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背景下经济运行形势的分析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运行论文,形势论文,危机论文,时代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540(2010)01-0004-0004
一、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形势的判断
“后危机时代”这个词隐含着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忧虑和担心，表明危机还未过去。即便现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市场调研的某些数字都对经济有正面的评价，但也只是在危机过程中的反应。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召开，大家觉得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可仍然有一些因素在困扰着我们。近日，一位美国来访学者断言：“中国一定会有第二次刺激政策。”国外学者认为我国第一次经济刺激计划是由政府主导的，而第二次经济刺激计划则应该是民间市场自主的。
相反，全球经济危机仍然处于一种令人担忧的地位，经济刚刚有所恢复，金融刚刚表现稳定，迪拜又出现了债务危机。而且，美国到访的副财长说：“明年，美国会有300到400家的中等规模商业银行面临被‘处理和接管’的命运。”国际经济金融的不稳定将成为2010年总体走势的特征，因为此次百年不遇的危机可以与1933年那次大危机相比。1933年大危机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最终依靠世界大战才最终走出来。和历史事件相比，后危机时代面临的问题有两类：一是导致此次危机的因素在救助危机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各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政府投资和国际合作来阻止危机蔓延，但导致危机的因素在强大的政府救助面前并没有被完全暴露，如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经济和金融关系疏远的问题，金融部门恶性发展问题等,反而因为国际救助而更加恶化。二是救助措施中运用的政策对经济金融的负作用正在显现。这些负作用可概括为：1、全世界巨量的货币信贷投放前所未有。如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两倍，尽管货币和物价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复杂，但扩张的货币究竟会导致什么后果还不确定。2、全世界财政都面临巨额赤字，解决赤字问题是后危机时代各国政府面临的非常严峻的挑战。根据李嘉图等价原则，巨额赤字不可能完全依靠发行债券或者货币化来解决，必然会形成后期新增的税收负担,对以后的经济复苏是一个很大的障碍。3、经济秩序遭到了全面的破坏。市场和政府角色混乱，经济规则失衡。4、世界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各个国家旨在解决本国面临的困难,真正的联合行动少之又少，获得共识的用于改革国际经济金融制度的方案还没有形成。
综合来看，老问题并没有解决，新问题正在显现，经济的复苏之路还充满困难。何况，由美国次级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科技创新的潜力已经耗尽。各国正在寻找新的科技基础，在此过程中又存在许多争议和矛盾。美国奥巴马总统执政后，将其有限的救助资源一部分投入经济金融救助，一部分用于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正是经济复苏的一个新的推动力。最近中国也提出了一个40％到45％的减排标准,表明中国也积极地发展绿色经济。而关于寻求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基础，有必要做深入探讨：周小川行长表示,低碳经济可以用生产函数分析。比如IT技术的引进不能或者只能间接地在生产函数上表示，但其最终的结果是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产出。在信息技术革命之后，全世界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但低碳经济技术的引进在发展初期表现为增加成本，减少产出，很难像IT技术一样构成一个经济快速增长平台，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一种高排碳的发展模式中，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完全接受低碳经济的概念。因此,中国政府在救市措施中先推广了16项科技专项,2009年11月3日温总理的讲话“让科技引领中国产业发展”，提出5大产业等等，显示出中国政府对于恢复经济的看法。
二、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
在后危机时代，我们首先需要认识中国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的因素。
(一)中国的实体经济面基本良好
丰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镇化进入中期，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社会事业以及市场化仍在继续深入，形成强大的需求。同时中国国内储蓄充裕，目前仍然享有人口红利，因此国内总体的供应和需求处于一个吻合的时期。外部因素则表现为全球化的发展仍在深入，全球FDI增长迅速，整个国际金融流量不断扩大，虽然商品贸易方面有所萎缩，给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但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充满信心。
(二)金融部门基本稳定
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提供了金融稳定的基础。虽然在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还是以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孰优问题上还有待讨论，但从实践来看，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是有利于经济恢复的。2003年开始，中国在危机之前就在资本化，不良资产处置，金融机构的调整，去杠杆化等方面取得了成果。而在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下,独立化、专业化的金融监管效率也取得了国外的认可。
(三)制度优势
中国的政治体制优势在危机之前还未能充分表现出来,但事实证明，我国集中式的政治体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是行之有效的。我们要勇于总结本国特色的制度实践，并且将经验与其他各国分享。特别是中国式的中央和地方的发展关系,是在以往30年的改革开放中双方都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积极性,并在不断的博弈中形成的均衡结果。在本次危机中，中国政府之所以比其他国家反应更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总的来说，上述提到的基本面、金融面和制度面确保了中国存在着经济较快增长的条件，但这些条件变为现实是需要努力的。比如，供应方面，中国具有充裕的储蓄，需求方面，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建设中，但储蓄如何合理引导为投资还存在着障碍。在本次救市措施中很大部分依赖于投资，投资资金来源于银行，银行则依靠贷款，贷款对企业来说就是负债，企业负责率提高就形成杠杆率提高；而投资需要大量的经济项目,经济项目首先需要资本，但是杠杆率的提高造成资本金不足则成为制约因素。几个月前降低了项目资本金率，其政策制定逻辑和次贷发放逻辑有些相似，原来以谨慎安全为原则的制度框架被改变，这将会给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形成隐患。另外，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间接融资的机构中，但企业需要的则是大量的资本,社会储蓄无法形成高效投资。
中国的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迅速从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转为消费拉动。根据全国资金流量表总结出的近30年来中国总需求的结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消费所占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出口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投资的变化则表现得非常稳定。如果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依然存在，那么这个结果自然还会被延长。国内的消费缓慢增长的原因在于，消费是居民的行为，居民如果要增加消费，前提是其收入要获得增长，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如果提倡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收入问题，但我国人口还未到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低成本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优势，居民收入在短期内不可能获得大幅提高。居民收入的增长和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在劳动力过剩条件下如何平衡,这个问题需要全面的探讨。国内消费的增长缓慢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财富的积累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社会积累的财富如何再分配的一个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对国内的消费的制约应归纳为资金使用问题，而不是消费不足的根源。
在国内消费增长不快，进出口下降幅度较大的背景下，只能依靠投资来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回升。事实上，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采取的刺激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投资而展开的。虽然近年来宣称的政策导向是要抑制投资规模，但投资行为并没有朝预想的方向发展，投资增长率稳步提高，投资结构也没有较大变化。因此，维持高速增长的投资，并使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还有待努力。
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全国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其后,这些计划又被不断补充。这一系列举措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的任务：1、短期应对。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结构性减税、刺激出口、扩大国内需求等措施，并有效阻止经济下滑；2、中期措施。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计划、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3、长期发展。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科技支持，增强发展后劲，为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4、为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大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城乡就业，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
当前整个经济已经企稳，表明短期措施已经迅速见效，而中期措施将继续发挥作用，长期措施则需要加大实行力度。
中国经济已经止跌回稳有许多的表现形式：1、消费在强刺激作用下有所增长，但是还是会回归到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增长率上，最终消费率可能还会继续下降。2、投资增长较快。新开中长期项目激增，确保了今后几年内的后续投资规模。3、对外贸易止跌。4、物价在急剧下跌后趋于稳定。从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看，2008年底以来，我国经济在较短时间里经历了止跌、企稳、回升等几个阶段。随着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并渐次发挥作用，国内经济已经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复苏迹象。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长达到7.7％，预计全年GDP增长速度可能达到8.3％。
三、对做好2010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建议
2010年国民经济将继续恢复，增速将保持在约8％的水平。从国内因素看，消费需求保持平稳向上，投资需求依然有相当的强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从2009年的负数转为正值。从国际因素看，全球经济已经企稳，尽管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终究回归到正增长的路径。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58％可以由世界共同因子解释，基于这种联系，全球经济的企稳，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经济虽然已经回稳，但问题依然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并未减弱；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仍在继续；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就业压力短期内难以根本缓解；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产能过剩问题凸显；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货币政策面临新的挑战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针对具体矛盾进行微调是十分必要的。
2010年以后，整个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转向结构调整。
(一)增长动力应该从政府主导回归到市场主导
我国经济率先开始回升，主要依赖的是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而大量的民营资本在旁观，但是，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最终还须有民间投资的跟进和消费的拉动。问题在于，与国有投资快速增长相比，当前我国民间投资尚未有效激活。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全社会、政府及国有企业、非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33.5％、50.7％和27.2％，其中，全社会投资增速同比加快7.2％，而非国有部门投资反而下降1.3％。民间投资难以迅速跟进的直接原因是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但金融体系不健全、非竞争性的市场准入条件限制、基础产业和基础部门的国有垄断等，则构成制约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近来，在一些基础产业领域，更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
(二)优化投资结构带动经济结构调整
无论你对中国的高投资有多么不喜欢，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目前还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所以我们政策的着力点就在确认这样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前提下，优化投资，并通过优化投资来实现可持续增长。所谓优化投资，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投资必须以创造就业为第一要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投资只以创造GDP为要务；第二，优化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提高中国整个资金中的股权性资金的比例，提高中国直接融资比重，也就是说降低中国的债务率、降低中国的杠杆率。而这不能只是依靠我们的正规的股票市场，我们要鼓励各种金融创新，我们要鼓励PE等等这些的发展；第三，必须注意到投资的主体结构。必须引进、鼓励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领域，也就是说我们的投资主体要逐渐地转变到以民间投资为主的路径上来；第四，投资应该服务于高新产业化，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金融资源用在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找可靠的科技基础上；第五，投资要以城市化为导向。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城市化作为一个发展的任务已经突出了，下一步我们应当以城市化为主导，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投资就应当放在基础设施，放在房地产,放在第三产业等等领域；第六，投资应当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环境。其中改革社会事业的价格环境和收费环境十分重要。
(三)必须真正将产业结构调整置于重要位置
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之一，是产业结构,尤其是产业技术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金融危机导致市场竞争加剧，通过政策调整，使落后产能退出市场，正是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但产能过剩现状不能笼统的采取措施，应当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分类。第一种情况，应当是正常的产能过剩，市场经济可以看做产能过剩的经济,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所追求的就是供应略大于需求的局面。第二类是周期性产能过剩。因周期的波动使产出相对出现剩余的现象，如煤电、邮运等行业，就属于这一类范畴。最后，才是因重复建设，低水平生产产生的真正的产能过剩。同时，2008年以来，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这体现了保增长与调结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远见卓识。但是，近一年来的实践表明：保增长确实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调结构却常常被忽略。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坚决扭转这种倾向，要抓住当前外需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不高，部分企业压力增大的时机，依靠市场力量，因势利导，以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调整为契机，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从而实现产业素质和效益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调整经济结构应依赖市场机制
在我国，历来就有政府主导产业结构调整的倾向。然而，完全由政府主导结构调整，成功案例十分鲜见。这既可能因为政府对经济结构存在问题的判断以及调整的方向常常偏离市场的实际，更可能因为政府主导的行政化会产生相当大的副作用。此次金融危机会产生各主要发达国家因以政府主导经济调整甚至经济活动的误判。仔细分析危机中各国的实践不难看出：世界各国政府干预和参与的重点在于止跌和创造调整的条件，绝非从此就站到经济活动的第一线上。目前各国都在认真讨论刺激政策的“有序退出”问题，正是体现了这种理念。因此，在今后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只应发挥引导作用，并致力于创造调整的条件，而调整的过程甚至调整的方向，应主要依赖市场机制来完成。
(五)关注物价波动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著名理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的未来，都将被笼罩在严重通货膨胀的阴影之下。但是，根据这一教义简单地推断中国物价走势又可能产生误导。决定中国物价走势的因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造成物价下跌的因素，也有导致物价上行的因素；既有产生自实体经济的因素，也有产生自货币经济的因素。物价下跌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宏观方面：我国需求不足的总供求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储蓄率的不断上升和21个行业中愈演愈烈的产能过剩的矛盾没有解决。物价上升的因素则体现在供给冲突、国外输入与高速扩张的货币和信贷供应方面：供给冲击是指由于我国经济增长迅速，支撑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并不能同时满足高增长的需要。由于“短边规则”的作用，我国经济不时出现某些资源和某些产品供给不足而导致价格上升，进而推高价格总水平的现象；输入性通胀则表现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动态，势必通过进口渠道对国内物价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在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表现得淋漓尽致；货币信贷高速扩张对物价的影响常常并不表现在被CPI和PPI所覆盖的普通商品的价格上涨上，而是表现在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为主的资产价格的飙升上，这很有可能是金融政策接下来将要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这些都加重了判断形势的难度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而中国物价的实际走势，取决于产生自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诸种力量的均衡。
(六)稳定宏观调控政策
鉴于我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总体态势显然是合理的，但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的重点、力度和节奏，显然也很有必要。就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言，应当将增加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国债资金更多地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地投入新能源、环保产业等领域，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调整经济结构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结合起来，财政收入规模和结构的调整，也应更充分体现促进消费和调整结构的要求。同时，在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取向不变的前提下，需要根据国内外经济走势和价格变化，对货币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进行实时适度微调。在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的同时，应下大力气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切实解决一些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应当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企业的贷款。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止采取过激手段带来信贷的大起大落。
此次危机中，许多理论问题受到来自实践的挑战。一是发现在经济理论中找不到金融的位置。货币金融如何在正规的经济理论中加以阐述在金融界一直是一个难题，很难用经典经济理论来解释和分析本次金融危机，显示出经济和金融理论脱节的问题。二是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模糊。依据货币理论采取的货币政策严重偏离了它的微观基础，货币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实际货币政策的传导模式。三是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配合难度加大，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是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切入点。
这几个问题是现今经济金融的热点，也是将来的研究方向。
*2009年12月，《武汉金融》杂志社、《财贸经济》杂志社和湖北经济学院联合召开了“构建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稳定机制”高层研讨会。本文根据李扬教授在会上的主题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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