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人论文,中国论文,于人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04;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4)-01-0016-08
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的重新提出
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在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一个十分引世人注目、令人感奋的理论话题，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在这里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提出来。作为党的总书记的“七一”讲话，无异是党的一个宣言。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把人的全面发展郑重地写到了党的旗帜之上，写到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上。
两年之后，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一次重申这一政治主张：“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仅仅把握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意愿，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江泽民和中共中央关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立即在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理论工作者们首先想到和论证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究其本质而言，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也就是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解放学说的一些经典性论述不时见诸报端。人们比较熟悉的是：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资本论》中的一段论述是：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形式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如此等等。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些重要论述和思想的引述和阐释，其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今天中国共产党人高高举起的人的解放或人的全面发展的旗帜，正是源于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主义。
那么，人们自然也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有着80多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它是不是首次接过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武器？它的先贤和前人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本文正是对这一问题作些历史的考察，且以毛泽东的认识作为主线。
历史溯源之一：五四时期，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先进分子即己举起人的解放的旗帜，并由此走上阶级解放的道路。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为《青年》杂志的创办。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鲜明地代表了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政治主张，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至今人们还在津津咀嚼。细一考量，陈独秀提出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正是要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走向人的解放。围绕着民主和科学，陈独秀向青年具体提出了六大要求，其中第一项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格。他在盛赞近代欧洲的历史为解放的历史后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让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74页。）在这里，陈独秀一再呼吁的是“自主自由之人格”，又称“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这种人格之确立，就是要把人从封建专制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要铸造独立的人格，获得人的解放，离不开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就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勇于为真理献身，而绝不屈从、盲从于迷信和权威。我们同样看到，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对科学精神的大声呼喊：“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8页。）
显然，陈独秀呼喊的是一种新“青年”、新“国人”、新“人”！这是一种从奴隶的、专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尊重人权、尊重科学精神的新人！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统治之下，虽然有辛亥革命的冲击，然而尊孔之风自然盛行，社会仍处于蒙昧时代的国人来说，这真是思想上的大觉醒！
也正因如此，当陈独秀登高一呼，先进的中国青年立即响者云集，人的解放的思想不胫而走。在这浩荡潮流中，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得风气之先者。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信仰孔孟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转而追求个人价值和个性的解放。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他1917年至1919年关于《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他在批注中写道：“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他还写道：“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这里，毛泽东把尊重个人价值、实现自我提到了“人类目的”的高度。由此，他把是否尊重个人价值看成是衡量国家、社会、团体是否合理的标准，一切违背压抑个性者皆在扫荡之列。“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151～152页。）。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健学会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再次提出“个性”问题。他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我们当以一己的思想，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他还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是“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再次鲜明地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主张。
五四时期的周恩来同样举起了个性解放的旗帜。1919年9月成立的觉悟社，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进步青年团体。经全体社员讨论，由周恩来执笔的《〈觉悟〉的宣言》是这样表达他们的奋斗目标的：“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注：《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5页。）一个大写的“人”的生活，成了周恩来这些先进青年的热烈追求。觉悟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青年学子要加强思想改造，以革除人性中一切落后的、腐朽的东西，以获取健康的人格。在周恩来起草的另一篇文章《觉悟》中，他又指出：“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注：《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论文选》，第87页。）为什么人能够觉悟？因为“人生最大的要素是灵性”。正是这种人性中的特质，使其能够除旧布新，“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注：《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论文选》，第87页。）。在另外一篇也是由觉悟社全体社员讨论、周恩来执笔的《学生根本的觉悟》长文中，更是把青年学子如何进行思想改造、追求人性的完美解说得淋漓尽致。文章首先提出，现在青年学生真正的责任是“发展个性，研究学术，求着实验，预备谋人类的幸福，社会的进化”（注：《学生根本的觉悟》，载《觉悟》第1期。）。而为了完善个性，文章提出青年学子要克服个人身上的三十二条弱点，诸如悲观、意志的薄弱、惰性、猜疑、没有同情心、迷信、自私、虚荣、嫉妒、孤僻、武断、骄傲、盲从、敷衍、各色等等。提倡青年人要具有十五种精神，即自觉、革新、自决、实行、奋斗、勇敢、牺牲、平等、互助、博爱等等。在他们看来，青年学子真正有了这种觉悟，去发展这种个性，就可以冲破旧的藩篱，得到“学生的新生命”，进而促进人类的进化和解放。
总起来看，五四时期进步思想界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也就是要打破封建专制思想这束缚人性的罗网，以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当然是一种人的大解放。1919年11月的《新青年宣言》，把这种思想表述得更加明确。宣言明确宣告：“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又说：“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各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做维持衣食的条件。”（注：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第383页。）
然而，企图在不触动旧的统治制度之下，依靠人内心的觉悟等等去实现人的解放，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在阶级社会中，个人的解放首先离不开阶级的解放。因此，当毛泽东最后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阶级斗争”四字箴言，当一大批先进分子认识到阶级斗争伟大意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从此走上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之路，就是必然的了。
历史溯源之二：当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武装斗争大旗的时期，并没有忘记对人的问题的探讨，没有忘记对人性的关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公开举起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决心推翻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1927年，面对蒋介石的屠刀，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并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由此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一条充满着流血、牺牲的艰难之路。“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毛泽东后来如是说。战争的确是残酷的。然而，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反动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要获得自己的自由和解放，要取得做人的起码的权利，只有自己也拿起武器。战争这个怪物是要消灭的，但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这就是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从实践中悟出了这一真理，并庄严宣告，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7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革命战争这一手段的正义性和正确性应该明确地肯定。非如此，不能有阶级解放，也遑论人类的解放。然而，即使在这种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毛泽东也十分关注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的问题，提出了“革命人道主义”的口号。
这一口号是毛泽东1939年12月1日为悼念白求恩写下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虽然是作为医务工作方面的一个口号，却反映了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对人的命运的一种关注，无论这种人隶属于哪个阶级和阵营。事实上，从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伊始，毛泽东不仅明确规定了红军队伍内部官长和士兵的平等关系，同时也规定了不虐待俘虏、不枪毙俘虏等一系列纪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成了革命队伍应该遵守的一项伦理原则。
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一件事，也能反映毛泽东此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1937年10月，抗日军政大学第6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这一恶劣事件一时反映十分强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拟将黄判为死刑。黄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红军长征，事发后痛哭流涕，请求免其一死，以到战场上戴罪立功，并致信毛泽东。毛泽东虽很惋惜，但仍认为黄罪不可赦。他在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写道：“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页。）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除党的、革命的立场外，还有一个“人的立场”的问题。这就是说，除了人的阶级性以外，还有一个作为人的共同人性问题。
当然，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面对的是已经习惯了的流血、牺牲，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终结，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涉及，恐怕只能是思想上深层意识的偶尔流露。
毛泽东比较多地涉及人性、个性问题是在延安整风时期。这是一个战争间隙相对稳定的时期，问题也是由其他同志首先提出的。1942年5月，针对延安有些知识分子主张文艺理论的基础是“人性论”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0页。）
毛泽东在这里把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只能说是基本正确，但有失偏颇。人性是对人的本质属性的科学抽象，是从各色各样的具体的人中抽象出来的。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的抽象，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性当然主要地表现为阶级性。但也有受到阶级性制约而又一定程度地超越了阶级性的亲情、友情，共同的审美情趣等等。因此，说阶级社会中的人性主要地表现为阶级性可以，同时也应承认，还存在一些超阶级的共同的人性。实际上，毛泽东在前述关于黄克功问题的信中已经表明了这一观点。
毛泽东关于人性问题的探讨还表现在他和刘少奇的思想交流中。1943年6月29日，刘少奇曾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写信给正在延安养病的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12月17日写信给刘少奇，说：“一口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加上了我的意见。大体说来，凡论人性的地方我以为是错的，凡论阶级斗争的地方则是对的或比较对的。”毛泽东在批注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人是社会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一定历史时期），因此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说人与动物的区别是有无思想，人是万物之灵，人有自然性等等是不对的。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和他一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观点完全一致：强调人的阶级性。
然而，问题还是不断地在党内外提了出来，人除了阶级性，除了阶级的意志、观点、立场、要求之外，还有没有自己的个性？马克思主义应该怎样对待个性？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为修改《解放日报》一篇关于家庭问题的社论致信社长，指出：“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8页。）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的思想：承认个性解放不仅是民主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第二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几次讲到这一问题。他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接下来，毛泽东把“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作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的条件之一，认为否则“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这里，毛泽东不仅把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看作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这种个性解放的前提是废除封建制度，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必须首先为推翻这种制度而战。
应该看到的是，《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向全党、全国人民昭示的政治主张。因此，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就不是个人之间的思想交流或探讨，而是一个党的领导集体的郑重宣言。的确，这一主张和中国共产党人猛烈地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争取最广大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论联合政府》中关于“人民的自由”，关于“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的论述，也可以看作是对“个性解放”的具体阐释。
从为阶级解放英勇奋斗到个性解放思想的提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走的是一条正确的人类解放之路。
历史溯源之三：新中国的成立为人的解放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方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的解放作了认真的、艰苦的努力；另一方面，“家长制”和个人迷信逐渐盛行，以至个性被压抑，人性被扭曲，社会的发展曾一度处于停滞状态。
1949年10月，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2年武装斗争，终于赢得了新中国的诞生。这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自由的新中国，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宗旨的新中国。新中国的成立，理所当然地为人的解放创造了重要前提。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正是努力这样做的。人的解放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指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就社会关系而言，又包括经济上的解放、政治上的解放、思想和精神上的解放等诸多方面。其中，打破封建的经济关系，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先进的物质文化条件，是实现人的解放或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着重进行的中心工作。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则是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民主政治主张的凸显。
这里，尤其值得论列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人的权利包括党员和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的一些理论和主张。
1954年由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明确规定，共十六条。如年满十八岁的公民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等等。毛泽东还对那种欺压百姓、横行霸道的官僚主义者尤为痛恨，主张用“大民主”的方法来对待。他说：“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在党内，党员个人同样享有自己的权利。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这里所提出的党内的民主、自由和“个人心情舒畅”，是否可以理解为党员在遵守党的章程的前提之下，允许党员一定的思想空间或曰个性的存在？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否则哪来自由和个人的心情舒畅！
最值得称道的是“双百”方针的提出和确立。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国家允许不同风格、不同艺术流派、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和争论，正是使他们的思想得以表现、个性得以张扬的重要条件。对此，毛泽东有许多论述。在那篇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认为“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文化繁荣的方针。他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其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出“双百”方针是一个好方针，好方法，而且主张推而广之，使之成为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方法。毛泽东在这里论证这一方针的好处是着眼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它的社会效果，然而就一个个科学家、艺术家而言，允许自己的学术观点、学术风格的存在，正是允许其个性的存在，允许其自身潜能的充分发展。
当然，毛泽东在论述“双百”方针时，同时提出了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甚至认为无论有多少派、多少家，就世界观来说，基本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这种划分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但其规定一定的标准却也无可厚非。个性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离不开社会的稳定和有序，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今天看来仍然值得充分肯定，它在促进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些思想，今天看来要复杂一些，有的是理论上正确，但实际效果不好，有的则理论本身就带有空想性，但都反映了毛泽东对人的解放的极大关注。
1958年，毛泽东向全党同志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并在党内反复宣传。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向人们提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要敢想、敢做，要从束缚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要割掉奴隶尾巴。他嘲讽有些人有《红楼梦》中贾桂的作风，站惯了，叫他坐都不敢。他还写下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批语。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是为他当时发动“大跃进”的意图服务的，在实践中造成了不好的后果。这无须多说。但是，作为一种一般的思想方法，一种精神状态，解放思想，打倒奴隶主义、教条主义，冲破旧的东西的束缚，正是发挥人的能动性，使每个人的才能、智慧得到自由发展所必需的。这不正是一种人的极大解放吗？问题只是在于：真理向前跨出了一步，解放思想变成了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空想，灾难当然也就随之而来。然而，这一切仍然掩不住其中的思想光芒！
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之后，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他对自由境界的追求和探讨。1964年12月，他在审阅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5页。）
这是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论述，是从认识论和历史观的角度论述自由问题的。自由和解放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毛泽东在这里期冀的仍然是人类从自然和社会的盲目必然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达到自由的境界。当然，他也从共产党人的错误和挫折中深知这一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第二年，也就是1965年，他在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又写下一段批注，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他说：“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注：《毛泽东聿集》第8卷，第326页。）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思想深处对自由的热烈向往但又免不了同时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犯错误）的深深无奈。
在上述毛泽东加写的文字中，他是把斗争看成到达自由王国之手段的。他在6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作为都是循着这一思路，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换一句话说，当他在部署和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时，他追求的是人类自由解放的境界。发表于1966年的“五七指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解放军战士，“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2册，第54页。）。在这样一个大学校里，人人都是一专多能，都是多面手，都是一个全新的人。这样的人，不正是一个达到自由之境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吗？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段论述作些对照，可以看出两者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状况时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页。）同样语言的描述，马、恩不止重复一次。这一描述，曾收入国内1958年出版的风行一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中，毛泽东也一定是十分熟悉的。在毛泽东的心中，他是多么希冀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出现。这一思想和他先前倡导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是多么地一脉相承！
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一直努力要创造一个实现人的解放的新世界，但是，他忽视了这个新世界到来的前提和基础，即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和发展，不适当地把斗争、主要是阶级斗争当作推动新社会到来的动力，这个新社会也就决然不会真正到来，人民公社、“五七干校”等所谓新社会的模型也只能是名不副实，很快轰然倒塌。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把个人看成是领导这个斗争的绝对权威，以至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这些明显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东西，长时间在党内和社会上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种阶级斗争和不同形式的“一言堂”的双重政治气氛之下，不仅社会的生产力难以得到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精神又何以能得到表现和解放？一场反右运动扩大化，使一大批忧国忧党忧民的真正知识精英被错误地打人冷宫，更多的人则三缄其口，甚或见风使舵，首鼠两端，个人和社会蓬勃发展的生机被遏制。及至“文革”，随着一大批“当权派”被打倒，一大批“学术权威”被扫地出门，人性已经被扭曲到疯狂的程度，社会的发展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一个执意为人民、民族求解放的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最后却给人民和民族带来了灾难。
历史的总结和创新：一种全新视角的人的解放学说
当中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中走出来以后，面对着人性被泯灭、人的尊严被践踏的严酷事实，马克思主义究竟如何看待“人”的问题，自然被提了出来。什么是人性，什么是革命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论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等等，讨论在理论界热烈地开展起来，不同理论和学术观点的交锋也是十分自然的。1982年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编辑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大体上反映了理论界不同的学术观点。只是很快由于一些复杂的政治原因，这个讨论未能进行下去。
学术上的探讨未能继续，中国共产党人围绕这一问题相关的理论和实践却在持续地进行。“解放思想”既然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它就必然能引导、鼓励和支持人们不断地冲破种种樊篱，向着自由的彼岸前进。中共中央关于做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号召，也是引领广大人民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口号。“双百”方针在文学艺术和理论研究中作为指导方针的重新确立，及至人权口号的被认可，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正在经济、政治、精神等各个领域全面推进社会和人的发展。200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明确地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提了出来，可以说是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同时，它也是对党80年来奋斗目标的一个新概括。
的确，从五四时期早期共产主义者提出个性解放、人的解放的口号，到毛泽东延安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肯定，到新中国为社会和人的发展作出的种种努力，真正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作为党的历史任务提出来，“七一”讲话是第一次。既有继承，更有创新。可以说，“七一”讲话提出了一种全新视角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首先，它对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作了清晰的规定。人的全面发展或人的解放，在马、恩那里，是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目标的一种原则规定，如同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其他规定一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他们也有关于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饭后从事批判的设想，但也只是设想而已。毛泽东等早期共产主义者提出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的思想，矛头所向是封建专制主义，是反抗压迫。及至22年的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履行的是阶级解放的使命，是在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基本的前提条件，个性解放的思想等只能是心有所思而已。建国以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应该提上日程，只是过多地沿用了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因而这一问题又被搁置起来。所有这些都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可能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七一”讲话第一次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了出来，同时明确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这里的人民素质，大体上包括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智慧、能力等。这个规定是一个原则，同时也是具体的，是现阶段的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的。它把共产党人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努力放到了现阶段的物质文化条件之下，使人们可以确切地感知它，把握它，而不再把它看作是一个遥远的梦想的目标。实际上，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只有着眼于现实条件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才是确实的、可行的。
其次，这是以两个文明建设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概括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坚持两手抓，是新时期以来邓小平理论的一大创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包括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人们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才能使自己的生存质量不断提高，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个人的各种需要、能力、活动关系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而两个文明建设正是为这种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七一”讲话正是强调要在发展两个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讲话还提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深刻地论述了两个文明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从而把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第三，这是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七一”讲话指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这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思想。发展是硬道理，而坚持可持续发展，反映了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的高度责任感和睿智。地球只有一个，我们是向我们的子孙“借用”了地球。要为后代保存我们的自然资源和环境遗产，就必须要坚持这种可持续发展战略。事实也一再说明，人类也只有在这种和谐的环境中，才能真正使自身得到充分发展。
毛泽东曾经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80多年来英勇奋斗，可歌，可泣。今天，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鲜明地把“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地写到了党的旗帜上，并且制定了一套可行的发展战略。这虽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艰难过程，然而它的美好境界、美好前景，却已在我们的脚下，实实在在地展开！
标签：毛泽东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毛泽东文集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论联合政府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陈独秀论文; 人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