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稳定、增长和改革势态的估计和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势态论文,稳定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是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后的第一年。一些专家认为，各地将会大干快上，经济将会逐步热起来；也有的专家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如不放松投资和银根，经济将会冷起来。那么，经济运行和改革的形势究竟会如何呢？我以为，要稳定、增长和改革综合分析和通盘考虑，才能较为清晰和稳妥地认识和把握经济运行和改革势态。
一、经济稳定的估计
1997年是宏观经济从1993年过热，通过宏观调整后实现“软着陆”的一年，物价水平降低到了近几年的最低点，估计零售商品价格上涨率超不过2%，GDP增长速度可望达到9.2%左右。 实现了低物价下的高增长。那么，1998年的物价形势如何估计呢？
首先，从供给方面分析，抑制物价上升的力量大于推动物价上升的力量。一是农业连续几年大丰收，1997虽然受一些灾害的影响，但基本上也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农产品供应充足，将不会发生这样几种情况：以农业为原料的工业成本的上升，食品物价上升推动的工资水平的上升，农业源头产品价格上升引起的关联性和搭车性物价水平上升。1994年的物价上升，除了投资规模过大方面的问题外，农业的歉收引起的物价水平上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二是国有企业减人增效，企业的工资成本从总体上讲，相对有所下降，或者增幅受到抑制。物价和失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下岗和半下岗职工增多，必定要削弱工资成本推动物价上升的力量，即抑制物价的成本推动型上升。三是随着乡镇企业改革，并大力发展效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全社会的有效供给势必快速增长，成为稳定物价的重要因素。
其次，从需求方面看，拉动物价上升的力量也不大。一是投资需求不会增长过快，因为银行商业化改革加快，并且对银行的资产质量从法律和行政上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贷款开始慎重，银行已经替企业模拟真正盈利水平下的实际资金需求，已经发生一些银行因为找不到盈利的企业，有钱贷不出的情况。因此，以前的用贷款扩大投资需求和投资软约束从银行环节开始改变。二是消费需求不会增长很快，主要决定于国有企业的减人增效，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职工的工资水平会越来越与效益挂勾，不会象以前即使亏损企业的职工工资照样增长。1997年消费市场并不旺盛，物价上升明显趋势缓，就说明了这点。三是地产的增长是拉动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从1997年的地产投资看，1—8月比上年同期负增长2%，呈下降趋势。这说明，贷款慎重后， 企业和单位用贷款购买房地产的需求下降；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也趋于紧张，购买办公用房的需求也下降；而住房制度改革，使单位替职工购买住房的需求减少，而职工则受收入水平和房价的制约，对住宅的需求并不旺盛。
因此，从需求方面看，1998年可能会影响物价上扬的因素只剩下外资进入、出口拉动和银行外汇占款三项。此取决于更加开放的引资政策和出口鼓励体制及政策。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化，外资进入和出口增长的幅度不发生较大的增长，将不会对物价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而银行外汇占款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的储备，以后的增幅不再会上升过快。从调动国内生产力和降低国内供给品库存看，银行储备的外汇不宜过多用来进口，特别是进口消费品，否则会加大进口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给量，对国内市场发生冲击。有关专家预计，进口增长率将会从1997年的6.7%上升为1998年的14.9%，而出口增长率将会从1997年的17.8 %下降为1998年的9%。关税降低，企业留汇的增加， 将导致进口大幅增长。因此，从出口需求减少和进口供给增加看，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使国内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更加严峻。结合国内市场供求来看，切实需要关注发生类似1990年时的市场疲软。
再次，潜伏的银行不良资产型通货膨胀压力要引起注意，但抑制不良资产型通货膨胀的积极力量也较强。需要注意的是过去大量投资项目的低效率和报废，国有企业的亏损和欠息欠本，给银行货币体系转嫁了一定数量的不良资产。一方面贷款资产和应收利息损失，另一方面存款人的存款和利息，包括银行虚收的经营收入，还在银行的帐面上，如果没有国家财政核销，如果经济不良性发展，不良资产最终必然要以通货膨胀的形式分摊给全体人民进行消化。因此，如果投资项目报废不减，国有企业效率持续下滑，粮食等政策性亏损增加，国家财政又不予以核销，给银行转嫁的不良资产会越来越多，世纪之交发生不良资产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当然，对不良资产型通货膨胀得引起重视，但也不能片面地看问题，也有抑制不良资产型通货膨胀发生的积极的因素。一是国民经济在增长，特别是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将在1997年“十五大”以后会有长足的发展，国有企业在调整结构、减人增效和理顺体制后，效率会上升，只要经济良性发展，银行中不良资产的比例就会缩小。二是中国居民有高储蓄的习惯，并且储蓄增加的势头不减，即使有一部分流入直接融资，一年进入银行的储蓄存款量也很大，银行资产的周转不会发生问题。三是由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势头看好，城乡居民对人民币的稳定充满信心。因此，如果抑制投资项目和企业向银行继续大规模欠息欠本，不继续大规模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并且国民经济良性发展，不良资产将会得到逐步和稳定的化解，在世纪之交不会引起不良资产型通货膨胀。
就业稳定方面较为严峻。1998年将是一个减人增效之年，企业冗员调减、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兼并破产、 股份制改革等等， 需要下岗600～800万人，本年中再就业一部分。估计1998年城镇统计局统计失业和非统计下岗人员会占全部城镇劳动者的10%左右；农村需要向非农业转移的劳动力压力在1.2亿人左右， 每年需要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压力在900万人左右。然而，扩大就业岗位， 不能再走随意向企事业和行政单位安排人的老路，从根本上较为理想地解决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还是在于经济能够稳定增长。估计在一定的区间里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至少会创造350多万个就业和劳动力转移机会。
二、经济增长的估计
物价水平波动和经济增长速度虽有联系，但应当分开分析。那么，国民经济1998年会不会低速增长呢？我不同意靠经济过热来扩大需求，或者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拉动需求，从而加速经济增长，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能不能保持在9.5%？这是个疑问。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比1997年下降2个百分点，就会减少700多万个就业、再就业和劳动力转移机会，这对我们的国有企业减人增效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是非常不利的。我估计，经济增长如果处理不当，因需求拉动不足，有可能使速度下滑至7%。
当然，从供给方面看，推动增长速度的因素有这样几项：一是城镇和乡镇集体经济，在体制进一步理顺后，增势将不减，非国有经济增长也会是支撑增长的重要因素；二是结构调整将会盘活一部分资产，使闲置资产发挥效益，这种资产配置改善也会带来1～2%的增长；三是劳力在不同企业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调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会改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带来1～2%的经济增长。
但是，供给的增长必须有需求的增长相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有需求的拉动，而需求分为国内投资需求、国内消费需求、国外出口需求和外资投资需求。从几个方面的需求看，1998年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首先，国内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处在一个特定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转型期。从投资需求看，在投资项目和企业资金需要几乎全部间接融资的体制下，需求的源渊主要来自于银行。银行商业化改革，确立资产抵押贷款制度；银行连续三年亏损，行长要撤职甚至查办；银行开始强调贷款的风险管理和提高资产的质量，对亏损和风险较大的企业不再贷款；对上的项目，一是国家确立资本金制度，必须有一定的资本金银行才能贷款，二是银行也开始严格评估、慎重贷款；而且银行逐步地商业化，受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也越来越小；对金融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也使因受贿而发生的贷款量减少。一些地方政府的观念也开始转变，即由社会投资办企业，政府只管软硬环境的建设，不再直接去贷款投资办企业。因为政府贷款投资办企业，结果大量的企业亏损，还要政府背着，这种教训已经开始被各地政府官员所认识和总结。总之，银行替投资项目和企业衡量风险和盈利水平，也即银行代替资金供求市场来确定信贷资金的供给规模，加上法律和行政的硬约束，贷款行为开始慎重而小心。政府观念和职能也在转变。这就使得过去以间接融资为主渠道贷款而形成的需求增幅下降。有的学者担心，“十五大”以后，各地大干快上，经济还会再过热起来。而事实上，象过去一样，政府定增长指标、银行大放贷款，增加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正在过去，可能经济过热，想热也热不起来。如果不考虑这种可能发生的格局来采取措施，1998年由投资需求拉动的增长速度肯定会受到影响。
一些学者提出，为了防止有效需求不足，增长速度下滑，国家应当放松银根，扩大贷款规模，扩大投资需求。这是不可取的。在过去软约束的体制下，国家即使控制投资规模，有时不会十分有效；而银行商业化后，即使国家不控制投资规模，只要法律和行政方面对亏损和不良资产较多的银行领导进行严厉惩罚，即使国家不控制贷款规模，贷款规模也不会象以前一样无约束扩大。体制不变，投资效率和企业效率不变甚至下滑，即使今天能通过放松银根将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将来会给银行货币体系转嫁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积累起恶性的通货膨胀，并加大银行的风险。
从消费需求看，一方面，城乡居民消费，从结构上分析，诸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产品的需求已经饱和，其收入需求弹性开始下降；住房制度的改革不会一下子开通居民住宅消费的流程，住房消费受到收入水平、房产价格的限制，而分期付款和住房消费贷款还不普遍，并且人们从观念上还不大适应。从规模的增幅上看，居民消费需求必然会受到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减人增效和下岗待业的影响，下岗增多，收入减少，会使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下降，从而必然会影响到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另一方面，政府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事业和行政党团单位的定编以及反腐败，也会抑制集团消费的增幅，从而影响到购买楼堂馆所及小汽车和吃喝等公款需求，这也会影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因此，体制转型期，如果调整不当，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有可能萎缩，影响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拉动。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避免东欧和前苏联经济体制转型期发生的增长速度降低和银行不良资产型通货膨胀在我国发作。
其次，从向国外出口形成的需求和外商投资形成的需求看，一是东南亚金融风波使得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20～50%，将刺激它们的出口，而且我国沿海的出口结构和这些国家的出口结构类同，从而对我国形成出口竞争；而我国的人民币币值坚挺，还有升值的趋势，这样出口条件将会发生不利。二是1997年外商直接投资增幅减缓，协议利用外资额下降，1997年对外商直接投资中设备进口降低了关税，这可能促进一部分直接投资。但是，实物投资不增加需求，反而是一种供给。只有外资在国内购买物品和利用劳动力，才能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外商投资需求1998年增幅如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影响多大，预期还不明朗。因此，1998年的出口需求和外资投资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不采取措施，有可能下滑。
三、改革、稳定和增长通盘考虑
前面已述，不能再走放松间接融资而利用贷款扩大需求的老路，不能放松贷款，再去搞借贷型和低效率的国有投资和国有经济。必须结合“十五大”有关精神，通过扩大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利用企业资产形式的多样化，使发展经济的资本和风险社会化，同时改目前国有独资体制对投资经营风险的放大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后对风险的压缩。也就是通过改革来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社会。
那么，发展直接融资来扩大投资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会不会影响银行资金的运行呢？这是先要分析的一个问题。适当地扩大直接融资，不会对银行资金的运转发生影响。一些同志担心，目前我国的银行体系中有一定数量的不良资产，如果城乡居民储蓄流向直接融资过多，会不会使这些不良资产比例增大，银行运转发生困难，并对银行发生挤兑。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国家通过股份制这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从直接融资渠道引导吸收城乡居民的一部分储蓄性收入进入企业的资本金，要将企业的资产多元化，风险和资本社会化。然而，目前企业的效率较低，分红回报率显然要低于利息率；一年中公开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规模有限，而柜台交易规模还受到限制；相当多的国有企业负债率很高，资产质量很低，三年期的效益不佳，能否将其资产顺利地多元化，让城乡居民认购，还是一个疑问。因此，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资产形式的改造，改变目前“企业资产形式单一——向银行贷款——形成企业的高负债资产——向银行转嫁不良资产”这样的高风险间接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可能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近年城乡居民储蓄增加的势头很猛，1998 年银行估计会新增13000亿储蓄，即使将30%转为直接融资，银行还有9100亿的储蓄新增额，不会影响银行资金的运转。而这13000亿如果全部进入银行， 则国家搞项目和办企业的风险全部集中在了国家银行身上，如果项目损失和企业亏损，向银行转嫁不良资产，最后还是要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来消化；如果国家压住物价不使其上升，不让不良资产逐年消化，积累起来，银行出问题的风险就会很大。
因此，首先要结合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积极发展直接融资，分流一部分城乡居民的收入进入企业的资本金。用社会投资来扩大需求，并且使投资的风险社会化，不再在银行中积累不良资产型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但是，发展直接融资，不能鼓励企业不通过银行直接向职工和社会借钱，这与从银行借钱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风险没有社会化，企业是国家的，企业亏损，还不上负债，最后还得国家兜底，还得向国家银行转嫁风险。
其次，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在尽快完善有关法规和监管的前提下，扩大股票公开上市和柜台交易一级市场规模，也扩大投资基金规模，使城乡居民分流储蓄性收入有一个直接融资的渠道，并扩大直接融资型投资需求。在目前规则和监督管理不完善的情况下，过快地扩大股市和投资基金，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金融风险。这是人们普遍的关注和疑虑。但是目前我们的选择是，要么比重非常大的间接融资体制如不改变，将积累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形成和潜伏日益严重的银行不良资产型恶性通货膨胀，给银行体系积累金融风险，最后投资和经营的风险全部集中于国家银行身上；要么逐步地通过直接融资，将城乡居民的储蓄性收入分流一部分去投资于股票、投资基金和直接投资于企业，由社会给企业补充资本金，发展经济的资本和风险社会化。在发展直接融资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这是体制向良性转轨中的必然要付出的成本，我们不可能等法规尽善尽美后才去发展直接融资，才去发展资本市场，间接银行融资体系和货币币值可能等不到那样一个时候，就会出问题。
当然，扩大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金融监管要配套，都不能刮风，使改革、稳定和增长互相协调。
第三，国家应当选择核电、高速公路、港口、铁路、石油天然气等市场风险很小、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发行股票和投资基金，既扩大需求，拉动增长和增加就业机会，又加快基础行业的建设步伐。其中一些项目我们都可以让外国资本搞，为什么不可以让国内社会资金进入呢？如果国家控制其中资本金15～25%的股份，相对控股，其余的85%或75%的资本全部分由分散的社会资金注入，总资产中40%或者更低的部分由贷款解决，国家仍然控制着这些产业，分散的所有者并没有多少所有权力。国家的这类项目股份投资或者基金投资，是有许多利处的。一是目前国家财力不足，以此来筹集资金，投入基础设施；二是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由国内资金投入，可以掌握在民族手中，国家又可以控制，不会将来受控于国外财团；三是利用这些盈利稳定的投资扩大有效需求，即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以扩大就业容量；四是监督由过去国家投资时的国家单一监督转变国家和社会共同监督，企业在此压力下要考虑投资和经营的效益，对提高投资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益；五是股盘较大，被一些机构炒作的可能性较小，有利于稳定股市。
第四，上市和柜台交易的股票供给规模的增加，股价可能会稳中微降，因此，城乡居民要转变股市只升不降的观念，也不能由政府来托市稳定股价，而是要引导城乡居民直接融资、扩大对股票的需求和提高股份制企业效益来稳定股价。除了扩大公开上市股的规模外，要放宽柜台交易股的限制，加大柜台交易股份的规模。按照上市企业总体的实际盈利率，目前深沪股市价位仍然偏高，当然如果股价下跌，一些入市的股民会有意见。但是，为了保股价而放慢新股的供给数量，这对国有经济主导下，加快股份制改造，资本和风险社会化形成制约。而企业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革，股票的供给量无疑要增加，如果利息率仍然偏离产业利润水平而很高，城乡居民储蓄性收入不分流入直接融资，或者分流量很小、速度很慢，股市目前的价格可能还会下跌。股民要从要求国家托市转向监督企业搞好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手持股票升值。国家不可能也不能冒风险去经常托市，要引导城乡居民扩大股票的需求量，从而与增加的股票供给量相适应，避免股市有大的波动。
第五，应当发展住房和汽车消费抵押信贷，并扩大住宅和汽车的分期付款销售，从而启动住宅消费需求和小汽车消费需求，来带动关联的市场扩张和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就业人员。从西方国家看，类似住宅类的消费，也实行消费抵押信贷和分期付款制度，相当比例的居民不可能一次付清。同时银行和商家需要加强对贷款者和分期付款者支付能力的调查，并在法律上严厉打击欺诈行为，使消费抵押信贷健康发展。
第六，根据产业目前实际的税后利润水平，利息率仍然很高，需要稳中微调，降至与产业利润基本平衡，从而引导发展直接融资，扩大投资需求（当然，如果投资效率和企业效率能尽快地提高，产业平均利润率在近两年中能大幅度上升，则利息率水平可以不往下调，甚至调升）。从产业实际的盈利水平、扩大资本市场的规模、企业资本和风险社会化的需要看，目前的存贷款利息水平仍然偏高。存款利息水平高，如果金融资产投资者不能在投机上获得比银行利息高的回报，而利息率又较高，城乡居民储蓄性收入的一部分能不能顺利地流往直接融资渠道，也是一个问题。因此，至少不能再提高利息率，一方面要加快提高企业效率的速度，在通货膨胀率较低的时候，也要适当降低利息率以适应产业的实际盈利水平，从而用利息机制分流储蓄进入直接融资，配合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第七，考虑到国内需求的转型，从理论上讲，物价低迷并不一定是有利的一件事情。物价上升的幅度高一些，零售物价上涨率保持在6 %，有这样的一些好处：使人民币对外汇略有贬值，增强出口竞争力；保持一定的出口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速度，缓解就业压力；减轻国家用国债等手段回笼外汇储备投放的人民币的压力；国内市场需求有一个略大于供给的空间，从而活跃市场，调动和利用资产和劳动力资源，增加就业、再就业和劳动力转移机会。
第八，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强化金融监管，确实防范金融风险。在发展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通过扩大股票和投资基金扩大有效需求的同时，要加强国家金融规范和监管的力度。目前来看，特别是要对各类信托、农村合作基金会、城市的各种基金会、各类信用社加强监督管理。这些金融机构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一旦发生挤兑，中央和地方财政都不可能有财力平息，最后还是要转嫁给国有银行体系，加大国有银行的风险。目前看来，国家银行体系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各类信托投资公司、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亏损和支付困难可能是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因此，国家应当尽快完善这方面的法规，清查、整顿、清理和规范这些机构，加大对这方面违规负责人的行政和法律处罚力度，切实抑制非国家银行机构不良资产的迅速积累，防范由非国家银行金融机构可能挤兑引起的金融风险。
党的“十五大”提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企业的资产组织形式。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这就是说企业的资本金部分要多元化，要通过直接融资，让社会资金进入企业的资本金部分。但是，没有资本市场，特别是没有股票和投资基金市场，就无法进入企业的资本金，股份制改革也就没有融资来源，结果股份制改革将无法推开。由此看来，从保持经济增长方面看，需要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扩大有效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防止银行商业化改革和监管加强后间接融资渠道的投资需求减少而使增长速度下滑；从股份制改革来看，需要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来给企业资本金的多元化创造一个基本前提；从扩大就业、稳定社会看，也需要通过直接融资渠道投资需求的扩大来增加就业容量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会。这就需要改革、增长和稳定通盘考虑。
总之，如果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处理得当，利用融资体制和企业资产制度的改革，经济发展的资金20 %开始来自于直接融资， 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期望能达到9.5%，物价上升水平将会控制在6%以内，城镇失业和下岗率将会控制在1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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