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道路的哲学探索（笔谈六篇）——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若干思考——2.如何理解中国道路的现代性——3.论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整体发展——4.“中国道路”：理解与展望——5.“中国道路”的省思与前瞻——6.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审视“中国道路”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道路论文,发展道路论文,笔谈论文,现代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若干思考
庞元正
庞元正，中央党校哲学部原主任、教授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实质和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第一，从基本国情看，这条道路的根本要求是从中国处在不发达阶段的实际出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从理论指导看，这条道路是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作为指导，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指南；第三，从时间跨度看，这条道路所涵盖的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所谓“中国特色”之“特”，就在于它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搞现代化、搞社会主义的特殊之处。二战以来，世界各国推行现代化的道路，除中国发展道路之外，其基本类型概括起来不外三种模式，即西方模式、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同样是搞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独树一帜，除了中国创造性结合了各种模式的成功经验外，恰恰又在于中国道路与所有这些模式都不相同。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欧美模式，是一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只有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文化观念，以及某些法律制度、政治运行程序等，才能发挥出后发优势。但是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化的有益成果的。我们搞现代化必须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我国在基本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着极大不同，所以我们党历来认为，搞现代化必须反对“全盘西化”，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于“四小龙”的东亚模式，是一条非资本主义化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学习和借鉴东亚的经验，是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总结和吸取他们带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而不是生搬硬套那些不适合我国具体做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与东亚模式也是不同的。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于苏联模式，是一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全新模式，它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全新模式，从根本上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的扬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崛起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中国实现了迅速崛起。这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道路与中国崛起的奥秘何在，国内外政治家和学者对此作出了各种不同解释。我认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夯实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我们党认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30年来，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我国的经济才能取得巨大发展，经济总量、人民生活、综合国力才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第二，坚持和深化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现代化必备的制度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进了社会全面进步。实践雄辩地表明，改革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中最具创造性和最成功的是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激活了广大群众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从此中国的经济面貌为之一变，中国迅速告别了“短缺经济”，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第三，坚持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现代化的资源和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局面。对外开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知识、技术、资源、资金、人才和经验。
第四，坚持“稳定压倒一切”，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然会遇到大量社会矛盾。正确处理这些社会矛盾，保持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是现代化建设得以正常进行的前提。稳定的更高要求是和谐。推进社会和谐，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只有实现稳定和谐，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实现稳定和谐，中国需要有一个有权威、有效能的政治权力中心。有了这样的有权威的权力中心，才能够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举全国之力，集中各种资源，全力推进实现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将各种危及稳定和谐的问题迅速有效地加以解决。历史和现实决定了这个有权威、有效能的权力中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第五，发挥后发优势，实行举国体制，实现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我国在发展中把各种后发优势发挥至极致。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利用与先进国家的巨大反差，在全国各个阶层中凝聚成强烈的赶超意识和民族精神，为推进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2）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寻找捷径，采取赶超战略，实现非常规、跨越式发展；（3）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新技术装备，赶上了世界科技进步的步伐；（4）引进国际资本，弥补资金短缺的不足，以较短时间度过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5）凭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等竞争优势；（6）利用产业结构落后因而实现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成本比较低的优势，在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出现时，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抓住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第一，贫富差距拉大的挑战；第二，城乡差距悬殊的挑战；第三，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第四，社会矛盾激化的挑战；第五，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挑战；第六，国际敌对势力的挑战。
如何应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竹在胸，胜利在握。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最重要的有三条：
第一，中国必须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变。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投资主导型发展方式向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转变，从差距拉动型发展方式向共建共享型发展方式转变，从高碳经济型发展方式向低碳经济型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中国必须以高度政治智慧解决好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中国必须实现国民心智的现代化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离不开国民性的改造和民族精神的提升。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兼收并蓄，取其所长，构建诚信文化、法治文化、创新文化，培养民主意识、公平意识、公民意识。只有国民的心智能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具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如何理解中国道路的现代性
万俊人
万俊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今年暑期，我随中宣部一个考察团，到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进行考察，考察的主题就是中国道路。在三周的考察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大量信息。对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不同国家和人士有着非常不同的反应。结合这次考察的机会，我谈一下自己对中国道路的想法。
究竟是在什么语境中讨论中国道路？我们现在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外很多人士问为什么在中国道路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因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发展，实质最后都可以归结为现代化道路。只要是现代化道路，就一定是撇开意识形态的，没有必要加上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在现代化道路前拿掉前缀词。
绝大部分的西方学者和西方政要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惯性思路，现代化的模式应该是唯一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的。无论你是什么国家，什么样的政体，你奉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只要谈到现代化或者现代社会发展，都应该是朝向这个唯一的目标奔跑，好像现代化就是罗马，条条道路都通罗马这个地方。因此，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是目标或者目的，而不是具体达成目的的道路。毛泽东当年就提出过赶英超美，既然是赶和超的问题，那就是在一条道路进行赶和超，而不是在很多道路各走各的，所以也不存在现代化的其他道路。这种理解虽然在逻辑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现代性是唯一的而且是西方式的，那么中国道路在什么意义上才可以成立？
中国道路是仅仅在现代性的意义上讲，还是仅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上讲，抑或是在两种意义之间来谈？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道路是在社会主义意义上谈的。也就是说，还可能有另外一种现代性。在东亚，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在西方也有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法国、德国、日本、北欧走的都是不同道路。所以，我们必须从哲学的角度谈谈要在什么样的语境中谈谈中国道路，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注意。
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究竟怎么理解？一般来说，现代化或现代性有不同的定义，一般学者都不敢随便下定义。但现代性或者现代化所内涵的几个基本要素还是可以大致确定的。第一、市场经济。从15世纪末16世纪开始，原始资本的积累从英国率先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这个经济模式非常地突出，也非常有效。用马克思的话说，在短短的100多年的时间里，它创造的财富比此前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文明的财富还要多。按马克思的理解，实际上所谓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资本。所以，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其实也有着天然的契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客观地说，资本主义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新型模式，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这一模式创造了近300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第二、科技理性。没有科学技术，整个现代化就无从谈起。马克思在描述社会现代化的时候，谈到了诸如蒸汽机、火车、航海等现代交通等等对市场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关于科技理性，大家的异议很少，因为科技无国界。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基本工具和手段，大家是有较高共识的。第三、民主政治。对于民主政治，包括西方学者在内都有各自不尽相同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学者都认同民主政治的。大家知道，在古希腊，民主政治曾经长期被视之为一种较坏的、无奈的政治体制形式。“民主”曾有其特定含义，本质是由人民管理公共事务。但是，“人民管理”的概念实际内含着难以消除的矛盾，即：人民如何同时既作为管理者又作为被管理的对象？换言之，人民如何自己管理自己？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多民主政治的研究者认为，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实现了直接的人民管理，实际都是通过诸如议会一类的形式，以间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或治理的。直接的人民民主不仅难以可能——是故，历史上直接民主的实践极为罕见，而且也可能倒向民粹主义、“多数人暴政”等严重政治后果。“文革”堪为显证。所以，人们对于“现代性”中的民主政治要素的看法分歧比较大。第四个就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借助现代世俗化的文化表达出来。意识形态是每一个社会和国家都有的社会意识现象，但现代社会本身有一套自己完整独立的意识形态系统，从文艺复兴开始，这种新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观念就开始出现了。“自由、平等、博爱”是这一新的“现代性”核心价值体系的经典表达，它本身就是首先借助于近代世俗化的文艺复兴运动才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为西欧国家的现代化社会运动的主流价值观念系统亦即宰制性社会意识形态的。一方面，西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在近代几百年的流变中逐渐趋同于自由主义。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价值观念首先的或基本的文化表达就是现代世俗文化，或者说“文化世俗主义”。所谓“世俗文化”，即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带有现代商业化或市场化特征的现代通俗文化。它强调，文化要面向大众，要通俗普及。而在现代社会里，市场化或商业化则是“普及”的最有力杠杆。这也是我们今天讲“文化体制改革”、把推向市场时所包含的考虑之一，甚至是主要的考量因素。
1992年后，我们确立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取向，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是按照社会主义基本传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怎么获得融合？社会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为中心，因为市场不相信眼泪。这两个本质上异质的东西如何能够融合在一起？市场经济在西方300年的发展表明一个问题：市场无法完全独立自发运行，必须依赖某种外在条件。这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对外界环境即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依赖性。它没有看到自然资源不是无限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自然资源不是无限的。如果市场失去了社会的约束和干预，一切都从利益出发，经济理性成为唯一的尺度和归存，人类社会就会返回到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就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是有道理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的侠侣，市场经济需要社会主义的规约，尤其是社会动力、精神与文化方面的限制。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目标与手段是统一的，市场经济是手段，社会主义是目标。另外一个是民主政治的问题，国外认为我们是“党专政”。那么民主政治与党专政是什么关系呢？民主政治是个差异性概念，美国、西欧、北欧都不同。民主政治在西方也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定义民主的选举权。现在国内，学者很少谈论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是政治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将意识形态还原一下，它就是一个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宰制性作用的观念和思想体系。我们今天谈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的就是这个东西。自由、民主、博爱是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词，那么我们中国当前的核心价值体系有没有几个基本要素呢？在我看来，与西方社会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相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为核心的东西就是平等。最近，我们不大谈平等，因为过去我们搞平均主义。而且，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将就效率，就更少谈平等了。那么，我们现在在什么意义上谈平等呢？平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予以重新解释。在西方，自由优先于平等。平等彰显社会、团体的价值。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世俗的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如果世俗化，社会必然一盘散沙。当前中国富裕起来了，但是怎么建立起文明？世俗文化是没有精神支柱很快就会灭亡。用什么来抵制三俗呢？文化产业化怎么能够为高雅文化提供生存空间？
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下，在讨论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准一个基本前提：现代化或者现代性的道路是“多”，而不是“一”。这样，我们谈中国道路或中国发展才有意义，才能首先获得一个逻辑论证的空间。如果现代性是唯一的，那么也就无所谓“中国道路”了。杜维明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一种中国现代性？我想是有的，只是我们现在还缺乏足够充分有力的理论来系统、完整、清晰而有力地表达“中国现代性”。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表述清楚了，中国就不仅是物质强大，而且精神、文化、思想各个方面都真正强大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在全球论坛上真正发出中国的声音、并能够使我们的声音真正地被听见、甚至被接受了。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此探讨的重要意义所在。
论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整体发展
李鹏程
李鹏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使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决心，极大地改变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强化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促成中国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从哲学的高度，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不但对于我们制定十二五规划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将会使我们对理解科学发展观有更深入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切入点。
什么是发展？发展就是“向前进”。就是改变原有的面貌，使得社会出现一个新面貌。这个新面貌与原有面貌相比，是人们改善自己本身的生存状况、改善自己所处的生活世界的一种更高追求、更美好的理想，也是人们在此前为之而奋斗的目标。因而，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来看，发展就是缔造一种高于原有状况的新的人类文明。也就是说，发展不应该是寻求人的某个或者某些具体的单项生活需求和规划目标的获得，而是文明的不断前进和不断升华。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文明制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来说，它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制度。因而，我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在其初级阶段，应该就是对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新的人类文明的探索。尽管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水平起点比西方发达国家要低，但社会主义作为人类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应该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色彩，它应该有智慧从整体构架上，来奠定自己文明的基调和描绘发展蓝图。在“文明发展”的大思路中，“文明整体”始终是规划发展的思想起点和一切发展实践的总归宿。
社会主义文明制度作为“文明的”制度，它首先是一个价值性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在价值评价的维度上，确定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是使社会主义“更文明”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发展就是一个向“文”而“化”的进步过程。只有对发展进行这种价值整体论的确定和把握，才能真正避免使“发展”与“文明”背道而驰，真正避免以“发展”为名的各种低俗化、粗野化、庸俗化和形形色色的“退化”。
在这个整体论的“价值奠基”的基础上，在确定具体的发展过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强调大力发展经济。因为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实在基础。经济发展引领整个文明的发展。但在我们如此高扬经济发展的绝对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明白，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一整体论的维度上，也只是相对的、有限的，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有“外在目的”的功利化过程，是一个使新文明以功利化形态实现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很重要，但经济发展决不是发展的目的，它只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手段”，经济发展只是文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经济发展只是文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所以，那种把经济发展脱离文明的整体发展而绝对放大化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批判过的狭隘的“经济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执一着而丢全体，崇手段而忘目的。正因为如此，在这种思想起作用的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发展”走上了无视文明、抵制文明、与文明相悖甚至于毁坏文明、反对文明的邪路，使一些地方的社会主义文明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这种所谓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有害而无利！
我们力行科学发展观，就是首先要认识“发展”的价值性质，即认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在我们规划经济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作为遵循的前提和校准原则。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中，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科学的规定，首先就是“以人为本”，其具体形态就是关注和关心“民生”。说得具体一点，如果经济的发展与“以人为本”相悖，而形成了“以GDP为本”的思想混乱的局面，这种“发展”实际上不是文明的发展而是文明的退化！
如果说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嗜物情结”似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予以谅解的话，那么，到了现在，在我国社会物质财富已经比较充裕的情况下，继续片面的嗜好物质财富，而忘却或者忽视人类文明的价值的崇高和神圣，就是缺乏人类文明意识，更是缺乏社会主义文明意识。
因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为一种文明的发展，它必须重视经济发展，但又必须重视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即文明价值对经济的制约。其实，这种制约是一种制度提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使得经济发展文明化的价值规制和范导，因为它能够真正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必须有自己的价值奠基的和文明规范的精神前提和文化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文明的人际交往（以物质为中介），必须被作为社会主义文明的文化现象来研究、考察和对待，它才能真正的发育起来、成熟起来。
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文明形态的发展，还必须重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关系。同时也要重视构成文明整体的四要素（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以全排列与全组合方式的相互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发展。当然这种协调和均衡并不是绝对的、固态的，而是主导着发展的人的“意识自觉”和“理性的协调能力”参与其中的动态过程。
在协调与均衡的文明整体发展中，“文化”作为人的思想形成和生发的领域，对于整体发展而言，其功能具有动力学的意义，也具有价值导向的意义。所以，如果我们的发展表述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话，在这个表述引领中国经济走过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的“创业”道路之后，在经济发展已经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落后境地之后，这个发展口号似乎应该添加文化的内容：“以经济为中心，以文化为先导”。当然这个先导千万不要被误解为“以文化产业为先导”而是应该切切实实地以文化价值的创新和文化思想精神的活跃为先导。
文化为先导就是要以“发展文化”为先导，科学发展观的“观”，就是“观念”。发展要以观念为先导，就是要以文化为先导。文化的先导发展，决不是在某些重大文本中写几句大话和空话，而是要把它落实到如下方面：重视整体发展过程中人的精神活力的激发和持久化；重视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科学知识建设和审美建设；重视社会公共领域和各个领域的文明制度的建设和风俗习惯的教化和养成。在这些重大方面，我们应该尽快调整发展思路，真正重视起来，并给予倍增的支持。
总之，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当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类文明形态来看待、来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本身的“质的”要求。我们重视了这个文明形态的整体发展问题，就可以有三个思想飞跃：其一是重视建设发展的价值规范，以便使发展有正确的目标和随机校准的价值原则；其二是确立我们对发展的创新特点的把握，启动自己的思想机器，提高自己的发展眼光，从而杜绝那些仍然还在兴时的盲目模仿和自钻牢笼；其三是着力规划新的发展布局，把体现“文化先导”的发展规划真正做起来。
“中国道路”：理解与展望
张曙光
张曙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近年来，围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理论界展开了许多讨论并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如对“中国模式”就有颇为不同的理解。我赞成用“中国道路”，至于它是否一个成功的、可复制的“模式”，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中国道路”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不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争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评价这三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对此，我的看法如下：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开辟，首先基于我们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和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一般来说，社会作为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本身就有许多面相，并充满矛盾，也可以说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然而，社会的基本的或重大的矛盾或问题，一方面人们会有普遍的感受，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一种能够反映并把握时代的理论框架。选择不同的理论框架，就会观照出不同的社会问题，提出不同的任务。应当说，我们在“文革”结束之后，首先是恢复常识理性，虽然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当时并不明确，特别是在搞了那么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被理解为“一大二公”，然而，事实上却连人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党的领导和普通民众，从巨大的教训中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你不管实行什么制度，都不能再让老百姓贫穷下去，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纯属胡说八道。这就是常识理性的恢复。特别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理论界对“现实社会主义”问题的各种反思和批评都出来了。即使有些观点（——如社会主义也有“异化”）得不到认可还受到批评，但常识理性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足以得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让人们普遍地富起来的结论。为此，当时提出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包括“放权”、“松绑”，于是有了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建立。其实，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农村就曾搞了“三自一包”，但时间不长就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文革”中更成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罪状。
然而，很快中央就从政策性、策略性的“放权”，发展到战略性、方向性的“改革”的提出，包括设立特区，开放某些沿海城市。蕴藏在中国社会自身中的巨大的生产和致富的积极性被解放出来，这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走向深入的变革。为此就需要明确中国前进的总的方向和目标，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历史目标，就必须改革开放。这时，中央和理论界所理解的“中国问题”，已上升到社会的时代性质上，这就是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尚未显示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优越性，而这有待于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基础上的人的交往关系的全面性和全面的制度性变革，用社会学的话说，就是必须自觉地推动“社会转型”，从农业主导转向工商主导，从前现代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可以说，这是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决定发展市场经济，并提出不要纠缠于“姓资”“姓社”的深层原因。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对于中国三十年来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其原因了。结合有关学者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成功，有五个条件：一是中国人历史地形成的“脱贫致富”的文化心理，二是政治上的开明权威体制，三是经济上的廉价劳动力和外向性企业，四是大量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五是有利的国际环境包括国际贸易体系。
中国目前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则表现为贫富悬殊，社会越来越不公平，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级并未形成；社会生活严重的庸俗化和政治上的腐败现象。导致上述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一是“效率优先”与市场的逐利本性，二是官商勾结和市场的畸形化。而更深层也是更具普遍性的原因，则是中国世俗文化在传统秩序瓦解、新的秩序未建立起来，特别是官商勾结和市场畸形化条件下的庸俗化，相互利用的“人情”和“关系”造成显规则无力，潜规则盛行；而这种变质了的“人情”、“关系”文化与体制的缺陷结合在一起，就成为导致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低俗甚至腐败的巨大力量，人们身处其中，习焉不察，随波逐流，即使反感，也无能为力，致使全社会难以形成价值共识和继续改革发展的精神力量。体制的缺陷，我认为就是党政仍然包办一切，而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大力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理分化，让每个领域都确立自身的规则和尺度，相互之间则形成良性的互动局面。正因为缺乏这种合理的分化，所以，整个社会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标准，就是一个单纯的GDP的增长或量化指标。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权力支配一切，我们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根本上就是让国家回归社会，是让社会作主体而不是国家作主体，那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主义”了。但在短期内，在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国家的传统优势依然会存在，我们也不能不利用这一优势。但利用国家和行政的力量发展市场经济，恰恰是要推动社会自身的建设，创造条件使国家退出它不应当继续支配的经济和文化领域。而我们对于“举国体制”还是有些过于迷信，这也是市场经济不能正常发育，非政府性社会中介组织严重缺乏，公民社会迟迟不能形成的制度性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的多元化、思想观念的多元化的事实并未得到正面的、合理的对待。改革过程中的“打左灯向右拐”的现象，既表明中国转型期的结构性的矛盾，又说明我们在实践上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实用主义”。为什么我们在七十年代末即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结果，到了新世纪还要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稍作分析即可了解，由于上述世俗性文化的问题和我们功利主义地看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在实际上被简化为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而不是由现代价值理性主导的全面的“社会”建设和“文化”重构，所以，社会生活只能在一个物态化、消费性的层面展开。这既是现代社会的普遍性问题，而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实践业已表明，支撑中国发展的许多条件都已发生变化，或难以为继，如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滥采乱用和举国体制。而人们脱贫致富的文化心理，也亟待提升到一个新的、具有一定精神内涵的高度，如富而好礼、富而好义。这样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新的动力，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现代文明秩序。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或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应当选择以下参考系：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未结束，因而它在许多方面都没有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即使在社会的文明方面也是如此。二是必须营造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共识，而这一精神动力和价值共识，必须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合理区分与整合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三是全球化和地方性的相互转化的关系，致使中国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问题的缩影。在实践层面，还要考虑中国巨大的人口特别是农村的“现代化”问题及其对整个国家发展的制约，在承包制之外，走产业化、资本化和合作社的多元发展之路，努力将传统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转变为椭圆式社会结构。
从哲学上看，我认为我们既不可忘记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存在着的生存和发展的竞争，不可忽视政治，但又决不可上德国法学家施米特等人的当，即把政治的根本问题视为区分“敌友”，这一观念其实远低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意识、“王道”理念及其“怀柔”思想。政治是随着社会等级和阶层的分化而产生的，它无疑是各等级各阶级利益矛盾的最高体现和解决方式。但政治只能从属而不可能随意支配社会共同体（如民族）的整体利益。在人类各民族越来越高度依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以“共生”的理念主导“斗争”，而不是相反。因而，中国应当发展既符合马克思“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理念，又符合“三个代表”精神的“大文化”的文化—政治哲学。任何民族都存在着一个能否和如何走出民族中心主义、双重标准的问题，虽然这不可能在短期一蹴而就。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我们必须加以提防的陷阱。基于“个体、共同体、人类与大自然”这一新的“四方域”的相互关系，我认为，应当将“仁爱”（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对中国传统仁爱的创造性转换，即追求公正平等和一视同仁）、“自由”、“公平”、“和谐”，确立为我们当代的基本价值观，它应当也能够成为凝聚和引导中华民族前进的精神价值，因为它是中华优秀文化与西方现代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道路”的省思与前瞻
邹广文
邹广文，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例如国家所出台的改革举措常常是滞后的被动应付，缺乏发展的系统性和前瞻性；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以过度的资源开发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为代价的；而今天的既得利益群体已经成为社会改革的最大障碍……凡此种种，要求我们必须在理论层面加强反思的自觉意识，以切实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跨越和和谐社会的发展图景。
总体而言，我们对3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可做如下判定：首先，经济改革全面推行，并且向纵深发展。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实体，我们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路，中国人已经总体告别贫困开始向小康进发。其次，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并越来越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与和谐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改革开放以来，国民对于政治的参与热情并没有真正提高，玩忽职守、以权谋私和权力寻租等各种社会腐败现象并没有从体制上得到真正的遏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正视政治改革的艰巨性，从上到下努力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再次，文化改革不尽如人意，“文化中国”的发展愿景任重道远。30年来，我们缺少自觉的文化创新意识，更缺少真正的文化精品呈现给世界，健康的文化产业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文化生态、文化多样性、大众文化发育机制、技术与精神的平衡、培育人文精神和社会信仰等诸多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反思有利于进步。的确，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前无古人的，前行中我们面临着三重文化背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这三种在西方原本属于历时递进的文明形态，在中国却共时并存，纠结交错，异常复杂。需要我们对于这种历时性文化予以共时性的承受和消化。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发展的价值诉求——未来中国的发展目标应该是“朝内”的而不是“朝外”的——即着眼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实践，中国的的经济发展不是盲目去争全球老大，而是在社会公正、环境美化的基础上让全体国人真正享受小康生活，是增强社会发展的自觉性，引导国人确立健康向上的人生目标，努力营造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共识。
中国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向未来的中国发展，需要我们从社会有机发展的角度去予以通盘谋划。基于这一视野，笔者认为应努力解决的突出问题有：
1、政治改革与社会公正问题。这是今后社会发展需要首当其冲解决的问题。政治监督机制不健全，就会日趋滋生权力腐败，老百姓会日趋不关心政治甚至远离政治，社会公信力就会降低。目前，我国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日趋拉大，社会矛盾日趋突出，恶性事件频发。所以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有效解决分配问题，公平公正地分配由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新财富，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确，创造财富的过程可以不需要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但是要保持财富分配的公平必须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来保障。
2、国人精神匮乏与信仰缺失问题。在当代生活中，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存的意义、人生的信仰等问题成为越来越多人关心的问题。利益驱动（肉）导致信仰缺失（灵），国民的生活品质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升，反而愈发产生普遍的社会浮躁与焦虑心态。西方文化发展的历程表明，在个体普遍主体化自觉之后，人们感到“小我”狭窄空间的窒息，感到对物的占有欲其结果只是物理的、量的扩张，对生存的质量并无根本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生活的满足和充实开始成为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如何从“大我”中寻求广阔的天地，真正克服人的信仰缺失，促进自我健全发展，通过关心、帮助他人，关心人类的命运前途来感受人生的价值，体验人生的乐趣并达到心灵的充实，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3、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带来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气侯变暖、污染加剧、自然枯竭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其初始环境已不同于前30年，我们已经在逐渐告别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廉价环境的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增长方式也将要发生根本的转变。这将直接涉及到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包括消费方式的根本变革。环境问题不仅仅是自然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一国的问题，更是全球的问题。应该因地制宜地做好生态协调，切实寻找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赢路径，保护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4、中国现代文化的健康发展问题。文化也是生产力，而且是可持续的生产力。文化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而且这个目的是精神与境界层面的，它会反过来影响、甚至范导着人们的行为，并且成为社会进步的原发动力。拥有自觉的文化价值导向，会让我们的社会发展步伐变得稳固、坚定而持久。与经济比起来，文化是人的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而且还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体现。为了真正实施“以人为本”的理念，就不仅要在改善物质生活上、发展经济上多下功夫，而且更要在改善精神文化生活上、在发展文化上也应多作努力。换句话说，从满足人的需要和体现人的本质来看，发展文化与发展经济一样，都应是我们工作的目的。用文化打造社会的个性、品位与风范，这不失为一种科学理念，一种智慧之举，一种远见卓识。因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综合竞争力，必然包含着文化竞争力。可以说，一个地区良好的建设，先进的设施，优越的环境，是其必备的硬件与形象；而其独具的文化个性、文化风格、文化品位，则是其不可或缺的软件与灵魂，有如其精气神韵。所以我们要努力纠正现实文化消费领域的日趋感性化、片面化倾向，纠正“三俗”和泛娱乐化倾向，纠正社会所滋生的拒绝历史、拒绝时间、把握当下的消极文化心态。必须致力于提高国民的教育文化水准，培育文化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形成未来中国清晰的文化图景。
5、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发展问题。众所周知，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口爆炸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显然与人类自身的文化取向、态度，与个体对自身本性和地位的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全球性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每个民族、每个个体跳出狭隘的自我利益的视野，从人类甚至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果不能实现这种文化超越，全球性问题便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扭转。所以我们要关注全球化与本土化（localization）背景下的文化价值冲突，更要关注普遍文化价值的达成与认同问题。我们这里讲的普遍文化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有利于人类整体进步与发展的价值，它是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在文化交往中所应恪守的基本原则，如尊重人的现实生存、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善待人的生活世界、弘扬人类公共理性、保障平等发展等等。
展望未来的中国发展，我们可以做这样的预测和展望，中国在经济成长方面获得世界关注的同时，我们的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也必将获得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在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矛盾冲突亦将在新的价值层面开始新的整合，这也将是今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
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审视“中国道路”问题
马俊峰
马俊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代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视野和方法论。当今的全球化潮流使得各个民族、地区的密切联系成了一个经验的事实，全球化也成了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可全球化在本质上不过是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或高级阶段。而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讲到各个民族的历史融为世界历史，他看到了世界历史时代的出现，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大预见。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比如道德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等，就是因为它是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语境下、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在全球性地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发生的。当然，马克思也有失误，也犯过急性病，他没有充分预见到资本主义通过不断改革、自我调整而具有的巨大生命力和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长期性，把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危机当成是生命衰竭的表现。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激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理智判断。这一点对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说有很大的影响，如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总结说我们这些共产党人都有急性病，是很深刻的。总结苏联、中国的教训，革命思维的彻底解决、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无疑是重要的一条，而这都是与没有很好地理解把握世界历史理论的精髓有关。苏联解体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发生了经济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巨大变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以致有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说法。但我们必须以一种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看待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必须冷静，必须清醒，需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因为我们今天还“在路上”，中国发展还会出现许多曲折，还会有许多风险，能否最终成功，还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对自己有个准确的历史定位，是否能够具备和不断增强自己，总结经验、学习别人的能力，取决于我们预见风险、规避风险、应对风险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一种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能力。吴敬琏先生就曾公开表示过这样的意见。
二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经常被混着使用，其实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多为国外人士使用，而且是由一些新闻记者先提出的。搞新闻的有其特有的视角和考量，新闻注重的是当下效应，概念的短期轰动，外国人也有讲中国道路的，但这与中国模式基本可以同等看待。我们讲的中国道路，是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在前者，主要是三十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经验事实的支撑，所以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后者，就决不能仅仅限于这点经验事实。否则，就会出现如当年东亚价值观那样的例子。不仅如此，在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我以为，不单不能只限于三十年，不能仅限于经济方面，而且甚至也不能限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六十年，还应把对中国道路的思考放在世界历史时代中国从如何谋求富国强兵和民族独立到自觉进行现代化的总体背景下，透视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的曲折过程，总结中国在从前现代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这个巨大而漫长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前瞻性地研究中国现代化道路通向何处、将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条道路对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会有什么影响，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解放会有什么意义。如果能够这么去看，我想我们就能够保持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戒骄戒躁，不为一时的成功、不为别人的赞许而冲昏头脑。
三
这显然是一个宏大的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大课题，也正因为是大课题，是一只“大象”，我们就必须谨慎，不可犯盲人摸象那样的低级错误。更何况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我们离成功恐怕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而导致失败的风险也随时都可能发生，所以“模式”之类的话还是少说为好，绝不能盲目乐观，骄傲自大，更不能以一种“暴发户”的心态行事。如果一味招摇，让世界各国侧目，最后是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必须端正态度，才能正视我们的问题，理性地看待和讨论这些问题。这里着重要强调的是，我们三十年经济大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通过改革开放比较平稳顺利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借助了市场经济这个世界历史时代被普遍认同的先进生产方式，才解决了贫穷即物品匮乏这个中国几千年都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也只是初步的成功。我们先不说与发达国家比，就是与广大后发展国家比，我们的人均GDP，尤其是人均收入还是比较低，排名很后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仍排在120名之后；我们的社会安全系数或社会稳定系数，除了非洲那些国家，也不比别人高多少，比起我们的邻居印度和俄罗斯来怕还要低出不少。所以我们把维稳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我们的教育体制和人口素质，离现代化的要求都还有很大距离。这中间都潜伏着极大的风险或危险。我们必须充分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危险，积极大胆地吸取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成果、利用发达国家探索出来的用于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经验，结合我们的实际，解决好我们的问题，探索出一条适合我们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就彰显了我们这条道路的普遍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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