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国史研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和《历史决议》发表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年论文,国史论文,决议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4-0025-08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6月27日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20周年，这两件大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都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左右着共和国的兴衰成败，决定着国史的走向；是《历史决议》科学总结了建国后前32年的历史，成为国史研究必须遵循的指针。所以，在纪念这两个重要的日子时，很有必要谈谈关于加强国史研究的问题。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末期。但从严格意义上说的国史研究，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1979年9月，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为契机，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叶剑英将在庆祝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稿。这个讲话简要回顾了建国后30年的历史，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当时，客观形势要求党对建国后的历次重大运动、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作出更加深入、更加明确、更加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于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及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主持和指导下制定的，起草时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提出了重要意见，还在党内4000人范围进行了讨论，又在一部分党外人士中征求了意见。因此，制定决议的过程也是一次高层次的集体研究国史的过程。决议对国史研究中的许多难点、热点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为国史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在这一背景下，胡乔木倡议对建国以后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方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宣传部部署，由邓力群、马洪、武衡为编委会主编，具体组织编辑了《当代中国丛书》。这套大型丛书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分卷，先后参与编写的领导干部、专家、实际工作者有10万多人，至1999年出版了150卷，共1亿字，3万幅图片。它利用了大量丰富、确凿的档案资料，叙述内容包括建国后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为系统研究国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提议并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央赋予当代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撰写、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负责联系和协调全国的国史研究工作。此后，当代所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员，创办了以出版国史著作为主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和专门反映国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2年，又以当代所为依托，成立了团结国史学界专家、学者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这一切，标志着国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式登上了学术舞台。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和国史资料的大量披露出版，人们对国史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在《历史决议》的指引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国史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几年出版的国史通史、专著、工具书不下百种，涉及国史的文选、传记、年谱、大事记、回忆录、论文集、资料汇编等就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有关建国后内容的四章，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当代中国研究所主持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这些书籍的陆续出版，使国史研究的学术园地呈现出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的繁荣景象。
对国史研究事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一开始就给予了积极支持、热情关怀和亲切鼓励。1999年，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新闻出版署、当代中国研究所共同召开《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江泽民、朱镕基、李岚清、丁关根、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江泽民在讲话中强调：“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当代中国》丛书为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发展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大家应该充分运用这部丛书的科研成果，为资政育人服务，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1]朱镕基在参观丛书样品时提议，这套丛书要出修订本，要把这件事继续搞下去。中央领导的指示，给国史研究事业指明了历史的责任和光辉灿烂的前景，使国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
国史作为社会科学中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已经形成并存在多年了。但人们对此在认识上至今尚未统一，仍然有人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怀疑。
尊史、重史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在中国悠久的史学长河中，确实存在过当代人只写前代史而不写当代史的习惯。但这个习惯是在封建社会造成的。在封建社会，所谓当代、前代是以帝王姓氏为标志的朝代来划分的。在某姓帝王的专制统治下，历史学家编写当朝的历史，颇多忌讳，难以做到秉笔直书，只好等到改朝换代后再“盖棺论定”。另外，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落后，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客观上也给当代人写当代史造成种种不便。现在，这些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大多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封建时代，写不写当代史仅仅是史家的事，人民群众并不关心；而今天，掌握了自己命运并积极参与国事的人民群众，要求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希望看到当代史。最近，当代中国研究所进行的千人问卷调查统计显示，认为做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必要了解国史的占98%，对国史感兴趣的占88%，便是有力的证明。况且，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不乏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事例。比如，司马迁是西汉初年人，他写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人物和事件的有51篇，重点写这一时期历史的有15篇，合计占《史记》一半以上的篇幅。因此，说《史记》是一部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并不为过。诚然，与研究对象相隔时间太近，容易造成史学工作者认识上的局限。但是，这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国史工作者的认识能力来加以弥补。何况，后代人写他们没有经历过的历史，往往会显得隔膜，也有他们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应当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摒弃过去时代留下的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的成见。
有些同志或许认为，既然中共党史也研究建国以后的历史，再把国史作为一个单独学科来研究似乎没有必要。不错，党史的建国后部分与国史在研究对象、内容上有交叉，有重合。但应当看到，它们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首先，研究的角度不同。党史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研究它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和国际关系的实际相结合，提出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宪法和法律把它们变成国家的意志，贯彻到国家生活各个方面去的。国史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当然也要涉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它更多地是从国家的角度，研究国家政权机关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组织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
其次，研究的重点不同。党史对这段历史研究的是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包括重要会议、重大事件及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重要活动等等），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突出事迹，党的自身建设，以及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国史的研究重点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包括重要会议及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重要活动等等），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大事，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的实践活动、突出成就和涌现的模范人物，国家机关的自身建设，以及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经验教训。
再次，研究的范围不同。党史对这段历史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及历史作用。国史的研究范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及历史作用。简单地说，党史属于专史，而国史属于通史。诚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此，党对国家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党史学在研究建国后这段历史时，也要涉及党以外的事物。但是，国史学除了要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外，还要研究建国后的政党制度史、政权建设史、机构改革史、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民族史、国防史、外交史等等；在经济史里，除了要研究工业、农业、财贸、金融等历史，还要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史、阶级和阶层变化史等等；甚至疆域、气候、灾害、生态、资源、人口、婚姻、宗教、民俗、语言等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变化，也都是它的研究范围。而这些内容的大部分，显然是党史研究难以涉及的。所以，党史和国史好比两个同心圆，党史是内圈，国史是外圈；党史是国史的决定因素、核心部分，而国史的范围比党史大得多。
现在一些有关党史建国后部分和国史的出版物确实存在内容雷同的现象，但其原因在于党史过多地写了本来应由国史去写的内容，国史也过多地写了本来属于党史的内容，并非它们的本质属性使然。这正是我们今后需要通过加强党史和国史两个学科建设来解决的问题，而不应当成为怀疑国史学科存在的理由。
三
中国史学历来有经世致用、资治教化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自觉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今后，国史研究要继续发扬这一传统，这是国史研究的方向，也是国史研究自身发展的关键所在。
国史研究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加强呢？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与规律的研究，为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历史依据。
建国52年来的历史经验十分丰富，其中蕴含着大量带规律性的东西。一些基本的重要的规律已经被陆续发现，例如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有不同阶段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规律等等。但是还有许多规律有待发现；即使已被发现的规律，也有待通过新的实践去深化认识。发现和认识这些规律，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当然有责任，但国史工作者不仅有更大的责任，而且有独特的优势。这是因为，规律总是隐藏在事物过程之中，而史学家的天职就是从中发现带规律性的东西。以往的史书，凡是好的作品，都是史论结合的，就是说，能使人知其然，也能使人知其所以然。
作为国史工作者，进一步加强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与规律的研究，需要特别着重研究国家制度建设的历史，包括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建国后，我们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又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了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能，加强了立法工作和法律监督；加强了政协自身的组织建设，推进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扩大了基层民主，加强了法制建设，推进了机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长期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一系列弊病。但是，也要看到，腐败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问题仍很严重。历史告诉我们，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思想作风的一面，也有制度仍然不够完善的一面。例如，我们在国有企业中改变了过去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改变不是也不应当是将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变成为厂长（经理）一人说了算。如果不从制度上进一步解决对厂长（经理）的权力制约与民主监督问题，腐败和决策不科学的弊病不仅难以纠正，甚至会愈演愈烈。这充分说明，国家的一些具体制度还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
江泽民指出：“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这就更需要自觉地用这些历史的实践经验来提高和丰富自己。”[2]他又指出：“认真总结并借鉴党的历史经验，可以使我们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少走弯路，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3]可见，国史研究工作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甚大。目前，实际工作中有不少问题有待我们从分析建国后的历史中寻找答案。例如，过去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历史证明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但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意味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如果还存在阶级斗争，它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又例如，某些干部急于出政绩、好“刮风”、喜欢“一刀切”，这些现象在过去50多年里曾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过，这是否有规律？规律是什么？对于类似问题，如果能给以科学的回答，无疑有助于我们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第二，要进一步加强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历史性成就的研究，为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提供历史依据。
建国后的半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突飞猛进的半个世纪。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现在有些人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产生了动摇。这中间固然有我们建国后出现的严重曲折，也有苏东剧变造成的世界范围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等原因，但也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建国后的历史研究中，往往偏重于对失误的研究，对成就的研究显得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国史工作者有责任用自己的笔端，如实、充分、生动、深刻地向世人展示共和国的巨大成就，不仅要写像“两弹一星”、浦东新区这样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而且要写普通人家衣食住行这些不易被人觉察的变化；不仅要写结果，而且要写出现这些结果的过程和原因。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直到70年代，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与解放前相比，面貌并没有很大变化。”这是缺乏历史的眼光。谁都知道，盖房子之前要挖地基，房子越高，地基就要越深。挖地基的时候从地平面上看，确实很难看出什么变化。但这种“没变化”与挖地基之前的没变化是不一样的，它预示着一座新的建筑很快就要在地平面上出现了。更何况，我们国家从1949年到70年代这段时间，即使从“地平面”上看，大多数地方比起解放前也是有很大变化的。台湾一位教授讲：“大陆上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这话讲得好。我们国史工作者就是要教会人们特别是青年用历史观点考察问题、分析问题，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评价。
对共和国历史中的失误和曲折，国史工作者当然不能采取回避态度，但重点应是分析原因和总结教训。要把好心犯错误同乘党犯错误搞阴谋诡计的人加以区别，多写广大干部群众以各种形式对错误进行的抵制；而不应热衷于搞什么“深揭密”，过多描绘领导人犯错误的细节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与恩怨；更不能混淆历史的主流与支流，把共和国的历史写成一连串的错误。邓小平曾指出：“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4]最近，江泽民在阐述“三个代表”思想时指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这就告诉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包括党犯错误的时期，党的路线正确与否虽然会对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有很大影响，会在不同程度上决定党作为“三个代表”做得如何，但党的路线与党和国家的性质以及社会基本制度毕竟不是一回事，党即使犯了错误，仍然是“三个代表”。建国后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成就与失误相比，成就是主要的、第一位的。既然如此，国史工作者就应当实事求是地把共和国的成就作为研究的主要方面，不断用这些历史成就告诉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对建国以来港、澳、台地区历史的研究，为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提供历史依据。
国史的编写极大地体现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正因为如此，“台独”分裂势力总是千方百计在国史问题上作文章，妄图否定台湾当代50年来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久前，台湾甚至有人鼓吹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外国史”来讲授。而我们有些国史书籍在涉及港、澳、台时，也往往只是写到党和政府关于“一国两制”的主张和为推进祖国统一所做的努力为止，对港、澳、台地区这50多年来的历史则很少涉及。因此，我们今后有必要加强对港、澳、台地区历史的研究。
港、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才长期被英国、葡萄牙占领和管理。新中国成立后，港、澳地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它们回归祖国之后，虽然根据基本法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力，原有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但它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外交事务和防务均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就是说，主权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行使。因此，国史工作者不仅要对它们50多年来的历史加强研究，还应在国史书中对它们回归祖国后的历史有所介绍，用以体现主权，说明“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1949年后，只是因为国民党由大陆退守那里，才造成海峡两岸分裂的局面。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理应包括台湾近50多年来的历史。这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史工作者对此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由于海峡两岸目前仍处于敌对状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如何表述台湾的这段历史，尚需进一步研究。
四
国史研究既然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加强国史研究的同时，也应注意加强国史学自身的学科建设。根据国史学的特点和国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加强国史学自身建设时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关于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
国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我们首先要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同时，这门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相比，具有更强的阶级性。这是因为，这门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上，用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观察，对同样的事实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而从事国史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或者是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我们研究国史也要像研究党史那样，把党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绝不能搞什么所谓的“价值中立”，不加区别地提什么“排除来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的各种干扰”。境外也有人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无论他们抱有什么目的，用什么思想指导，也都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不可能在“选定研究课题”后就“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我们强调党性，是从这门科学的特殊性出发，提醒国史工作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遵守党的决议和党的组织纪律，注意维护党和国家的大局；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辨别力，懂得“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语）的道理，记取前苏联因为否定自己历史而终至亡党亡国的教训，发挥国史工作的战斗性，用史实反驳各种歪曲、丑化共和国及其领袖的言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而绝不是要大家忽略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要记取“文化大革命”时期用编造历史和“影射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教训，那样做不仅违背了国史学的科学性，而且首先违背了国史学的党性。
2.关于占有史料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关系
历史学要从事实出发，要靠材料说话。国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更要大量收集和充分占有国史材料。不仅要收集各部门各方面的档案材料，而且要搜集口述史料；不仅要收集国内的史料，而且要收集国外的相关史料。总之，史料收集越多越全越好。但发现了新材料，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不能被材料牵着鼻子走。例如，前一段时间国外公布了一些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有人便借此鼓噪，说什么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和苏联挑起的，北朝鲜是侵略者，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是“帮助侵略”，耽误了国内建设，并据此要求把《谁是最可爱的人》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其实，只要站在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的立场上，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根据国际关系的一般准则，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些新的档案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北朝鲜和南朝鲜的内战是朝鲜的内部事务，美国出兵朝鲜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派飞机轰炸我东北边境的城市、乡村，是对朝鲜及中国的武装侵略，中国政府派志愿军参战，是为和平而战，为正义而战，它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卫了中朝两国的安全，为中朝两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打乱了帝国主义扩大势力范围的战略部署，维护了远东及世界的和平。所以，国史工作者在收集史料的同时，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的学习，以增强识别和运用史料的能力。
3.关于研究历史问题和关注现实问题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只有50多年，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50多年仅是一瞬。因此，人们通常把国史作为当代史，就是说，它是当前正在发生发展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和现实的界限往往不是分得很清楚。昨天还是现实的事，今天就可能成为历史；同样，今天发生的事，明天就可能成为历史。国史学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国史工作者既要研究与现在时间相隔较远的事件，也要研究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事件。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6]同样，研究现实问题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过去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但是，国史工作者研究现实问题应是从历史角度进行的研究，即着重于总结经验和揭示规律，从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依据；而不是搞对策研究，更不是直接地生硬地用历史为现行政策作注释。
4.关于继承史学传统与借鉴新的史学方法的关系
国史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诞生的，它除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外，还继承了我国史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但国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也要在创新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要创新，首先要依靠国史研究自身的学术实践，同时也要吸取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另外，还有必要借鉴国外史学，特别是西方新史学派的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西方新史学派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视野，不仅要描写民族的兴亡和伟人，也要描写文化形态的变化和普通人的情感世界；认为文字史料未必能真实反映当时的情况，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考证、校勘史料，也要解读史料所用语言背后的意义；强调历史学应与其他相关学科建立密切联盟，不断完善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因此而产生了历史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历史生态学、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历史心理学等等。这些观念、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在国史学科建设中有选择地吸收。
国史研究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我们要在《历史决议》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国史研究，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收稿日期]2001-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