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著·
全面二孩政策下河北省居民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薄海美，张婧曦，汪彦辉，丁俊杰，李建民*
(华北理工大学，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 目的 筛选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影响河北省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 在河北省唐山、廊坊、沧州、邢台、承德五个城市进行方便抽样调查，将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背景、户口性质、是否为独生子女、住房状况、经济压力作为研究的自变量，生育意愿的子女数作为因变量，逐一研究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年龄、文化程度、户口性质、独生子女因素显著影响居民生育意愿，住房状况、职业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因素是最重要因素。结论 全面二孩政策下河北省居民生育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且相互作用。
关 键 词： 全面二孩政策；河北省居民；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践中摸索前行，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双独二胎再到单独二胎政策，直至2016年1月1日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1]。为了提高全面二孩政策下河北省居民的生育意愿[2]，本研究通过对影响河北省居民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调查分析，以期筛选出其主要影响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按经济发展程度选取河北省的唐山、廊坊、沧州、邢台、承德五个城市进行方便抽样调查。发放育龄期居民生育意愿调查问卷2000份，收回1983份。本次调查中，涉及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背景、户口性质、是否为独生子女、住房状况、经济收入7个方面，将此作为研究的自变量，生育意愿的子女数作为因变量，研究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它们之间有无统计学意义。
选择低丘缓坡地带、交通方便、土层深厚、具有良好光照条件、水源充足且灌溉方便的笋用林、笋竹两用林；也可对材用林进行定向改造，改造时间一般需要2年。其他林地条件与冬笋型、春笋早出型竹林相同。
2 结 果
2.1 年龄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25岁至30岁以下群体理想子女数为2个的人数为389，比例最高，占其年龄段比例73.67%。20岁至25岁以下的群体中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4个，25岁至30岁以下的群体中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2个，30岁至35岁以下的群体中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4个，35岁至40岁以下的群体中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2个，40～45岁的群体中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5个。可见年龄与居民生育子女的理想数量存在显著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63.70，P <0.05)。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和家庭经济能力的提升，大部分人群实际理想子女数为“2个”。
2.2 文化程度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8个，高中(中专)类群体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9个，大专群体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0个，本科调查群体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0个，具有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群体其平均理想子女数仅为1.30个。可见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趋向于少生(χ 2=73.97，P <0.05)。
2.3 职业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政府工作人员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9个，企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最低为1.58个，从事技术人员、医生、教师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2个，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工作人员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人员的理想子女数平均为1.77个，失业待业者的理想子女数为1.60个，其他群体理想子女数为1.69个。显示职业对河北省居民理想的生育数量有较大的影响，职业稳定性与实际理想子女数呈正相关(χ 2=133.04，P <0.05)。
2.4 户口性质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BMD提供了支持定理1中对函数进行A变换的算术运算[12]，如A(xi∧xj)通过算术与实现，A(xi⊕xj)通过算术异或实现，并且可以实现定义6中的“在A变换过程中利用幂等律抑制随机变量的指数成分”.对函数f的逻辑表达式实施相应的算术运算即可得到A(f)对应的BMD，将随机变量Xi的值代入，进行BMD求值[12]即可得到f的信号概率.BMD可以较高效率地表示和操纵类似于概率表达式的代数表达式，并且BMD求值的复杂度为线性复杂度[12]，因此本文在底层使用BMD表示概率表达式.
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群体生育二胎的意愿比较低，平均希望生育数量仅为1.30个。这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年龄较大，在我国硕士毕业生一般在25岁以上，而博士甚至更高的文化程度一般会达到30岁，生育第一胎的时间相对较稳定，生育二胎时基本上都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大部分该文化程度的群体并不会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二是由于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大部分是出于能够更好地就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而选择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学习上的同时是希望得到回报的，因此他们更加注重事业的发展，会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事业上；最后还是要归结于生育意愿的现代化，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群体，她们的观念更加倾向于优生优育，她们更希望能够教育好一个子女，把更多的资源给予一个孩子，相比于数量更加注重子女质量。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高学历的群体生育子女数量较少的原因。
2.5 独生子女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1983份有效样本中，对已婚群体1419人的住房状况与理想子女数展开分析。结果显示，住房状况为租住的情况下，调查对象的理想子女数最少，平均才1.44个，还在贷款的自有住房的群体平均子女数为1.67个，已有全额付款的住房的群体中平均子女数为1.76个，与父母同住的群体平均子女数最大为1.86个。住房情况对生育意愿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χ 2=34.86，P <0.05)，无房时最少，有房时增多。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近年来主要房地产企业的市场份额虽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本文参考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小组的相关研究成果，对2011～2017年中国主要房地产企业的市场份额变化趋势进行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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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住房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调查对象为是独生子女的群体想要“1个”孩子的占15.52%，想要“2个”孩子的占71.24%。独生子女想要“2个”孩子的居多数，其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5个。调查对象为非独生子女想要“1个”孩子的占34.39%，想要“2个”孩子的占52.04%，想要“3个及以上”的占7.51%。非独生子女想要孩子的平均期望值为1.61个。证明独生子女因素对生育意愿有显著的影响(χ 2=23.26，P <0.05)，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理想子女多，生育意愿强。
2.7 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家庭经济状况主要表现在月收入上。调查群体中，月收入“小于2000元”的调查对象，由于她们的收入水平偏低，养育成本较高，理想平均子女个数仅有1.48个。月平均收入水平“大于8000元”的调查群体的期望子女数为1.80个。家庭的收入水平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χ 2=240.68，P <0.05)。月平均收入对子女数的影响大致上遵循随着调查对象收入水平的增加理想子女数也随之增加这一规律。
调查结果显示，农业户口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平均值为1.77个,非农业户口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平均值为1.66个。证明户口性质对生育意愿有显著的影响(χ 2=23.50，P <0.05)。户口性质的不同，生育意愿也存在差距，农业户口的平均子女个数高于非农业户口。
3 讨 论
3.1 年龄因素对生育子女数的影响
在20岁至25岁以下这一年龄阶段理想的平均子女个数是最少的，主要是由于在25岁之前的人群年龄较小，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工作不稳定，正处于事业起步时期，渴望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而对于40～45岁的群体，由于这一年龄段居民大部分工作比较稳定，家庭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而且第一个子女年龄较大，逐渐开始离开父母的生活进入学校生活，该群体希望能够再次感受孩子给予的亲情，而且这一年龄阶段的群体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照顾子女。
3.2 文化程度因素对生育子女数的影响
职业对河北省居民理想的生育数量有较大的影响，因为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收入状况及工作的稳定性质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生育意愿最高，主要是由于这一群体工作比较稳定；企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生育意愿是比较低的，他们收入水平有限，高额的教育和抚养成本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生养更多的子女，因此他们会更加倾向于挣钱养家糊口。
在日常工作中，人们固有的定性思维是：工作不能出错，尽力追求完美。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没错，但如果这种思维方式不能很好地结合实际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即过分苛求完美从而忽视了必要试错可能带来的意外收获。
3.3 职业因素对生育子女数的影响
从平均子女数来讨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调查群体平均理想子女数相对要高。文化程度是评判育龄群体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水平越高的群体，越是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空间，希望在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并不希望仅仅局限在家庭生活中。因此文化程度对理想生育数量有一定的影响。
3.4 户口性质因素对生育子女数的影响
城乡之间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不同，非农业户口群体的生育意愿从理想子女数上来看有别于农业户口群体。生育观念在农村仍是传统的生育观念占主流，生育目的仍是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而城市居民生育孩子的目的趋于多样化，追求的是精神享受。相比于农业户口的居民，非农业户口群体的理想子女平均个数较低，可见部分人还是不希望被孩子束缚，丁克家庭观念也对其有一定影响。
3.5 独生子女因素对生育子女数的影响
独生子女群体比非独生子女的群体理想子女数的平均值大。主要原因在于独生子女自身已经感受到作为独生子女的孤单和所面临的养老压力，在全面放开的二胎政策下有多生的倾向。在我国，现在独生子女家庭占很大比重，而目前社会上绝大多数年轻夫妇原本都是独生子女，对于他们来说，双方父母、子女和自身组成的“4+2+1”家庭模式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养老压力，在经济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对他们的能力和精力都是很大的考验。并且，独生子女家庭在应对风险方面十分脆弱，一旦独生子女发生意外，对父母的打击将是致命性的，生育二胎有利于优化家庭的结构，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维护家庭的稳定。
3.6 住房情况对生育子女数的影响
数据分析发现，住房情况与实际理想子女数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呈正相关，租住时生育意愿最低，与父母同住时生育意愿最高。无房家庭生育一个孩子所占比例最大，有房无贷款家庭生育二个孩子比例最大。主要原因在于，“租住”的群体流动性更大，生活不稳定，没有更加充沛的精力照顾子女；然而父母同住的群体，父母可以帮助其分担压力。
3.7 经济因素对生育子女数的影响
从各收入水平阶段想要一个或者两个孩子的百分比来看，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想要两个孩子的比例越大，比收入水平低的群体高出近20个百分点。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特别注重对孩子素质的培养，重视优生优育，这就意味着家庭抚养子女的成本增加，经济压力加大，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经济能力成为影响生育二胎的最重要的因素[3]。如果在家庭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就会请月嫂、保姆等照看孩子，不用担心新生儿的到来会加重家庭的负担。
综上所述，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对人口结构的改善意义重大，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需要逐步探索出符合现实国情的生育体系政策。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可参考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背景、户口性质、是否为独生子女、住房状况、经济压力等因素，针对如何有效落实“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提前谋划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来实现人口政策的平稳过渡。
参考文献：
[1] 风笑天,王晓焘.从独生子女家庭走向后独生子女家庭：“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家庭模式的变化[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35(2):47-53.
[2] 林永玲.全面二孩政策下广东省居民生育意愿调查[J].卫生软科学,2016,30(12):59-65.
[3] 张丽红.“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人口发展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16):155-158.
Influence factor study on the fertility willingness of Hebei residents under the full liberalization of the second child policy
BO Haimei,ZHANG Jingxi,WANG Yanhui,DING Junjie,LI Jianmi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ngshan,Hebei Province,06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cr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fertility intention in Hebei province after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child policy. Methods In Tangshan,Langfang,Cangzhou,Xingtai,Chengde,five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convenient sampling investigation were carried out,and the inhabitants of age,culture level,professional background,household register,whether the one-child,housing conditions,economic pressure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while fertility intentions o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s dependent variable.The stud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Results Factors such as age,education level,household registration nature and only child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residents’ fertility intention,and housing status and occupation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and economic fact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Conclusion Under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residents in Hebei province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which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 full liberalization of the second child policy;residents of Hebei province;fertility willingness;influence factor study
基金项目： 2018年度河北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医学科学研究课题计划项目(20180737)；2017年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赛项目(2017213100810Bh00001).
作者简介： 薄海美(1982—)，女(汉族)，副教授/主治医师，硕士.
通信作者： 李建民(1962—)，男(汉族)，教授/主任医师，博士.
中图分类号： R1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95(2019)05-0336-03
(收稿日期： 2018-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