成立后，小泽虽然未在阁内任职，但却仍在幕后呼风唤雨，再加上各党派之 间政治理念等本来就不一致，导致政权内部矛盾重重，仅仅执政10个月就不得不宣布解 散。尔后，经过一番周折，一心想夺回政权却又苦于议席不足半数的自民党以让社会党 委员会村山富市当首相为诱饵，与社会党和新党先驱组成了三党联合政府。
社会党为了能够继续执政而犯下了无可挽回的致命错误，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多年的政 治理念。村山一上台，便宣布“自卫队在现实中合法存在”[6]。这样，社会党从此就 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其支持率一落千丈，影响力当然也随之大减。
目前，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是民主党，它在很多政策问题上与自民党并没有特别大的区 别，再加上党内摩擦不断，在实力上也非昔日的社会党可以比拟。而另一个稍大些的在 野党自由党则是由小泽领导的，它的政治理念与自民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绝大多 数人在都每年的8月15日那天去参拜靖国神社并坚决要求首相也应该在8月15日去参拜该 神社。
三、某些日本政要的行为模式
针对小泉这种身为一国首相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日本国内有很多有识之士都 明确表示了反对。宪法学者永田秀树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向国内外证明日本政 府尚未从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摆脱出来的愚蠢而危险的行为。”[7]小泉首相大概也意 识到了这一点，他在2001年8月13日参拜靖国神社后，紧接着于同年10月8日专程来到位 于北京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对战争中的中国死难者表示了歉意和哀悼。对此，包 括我国国内一些善良的人们在内，以为小泉此举是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行为，是真心诚 意地对过去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例如，近期国内有人撰文称：“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到中国的卢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 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8]
但是，遗憾的是，事隔仅仅半年，小泉又于2002年4月21日的“春季例行大祭日”到靖 国神社进行了参拜。而且，紧接着又于今年1月14日进行了突然袭击式的参拜。不仅如 此，他还向世人表达了每年都要去参拜的决心。
1.“自豪”与“顾虑”之间
那么，小泉既然对靖国神社情有独钟，又何苦专程来北京吊唁抗战纪念馆呢?如何解释 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呢?
其实，小泉如此作为正是日本某些政要一贯带有典型性的行为模式的具体体现。对此 日本《读卖新闻》有十分恰当的比喻。该文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比作天平，将对本国的 “自豪”和对别国的“顾虑”比作该天平的两个砝码。现将该文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昨天，小泉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前年本来预定在终战纪念日参拜，结果提前了两 天。而去年避开了八月，在春季例行大祭日那天去了，今年则选择了什么缘由也没有的 普通日子。这大概是在“自豪”和“顾虑”之间寻找平衡点后作出的抉择吧。……不问 青红皂白的反对如果过了头，只能加重“自豪”的砝码，破坏天平的平衡。中国和韩国 也差不多该意识到这点了。”[9]
当然，这篇文章的宗旨是“奉劝”中韩等国不要“干涉内政”，以免“更加自豪”。 但从中可以看出，确实是有一部分日本人实际上是将参拜该神社看作事关国家的荣誉的 。而且，也可以感受到小泉首相既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尽量不想损害外交关系的一番“ 良苦用心”。
那么，小泉在三次参拜时为何分别要选择不同的日期呢?特别是今年，为什么在“自豪 ”和“顾虑”之间寻找到的平衡点是1月14日这么一个普通日子呢?
小泉是正值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公开表示要在8月15日那天去参拜靖国神社的，这就意 味着对投票人作出了公开承诺。但是，一旦自己真的当上了首相，又不得不考虑如果真 要在那天去参拜的话，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经过反复的权衡和犹豫，直至8月1 5日已临近，才最终决定错开那个日子，这样既可以缓解一下反对的压力，又能对支持 者有个交待。
第二次选择在4月21日，那是因为考虑到下半年有日韩两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和中日 两国恢复邦交30周年纪念活动，选择下半年显然不行，所以选择了春季的例行大祭日。
那么，第三次又为何选择什么缘由也没有的普通日子呢?据日本媒体分析，是因为考虑 到二三月份中韩两国政府都要换届。也就是说，即使因为参拜神社而与中韩两国交恶， 那也是与“老政府”，期待着今后换成“新政府”后关系能得到缓解。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小泉和日本某些政要在其历史观的指导下，为了本国的“自豪 ”，是一定要去参拜靖国神社的，但与此同时，在其内心却又深深地知道过去的侵略行 为毕竟是不光彩的，所以同时又要对其他受害国家有所“顾虑”。因此，到卢沟桥来吊 唁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实质上是小泉在“自豪”和“顾虑”之间的选择的一种平衡 罢了。
2.贝内蒂克的“耻感文化”论
对于日本某些政要的此种行为模式，美国文化人类学者贝内蒂克(Ruth Benedict)曾有 过详尽的分析研究。早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军方就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敌人的行为非 常难以捉摸，于是委托贝内蒂克对日本人的行为模式进行全方位的研究。1948年，其研 究成果《菊与刀》发表，其日译本出版后，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然，其中不乏 对其批判者，认为很多地方对日本人的描述与事实不符。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书 中有很多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其中指出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连日本人自己都感到汗颜。
贝内蒂克在此书中提出的重要论点之一是，在人类学研究中，大致可以把人类的文化 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罪恶感为主基调的“罪感文化”，另一类是以耻辱感为主基调的 “耻感文化”。“罪感文化”的社会是指具有绝对道德标准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 人们的行为如果脱离了道德规范，在内心会产生罪恶感；而在“耻感文化”的社会中， 人们往往会以是否会遭他人耻笑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换句话说，在“罪感文化”社会 中，人们对做坏事时的遏制力是内在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旦做了坏事必须通过自 白、忏悔才能解放自己；而在“耻感文化”社会中，人们更多地加以考虑的是，如果做 坏事会不会被人发现，会不会受到舆论的批判或受到制裁，因此，其遏制力是外在的， 而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10]。
当然，以上只是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对某些社会的行为模式从宏观角度进行的大致分类 。但是，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像日本那样“耻感文化”的烙印如此深刻地反映到一国的 政治事务中的国家却并不多见。
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二于2001年8月18日在爱知县作报告时，提到中韩两国对小 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提出抗议一事时强调说：“重要的是要连续参拜下去，这样，一直 坚持下去，就不至于每次都提抗议了。”[11]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外的反对 力量就将习以为常了，就不会反对了。这种论调恰恰反映出这些人的思维定式，即，只 要没有人反对，就意味着没有了外在遏制力，没有了外在遏制力，即使是天大的坏事也 可以心安理得地、堂而皇之地干了。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对于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某些政要来说，能不能去参拜靖国神 社关系到日本国的荣誉，为了这个荣誉，他们并不考虑参拜行为本身是否错误，他们需 要考虑的是会不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和反对，或即使有谴责和反对，其呼声到底有 多高，值不值得进行外交上的冒险。换句话说，他们不断地在权衡利弊得失，当他们判 断国内支持者的呼声高于反对者的呼声以及在外交上并不会因此而陷入僵局时，他们就 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参拜。
四、正视过去才能面向未来
上次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诸如靖国神社问题以及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种种问 题却仍然在困扰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究其根源，笔者以为还是因为日本某些政治家 对那段历史缺乏真正的反省所致。而正是这些人，却经常责怪中韩等国在历史问题上纠 缠不休，声称应该“向前看”才是。遗憾的是，国内也有少数人附和这种论调，称国人 在此问题上“缺乏向前看的态度”。[8]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真正缺乏向前看的态度 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某些执著于参拜靖国神社的人。事实恰恰证明了他们是热衷于“ 向后看”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地向前看的。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曾经说过：“不愿正视过 去的人，现在也仍将是盲目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德国政府在战后对希特勒所 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才真正做到了向前看，德国才得以和周边国家融洽相处 。
日本政府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是中韩等邻国抓住历史问题不放，而是他们自己缺乏 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的真诚态度。日本能否和周边国家实现真正的友好，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政府能否真正地对历史上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彻底而深刻的反省， 能否真正地甩掉历史包袱。
我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有着悠久的交往史的同时，自19世纪末以来，我国 又是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受害者。日本今后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走对外扩张的老路 ，这不仅将影响到世界形势的发展，更将直接地影响到我国的和平与发展。笔者真诚地 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真正地反省历史，和周边国家一起携起手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