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先秦儒家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道德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本主义论文,儒家论文,人本主义论文,人文主义论文,先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与神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思潮。它的基本思想是：承认人的自然本性，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独立，提倡人的平等，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权利。人文主义一直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后来，随着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文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方人引以自豪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国与西方有着迥然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因而没有出现过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思潮。但是，中国古代是一个早熟的社会，中国早期文化博大精深，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哲学中就已经包含了大量的人文思想，尽管这种人文思想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有着时代与阶级的本质区别，但仍不失为一种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芒的，对人类认识发展有巨大意义的思想。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先秦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非常重视对人的研究。他们的哲学以人为核心，以人伦道德为本位，全面地探讨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在社会中的价值，人自身的道德本性以及怎样维护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等问题，其理论之深刻，论述之系统，态度之现实，内容之广泛，是同时代的希腊哲学和印度哲学所无法比拟的。汉代以后，儒家哲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其中所包含的人文主义因素在各个时代一直被改造、提炼、发展、宏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主义传统，铸造着中华民族性格，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一
先秦人文主义是在与神学对立的意义上产生的，这一点与西方人文主义具有某些相似之处。我国殷商时代的意识是和巫术紧密结合以信奉“帝”为主体的宗教。《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但周代统治者在为本宗族取代商王朝的权力寻找神学根据和总结亡商经验教训时，却提出了“天命糜常”“以德配天”的宗教原则，这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转变。“德”是什么？它既是指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又是指与此相联系的民心向背，因此，要想永保无常的天命，统治者必须敬德，而敬德的主要方面就是要保民。在周代统治者看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注：《孟子·万章上》）“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注：《尚书·泰誓》）天命与民心是联系在一起的，要知天命，可以直接从人心的向背去把握它。在这里，天命不再是与人对立、我行我素、任意妄为的主宰者，而是能够体察民情、尊重人民意愿的且具有理性与道德感的最高神；天命不再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玄冥的东西，而是深藏于社会、融汇于人民意志之中并有客观标准的道德力量。正因为如此，周代统治者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人的道德活动对社会进程会发生重大影响，人事、道德和民心的重要性超过了渺茫难知的天命鬼神，这是周代的指导思想。从哲学的角度看，在天命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一旦人的地位提高了，那么相反的结果便是天的地位的下降；肯定了道德的价值，必然要贬低神的价值；对民的作用的肯定，必然给神自身造成了一种否定的力量。中国古代哲学，正是从周到春秋这一时期对人事、道德的倍加重视，对人的作用与价值的不断肯定与无神论相伴而出现的。
春秋时期，以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无神论思潮为契机，通过提高现实社会中人的作用、地位和价值，提高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贬低、怀疑、排斥以至于否定天命论，从而激发了人的理性自觉，丰富了人们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生活的辩证认识，为中国哲学的伦理化及政治化倾向奠定了基础。公元前706年，隋国季梁谈祀神事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注：《左传》桓公6年）认为在民与神的关系上，民为主而神为从，民是神的凭借与寄托，神的意志是民的愿望的延伸和扩大，显然这是抬高人而贬低神。公元前662年，
国史嚚针对周惠王的迷信思想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注：《左传》庄公14年）把国家的兴盛与尊重民的意愿，国家的灭亡与听从神的旨意相联系，认为信神而不依靠人自己就意味着灾难，这虽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但显示了高度重视人事的现实精神。公元前509年，弥牟对宋国与薛国关于建周城问题发生争论评议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注：《左传》定公元年）以为搬神弄鬼是有罪的，指出了迷信鬼神具有社会危害。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把周代以德配天的原则朝无神论方向发展了，从周初的神主民从发展到民神并重，从民神并重发展到民主神轻，最后，他们把民和德本身作为目的，把人事与天命对立起来，使人的地位高于神的地位，人的作用压倒神的作用，理性成份愈来愈浓，宗教情绪日益淡薄，到了子产时，已经完全把人道与天道分别开了。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注：《左传》昭公18年）这就把人从“以德配天”思维方式的襟固中解脱出来了。他意识到，天不可能有意志，与人的社会活动无关，这是当时的无神论思潮与天道自然观的初步结合，具有相当高的认识水平与理论意义。
以人本主义和民本思想为主导的春秋无神论思潮，最终认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注：《马恩选集》第1卷第1页）因而，他们对人及人事的自觉意识，并不是抽象的空谈，它实质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地主阶级对整个社会变革的思想意识，反映了他们对社会规律的把握及自身解放程度的理解。从此以后，中国先秦的人文主义思潮就以道德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形式在诸子百家的相互辩难相互补充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中国古代哲学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二
中国历史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伟大变革中，殷周奴隶主政权赖以存在的神学世界观随着王权的衰败而逐渐失去影响。周代的宗教维新，使宗教、政治、伦理三位一体，也同时就把现实的理性引入了宗教，表现出周人对社会政治的伦理探求，肯定人的道德活动对社会进程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倾向。正如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里指出的那样，从周初一直到春秋时期，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很强生命力的新宗教与旧宗教相抗衡，因此，当时人们不是通过宗教的歪曲形式而是直接地表现自己的政治要求，这样以来，对于旧宗教（迷信、神灵）的斗争，就以人本思想这个武器进行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们把最大注意力集中到人事以及人伦关系方面，从而构成了独特的古代人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本原因。与古希腊与近代人本主义不同，中国古代人本主义体系是以突出人的道德理性为根本特征的，因而可称之为道德人本主义。
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真正从人的角度探讨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的人，他发展了周初萌发的人本思潮，创立了关于仁的学说，孟子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说，把人本思想在理论上推向了高峰。先秦诸子如道、墨、兵、法、农、阴阳等各派都从不同角度对人的本性、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为古代人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贡献最大的首推儒家。
首先，孔孟对天命与鬼神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把自己哲学的立足点放在人事方面。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注：《论语·迷而》）“敬鬼神而远之”（注：《论语·雍也》）“未知生，焉知死”（注：《论语·先进》），表明孔子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命鬼神多采取回避与怀疑的态度。其实，孔子对天命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晚年的孔子，把天命当作自然界或现实社会的一种客观必然性，“五十而知天命”里的天命已经包含了掌握客观规律的思想内容了。孟子也提天命，但孟子的天命已不包含神学色彩了，他所谓的天完全是道德之天，并且也有规律之天的意思。孔孟对神学世界观的否定，必然导致对人事进行肯定，神不是人的本质，那么人必定是自己的最高本质。孔子的仁学，孟子的性善论，都是在哲学意义上对人的肯定，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
其次，儒家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比较方面发现人的价值，认为人与动物，与自然界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是有道德理性和主体能动性的高级动物。《尚书—泰誓》说：“惟人万物之灵”，“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注：《尚书·泰誓》）孔子认为“习相远也，性相近也”“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注：《论语·微子》），人都有某些共同特征和共同本质，共同的人性使人组成了社会，“仁”就是调节人们社会关系的总原则。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注：《孟子·告子上》）人与禽兽的差别只在于人具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这四德根于人心源于天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道德规范，如果丧失了这四德，那他就只是个动物而已。荀子对这一问题也有一定认识。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注：《荀子·王制》）在荀子哲学中，人与动物及自然物的唯一区别就是义，义即伦理道德。他认为道德属性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特有的本质，故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的这一思想与古希腊普洛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因为二者都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到人不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特殊本质，所以人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当然，普洛泰戈拉的这一观点主要是从认识论意义讲的，这又不同于中国哲学。荀子还从人改造世界的能动性方面给人以极大的肯定，他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它不能干预人事，相反，人则可以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对自然进行利用和改造。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注：《荀子·天论》）这种“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颂扬了人类战胜自然改造环境的能力，使人立足于世界的主宰地位，把先秦人本思想发展到了最高水平。
再次，儒家主张在伦理道德关系等社会关系中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中国人生哲学的内容与方法都是以道德为本位的，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就在于人的道德生活，人的生命的价值也在于人的道德生活，因此，人生的目的就是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境界。儒家认为，仁和善是天道赋于社会与个人的本性，“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注：《易传》）这种取法于天的道德规范，其真理性是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也是至高无尚的。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首次提出了“仁”的范畴，认为“仁者人也”即人之所以为人，最高根据就是人都具有仁的道德本性。仁的根本内容是“爱人”，即必须承认人的地位和人的尊严。当孔子把仁的主要内涵界定为“仁者爱人”时，就已经自觉地承认必须把人当人看，要维护做人的尊严。孔子把仁学提高到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人本哲学的高度，体现了伦理道德上的人道主义原则。如何实现这种原则呢？孔子认为，首先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实现自身的仁。然后按推己及人的方式合理外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论语·雍也》）即既要实现自我价值，又要尊重甚至满足他人的愿望和要求，如果这样，就能达到“泛爱众”而“天下归仁”的理想境界。和同时代墨子代表下层劳动人民的“兼爱”思想的“爱无差等”相比，孔子的爱有差等，主张从“亲亲”原则出发，以血缘宗法关系的“孝悌”为核心，以父母兄弟为同心圆的圆心向外幅射爱人之心，确实没有墨家“兼爱”那么平等无私，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孔子的这种主张更为现实，也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因而其影响也大得多。孟子认为，人都具有善的道德理性，他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注：《孟子·告子上》）同时，孟子还认为“食色，性也”（注：《孟子·告子上》），既承认人的社会本质又承认人的自然本性，其理论水平是非常高的。孟子认为，所谓爱人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注：《孟子·尽心上》）爱是有差等的，只有孝的人才会有忠的品德，只有爱自己父母兄弟的人，才会真正地爱别人。他主张将心相比，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注：《孟子·梁惠王上》），根据自己的感受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就可实现“仁者无不爱”的理想。孟子特别提倡人皆具有的“不忍人之心”即同情心，而这种同情心正是建立在尊重别人的人格、权利、价值、尊严甚至亲情等人道主义基础上的。
先秦儒家的道德人本主义，固然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甚至于有着许多幻想的成份，但是，他们的哲学始终对人及社会保持一种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立足于现实社会和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道德理性，在人正常的伦理关系中确立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地位，发现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人格，维护人的尊严，其理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儒家的道德人本主义把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紧紧地限定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和人际交往的伦理关系之中，把人生理想限定于社会世俗生活之中，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使人生具有极大的人情味，闪发着古代人道主义的光辉，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道德人本主义中所包含的人道精神与理想人格，注重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舍生取义的实践精神，推己及人、互相帮助的高尚风格，在历史上感染、熏陶和教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这些都是在我国历史上经常起作用的优良传统。
中国先秦儒家的道德人本主义，不象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那样从人的自然本性方面肯定人的欲望、自由与幸福，从而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古希腊与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自然本性和个体欲望的合理性基础上的。道德人本主义则侧重于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而这种统一是以共同的人性和以共同的人伦道德为基础的。西方人本主义以个人或个体灵魂的幸福、快乐作为道德基点，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倾向。中国道德人本主义是以群体为本体的，主张“大同世界”“天下为公”“讲信修睦，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注：《礼记·礼运》）古希腊和近代人本主义追求自然和理性形而上学，最后发展为近代人道主义哲学，成为反对封建主义和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中国先秦人本主义对人事亦即对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情有独钟，形成了道德化伦理化的传统，因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基石和基本特征。二者差别甚大，各有特色。
三
西周的宗教维新和早期无神论思潮，把政治与伦理道德引入天命之中，后来，其中的伦理道德因素被发展为孔孟的仁学和性善论，而其政治因素则被发展为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与道德人本主义具有不同含义，它是先秦时期的政治哲学。民本主义与古希腊和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完全没有可比性。
民本主义是先秦儒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普遍采取的治国之术。民本主义源于周代敬德保民的思想。到了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期，社会急剧动荡，政权反复更迭，土地私有化的出现，引起了阶级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变化，民众的社会地位不断得到提高，并且越来越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注意。当时的思想家，无论是属于哪一个学派，都在为在新的历史潮流下如何有利于统治而考虑对待民众问题，并对民本主义思想进行了许多精彩论述。师旷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
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之性？必不然矣。”（注：《左传》襄公14年）《国语·周语下》说：“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上得民心，以殖义方，是以作无不济，求无不获，然则能乐。”老子说：“天无常心，以百姓为心。”（注：《老子》第49章）《管子·牧民》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吕氏春秋》说：“圣人面南而立，以爱利民为心。”上述议论都是提醒新兴封建统治者，一定要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要求，处理好与民众的关系，注意民众的意愿和情感，具有鲜明的民本主义特点，也体现了十分深刻而丰富的社会辩证法。在先秦，儒家的德政和仁政学说，系统反映了民本主义最基本的内容。 孔子发展了周至春秋的民本思想，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德政学说。孔子认为德政是最理想的政治，它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他说，“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注：《论语·为政》）。而德政的内容主要是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剥削，施行政治改良，以德感化民众，提高其道德水平。他主张藏富于民，不要竭泽而渔，过分剥削。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注：《论语·颜渊》）民富与国强是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百姓富足了国家也就强盛了。孔子主张防止贫富过分悬殊。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注：《论语·季氏》这样才能使百姓不至破产而不能生存，保持政治稳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来归附。孔子非常看重民信，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注：《论语·颜渊》）争取民心是非常重要的，失去民众的信任，统治者就会垮台，这是他强调民信的真正原因。
孟子把孔子的德政理论发展为仁政学说，使民本主义在理论上日趋完善。孟子看到了民众与政权的关系非常密切，认为封建政权能否巩固，国家能否统一，民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孟子在管仲“以人为本”和孔子“仁者爱人”等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他的“仁政”学说，反映了封建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经济要求，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相对自由的重视。仁政学说的哲学基础是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这就是仁政。仁政学说的政治内容是著名的“民贵君轻”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这是说，民众与民心对君主的统治和国家的兴亡具有决定意义，君主个人的价值取决于民众的需要。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注：《孟子·离娄下》）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都是因为失去了民心。相反，“得乎丘民而为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注：《孟子·离娄上》）。”无论谁想为统治者，必须获得民心，所以统治者必须实行仁政，把取得民众的拥护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民贵君轻的理论根植于孟子对劳动人民深切同情的基础之上，他对连年的战争，无已的徭役，经常的灾荒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有着深刻了解。民贵君轻思想是对殷周以来长期形成的君权神授思想的公然反叛，打击了国君的绝对权威，强调了劳动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力量和作用，在君权至上的专制社会，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和积极影响的革新思想。
“仁政”的经济内容是“制民之产”。制民之产就是给人民以私田、私宅和私产，使人民安居乐业，家治人足，从而实现他最理想的政治——王道。为什么必须制民之产呢？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注：《孟子·梁惠王上》）而如果没有恒心，民就可能放辟邪侈，无所不为，危及封建统治。“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注：《孟子·梁惠王上》）“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35)这些思想，既考虑到了国家社稷的长远利益，也考虑了老百姓的小康生活。孟子主张抑制土地兼并，反对横征暴敛。孟子怒斥梁惠王“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注：《孟子·梁惠王上》）表达了他对天灾人祸、横征暴敛造成的农民破产、饥饿、流离失所的同情和关怀，对统治者自私自利不顾人民死活的作法的痛恨。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感情也应该和劳动人民一致起来，才能得到老百姓拥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提出省刑法，薄税敛，发展生产，完善市场，使民富国强，并在此基础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注：《孟子·梁惠王上》）以仁义教天下，最终建立起理想的王道统治。
儒家的另一继承者荀子在孟子仁政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表达了其民本主义的思想观点。他说：“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注：《荀子·君道》）认为爱民、利民事关国家的巩固，社稷的安危，因此统治者一定要重视人民，为人民办好事，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荀子还提出了富国富民之道。他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又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后，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注：《荀子·富国》）荀子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就象舟与水的关系一样，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注：《荀子·王制）这种比喻很深刻地说明即使具有无上权力的君主，为了巩固政权，也必须争取人民的支持，如果不能驾驭人民的力量，就有被推翻的危险。这些思想，是明智的治国之道，包含了深刻的民本思想。
民本主义思想，历来都是紧紧围绕着君与民的关系而展开的，其前提在于承认封建的等级制度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就其实质来说，君与民的关系从来都是以君为本的，老百姓无论何时都只是被怜悯被同情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本主义是作为维护君主统治的手段而提出来的。民本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由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封建王权建立的基础，是国家财政和兵力的来源，因此，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维持。对于这一点，头脑清醒统治者和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是很明白的。《古文尚书》说得很清楚：“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得其民斯得天下”，荀子则直接了当地说爱民利民的目的在于“其为己用，为己死”。可以看出，在民本主义思想体系中，尽管他们发现了人民的价值和力量，但还是把这种力量看成是消极的力量，民始终都处于被动地位，是被爱、被同情、被怜悯、被利用的对象。所以说，民本主义并不具有近代民主的意义，因为近代民主是指人民对政治权力的分享，民是政治的主动者。而民本主义则是以封建政权的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把民本作为一种政治方略，所以民必然是政治的从属者。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古代民本主义仍然不失为封建社会人道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它为改善劳动人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为提高劳动人民在社会中的地位，为改善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黑暗政治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史上许多进步思想家都从先秦儒家民本主义吸取营养，使其成为批判封建专制和暴政的精神武器。民本主义是古代人文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所包含的民主精华，是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
（审稿人 康桂芳）
标签：儒家论文; 人本主义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道德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孟子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孔子论文; 荀子论文; 论语·颜渊论文; 中国古代文化论文; 左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