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过剩”说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随着人们对20世纪各种理论的消化和吸收，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这就是重视文化、社会和政治意义，注重意识形态的分析。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界比较突出。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虽然情况不像中国文学界那么明显，但也正在不断发展。面对这种情况，有人表现出担忧和不安，说现在文学研究正在脱离文学本身，脱离文学文本，变成了文化研究的附属，甚至说理论过剩，意识形态到处泛滥，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研究变成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坦率地讲，我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保守的看法，因为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它迎合了美国或西方某些右翼知识分子的看法。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想先简略回顾一下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发展。
一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概念化的过程，而所有的概念都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文学、文学批评和批评理论同样如此。就文学概念而言，其含义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什么是文学？恐怕没有任何人能给出人人都接受的定义。至于文学批评，其发展变化更加明显。以英美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前，新批评在美国居统治地位，而在英国居统治地位的则是以F.R.利维斯为代表的细读方法，他们都致力于文学作品的细读和意义的细节分析，一般说局限于狭隘的文本，脱离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但60年代以后，随着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等思想的发展，传统文学批评中狭隘的形式主义思想受到了严厉的挑战。虽然一开始这些新的思想并不为官方学术机构重视，但对年轻教师和学生却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在新的理论的旗帜下，他们提出了一整套新的尖锐的问题：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意义是什么？文学是否可以完全与其他形式的著作分开？批评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它提供什么样的思想价值和意识形态？“无意识”对文学有什么作用？对个人主体意识和身份的形成又产生什么作用？在文学作品中如何找出这种无意识的决定因素？它们与产生那些作品的历史因素有什么联系？在研究文化产品时，伦理和价值是什么意思？读者如何参与文学文本、构成它们的意义？文学和文化与政治之间是什么关系？再现、叙事和权力之间有什么联系？凡是有语言的地方是否总有权力？语言形式和权力形式之间是否有多重关系？
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促进了20世纪后期文学批评和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种思潮之外，还出现了解构主义、少数话语理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态批评和网络文化等，并在80年代逐渐形成了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理论。
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在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新旧之间也曾出现过冲突和争论。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描述这些争论。但为了说明争论的性质，我想借用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的前言里的一段话。他援引经济学家J.M.凯恩斯的话说：那些不喜欢理论的经济学家，或者声称没有理论会做得更好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受到某种旧理论的支配而已。“这种情况对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同样真实。有些人抱怨说文学理论令人难以想象地深奥费解——他们觉得这些理论像是一块文化精英的神秘的飞地，在某种程度上与原子物理学相似。确实，‘文学教育’并不完全鼓励分析型的思想；但文学理论实际上并不比许多理论研究更难，而是比其中一些要容易得多。……也有些学者和批评家声称文学理论‘妨碍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我对这种看法的坦率回答是：如果没有某种文学理论——不论多么奥秘和含蓄——我们首先就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作品’，也不知道怎样去读它。敌视理论的态度一般意味着反对他人的理论，同时也意味着忘记了自己的理论。”（注：See 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83,“Preface.”）
应该说，文学研究一向是个多元化的学科。构成传统的各种实践，例如文学史、文学传记、道德—美学批评、新批评等，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一直在一种相当稳定的不平衡状态下共生共存，它们对作者、文学作品的性质以及批评的目的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认识。批评家对某一作品是否纳入经典可以进行争论，但对所谓的“文学”本身的存在并不怀疑，对作者决定作品意义的看法也不怀疑，对批评依附于所研究的文学对象也不怀疑。而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当代理论话语严厉的质疑和重新评价。
当代的批评理论认为自己不仅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而且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日常工作。它拒绝接受依附于文学的边缘地位，也不承认是更接近哲学的一种外部关怀。它把自己置于批评事业的核心，坚持认为一切批评行为都不能超越理论。正如许多理论家所指出的，研究文学所用的传统形式的批评，对文学名著的反应不可能没有理论，也不会是纯学术的努力。所有形式的批评都依据某种理论，或某种混合的理论，不论它们是否意识到这点。理论著作已经表明，在文学研究中，那些常常被视为“自然的”、“常识性的”方式，实际上靠的是一套理论指令，对批评家而言，这些指令已经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无须在自己的实践中再去证实。
理论转化为文学研究日常工作之后，引起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有些批评家认为，理论深刻地隐含于文学研究的日常工作之中，隐含于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之中；另一些批评家认为，理论不应该直接指向研究的对象，应该在抽象深奥的领域运作，脱离对作品直接研究这些标志传统特点的方式。大部分理论是抽象的，不直接为探讨文学文本提供一种具体的方法，但对文学研究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会因理论缺少直接的实用价值而被取消。文学批评学科基本上以与研究客体的直接联系为基础，但这是历史决定的，而不是必然的或自然的。对正统批评的部分抨击，涉及到研究文学的自然方式的确定。如果文学理论有时嘲讽它所抨击的传统，使它看上去像是单一的而不是多元的，那是因为它的抨击目标不是构成传统的那些批评实践的多样性，而是它的基础，它的一整套基本设想——传统的批评顽固地认为，这种基础或设想只能是“自然的”和“可以感知的”。
传统批评的基础是一种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确定性，即认为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每一种批评形式，都侧重于一个不同的方面。例如传记批评强调作者，历史或社会学的批评强调背景，新批评强调文本自身，道德—审美批评强调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然而，它们都接受广义的文学模仿论，就是说，对于生活和人类的生存状况，文学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映并提供所谓的“真实”。文学的任务是描写生活，以潜在的方式描写经验和情感；批评的工作是揭示这种描写的真实价值和意义。这里有一个悖论：这种描写包含在文学之中，但却需要批评活动把它揭示出来。
模仿论把语言作为一种透明的媒体，现实可以通过语言以美学的形式再现，并超越其文字的表述。这种语言观又与一种普遍的世界观相联系：人是世界的中心，认识是经验的产物。经验先于表达它的语言，语言只是表达它的工具。按照这种看法，文学是杰出个人的集体产物，他们能以语言表达人类普遍的、永恒的真理。换句话说，文学是少数精英的行为并为他们所操纵。
当代的理论质疑和批判的正是这套基本的设想，并在批判实践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观点。通过它们的批判，围绕文学研究的传统共识以及支持它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分崩离析。例如，女性主义把文化政治引入到文学研究，读者反应理论把研究的中心从作者和文本的关系转向文本和读者的关系，新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介入并干预社会，后结构主义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认识，后殖民理论反对文化霸权，后现代主义推进多样性，等等。当前流行的文化研究，更是从多方面理解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尤其在现时世界中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在一个由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混合的世界上，在一个由国家权力、媒体工业和跨国公司构成的世界上，文化生产如何运作？个人和群体的文化身份如何构成？人们如何受到文化力量的影响和控制？在多大程度上人们受文化形式的支配？在多大程度上或以什么方式可以把文化形式用于其他目的？在多大程度上人们能够成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主体？又在多大程度上人们的选择会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限制？显然，对这些的问题的回答远远超出了传统批评的范围，但无疑会大大推动整个文学研究的发展。
新理论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它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和运用，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整个人类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文化表现、乃至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新的情况，人们如何认识社会，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便成了思想界和知识界的重要任务。于是，有见识、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传统采取反思和批判的态度，从不同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和理论阐述，形成了多种理论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的繁荣局面。
实际上，正是各种新的理论思想的出现，才使文学研究拓展了自己的范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三十多年来，新的解读经典作品的著作成倍增加，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大大提高了知识分子的自觉性和使命感。对于这种情况，我以为应该持欢迎的态度，参与的态度，而不是倒退到过去，固守已经被证明过于狭隘的传统批评，更不应采取抵制和反对的态度。当然，传统的批评也有它自身存在的理由。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继续坚持，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多种批评同时存在。你可以坚持你的做法，可以用你的成果去说服别人，而不要指责别人的做法甚至限制别人的做法。记得198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曾发生一场争论，那场关于西方文化概念及课程设置的争论，最终以多元文化的胜利而结束。所以我想，最好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扩展，西方的新理论开始被引进我国，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各种新理论先后被译介进来，一时间仿佛形成了巨大的潮流，冲击着我们的传统观念，对传统的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也构成了巨大挑战。当时，许多人也对这种情况进行过指责：什么新名词爆炸啦，食而不化啦，深奥难懂啦，脱离文本啦，等等。但这种指责并没有阻止它的影响，不仅年轻一代充满了兴趣，而且有些老一代的学者也认真地阅读和探讨。当时任《外国文学》主编的王佐良先生特意在其杂志上开辟专栏，让我以综述的方式介绍这些新的理论。钱钟书和杨周翰先生还专门讨论过“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译法（最初我用了“分解主义”，杨先生主张用“拆解主义”，而钱先生则认为应该用“拆散结构主义”，后来借用台湾的译法，才形成今天的定译“解构主义”）。
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开始消化引进的理论，并结合我国的文化实际，把它们用于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实践，随后许多高校也开设了“西方文论”课程。如果查看一下近些年中文系和外文系的研究生论文，尤其是博士生的论文，我们就会发现，大量论文都在不同程度上汲取了某些新的理论。应该说，这些理论对我国的文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那么，为什么现在会出现抵制理论的看法呢？我想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随着近几年文化研究的发展，许多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开始转向文化批评，从所谓的纯文学文本转向多种文化制品和社会文本，对传统的文学研究造成了很大冲击，加上文化批评与新理论密切相关，具有跨学科性质，在实践中常常综合利用多种理论，于是有些人觉得这种转向脱离了文学文本，脱离了传统的文学批评，指责文化研究是泛文化和泛意识形态，甚至说出现了“理论过剩”的现象。我觉得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但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在坚持某种理论——坚持对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传统观念。其实，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抽象，是认识世界必需的概念化过程，任何参与社会实践的人都离不开理论，只是有些理论变成了自然的信念，变成了无意识的东西，不再被特别注意罢了。那种说“理论过剩”的看法，恐怕更是对旧的传统观念的过分坚持。
实际上，不论在传统还是在其他意义上说，关于文学研究本身应该做些什么从来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自从60年代新理论出现之后，文学研究一直是个有争论的、也常常被争论的学科，在这个学科里，有论述文学作品的，也有论述非文学作品的，但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目的。文化研究常常想通过自己的批评著作对当前的文化现实进行干预，相信其思想著作能够形成某种差异或选择并改变旧的东西；而传统的文学批评则侧重于文学作品构成的典型方法或要素，解释作品的意义，旨在提高读者的理解和欣赏能力。换句话说，文化研究更关注当前的社会现实，而传统的文学批评更侧重于个人的审美反应。
但是，当前全球化进程几乎使每一个国家都进入了它的轨道。全球化以前只是作为交流的概念，现在已经被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战略，在它的决定性的影响下，民族—国家的生产和市场正在纳入单一的范畴。全球资本主义的欲望对传统的人类交往和再现形式构成了挑战和破坏。跨国资本以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技术似乎正在全世界消除差异，把一致性和标准化强加给人们的意识、情感、想象、动机、欲望和兴趣。为了获得多国的资本投入，为了追求被好莱坞电影浪漫化了的美国生活方式、时尚和价值，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在对文化资本主义牺牲自己的自然环境、资源、传统和文化遗产。面对这种形势，经济全球化是导致文化霸权还是多样化？是否可以将经济生产与文化生产分开？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经济和文化是构成社会物质生产的两个方面，那么当地域经济进行重构之际，地域文化如何能保持不变？如果全球化意味着标准化或美国化，那么如何解释后福特主义的生产对文化、族裔、性别等差异的影响，以及每一种差异如何为资本的扩张提供机会？考虑到后现代的经济构成追求满足文化的需求及爱好，这是否意味着晚期资本主义会把它的文化逻辑限制在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如果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资本主义正在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为什么后现代文化面临着各种本土的或民族的抵抗？人们如何评价这种抵抗？文化融合是现在常用的术语，那么融合是西方化的战略形式还是本土化的战略形式？融合是否会消除或掩盖西方或美国在文化方面的霸权？面对所有这些问题，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必然对它们进行思考，提出应对的策略，因此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似乎就成了一种必然。但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单是罗列现象是不够的，一定要进行相应的理论阐述。大概因为这些理论阐述，某些人才说批评“脱离文本”和“理论过剩”。
另一个反对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原因，可能与国外某些保守的看法有关。大家知道，“9.11”事件以后，美国右翼势力甚嚣尘上，打着“反恐”的旗号，推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文化领域，压制文化研究，尤其是后殖民文化研究，例如爱德华·萨伊德去世之后，美国国会决定一切公立大学不得资助后殖民文化研究和萨伊德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就对新理论抱有成见的保守的知识分子，便提出了回到文本、回到美学的主张，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而且由于受到官方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很快由几百人的组织发展到几千人的组织。另外，有些左翼知识分子虽然对资本主义进行强烈的批判，但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看不到可以选择的替代，因而也采取回避的态度，返回到美学研究。于是，一些人依据他们的文章也开始反对理论，反对文化研究，甚至说理论已经过时。但是，只要做些更广泛的实地考察就会发现，这并不是文化和学术界的主流。实际上，即使主张回到美学的一些人，也仍然有自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他们或固守于自己内在化的理论，或缺乏面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勇气。确实，在大学里，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升迁，为了获得项目的资助（“资本”的作用），或有意迎合官方的意图，或采取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
至于说“脱离文本”，我想这是一个对文本概念的界定问题。传统的文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提供研究的文本，文学批评依附于文学作品，作品是第一位的，因此不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就是脱离文本。从狭隘的文学观念出发，这种看法是对的，因为所谓的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并不完全相同。但如果从文化批评实践出发，这种看法二十年前就遭到了质疑和批判。今天我们所说的文本，不仅包括文学作品的文本，也包括其他著作的文本，谁能说批评理论著作不是文本？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文本还包括社会文本，或者说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可以作为文本，而且都可以像分析文学文本那样进行细读和分析。比如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身体并不完全是自然生理的构成，它还是文化和社会的构成，身体再现了个人生活的某些经历、心理感受、情感和欲望。身体是一个有力的象征形式，身体像一块画板，主要的规则、等级甚至形而上的文化信念，都刻画在上面，并通过身体的具体语言得到强化。身体还可以作为文化的一种隐喻。对身体形态结构的想象，可以为分析和观察社会和政治生活提供一个蓝图。而这种分析与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三
现在，新的理论正在被消化、吸收和同化，前些年盲从的现象已经发生变化。只要看看目前的报纸杂志，这种情况便不难发现。这也正好验证了爱德华·萨伊德在“旅行的理论”一文中所阐述的论点：理论在旅行过程中总要发生变化。理论只有扎根于当地土壤才能发生积极的作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些都是运用外国理论的典范。今天，面对着世界的巨大变化，面对着国内改革的现实，我们非常需要理论方面的阐述。文化是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都需要文化的凝聚力。因此，如何促进文化建设，不仅需要继承传统，更需要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并把它们运用于批评实践。当然，在引进新的理论时，不应该照搬或食而不化。但一切新的事物都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譬如书法，开始学习时要描红、临摹或临帖，但最终要抛开这些才能成为具有自己特色的书法家。对待新的理论同样如此。开始套用不足为怪，但最终要形成自己的东西。实际上，理论并不只是教给人们一些方法，更重要的是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提高人们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应该融合各种理论中最有启发性和最有洞察力的地方，逐渐形成自己的东西。
总之，本人认为，今天不是理论过剩的问题，而是需要发展、提高和深化的问题，是如何结合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的问题。今天也不是忽视文本的问题，而是需要解读更多的文本（包括社会文本），通过解读文本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问题。今天的批评更应该关注社会文化现实，例如关注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即使文学批评，也应尽可能联系当前的现实，而不是只顾自己的审美情趣，例如最近J.希利斯·米勒一篇解读莫里森《宠儿》的文章，就联系到“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和布什政府的政策。诚然，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素质，但个人素质的提高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果不考虑或不联系整个社会和文化现实问题，企图通过文学阅读来提高每个个人的素质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恐怕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