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汉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初步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武汉论文,论述论文,地理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缘起
华中重镇武汉，城市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同时历史悠久，文化渊深；既是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我国第二批38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我国一座重要的古都。然而，就是这么一座地理区位重要，地理环境又十分优越的城市，迄今对其城市发展史上几个重要的问题仍未探究清楚，甚至还存在分歧；很值得当今城市史、历史城市地理与古都学者进行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主要有：
1.位于武汉市北郊的盘龙城，究竟只是商代前期商王朝南征的军事据点、掠夺南方矿产资源的中转站、一般性的政治中心？还是商代统治其南土的都邑？
2.今武汉市主城区最早建成的东汉末之却月城，究竟是位于龟山上还是在当时即从龟山北麓流注长江的汉水北岸？却月城与之后建成的鲁山城、夏口城究竟只是军事性城堡，还是兼具军事与行政、经济功能的城邑？
3.今武汉市主城区的汉水之河口段，究竟是明代中期成化年间前才由龟山南改为在龟山北注入长江，还是自古即基本上自龟山北注入长江？
4.如何认识武汉市的古都地位？
本文拟对上述4个关系到武汉市城市发展与城市性质及特征形成的重大问题，就管见所及试作初步分析；意在唤起学界进一步加以关注，共同努力，推进对相关问题做深入研究。
二、关于盘龙城定性问题
盘龙城遗址，是1954年发现的，①其发现时间略晚于1953年被发现的郑州商城②。之后经过上世纪60年代小范围试掘③与70年代由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组成盘龙城考古发掘队进行大规模发掘，④使这一重要遗址的面貌与文化内涵被基本揭示了出来。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下辖之黄陂区滠店街叶店村，南临府河，东与东北濒临盘龙湖，西北与西方连接丘岗地带；地势险要，水陆交通方便。遗址年代分为七期，一期至三期相当于夏代之二里头时期，四期至七期相当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时期。城垣始建于四期偏晚阶段，即商前期，与郑州商都始建年代相当，或略偏晚，距今约3500年。其城址面积虽不及郑州商都大，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大体呈方形，面积75400平方米；但却有内外城垣与城门、壕沟(护城河)以及大型宫殿、房基、祭祀坑、窖穴、窑址；城外有大型墓葬与铸铜作坊及平民住房等。出土器物有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青铜器有礼器、兵器与工具，据湖北省博物馆1976年的统计即已达159件。城内东北部发现有三座前后并列且坐北朝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一号宫殿基址，经发掘后复原，为一面阔40米，进深12米，外有回廊，内分四室的“重檐四阿”、“茅茨土阶”的高台寝殿建筑。其前则为一座大厅式的“前朝”大殿建筑。两者结合已具周代文献所记王室宫殿之“前朝后寝”结构之雏形。城外李家咀2号墓，墓底长37.7米，宽3.4米，使用了雕花木槨，随葬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并有3名殉葬奴隶。随葬青铜礼器中有四鼎一簋一觚三斝；其中一件大鼎，高达55厘米，仅次于郑州商都出土的大型方鼎。墓葬的规模之大，随葬品数量之多与规格之高，不仅在盘龙城地区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整个商代二里岗文化中也是少见的。⑤
然而对盘龙城遗址这么一座目前在长江流域经考古发掘证实了的唯一一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址，虽被武汉地区的学者认定为是武汉“城邑文明之始”⑥、“城市之根”⑦，但其究竟是一座什么性质的城市迄今在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虽然早在1976年就有学者认为盘龙城是商王朝在南土的一个都邑⑧，但随后就又有学者认为盘龙城只不过是商人南下的一个军事据点。⑨至上世纪90年代初，以皮明庥、欧阳植梁为首的一批治武汉城市史的学者，在集体撰写的《武汉史稿》中曾据盘龙城发掘所得之遗迹、遗物，参照相关史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力驳“据点”说，力主“方国都邑”说；且认为是由商王朝对王室子弟或宗室大臣分封而立的方国，并据甲骨文所载史实，论定是具有侯伯爵位的雀方国⑩。这一论断本是颇具论据的，惜未突出地强调。
到了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他们编著出版的《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中，在论明了盘龙城是一座具有宫城性质的商代早期修筑的城址(11)后，对其在商代南方的地位与作用则明确地指明了下列三点(12)：(1)商王朝南征的军事据点；(2)商王朝掠夺南方矿产资源的中转站；(3)商王朝统治南方的政治中心。这显然是根据长期多次考古发掘所得材料进行综合深入研究得出的更为全面与权威的结论，值得从事盘龙城相关研究的学者重视与采信。然而，由于之后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持续而更趋深入的研究与宣示，致使孙亚冰与林欢在《商代地理与方国》一书中，在征引考古发掘资料，述明盘龙城有城垣，城外有城壕，城内有大型宫殿基址、深窖穴、祭祀坑，墓葬中有木槨墓与殉人、殉狗现象，出土有青铜器、陶器等实况后，竟仅沿用之前一位学者的观点(13)，仍只认为盘龙城是商代前期中原王朝掠夺南方矿产资源的中转站，(14)对其具有方国都邑性质这一特点未著一字。读后对他们何以竟作出这一结论，有何具体思考，实难想象与理解。更为引人关注的是，迄止2012年3月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在拟制的《武汉城市历史大纲——武汉规划展示馆历史展区展陈文案》中，在述及盘龙城时，虽据之肯定武汉市已有3500年历史，并称其为“武汉之根”，这当然都是有根有据的；在论述该城之作用与性质时，在强调了“盘龙城城墙外陡内缓、易守难攻，军事目的较为明显”后，继而写道：“起初是商王朝南征的据点和控制今鄂东、赣北青铜战略资源的中转站，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商王朝在南方的军事、政治中心”。这与前述《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论断较为充分，但还犹有不足。依笔者之见，盘龙城本就是作为一处都邑建成的。这从该城内东北部高台上有3处大型宫殿基址，这些宫殿与城垣均同期始建于盘龙城四期偏晚时可加以证实。这表明盘龙城作为一座具有政治中心作用的商代早期城址，它所具之都邑性质是伴其始终的，并非后来逐渐发展形成的；而其作为商王朝南征的据点和掠夺南方青铜战略资源中转站，只是它作为商朝南土都邑所具体承担的两项重要任务。虽然李学勤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在《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一文中就论定盘龙城“是商朝南土的一处重要都邑”，此论点后又为皮明庥先生等引申为是由商王朝分封的王室子弟或宗室大臣所建方国之都邑，并推论该方国名“雀”；惜因后续工作不足上述观点未被学界与政府有关部门充分采纳，更未广泛传播。据此笔者进一步认为，在盘龙城未获得更具实证性史料(甲骨文、铭文等)证实为商王朝分封的雀方国(或另一某方国)之都邑前，亦可先行论定其为商代南土之都邑，可概称为“商朝南都”。其理由主要是：
其一，盘龙城是经考古发掘业已证实了的，与郑州商都几乎先后同时建成，自建筑之始就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这从它城内三座大型宫殿基址，“遗址的面貌又同河南郑州等地同时期遗迹十分相似”(李学勤先生语)可予证明。
其二，盘龙城还是通过广泛的考古发掘证明了的，在今湖北、湖南、江西等广大的商代南土上发现的众多商代遗址、遗迹中，唯一一座商代前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而且这些商代南土上的遗址、遗迹之文化内涵存在许多与盘龙城文化特征相似或相近之处，证明盘龙城文化对这些商代遗存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发挥过实际的控驭统治作用。
基于上述见解，笔者认为盘龙城堪称为“商朝南都”，与郑州商都南北呼应，共同创造了商朝前期之辉煌。对盘龙城之定性，用“商朝南都，武汉之根”，替代原用之“商朝南土，武汉之根”，并不仅仅是为了提升武汉在其历史初期，即商代之地位，而是为了还原其在商代初期之本来面目，推动商代历史以及武汉城市史之研究。
三、关于却月城定位，兼及却月城、鲁山城与夏口城定性问题
却月城是在今武汉市主城区最早建筑的城邑，其建城年代当在东汉末(15)。其位置，虽然北魏时郦道元曾在其名著《水经注》卷35《江水》中记载道：“江水又东迳鲁山南，古翼际山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即指明却月城在当时就沿鲁山(今龟山)北注入长江之沔水(今汉水)口北岸。但因近代有学者认为明成化(1465-1487年)前，汉水在今之龟山南注入长江，将却月城位置定在龟山上。(16)以致皮明庥、欧阳植梁主编之《武汉史稿》也依上说，论其位置是“南倚龟山，北面汉水，紧扼汉水入江的交通要道。”(17)因这一论点与汉水入长江河口段走向之古今变化有关，促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修桂教授在论定汉水注入长江河口段之河道古今虽有变化，但其主河道基本是在今汉阳龟山北麓注入长江(详下文)。据此他通过对前引《水经·江水注》中所记“山左即沔水口”、“沔左有却月城”之释读，认为却月城位置不在今龟山北麓、汉水南岸，而是在古今均循龟山北麓流入长江的汉水北岸。(18)然而此论点迄今似尚未为治武汉城市史的学者充分接受，如2010年出版的《图说武汉城市史》一书，仍坚持认为却月城“位于龟山西北隅”(19)。而最新推出的武汉规划展示馆城市历史展陈方案中，有的版本述明了却月城“位于汉江左岸，大致在今汉口一带”；但有的版本却语焉不详，只笼统地说却月城“在武汉主城区内”。笔者通过研读郦道元《水经注》中相关记载与张修桂教授对历史时期汉水注入长江之河口段河道变迁的研究结论，也认为却月城位置不当在龟山北麓，而应在当时汉水入长江处之北岸，与当时之鲁山，即今之龟山隔汉水相望。
却月城于东汉末建成，当时正值群雄并起战乱频繁之际。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孙策据有江东。(20)建安五年(200年)，孙策死，其弟孙权“袭其余业”。(21)孙氏占有江东后即不断沿长江西进，与荆州牧刘表争夺长江中游这一战略要地。史载还在孙策死前一年，即建安四年，孙氏兄弟即开始进讨刘表属下大将黄祖于沙羡。(22)此沙羡即却月城。刘表为抗御孙氏西上之兵锋，遣黄祖驻守却月城，并移原治却月城上游不远处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之沙羡县于却月城。这即是《水经注》卷35《江水》中所记之“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也”。应指出的是，郦道元此处所记却月城“乃沙羡县治”是正确的。因沙羡县西汉时所置(23)，治所如前所述，在今武汉市郊之江夏区西北长江边。荆州牧刘表为加强对却月城的防卫，提升其地位，将沙羡县治由金口前移至却月城无疑是必要的。而曲陵县乃西晋时置(24)，不可能在东汉末移治却月城。之后，孙权连续发兵攻黄祖，建安八年，“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25)建安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26)；建安十三年，“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27)由上述史籍所载，可见却月城，即东汉末之沙羡县治于建安十三年遭屠城被毁。从史载孙权军队曾虏获大批人民而还看，城内外除驻有大批军队外，还有数万平民，显然它不仅是座军事城堡，确为一县级治所，兼具行政、经济功能。
在孙权派军队攻毁却月城即沙羡县城后，为巩固其对今武汉主城区江、汉交汇处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又先后有孙吴江夏太守陆涣在鲁山建有治所鲁山城及黄初四年，即孙吴黄武二年(223年)在黄鹄山，即今武昌蛇山上所筑之夏口城。(28)郦道元于此注曰：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籍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寔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
针对北魏著名学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孙吴江夏太守陆涣建鲁山城后，重徙江夏郡治于该城事，清末民初湖北籍著名学者杨守敬曾在他与弟子熊会贞所著《水经注疏》中疏道：“《汉志》，江夏郡，高帝置。《通典》，汉江夏郡故城在云梦县东南”。“考云梦本汉安陆县地”，“后汉江夏郡治西陵。建安中，黄祖治沙羡，吴治鲁山城，又治武昌”。(29)据杨守敬所疏，却月城不仅是沙羡县治，还是江夏郡治；而鲁山城与夏口城亦为在沙羡城被毁后，相继成为江夏郡治所。此一史实，本也为许多治武汉城市史的学者所深知。然而在对这三座于东汉末与三国初先后在今武汉市主城区之汉口、汉阳、武昌三地建成的城邑之定性上，大多只将它们论定为是仅具军事功能的军港或城堡。认为它们“充其量只能算做是城堡”，“夏口城是一座标准的军事城堡，”(30)它们的“功能主要是用来驻军防守。”(31)揆诸史实，在东汉末与三国时期，在天下兵锋四起，屠城掠地不绝于缕的形势下，当时各级治所城邑事实上都必须加强军事攻防功能，而上述三座城邑因其地理区位重要，山川形势险峻，在战争攻防上占有优势，军事功能十分突出，自应对之作出充分的评价。然而，这三座城邑又是在今武汉市城区最早建立的县、郡治所，这也是不争的史实。所以对这三座城邑的定性应更为全面的进行考量。笔者认为，基于却月城、鲁山城与夏口城除具突出的军事功能外，还具有一定的行政与经济功能这一实际情况，通观整个武汉市发展历史，东汉末年应是武汉主城区设治之始，也是城市兴起之始。
四、关于历史时期今武汉市区内汉水注入长江之河口段河道流向变迁与定向问题
本文第二部分在论及东汉末在今武汉市主城区内出现的首座城邑——却月城的位置时，曾引述了一些学者的观点说明判定却月城位置与当时汉水注入长江之河口段河道流向有直接关系。而造成对却月城位置认识有歧见的主要原因也就在对当时汉水河口段河道流向有不同的认识。实际上对汉水河口段河道流向变迁问题的不同见解，还与确定今武汉三镇格局的形成时期有直接关系。
当前关于历史时期今武汉市区内汉水注入长江之河口段河道流向变迁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见解：
其一为“成化改道说”。此说发端于《明史·地理志》。《明史》卷44《地理志五》汉阳府下有释文道：“大别山在城东北，一名翼际山，又名鲁山。汉水自汉川县流入，旧迳山南襄河口入江。成化初，于县西郭师口之上决，而东从山北注於大江，即今之汉口也，有汉口巡检司”。上说经清康熙时人张裔潢倡扬又复有近代学者潘新藻力主，(32)一时间影响甚广。
其二为“多口归一说”。此即为皮明庥、欧阳植梁与涂文学、刘庆平等学者在他们分别主编的《武汉史稿》、《图说武汉城市史》等著作中揭示的观点。其要点是：“在明朝成化年间以前，在汉水下游众多的入江口中并不存在一个很稳定的水流量大的入江口。换句话说，汉水靠近入江口的一段不存在长期稳定的主河道。明成化年间汉水水文形势发生的变迁，与其说是改道，毋宁说是汉水下游主河道及其入江口的稳定形成。”(33)此说也都认为汉水下游入江河道，在明成化年间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变迁。但此说不同于前说的是，这一变迁不是由鲁山南入江改为循鲁山北入江，而是由众多入江口入江改为由鲁山北之一个入江口入江；即明成化年间后汉水入江口才稳定下来，只从今龟山北之河道入江。
其三为“主泓龟北说”。此说前文已述及系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修桂教授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较全面掌握汉水河口段历史演变过程后提出。其要点是：
——近2000年来，汉水基本稳定在龟山北麓流注长江，汉阳与汉口两地夹汉水对峙的地理形势，由来已久。
——汉水下游河段在掀斜构造运动支配下，主泓道逐渐南移；尤其是河口段，已从先秦《禹贡》时代的府河——滠口一线至汉晋隋唐时南移至今之汉水河口段一带，但均在龟山以北区域。
——由于汉水河口段曲流发育的结果，汉水一度在南宋时分出一支由龟山之南注入长江，龟山南、北两支并流；至元代前期，甚至完全从龟山之南流入长江。但自元代后期起，河势又发生变化；至明代中叶，其下游又回归龟山以北，形成目前汉水河口段之河道流路。(34)
对上述三说，笔者认为“成化改道说”持论过于简单，分析过于表面，所得结论中关于明成化前汉水均自龟山南入江部分有违史实。“多口归一说”缺乏实地考察，所论明成化前汉水为多口入江，缺乏一个稳定的主河道之说难以成立。“主泓龟北说”，结合河流地貌学原理与相关史藉文献记载内容的综合分析，所得结论能够令人信服。
当然迄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总的看来仍不够充分，还需进一步再做工作。笔者期待，湖北省与武汉市相关领导部门以及武汉地区高校、科研院所专业人员，能就这一问题组织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察研究。如能确证府河——滠口一线确为先秦时汉水下游河道，不仅对厘清历史早期之汉水下游河道是一重大贡献，而且对研究武汉地区之商朝南都盘龙城之历史地位与作用也将有重要突破。如还能通过这项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结合汉水上游陕西境内已获批准的引汉济渭工程与湖北境内业已兴建的丹江口南水北调工程引水后导致的汉水下游年径流量与洪峰流量、枯水流量的变化，将汉水下游入江河道变迁与武汉地区相关湖沼湿地之演变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进一步探明，则将对武汉地区今后水资源、水环境之科学保护与利用，对将武汉市建成生态环境妩媚多姿优美宜居的江湖之城，将会发挥出积极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五、关于进一步彰显武汉市之古都地位问题
本文第一部分曾论明，武汉北部的盘龙城当为商王朝控驭其南土的都城。对此，因其遗址与出土文物之特征及内涵和郑州商代早期都城类似，学术界大多持类似或相同的观点。至于其城址规模较郑州商都小许多，我国已故著名商周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曾形象地将之比喻为是一只研究我国早期国家形态的“麻雀”。就是说，盘龙城尽管城址规模不大，但其基本布局与郑州商代都城相仿，其保存状况比郑州商都更完整，是研究商代早期都城形态更为理想的标本。(35)基于此，笔者将盘龙城概括性地称为“商朝南都”，是有坚实的学术依据的。将来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最后结果不论是将之定为是当时商代南土某一方国都邑，或是由商王朝派出的其王室成员在其南土建立的统治中心，都堪称之为“商朝南都”。既如此，武汉之古都地位将大为提升，在湖北省当位列江陵(今荆州区，郢)、宜昌(夷陵)、浠水(蕲水)、宜城(黎丘)、黄冈(邾)、公安(公安)、云梦(江夏)等古都之前。(36)
事实上我国古都学创建人之一的史念海先生在前引他所撰写的《中国古都概说》一文中在将武汉市列入我国众多古都的名录中时，也未提及盘龙城曾为商朝南都，仅引述了下列史料：
元明之际汉帝陈友谅于至正二十一年(汉帝大义二年，1361年)八月到至正二十四年(汉帝德寿二年，1364年)于武昌路江夏县(即今武汉市武昌区)建都，名武昌，(37)共3年。
然而同样据《明史》卷123《徐寿辉传》，元末早于陈友谅起义的徐寿辉曾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建天完国，建元“治平”，建都蕲水(今湖北浠水县)。后约在至正十三年(治平三年，1353年)曾迁都汉阳，约在至正十九年(治平九年，1359年)，离汉阳；在汉阳建都六年。
此外，据《明史》卷309，明末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攻占武昌后，改武昌府为“天授府”，并改江夏县为“上江县”，铸西王之宝，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职，还开科取士，实则在武昌建都。只是为时不长，在明军反攻下，当年即退出武昌，仅历数月。
迄至近现代，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带动全国各地军民奋起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在起义过程中，武汉一度成为全国反清斗争的中心；后因斗争形势使然，未能成为新建的中华民国首都。然而在1926年国民革命军推翻北洋政府的北伐战争中，自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至1927年9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南京政府宣言》，武汉国民政府宣告结束，武汉又曾为都近1年。(38)
综上所论，武汉市，自距今3500年前商王朝在盘龙城建立统治其南土的都邑起，迄至现代，先后曾五次为都。尽管盘龙城并非商王朝前期的主都，后四次为都皆历时短暂，但均为历史上确曾出现过的史实，武汉市作为我国一座重要古都也是名副其实的。因而在论及武汉之城市史时，对其古都地位应进一步加以彰显，对前述多次建都史实与古都文化应加强研究。这不仅能充实丰富武汉城市史与城市文化研究内容，还能对中国古都与中国古都学研究作出贡献。
注释：
①蓝蔚：《湖北黄陂县盘土城发现古城遗址及石器等》，《文物考古资料》1955年第4期(按，“盘土城”即盘龙城)。
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③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
④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⑤本段内容系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相关章节，同时参考皮明庥、欧阳植梁主编《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与宋镇豪主编、孙亚冰与林欢著《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相关内容撰成。
⑥⑩(17)(32)(38)皮明庥、欧阳植梁主编《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9、29-35、222-227、492-495,537页。
⑦(19)(30)(35)涂文学、刘庆平主编《图说武汉城市史》，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52、73、74，76、52页。
⑧江鸿(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⑨宋焕文：《从盘龙城的考古发现试谈商楚关系》，《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11)(12)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449，498-499、502-504页。
(13)万全文：《商周王朝南进掠铜论》，《江汉考古》1992年第3期。
(14)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8-441页。
(15)此据清末民初湖北籍著名学者杨守敬(1839-1915年)对《水经》中之江夏沙羡县所作的按语。《按语》指明：建安中黄祖移置之沙羡在却月城(详见《水经注疏》卷35《江水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2页)。表明却月城系在东汉末献帝建安(196-220年)时即已建成。
(16)潘新藻：《武汉市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8)(34)详见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117、111-130页。
(20)(21)《后汉书》卷9《孝献帝纪第九》。
(22)(25)(26)(27)《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二》。
(23)《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
(24)《汉书·地理志》江夏郡与《后汉书·郡国志》江夏郡中均无曲陵县，《晋书·地理志》江夏郡中始见曲陵县。
(28)郦道元：《水经注》卷35《江水》。
(29)杨守敬：《水经注疏》卷35《江水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5-2896页。
(31)见《武汉城市历史大纲——武汉规划展示馆历史展区展陈方案》之“1·4战略要地，汉晋城堡”。
(33)参见皮明庥等《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涂文学等《图说武汉城市史》，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36)所列湖北省另7座古都详情，请参阅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载史念海论文集《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9-171页。
(37)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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