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会计政策选择的契约动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合论文,动因论文,契约论文,会计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会计政策选择是西方实证会计及资本市场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之一，特别是近30年来，西方学者经过不懈的努力，形成了以三大契约假设为核心的系统理论。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企业契约各方的利益分配结果，所以会计政策选择一直是会计理论研究者重视和关注的焦点。在我国股票市场亟待完善、上市公司素质亟待提高的今天，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回顾
Watts和Zimmerman(1986)根据经济学的契约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契约动因提出了三大假设：(1)报酬契约假设，即存在报酬契约的公司经理为扩大个人效用，更可能选择将未来的盈余转移到现在的会计政策，以便提高其个人报酬的现值；(2)债务契约假设，即越接近违反债务契约条款的公司，为避免违约成本，越可能选择将未来的盈余转移到现在的会计政策；(3)政治成本假设，即政治敏锐性越强的企业越可能选择将现在的盈余递延到将来的会计政策，以避免因当期的高额利润而受到政府的管制。
学术界对于会计政策选择动因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于解释单个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其结果大多与上述三大假设一致，但也存在研究结果相互矛盾的情况，如：Daley等(1983)针对研发费用是否资本化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证实了报酬契约假设与政治成本假设，Bowan等(1981)对利息资本化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则证实了债务契约假设，其原因是企业可以利用一组会计政策，而不一定局限于某一特定会计政策的选择，因此利用单一会计政策的选择来检验三大假设有一定的局限性。
Zmijewski和Hagerman(1981)率先对会计政策的组合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首先假设某一给定会计政策组合的盈利影响程度对所有企业都相同，然后利用盈利策略法对影响程度人为赋值，进而估计出各个契约变量对管理人员选择会计政策组合的影响。由于该研究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各种会计政策对盈利的影响程度对不同企业而言大不相同，因此这种人为假设与赋值的方法与现实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针对前文的研究缺陷，Healy(1985)在提出利润操纵测量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报酬契约与会计政策选择。Healy模型假定：企业各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稳定，估计期各年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遵循随机游走的特点，从长期来看，估计期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总和为零。Healy模型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忽略了公司的成长因素，而事实上，公司的应计利润往往会随公司的成长而增加。
随着西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引入，国内学者已逐步意识到组合会计政策选择研究的重要性，并开始进行了少量的探索性研究。徐维兰、曹建安(2004)以沪市机械、设备、仪表板块类A股公司的存货发出计价、固定资产折旧以及三大减值政策的选择为对象，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稳健性、一致性以及策略组合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证明：(1)除折旧政策外，上述公司有逐步采用稳健会计政策的趋势；(2)除折旧政策外，上述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一致性较差；(3)上述公司没有选择使利润最大或最小的策略组合，五种政策中选择三或四种增大会计利润的公司数逐年减少，相反选择四种减少会计利润的公司数逐年增加。
由于徐维兰、曹建安(2004)的论文借鉴了Zmijewski和Hagerman的研究方法，即将会计政策选择对盈利的影响程度进行主观赋值，也具有主观随意性缺陷；另外，该文的研究对象实际只包括了部分行业上市公司的5种会计政策选择，也缺乏全面性和说服力；同时该文的研究内容仅仅是会计政策选择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其发生的经济动因。本文为克服上述缺陷，在借鉴了Healy的研究思路和改进利润操纵测量模型的基础上，更加准确、客观和直接地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组合会计政策选择的契约动因，以期从经验层面深化我国企业会计行为的理论分析。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Healy(1985)将操控性应计利润视为企业组合会计政策选择的利润影响，其依据是：操控性应计利润是基于特定利益目的对报告盈利的刻意调整，其大小反映了企业对利润的操纵程度，而这种利润操纵又通过一系列的会计政策选择得以实现，因此对组合会计政策选择的衡量就转化为对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计量。
值得说明的是，继Healy模型之后，又涌现出多种利润操纵测量模型，Bartov等(2001)从操控性应计利润与审计意见的关系角度对6种常用计量模型①分离操控性应计利润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能力进行了检验和评价，结果发现两个截面模型能够更好地揭示公司的利润操纵。因为与时间序列模型相比，它没有时间长度的要求，能够得到更大的样本量，从而会大大减轻样本的生存偏差，而且截面模型可以用来考察那些成立时间比较短的公司。中国股票市场只有短短十几年历史，难以满足时间序列模型对历史数据的要求，客观上也限制了时间序列模型的使用。
因此本文所采用的利润分离模型就是在截面修正Jones模型基础上进行再修正而得到的。陆建桥(1999)提出的扩展Jones模型考虑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摊销，因为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摊销额是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忽视了这一因素，会使模型低估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额。另外张宗益、黄新建(2003)通过实证发现上市公司可以利用期间费用来操纵盈余。在借鉴现有利润操纵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了本文的利润分离截面模型：
式中，NDA[,it]为i公司第t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A[,it-1]为i公司第t-1年的资产总额；△REV[,it]为i公司第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变动额；△REC[,it]为i公司第t年的应收账款变动额；PPE[,it]为i公司第t年的固定资产；IA[,it]为i公司第t年的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Expense[,it]为i公司第t年的费用(包括财务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变动额。α[,i]，β[,1i]，β[,2i]，β[,3i]，β[,4i]是不同行业的特征参数，这些特征参数的估计值根据模型2并运用经过行业分组的数据进行回归取得：
的OLS估计值；TA[,it]是i公司第t期的总应计利润，在现行权责发生制会计模式下，企业净利润实际由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总额两部分构成，所以：
TA[,it]=NI[,it]-CFO[,it]，TA[,it]为i公司第t年的应计利润总额，NI[,it]为i公司第t年的净利润，CFO[,it]为i公司第t年的经营现金流量；ζ[,it]为残差项，代表各公司总应计利润中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部分，由于直接采用ζ[,it]作为操控性应计利润不够精确(陈关亭，2004)，因此我们再构建了模型3：
DA[,it]为i公司第t年的操控性应计利润。
关于契约动因的建模思想是，首先确定影响组合会计政策选择三大契约假设各自对应的替代变量，进而构建出一个多元回归模型(刘斌，2004)，其具体形式为：
有关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经济含义、计算方法和预期符号见表1。
表1研究变量的计量方法
变量名称经济含义计算方法
变量类型预期符号
操控性应计
DA/A
(TA-NDA)/A1
因变量
利润的程度
总资产的
Lnsize Ln(年末总资产)2 自变量-
自然对数
Lev 权益负债率 年末负债总额/年末权益总额3自变量+
有无报酬契约 年报宣称其高管人员的薪酬与企
Pension 自变量+
的哑元变量 业业绩挂钩时取1，反之取0
注：1．为剔除规模影响，本文采取操控性应计利润除以上一年末总资产的方法。
2．将企业规模作为政治成本的替代变量，因为政治成本通常随公司规模变大而增加。
3．权益负债率是债务契约中最基本的限制性条款之一，故将其作为债务契约的替代变量。
(二)数据收集
企业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可能发生在两个时点：一是在企业成立之初，需要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二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之中，对会计政策进行自愿性变更，这是对会计政策的重新审视与再次选择。由于初创期企业的各种会计信息难以收集，因此本文从www．cnlist．com和www．cninfo．com．cn网站上收集了2003年进行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并披露了本文研究所需相关数据的137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数据分别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和国泰君安数据库(CSMAR System)。
本文首先需运用2003年未进行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司数据，预测模型2的行业特征参数。鉴于国内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IPO、配股及亏损均会使公司产生操纵利润的动机：张宗益、黄新建(2003)证实在IPO前一年、当年及次年均存在显著的利润操纵行为；刘星、徐腾(2003)发现配股上市公司在配股前一年度及进行配股的年份，存在显著的操纵利润行为；陆建桥(1999)的实证研究表明亏损上市公司在亏损及其前后年度以及扭亏为盈年度都明显存在调整收益的行为。于是本文据此设置了一组限制条件，选择于2000年12月31日以前上市，上市以后未出现亏损，2001年初至今没有进行配股，并且还剔除了各个行业中数值超过均值±3倍标准差的样本，以期客观、准确地估算出各行业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预测模型参数。由于未进行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公司的数量分配不均，若参照证监会的13类分类法，会造成多个行业的总样本数量达不到进行回归分析的最低要求，所以我们按照粗略的行业分类方法将其分为金融、公用事业、房地产、综合、工业和商业6大类。样本公司与符合条件的未进行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司行业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表2样本公司的行业分布
未进行自愿性
所属行业研究样本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司
金融 3 6
公用事业 1052
房地产521
综合22
158
工业83
239
商业1467
合计
137
543
由于金融行业的总样本数量达不到进行回归分析的最低要求，故将其剔除掉，而仅对剩余五个行业的公司进行研究。
(三)原始数据处理
根据前述五个行业未进行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司数据，运用模型2估计出对应行业的参数结果(见表3)。然后利用模型2的估计参数按照模型1计算出研究样本公司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最后利用模型3计算出研究样本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
表3模型2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样本组αiβ1iβ2i
β3iβ4iFSig. Adj．R2
0.146 -0.142 -0.108 -0.471 -0.535
公用事业 5.817 0.000
0.321
0.900 -1.457 -4.026 -3.530 -0.837
2.039 -0.026 -0.359 0.285
0.226
房地产
4.916 0.007
0.495
4.144 -0.059 -1.405 0.204
2.464
-0.175 -0.012 -0.054 -0.161 -0.053
综合
13.643 0.000
0.287
-2.277 -0.622 -4.078 -1.193 -0.908
0.158
0.013 -0.066 -0.192
0.282
工业6.805 0.000
0.109
1.796
0.521 -4.873 -1.713
1.243
-0.176
0.007 -0.165 -0.174 -0.663
商业7.165 0.000
0.318
-1.490
0.134 -4.131 -1.490 -3.281
注：各行业中的第一行为系数预测值，第二行为t统计量。
由表3所示的回归结果可知，由于设定的一组限制条件剔除了异常样本，各个行业的方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模型的解释能力最低都达到了10％以上，运用上述结果作为模型1各个行业的参数值，能够较为准确地分离出样本公司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三、实证结果与解释
首先对本文所选的3个契约假设替代变量作多重共线性检验，表4显示各变量之间并无显著的多重共线性，替代变量的选取对模型4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表4 样本公司多重共线性检验
变 量 DA/A
Lnsize
Lev
Pension
Pearsnon检验10.344** 0.114 0.263**
DA/A
Sig． 0.000
0.188
0.002
Pearson检验 1 0.114
0.213
Lnsize
Sig. 0.188
0.014
Pearson检验 1 0.072
Lev
Sig． 0.411
Pearson检验 1
Pension
Sig.
注：双尾显著性检验水平：**0.01
根据模型4进行的契约动因多元线性回归检验结果见表5。
表5模型4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α1 α2 α3F
Sig． Adj．R2
预测值
0.0320.0500.062
t值 2.7004.4511.96515.3200.0000.247
Sig．
0.0080.0000.052
上述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报酬契约的存在会促使企业管理者选择有利于提高自身报酬现值的会计政策。这一方面表明随着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能够对管理者产生有效的激励；另一方面为限制管理者为获取红利而对利润进行操纵的短期行为，企业应该采用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并重的手段，使管理人员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选择有助于企业健康发展的会计政策。
同样，上述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权益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越是愿意采取增加当期利润的会计政策。这是因为：随着我国银行法规的颁布实施，各商业银行也越来越强调其贷款风险防范。在银行风险意识不断提高的今天，众多商业银行，如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已开始引入贷款违约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债务人的上市公司也开始像西方企业一样，通过组合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调节当期利润。权益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因其违背债务契约的可能性更大，为保护股东和高管人员本身的现有利益，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增加当期利润的组合会计政策，从而增加企业的净资产，降低其权益负债率，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技术性违约。
出人意料的是，前述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公司规模对企业组合会计政策选择具有正向的影响，即规模大的公司更有可能选择提高当期盈余的会计政策。这一点首先说明大公司有进一步做大利润的动机，其原因可能包括：(1)在我国，规模越大的企业不仅有降低利润的动机，而且还更有进行收益平滑的动机，因为规模越大的企业，它虽不愿意在政府和公众面前显现“暴利”，但也不愿意在股东面前显现“巨亏”；(2)规模越大的企业，其扭亏、摘牌和配股、增发等调增利润的压力更大，因而通过组合会计政策选择来增加当期利润的可能性也不能不存在；(3)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大企业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由于其社会影响巨大，加之其与各级政府均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对大企业的监管必然受到各级政府的限制和影响，因而大企业也可能会通过组合会计政策选择来增加当期利润；(4)会计师事务所由于怕失去大客户，因而有适度放松审计监督的可能性，这也使得大企业可以通过组合会计政策选择来增加当期利润(刘斌，2004)。同时由于大公司自身的财务制度相对健全，它们不太可能像规模较小的公司一样，采取会计差错甚至会计造假等手法明目张胆地来操纵利润，它们进行利润操纵的工具相对有限，手段也相应更加隐秘，而通过组合会计政策的选择就可以达到其目的。
四、结论
本文以组合会计政策的选择为研究对象，以沪深股市2003年进行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契约动因的角度对公司组合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
(1)债务契约和报酬契约对企业组合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方向与预期一致，即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的存在会增加公司当期的报告盈利。
(2)由于我国企业所处的特殊政策环境，政治成本检验得到了与假设相反的结果，即规模越大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提高当期盈余的组合会计政策。
注释：
①包括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行业模型、截面Jones模型以及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