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统治罗斯初期政教关系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斯论文,蒙古论文,政教论文,初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5-0128-04
蒙古入侵给罗斯国家和东正教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高级教士也未能幸免于蒙古的迫害。蒙古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封建王公和教会的联合反抗。随着蒙古统治在罗斯的确立，蒙古人改变了对教会的政策：保障教会人士的人身安全，并给予教会诸多特权。东正教会受利益驱使，依附于实力强大的蒙古可汗，教会的政治、经济实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
一、蒙古对罗斯教会政策的调整
1.征服时期的宗教政策
罗斯国家的分裂割据给蒙古侵略以可乘之机，使罗斯民族遭受了深重的灾难。罗斯与蒙古的第一次交锋发生在1223年。[1] 89-90这一次蒙古入侵并没有给罗斯带来很大损失。1237年拔都率领军队入侵罗斯，1237—1238年控制了东北罗斯，1239—1240年占领了南部罗斯。蒙古军队的入侵使罗斯大量财物被抢劫一空，众多人口被屠杀，幸免于难的人被迫离开了肥沃的土地，到原始森林去寻找藏身之地。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梁赞、罗斯托夫等地的一些小城市经过这场灾难后已不复存在。例如：“梁赞城与梁赞国变了样……它的光荣付诸流水，一切荡然无存，只剩下烟、焦土与灰烬。”① 蒙古人的入侵对罗斯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东正教会也蒙受了巨大损失。首先，宗教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一些人逃往或被赶到国外。“罗斯都主教约瑟夫逃亡国外”[2] 68，在第一个遭到侵略的城市——梁赞，这里没有主教，因为“他在那一年逃走了”[2] 68。据英国资料记载，“大主教彼得被蒙古人赶出罗斯”[2] 68。一些人惨遭杀戮。在梁赞，蒙古侵略者把“男女修道士用剑杀死，用箭射死和用火烧”[1] 106。“别列雅斯拉夫主教西蒙在1239年和其他别列雅斯拉夫人一起在蒙古人攻城时被杀害”[3] 782。在弗拉基米尔，“从圣母诞生修道院到救世主修道院，修道院长、修道士、神甫、辅祭，从小到老，几乎都被杀”[4] 464。在苏兹达尔、多日卡等地同样可以看到蒙古侵略者屠杀当地居民和宗教人士的场面。可见，在蒙古入侵罗斯之初，对待普通居民和宗教人士，对待低级宗教人士和高级宗教人士，没有区别。其次，蒙古侵略还给罗斯教会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教堂、修道院被洗劫一空。“攻下别列雅斯拉夫后，蒙古人抢劫、破坏了米哈伊尔教堂”[1] 1146。教会教坛遭到严重破坏，书籍、圣像被烧毁，一些物资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是文化珍宝。
正因为蒙古入侵无法保障宗教人士的生命安全和物质福利，所以，都主教约瑟夫逃走后，在“此后几十年当中，罗斯没有希腊神甫。而过去，他们很乐意前来担任外快很多而又受人尊敬的教会职务”[5] 349。
2.统治时期的宗教政策
蒙古在罗斯的统治确立以后，很快意识到东正教会对加强自身统治的重要作用。一些有远见的蒙古侵略者在入侵过程中就意识到这一点。1239年，契尔尼哥夫主教波尔非利被俘，“主教活着留下来，并去了格鲁霍夫”[1] 114-115。这是蒙古对东正教会态度转变的开端，为以后蒙古对东正教会实施宽容政策奠定了基础。13世纪50年代，蒙古统治者给教会免税的特权。《拉夫连季编年史》记载：“在67～65（1257～1258）这年冬天，蒙古的书记员来到苏兹达尔、梁赞和穆洛姆公国进行登记，并确立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然后回到汗国，只有修道院长、修道士、神甫、唱诗僧等侍奉圣母及天主的人们没有登记”[4] 474-475。《诺夫哥罗德编年史》、《1479年莫斯科编年史汇编》也都记载了同样的内容。[1] 141 1259年，蒙古人向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征税时，免除了“修士大司祭、修道院长、神甫、修道士、唱诗僧和所有其他神职人员”的赋税。[1] 142在此基础上，1267年，蒙古可汗向教会颁布特许状，教会由此获得了许多特权。“僧侣免纳贡赋，教会的各种不动产——‘土地、水域、园囿、葡萄园、磨房、避寒和避暑的胜地’——宣布一律不得侵犯。而且在宣布以前如已有侵犯者，应立即发还。僧侣免除一切劳役，而且还有他们的所有家庭成员和管家”[5] 349-350。同时保护教会工匠、马匹、教会书籍、器皿。[6] 93从此，蒙古可汗与教会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蒙古可汗承认东正教在罗斯公国中的特殊地位，批准了对教会财产的免税权，免除了他们向征服者应缴的重税，免除了战时从教会土地上派送军队的义务，“战争一起，当下令从我们的兀鲁思征兵服役时，教堂及彼得大主教处的所有的人和僧侣，都不得征”②。从1270—1276年蒙哥-铁木尔给罗斯大主教的特许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僧侣免缴的赋税名目：“他们[僧侣——格列科夫注]无须缴纳贡税、商税与犁头税，无须服驿役，出大车、饲料”。③ 这表明蒙古统治者把僧侣摆在不同于其余所有罗斯居民的特殊地位，对教会和僧侣表示敬意。“只是在这时，希腊神甫才又重新希望领导罗斯教会”[5] 349。
3.调整宗教政策的原因
蒙古统治者为何要调整对东正教会的政策？主要原因在于分化罗斯居民反抗蒙古侵略的实力，把教会人士拉到蒙古人方面来。蒙古人的侵略行径和征收赋税遭到罗斯人民的强烈反对。早在1257年，诺夫哥罗德城的平民就展开反抗斗争，把蒙古人赶出城去。1259—1262年间，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里等地先后爆发起义。此后，罗斯人民反抗蒙古统治的斗争接连不断。1258年，蒙古人来到诺夫哥罗德征税时，遭到诺夫哥罗德人的坚决反抗。[4] 475蒙古人既需要教会人士不参加反抗斗争，又需要教会帮助安抚罗斯人民，使他们安于蒙古的剥削和压迫。蒙古人给教会许多特权，一方面是为了消除教会对侵略者的仇恨，另一方面是利用教会起蒙古人无法起到的“牧师的职能”，不支持基督徒反对蒙古异教徒的斗争。可见，蒙古改变对教会的政策是基于对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利益考虑的结果。
二、教会态度的转变
蒙古侵略者的暴行损害了罗斯境内所有人的利益，激起了罗斯人民、教会上下一致反抗，全国居民和教会把蒙古人视为敌人，教会与罗斯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抗击蒙古侵略者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因此，教会高级人物积极参与以封建公为首的反蒙古侵略斗争。
早在蒙古入侵之初，主教就参加到英勇抗击蒙古入侵的行列中。《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记载了弗拉基米尔主教米特罗丹抗击蒙古人的事迹。“1238年2月他领导弗拉基米尔城进行防御，主教不准许防御者投降敌人，号召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认为在战场上战死比苟且偷生好”[3] 779。他和士兵被蒙古人烧死在教堂里。
蒙古在罗斯的统治确立后，对教会政策的改变也得到了教会的积极响应。一方面，蒙古人给教会诸多特权，教会也看到投靠蒙古统治者对其政治、经济都有利；另一方面，教会参与的反金帐汗国集团举步维艰，前途渺茫。丹尼尔·加利茨基王公被迫寻求天主教世界的支持。“丹尼尔希望教皇准许他组织反对蒙古人的十字军东征，并在1255年举行了加冕典礼，接受罗马教皇的庇护”[3] 827。但罗马教廷对反金帐汗国的斗争没有任何帮助，只是力图控制这些罗斯公国。[2] 76罗斯教会担心罗斯王公与天主教联合反对金帐汗国会损害东正教的利益。因此，罗斯教会与反金帐汗国集团分道扬镳。
教会和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很快建立了联系。1261年，在萨莱建立了东正教主教教坛。[4] 476“第一任主教是罗斯都主教基里尔三世任命的米特罗范。这个主教辖区除萨莱外，还包括基辅国的别列雅斯拉夫。当时这一主教辖区的首脑兼有萨莱及别列雅斯拉夫主教的头衔”④。萨莱主教成为可汗信任的人，这不仅有利于可汗的国内统治，金帐汗国以罗斯人为主的基督徒，都处于萨莱主教的管辖之下。而萨莱主教又是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罗斯都主教基里尔和可汗蒙哥-铁木尔的双重领导下。这对金帐汗国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拜占庭与罗马结成联盟反对蒙古伊儿汗国的战争，蒙古可汗利用萨莱主教可与拜占庭建立外交联系，“1261年……米哈伊尔·巴列奥略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在新的状况下对金帐汗国与沙皇格勒的联系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2] 83。
三、教会利用蒙古、封建王公发展自己的势力
蒙古人在征服罗斯以后不久，即定都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建立了钦察汗国，又名金帐汗国。金帐汗国对罗斯的统治主要是利用罗斯封建王公来进行的，全罗斯的大公须由“君王恩赐”，即汗的恩赐才能即位。用汗的名义被立为大公的人，必须处于汗政权的监督之下。蒙古统治者在罗斯统治之初，实行“八思哈”制度⑤，人口登记的任务是由各地王公和可汗的特派代表完成的。蒙古统治者对罗斯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竭力挑拨罗斯王公之间的关系，使其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自己。对于那些不肯服从的势力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但罗斯的分裂局面又不利于蒙古人的统治，一个相对集中的罗斯政权，便于金帐汗国征收贡品和完成其他统治职能。蒙古人从各公国王公中挑选实力较强者，授予特殊的大公敕令，即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罗斯对金帐汗国的贡赋，有权将弗拉基米尔城及其四周并入自己的领地。由于“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特殊地位，成为各封建王公争夺的目标，蒙古统治者借此挑起封建王公的矛盾，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蒙古统治者为了利用东正教的宗教职能实行对罗斯的统治，因而力图把罗斯的教会势力拉拢到自己一边来，利用教会为蒙古统治者涂上神圣的色彩。罗斯王公接受蒙古汗的封册仪式，由罗斯大主教或汗的全权代理人用汗的名义主持。教会训导罗斯封建王公对蒙古统治者不予抵抗，要俯首听命。“王公们在启程赴金帐汗国之前，特地请求都主教为之祝福。这种仪式必不可免，而有时当众举行。在社会舆论中，对金帐汗国的卑躬屈膝的朝觐，俨然是上帝所喜悦的一项活动”[5] 351。
教会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下，美化蒙古的统治，麻痹人民的斗志，使罗斯人民安于被统治的地位。教会承认蒙古统治者的神圣血统，认为他们是“上帝派来的人”、“上帝手中的笞杖”[5] 351。认为罗斯所以遭受蒙古统治，是由于罗斯人对东正教笃信不够彻底而受到的惩罚，因而罗斯人民不要与蒙古人作对，要顺从地忍受他们的压制，心甘情愿地向蒙古人纳贡。1267年都主教基里尔从蒙古大汗那里第一次接受“封册”（豁免特许状）。为了报答蒙古统治者的厚待，罗斯东正教神甫们必须以自己“纯洁的心”为蒙古大汗和他的家族祈祷纳福。在乌兹别克汗封赐大主教彼得的特许状中说：“任何人不能向大主教彼得、他的所有人及其随从征税，但他们要为我和我们家族向上帝祈祷，稳定我们的军队。”⑥ 教会还须感谢蒙古统治者对罗斯人民的仁慈。由此可见，不管统治者是谁，教会始终是统治者安抚、麻醉和镇压人民的机器，蒙古统治者同样需要教会统治人民的“牧师的职能”。而教会在利益的驱使下，甚至不惜充当蒙古侵略者奴役罗斯人民的工具。
在蒙古统治罗斯初期，诸公国封建王公和教会都依附于蒙古可汗，但在封建王公和教会斗争中，金帐汗国通常是站在教会一边，以此巩固教会地位、削弱诸侯政权。而教会也利用蒙古人的支持同封建王公作斗争，摆脱封建王公的政治束缚。
同时应该看到，在这一时期，由于东正教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具有巨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罗斯大公与蒙古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极力避免他们之间发生公开冲突，在加强罗斯人的团结和统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家被蒙古人征服了，但蒙古人承认东正教的合法地位，东正教在罗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东正教成为维系罗斯人感情的纽带。
注释：
①《拔都入侵记》，14世纪的手抄本集子，转引自[苏]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1313年月即汗谕彼得大主教敕令》，载《国家公文、条约汇编》，第2卷，第9页。转引自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③《国家公文、条约汇编》第2卷，第5—6页。转引自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④见Б.Д.格列科夫、А.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3页。
⑤所谓“八思哈”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由一部分居民组成的军事组织，分为十户、百户、千户等，均由蒙古人任指挥。“八思哈”为突厥语，意为镇守官，其职责是监督赋税的完纳和稽查居民。参见朱寰《世界通史》，中古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9页。
⑥В.Е.Титов,Православие.москва,1974.С.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