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1.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成就论文,历史学论文,新中国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60年了，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历史的洗礼，在继承20世纪前期史学成就的基础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新的发展，为新中国的历史科学书写了光彩的一页。笔者阅读有限，思考未深，试对此作如下概括，祈同行教正。
一、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20世纪中国史学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其中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是历史观进步的两次跨越。基于这一认识，在回眸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史学时，首先就要说到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新中国60年的历史学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认识、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方面，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是唯物史观广泛传播、学习、运用的阶段；1978年至今，是深入学习、全面理解和更加合理运用的阶段。从中国史研究来说，前一阶段的特点是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面貌及其规律，后一阶段的特点是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面貌及其规律。前一阶段，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全面地展开了讨论、商榷、辩难，使人们对中国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其成就、功绩之大，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由于在那些年代里，多数史学工作者学习唯物史观尚处在起步阶段，加之史学受到政治上“左”的倾向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产生了教条主义的偏颇，使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走了一些弯路，经历了一些曲折，产生了一些教训。尽管如此，这一阶段历史学界对有关中国历史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所获得的成果，仍然成为后一阶段人们深入认识中国历史及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基础。
在后一阶段，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尤其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感召之下，历史学界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对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有了更加理性、更加自觉的认识，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决不是可以随意套用的公式。尽管经典作家早已强调了这一点，但人们只有在经受了曲折和失误之后，才深切地懂得了这个道理，从而走出“套用公式”的误区。第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人们只有全面地认识这个体系、辩证地理解它各个原理之间的关系，才不致使它遭到误解或曲解，避免自身的研究走向片面以致错误。第三，唯物史观的生命力，在于人们以其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新的理论认识，从而不仅使这一研究得到正确的或近于正确的结论，同时也丰富了唯物史观，以至于发展唯物史观。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前一阶段的成就和教训，就不会有后一阶段认识的提高和发展，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
大家都知道，历史发展是不应被割断开来看待的，同样，史学发展也是不应被割断开来看待的。中国有句古话“彰往而察来”，这是既指借鉴以往的成就，也指记取以往的失误，二者对于未来都是有益的。我们对新中国60年来的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作这样的看待，才是全面看问题的态度，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历史理论研究的突出成就
这里说的历史理论，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历史现象或重大历史问题，在作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概括性和规律性认识。从总体上看，60年来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有特点的阶段，这就是：全面提出问题、系统梳理问题、正面阐述问题。
在全面提出问题阶段(1949-1966)，随着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广大史学工作者受到这一科学历史观的吸引、感召和影响，纷纷起而运用这一新的历史观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从而引发了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历史现象的热烈讨论，甚至激烈的辩难。①其中，有的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已经提出来的，而大部分问题则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过程中，结合重新审视中国历史逐步提出来的。在这些讨论和辩难中，史学工作者各陈其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史学界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从本质上看，它们大多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工作者对理论的关注和热情，这是中国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重大变革的序幕。第二，尽管这些讨论、辩难并没有完全取得共识，但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大多数参与讨论、辩难的史学工作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研究、阐发历史问题的理论指导。正因为如此，这些讨论、辩难的实际意义在于，一方面推进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认识，一方面也促进了对唯物史观的学习、运用，为新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方法论的基础。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全面提出问题阶段，范文澜所撰《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和翦伯赞所撰《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两篇理论文章，②它们反映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系统梳理问题阶段(1977-1988)，史学工作者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鼓舞下，一方面提出新的历史理论问题展开讨论，一方面则出现了系统梳理问题的趋势，旨在把“文革”前关于历史理论问题的诸多讨论加以清理，以期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一清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史学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正“文革”中被所谓“儒法斗争史”搞乱了的中国历史进程的真相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谬说。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历史研究》编辑部组织撰写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③此书分专题对20世纪50—60年代史学界所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史学界所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因其具有这样两个特点而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有关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所作的系统的归纳；第二，这一梳理和归纳工作，是在尊重学术平等的原则上进行的，有关专题的作者多以平和的心态列举诸家之说，目的在于为史学界提供进一步探讨理论问题的思想资料。当然，更值得重视的是，此书在“前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三十多年来的讨论中，我们不时发现，同是一条史料，同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往往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再现出形态各异的历史具体，并由此引起无穷争论。”于是，“前言”提出了克服和避免此种现象的途径：“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否表明，在具体的历史资料和抽象的理论观点之间，还需要加强乃至增添某些中间环节，以减少种种失误的可能。”“前言”还认为：“三十多年来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正是在做着这样的工作。”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关于在“史料”和“原理”之间对于历史理论研究之重要性的一个自觉的和明确的认识。历史理论研究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可以避免用史料去注释原理，既夸大了史料的作用，又使原理庸俗化；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用原理作标签去给史料定性，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理论既具有唯物史观原理的普遍性品格，又具有说明具体的历史现象的特殊性品格。因此，这一梳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理解，促进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理论的思考。
在正面阐述问题阶段(1989年至今)，出现了不是为商榷、辩难而作的，而是有系统的、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密切结合的历史理论专著和专文，显示出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在专著方面，可以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为代表性著作。④此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通史》编撰，阐述了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少新论点。如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来，论证了中国史学上有撰写多民族史的传统，而且出现过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又如把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作综合考察，用以说明社会历史进程的面貌、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再如对国家的社会职能和统治职能作有联系和有区别的分析，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以及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特点等等。事实证明，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正面论述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符合历史理论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专文方面，刘大年在1997年发表的《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作者针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众说纷纭的观点，就“近代科学与近代方法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基本问题”、“社会性质”、“阶级分析”、“革命与改良”、“中国当代与近代”、“勇敢坚持真理，勇敢追求真理”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⑤显示出一个史学家的科学精神和坦荡胸怀。限于篇幅，类似的专著和专文，不能一一胪列和论述。值得高度关注的是，2004年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已经发挥出并将继续发挥出巨大的理论力量和学术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必将迈向更高的境界。
三、史学理论研究的展开
史学理论是关于史学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在其自身发展中所面临的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以及史学家的修养与撰述活动、史学同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概括性和规律性认识，史学理论同历史理论有所区别而又不可截然分开。
如同史学工作者在认识史料同原理的关系时提高了对历史理论研究的自觉性一样，史学工作者在讨论加强历史理论研究时，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史学理论的自觉要求。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工作者在理论研究方面又一个新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初，尹达在讲到加强历史理论研究时，指出：“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⑥他举出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等人为例，用以证明他的观点。其后，有的史学工作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并作了相应的论证。⑦与此相关联的是，大学历史系史学概论教材建设的推动和西方史学理论著作纷纷引进的启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在史学界逐步展开。
首先，反映在教材建设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各具特色的史学概论教材有数十种之多，在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以阐述史学理论为基本内容的史学概论教材，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从中国史学遗产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提出问题进行论述；二是适当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以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为主要内容，并结合中国史学的实际进行阐述；三是突出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反映中外有关史学成果与问题的基础上，阐述历史学学科学习和研究的基本问题。⑧
其次，反映在对中国史学遗产中的史学理论的研究，或从史学批评契入，或从史学思想提升，或从断代考察，或从史学变革过程进行分析，或以专题作系统探索等等，显示出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面貌。⑨至于研究史学理论的专题论文，则不可胜数。
最后，反映在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上。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关于苏联史学理论的专著，着重于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概述；有关于西方史学中的历史思维模式、历史科学的对象理论和历史科学的元理论等问题的论述；有近现代西方史学论著选译等，⑩显示出研究的重心在西方史学，无论在问题研究还是资料选择方面，都有深厚的功底。值得注意的是，何兆武在批评史学界的两种不良倾向时尖锐地指出：“理论的历史学家一贯习惯于先验之论，所谓研究只不过是为他那先验的理论框架填补例证而已；而实证的历史学家则一味沉浸于考据之中，往往言不及义，完全索然于历史的精神。”(11)在我们讨论理论研究成就的时候，或是讨论实证研究成就的时候，作这样的反思，应当是有益的。
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中国史学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也有了重大的发展。这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理论的提高，撰述的兴盛，研究的深入。
关于理论上的提高。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12)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从三四十年代的草创时期走向发展时期的序幕，其标志便是理论上的准备和提高。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热情。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武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特点、发展规律、研究目的、教科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这种活跃的局面以及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都是三四十年代所不可比拟的。
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的大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考，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产生了不少有很高学术水平的专题研究论文。(13)有些论文所讨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反映了在有关理论认识上的深入。许多研究者都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待中国史学发展中的问题和规律；同时，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等重要理论问题，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教材建设的需要激发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热情。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要迈出新的一步。然而，十年“文革”打断了这一发展势头。当一些史学工作者重新聚首于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末了。
关于撰述兴盛的局面。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美好的春天，史学工作者用辛勤的耕耘，装点着“百花盛开”的中国史学史园地。从1980年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到2006年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面世，在这二十多年中，平均每年至少都有一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出版，至于断代的、专题的、史家传记、史著研究、资料编纂等史学史方面的著作，则不胜枚举。从撰述的整体面貌上看，不论是在历史观点、史学视野方面，还是在内容的深入和形式的多样方面，都显示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生机和活力。这里，我们只能提到很有限的一些著作，以窥其一斑。
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方面，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反映了作者以历史编纂为主、历史哲学为辅的撰述旨趣。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着重以社会性质分期考察不同时代史学的思想和理论。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注意在“通”的原则下突出各个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阶段划分明确，论述深入细致，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其长篇导论，反映了白寿彝对中国史学史研究之理论、规划和前景的精辟论说。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著作方面，有多种论著出版，其中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由袁英光、桂遵义分撰，论述了1840-1919年的中国史学，注重考察史学发展的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者对史学思潮、20世纪中国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新中国史学成就，以至于近代史学学术史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关注。(14)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前一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出版了张海鹏主编的《中国历史学30年》和于沛、周荣耀主编的《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均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分别以专论和专章概述了中国学者在中国史领域和外国史领域近30年中所取得的新进展，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生命力。
在资料编纂方面，杨翼骧以数十年的心血编纂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15)成为治中国史学史者不可不读之书。龚书铎、瞿林东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含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史三册，分部立目，以类相从，凡604万字，是目前所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一部大型类书，初步展现了中国史学遗产中所蕴含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也为专业工作者提供了利用古代文献资料的方便。
关于重要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深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成果，绝非这篇短文所能评述的，此亦情理中事。在本文的最后，我想提出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人们所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用以表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创新的活力和发展的广阔空间。这些问题是：(1)中国史学史上人们对历史本身之认识的发展过程。(2)中国史学史上人们对史学社会作用之认识的发展过程。白寿彝认为，这是史学工作“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克服史学史撰述“内容贫枯”的两个方面。(16)(3)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这对撰写多民族史学的中国史学史、从史学史上反映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渊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中国史学上的史学批评研究，这对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活力和清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是十分重要的工作。(5)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17)所谓“民族化”，是指中国史学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普遍性品格，又具有中国的特色、风格和气派。(6)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对加强历史教育的重大作用，这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时代性极其鲜明的问题，从曾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吴晗，到今天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都在探讨历史教育的创新之路，积极维护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以上这六个问题，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在现有的中国史学史论著中，都已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而对这些问题继续深入研究，将会为中国史学史书写更新的篇章。
新中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使这一科学的历史观给古老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随着广大史学工作者学习、理解、运用唯物史观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具有历史性的新发展，为中国史学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我们可以相信，未来的中国史学，必将充满自信地带着自身的民族特点、风格和气派，在世界多元化的史学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注释：
①如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以及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内部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讨论等。
②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2日。
③《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此书包含以下一些内容：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回顾，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三十年，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几种观点，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中的分歧，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两个阶段，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农民战争研究的种种争论，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不同见解，略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讨论综述，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些意见，近年来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等。
④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⑤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刘大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9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学史研究室编：《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8页。
⑦参见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⑧分别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姜义华等：《史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宁可：《史学理论研讨讲义》，厦门：鹭江出版社，2005年。另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教材《史学概论》即将出版。
⑨参见刘家和：《史学、经学和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罗炳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
⑩参见陈启能、于沛、黄立茀合著：《苏联史学理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11)何兆武：《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序》，朱本源：《历史理论与方法》，第9页。
(12)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报道，参见吴高明：《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讨论史学史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1月4日；《上海史学会座谈史学史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12月6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文汇报》1962年3月13日；《北京师大历史系邀请校内外史学工作者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史内容、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3月14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人民日报》1962年3月23日；郭彭文：《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等。
(13)参见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其中所收论文，不少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面世的。
(14)参见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思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陈其泰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广智主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瞿林东：《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等。
(15)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1册(1987年)、第2册(1994年)、第3册(1996年)均系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16)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3—605页。
(17)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页。此外，尹达、白寿彝都有类似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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