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继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矛盾论文,政治论文,历史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刚刚两年，凯南就指出了二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这种认识很快就被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领导人所接受。而如今，冷战已结束10年了，人们虽然普遍认为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与冷战时期不同，但国际社会却仍对什么是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莫衷一是。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将从讨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判断标准入手，论证三个观点作为答案：1、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在冷战期间曾发生过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美苏争霸；2、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转变为美国称霸与部分国家反霸；3、中国作为反霸力量之一，在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中与美国战略矛盾有进一步深化的危险。
判断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标准
有些人认为，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复合型的，其原因是看不清主要矛盾是什么。（注：“世界主要矛盾问题研讨会纪要”，《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4期，第2-43页。）既然是主要矛盾，就只能是一个矛盾而不能是几个矛盾。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可以有多方面表现，如冷战时的美苏争霸矛盾可以表现在军备竞赛、争夺第三世界、建立相互封闭的市场等不同方面，但逻辑上不可能同时并存着两个主要的国际政治矛盾。冷战结束以来很长时期，人们之所以对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看法不一，这与判断标准不一致有很大关系。为防止讨论成为无意义的文字游戏，我们需要明确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定义。
在这里我们将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定义为，在一个既定时期内，世界上主要国家间的战略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对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个定义里，我们强调主要国际政治矛盾需要具备的三个基本特点：1、这种矛盾是主要国家间的；2、这种矛盾关系到这些国家的战略利益（由于“战略”的定义不一致，因此人们对于“战略利益”定义也缺乏共识。依据“战略”为“全局策略”这一通常概念，（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12月第1版，第1439页。）本文将“战略利益”定义为，关系国家全局的核心性需要）；3、这种矛盾影响世界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一个国际政治矛盾只有同时符合以上三个条件时，才可视为是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国际政治中有多种矛盾，但与大国利益没有重要关系的矛盾是不会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世界上无论国家有多少，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反映的是大国间的利益关系。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已经很多，而且国家的数量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联合国1945年成立时创始会员国只有51个，到1999年9月共有会员国188个，另外还有3个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国。世界上国家的数量在54年里增加3.6倍多，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也随之大量增加，但是决定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却仍是大国间的利益冲突，因为只有大国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对世界范围的重大问题构成影响。例如，冷战后，每年都发生几十起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但由于这些军事冲突没有发生在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因此就没有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在国际事务中，一种政治矛盾无论有何种普遍性，如果它不是大国之间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就不会成为主要的矛盾。再例如，尽管广大中小国家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经常争斗，但由于这个问题与世界主要国家关系不大（中、美、俄、法、英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与日本又常年保持着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因此非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不可能成为联合国改革的主要矛盾。边界纠纷和种族冲突也是普遍的国际政治矛盾，但是世界主要国家间在这两方面没有严重利益冲突，因此也构不成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大国间的利益冲突是多方面的，因此大国间的矛盾也是多种多样的，然而非战略性利益的冲突是不会成为它们之间的主要矛盾的。例如，冷战后意识形态分歧仍使世界主要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产生了矛盾，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在冷战后并不关系到大国的核心利益，因此不是世界主要国家所关心的战略利益。尽管大国在国际人权问题上龃龉不断，但这并没有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又例如，大国对人权状况改善的关心程度就远不如对战略武器扩散的关心程度。1998年印度与巴基斯坦核试验后，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它们施加了压力，五个核大国还发表联合声明，不承认它们的核地位；（注：“五个核大国今天就印巴核试验发表声明”，美联社日内瓦1998年6月4日英文电。）而当1999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攻击华人和东帝汶人的人权问题时，世界主要国家多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人权问题只有与大国的战略利益一致时，才能引起它们的重视。1999年科索沃事件和东帝汶事件都关系到人权问题，而美国对这两个事件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政策就是例证。科索沃问题关系到美国主导世界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领导了在科索沃的战争，而东帝汶事件对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利益不构成重大影响，因此美国就不愿向东帝汶派兵。
无论大国间的矛盾与它们的战略利益有什么密切关系，如果这一矛盾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影响，那么这一矛盾也难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一般讲来，大国之间的任何矛盾都会影响到中小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但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有所不同。那些影响面较小的矛盾就不会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以核战略为例，世界主要国家在预先打击战略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战略的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而且这关系到核大国的战略利益，但是这一问题在冷战后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影响有限，因此核战略问题本身还不足以成为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中小国家都已采取了无核政策，到2000年3月已有187个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它们对于冷战后的核战略问题并不太关心，它们关心的是防止核扩散问题，是如何保证NPT的贯彻和执行问题。90年代初期，俄国重新恢复预先打击的核战略，这在世界上并未引起强烈反响，而1999年美国国会拒绝批准CTBT条约则引起了该条约成员包括美国盟友的反对。
上面我们以反论的方法确立了判断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标准，下面我们可根据这三项特征标准检验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冷战初期三个时期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人们对三个时期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有共识的，因此如果三个时期的主要矛盾都符合这三个标准，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三个特点可以作为识别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标准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是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矛盾。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论证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利益与争夺殖民地的关系。他指出，垄断资本需要到海外争夺原料来源，资本市场和势力范围，因此帝国主义国家都采取了争夺殖民地的政策来实现这种核心利益，于是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尖锐起来。（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975年第5次印刷，第841-842页。）一战本身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在这场战争中，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都卷入了，而且战争的核心原因是世界主要国家用武力向海外扩张殖民地，这种扩张发生了冲突，而这种冲突最终影响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卷入这场战争的国家先后有31个，其中包括了英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法国、意大利、中国、日本、美国等主要国家；当时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被拖入战争。（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1871-191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第二次世界大前，法西斯国家的扩张与反法西斯扩张的矛盾是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矛盾。当时以德、意、日为轴心的法西斯国家企图瓜分世界，采取了武装占领的军事侵占政策。这种政策从一开始不仅与被侵占的中小国家形成尖锐对立，而且也威胁到其它非法西斯大国的生存安全。生存安全是大国的核心利益，因此这一矛盾成为当时大国间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严重影响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迫使它们在法西斯国家与非法西斯大国之间做出结盟的选择。法西斯扩张与反法西斯的矛盾通过二战得以最后解决。这场战争波及60多个国家和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人口，（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70页。）包括了美、苏、英、中、法、德、意、日等世界主要国家。
冷战开始后，意识形态的对立成为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政治制度为界，国际社会分裂成两大阵营。1947年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西欧国家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1952年成立了欧洲煤钢联营；苏联与东欧国家1949年组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后世界上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市场。1949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40年代末，苏东国家相互缔结了30多个友好互助条约，（注：王绳组（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1945-194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1955年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开始了长期对立。杜鲁门1947年向两院联席会议宣读的咨文，将国际斗争概括为“自由制度”与“极权政体”的斗争，并认为各国都得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注：同上，第116-117页。）事实上，在20世纪的40年代末和50年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的确都面临着在两大阵营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即使像中国这样的世界主要国家，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问题。中国在1949年底决定采取向苏联一面倒的政策证明了这一点。（注：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意识形态对抗转向世界霸权之争
至此，我们还不能急于用上述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基本特点来判断冷战后与冷战时期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有何不同。我们还要明确什么是冷战后期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冷战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时期，其间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认为在这个历史时期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不变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然而如果认真回顾冷战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东西方之间的对抗在形式上没有变化，但其对抗矛盾的性质在前期与后期却不同。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逐渐转向美苏争霸的对抗。冷战时期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性质转变之所以不易于察觉，其主要原因是两对矛盾的对立面主体都是美国和苏联。
1946年，邱吉尔的富尔敦讲话被认为是冷战的信号或冷战第一枪。（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1945-194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他认为，共产党的“铁幕”已经落下来，共产党的“第五纵队”遍布各国，“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注：同上，第108-109页。）1947年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论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苏联将深信资本主义将灭亡，因此它的行动将像河水一样流到一切地方。（注：同上，第105-106页。）同年杜鲁门说：“自由制度的崩溃和独立地位的丧失，不但对这些国家，而且对世界都具有灾难性。”（注：同上，第117页。）在冷战前期，西方阵营的确是把遏制社会主义制度的扩展作为其最主要战略目标，而社会主义国家也把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对外战略目标。1947年在波兰举行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明确指出世界已经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阵营，号召各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注：同上，第217页。）
然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作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并没有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1970年中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标志着，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性质改变了。也就是说，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由两种制度之争转向美苏霸权之争。当然，这个转变不是一年之内发生的，矛盾性质变化有一个量变过程，中美战略关系的建立只是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质变的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苏都有称霸世界的意愿，但是争霸还不是它们的对外战略目标。争霸世界成为它们对外战略目标有一个异化过程。苏联以扩张为手段要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美国以遏制苏联为策略实现扼杀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扩张的手段异化为战略目标，美国遏制苏联的策略也异化为战略目标，于是争霸世界便成了它们之间的主要战略矛盾。美苏战略目标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两大阵营内部的分裂，二是实力的不均衡发展。
一、两大阵营的内部分裂使意识形态的矛盾变得模糊不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形成了两大阵营，但是很快这两大阵营内部就发生了分裂现象。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恶化，同年6月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情报局，而后东欧国家在共产党内清洗“铁托分子”。（注：同上，第218页。）1956年中苏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分歧，而后分歧发展为国家利益冲突，1962年在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联公开支持和援助资本主义的印度。（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八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315页。）1969年中苏发生边界军事冲突，促使中美于1970年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这种分裂现象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而且也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1959年美法围绕北约问题的矛盾公开化，法国拒绝将其地中海舰队的三分之一交付北约指挥，并拒绝美国在法国储存核武器。（注：同上，第416页。）法国由于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终与北约国家分手，于1966年退出北约，同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出访莫斯科。（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1960-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206页。）苏法联合声明提出“欧洲的问题首先应该在欧洲范围内加以解决”，这表明双方都想把美国排斥在欧洲之外。（注：同上。）
如果中小国家在东西阵营之间改换门庭还只表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性质的量变，那么，当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关系不再受意识形态约束时，就表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已发生质变。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是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量变，而中国和法国分别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和北约，则标志着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中苏兵戎相见，使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敌对状态不亚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敌对程度。这一事实否定了社会制度对立是最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理论认识，也表明意识形态分歧已不是首要的战略利益。其次，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和法苏关系的密切，使得不同政治制度的大国战略关系出现交织。这种战略关系的交织是实际战略利益交织的表现。这种利益关系的交织使得社会制度的区别无法再作为战略敌友的界线了，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分歧已不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了。
二、美苏实力差距迅速缩小，军事威胁的重要性超过了意识形态矛盾的重要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美苏的实力差距大大缩小。根据苏联的统计，苏联的国民收入由1950年相当于美国的31%增长到1970年的65%，工业总产值由30%增长至80%；而美国认为，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在1962年时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10年后已与美国相同，即美国拥有2165件，苏联拥有2167件，此外苏联还建成了一支包括庞大核潜艇舰队的远洋海军。（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卷(1970-197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到了60年代末，中国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核力量的社会主义大国，而且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在非洲和拉美也开始出现。
这时美国开始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遏制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超越了美国的实力。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出台了新的美国战略构想。被称为“尼克松主义”。1970年，尼克松向国会递交了题为《7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的国情咨文，其核心是承认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美国对苏政策应从遏制战略转向威慑战略。（注：同上，第4-7页。）从遏制战略转向威慑战略有两个涵义：一是美国认为对它最直接的威胁已不是共产主义制度而是苏联的军事实力，二是遏制苏联政治扩张已降为二等的对外政策目标，防止苏联军事扩张引发军事冲突成为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苏联则因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缩小，争霸世界的欲望增长。苏联认为美国已经没有超过它的军事优势，苏联有了不可摧毁的经济潜力，国际力量的组合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卷(1970-197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于是苏联采取了进攻性的争霸战略，政治上与西方国家缓和政治关系，减少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经济上，以重工业为经济发展中心，增强国防能力的工业基础，为军备建设服务；军事上，通过军备竞赛，从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两个方面争夺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做好对付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的两手准备。（注：同上，第23-36页。）
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和苏联都已不像冷战前期那样重视意识形态分歧了。苏联在70年代与1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签订了双边“友好合作条约”，其实是变相的军事同盟条约；70年代苏联对第三世界出口的武器总量超过了美国。（注：同上，第34-35页。）而其中许多国家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被美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印度与苏联于1971年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美国同苏联一样也不再计较意识形态矛盾，向社会主义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提供军事支持，而且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反苏战略合作关系。中国与美国1972年发表《上海公报》说：“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里的“任何其他国家”指的就是苏联。
自70年代初起，美苏争霸已经符合我们在上一节提出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三个基本特征。1、美苏作为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它们之间的争霸矛盾是最典型的大国矛盾。2、在70和80年代，争霸的矛盾关系到美苏的最重要战略利益。这场争霸的斗争既关系到它们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也关系到它们的国家安全，因为争霸过程中有相当的战争危险。3、美苏争霸的矛盾迫使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得在它们中间做出外交选择。中小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结果，与邻国军事冲突的结果，往往都取决于美苏对其一方军事支持的程度。为了政权的生存，绝大多数中小国家政府很难在美苏之间采取中立的立场，必须选择一方。不结盟运动的最根本的宗旨无法执行是典型的例证。不结盟运动规定不结盟国家不应与任何大国签订双边联盟，不应同意在其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然而，许多不结盟国家都与美国或苏联签有军事同盟条约或向它们提供了军事基地。
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
冷战结束仅一年，苏联就解体了，从此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获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称霸取代美苏争霸成为冷战后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最重要区别。因此，在判断什么是冷战后的主要国际矛盾时，我们需要从美国与其它世界主要力量的矛盾入手。通过分类的方法先将它们的双边主要矛盾排列出来，区别这些矛盾的战略性质，然后从中选出最相似的战略性矛盾作为主要国际矛盾加以检验。
冷战后，美国与中俄两国的主要矛盾性质是相似的，即美国要巩固以自己为霸主的国际秩序，而中俄两国反对美国的霸权秩序，想促进多极国际格局的形成。1994年美国总统的《接触与扩大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国的世界领导权是最重要的。（注：William J.Clinton,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The White House,July 1994),P.1。）1999年美国总统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作为美21世纪安全战略的基础。（注：William J.Clinton,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The White House,December1999),p.3。）中俄领导人则于1994年达成反对美国霸权的共识，在《中俄联合声明》中提出“不允许进行扩张，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注：“中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9月5日，第3版。）这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指的是美国的称霸政策。例如，科索沃战争发生后，中俄不断协调立场反对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武装干涉。直到南斯拉夫同意北约的要求从科索沃全面撤军的前一天，中俄还发表了联合公报，要求美国和北约停止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反对“推行强权政治的作法”（注：“中俄外长发表北京会晤联合新闻公报”，《人民日报》1999年6月3日，第4版。）。
西欧（注：西欧或欧盟是一个“力量”不是一个国家，但由于中文中使用“力量”一词不便于表达单个国家的概念，因此本文交叉使用“力量”和“大国”来代表中、美、日、俄、欧。）和日本与美国的主要矛盾相似，即美国的霸权体系使它们分别在欧洲和东亚处于随从的地位，而西欧与日本不甘心在地区事务中与美国的不平等关系，向美国争取平等的伙伴地位。美欧不平等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安全关系方面，即欧洲国家不愿由美国主导欧洲的安全事务。法国与英国主动促进欧洲独立防务部队的建立，力图改变美国通过北约主导欧洲安全的局面。1999年欧盟领导人在赫尔辛基作出决定，要在2003年前建立独立于北约的防务部队。（注：Graig R.Whitney,"Europe's Mobile Force:An Uncertain Factor for U.S.Strategists",International Herald Trubune,December 13,1999,p.5。），政治上，欧洲大国也不愿美国一家称霸世界，法国就明确表示支持多极化的发展。（注：“江主席同希拉克总统会谈”，《人民日报》1997年5月16日。）美日不平等关系存在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但双方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矛盾并不突出，主要矛盾集中于经济方面。美日都想占据科技产品的战略制高点，双方在高科技产品市场上的矛盾比较激烈，因此双方矛盾的焦点是市场准入问题。美国不断压日本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日本对美国这种强制性的作法不满，于是采取了对美国说“不”的政策。1994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访美时拒不接受美国提出的设立衡量日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数值指标”（注：《世界知识年鉴1994/9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这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对美采取说“不”立场的开始。日欧与美国争平等地位实际上就是争取更加独立的政策制定权，矛盾的实质也是战略主导权的争夺，只是矛盾的尖锐程度较低，因此可以算作半战略性的矛盾。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主要矛盾是相互担心对方建立地区霸权。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1992年日本提出5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目标。（注：刘江永主编：《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346页。）1996年日美制定新的日美防卫指针，日本乘机扩大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作用。冷战后日本产生在东亚建立日元区的愿望，1999年提出建立日元、美元、欧元“三极货币体制”的设想。（注：小渊将提出‘三极货币体制’设想”，《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1月1日。）日本的做法使中国担心日本有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最终成为军事大国的危险，特别是担心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后有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中国政府不断提醒日本“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注：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新华每日电讯》1997年6月11日。）。而且美日同盟有明显遏制中国的一面。日本则担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霸权国家。因此日本对华政策是“鼓励中国在国际社会及亚太地区起更具建设性的作用”（注：White Papers of Japan--1994/95,Annual Abstracts of Official Reports and Statistic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Tokyo:The Japan 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6),p.21。），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则采取“予以关注”（注：“日公布防卫白皮书，核心内容是建立安全保障环境”，（日本）《每日新闻》1997年7月2日。）的政策。
冷战后，中俄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矛盾，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双边经贸关系弱。中俄不仅双边投资数量很小，而且双边贸易自1994年跌至50亿美元后一直难有大幅增长。（注：1994年1-12月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国际贸易》1995年第3期，第64页。）1998年双边贸易额为54.8亿美元，只相当于中美贸易549.3亿美元的1/10。（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国际贸易》1999年第2期，第62页。）双方都对经贸关系不满意，但又都无力改变现状。
中国与西欧的主要矛盾是政治分歧。自1990年起，欧洲国家长期支持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政策。虽然欧盟于1998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改变了以集体投票方式支持美发起的《中国人权状况》反华提案的作法，但欧洲国家普遍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突出表现在是否同意国际社会有权对一国人权事务进行干预。
俄罗斯与西欧的战略矛盾主要是北约东扩问题。北约东扩战略的目标是将俄国的周边国家纳入北约范围，这样北约的军事力量就可以部署到俄国的门口。由于俄国西南部边疆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不断上升，尤其是北约在车臣战争的问题上对俄进行政治谴责。使北约东扩战略对俄罗斯形成的军事战略压力变得非常现实。因此俄与西欧国家在北约东扩上的战略矛盾十分严重。而且北约东扩不仅是欧洲国家的战略意图，也是美国称霸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俄从反对北约东扩的需要出发也得反对美国的称霸政策。
日俄矛盾的焦点是领土问题。冷战后，日俄关系有了较大发展，但双方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分歧却无法解决。日本希望俄作出让步，与俄共享北方四岛的权益，而俄国则不愿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妥协。1993年前，日俄两国关系曾因此陷入僵局，虽然日俄领导人于1998年正式启动缔结和约的谈判，但中期内仍无望解决这一矛盾。不过，双方领土分歧由来已久，这一矛盾没有发展成为战略矛盾的危险。
日本与西欧的矛盾主要是对国际市场的竞争，但这是非战略性的矛盾。日本与西欧在政治上没有分歧，在安全上也无利益冲突，在经济上是正常的竞争关系。
表1 冷战后世界主要力量间的双边主要矛盾
中国反霸※ 中国
日与美争平等中日互防地区 日本
＊ 霸权※
俄反对美称霸中俄经济合作日俄领土纠纷 俄罗斯
※ 困难
欧与美争平等中欧意识形态日欧竞争国际俄反对北约
＊对立市场东扩※
西欧
※为战略性的矛盾。＊为半战略性的矛盾。
对照本文提出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三项基本特征，可以发现冷战后称霸与反霸的矛盾是具有这三项特征的。
1、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是世界主要力量间的普遍矛盾。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称霸是导致大国矛盾的普遍原因。在10对双边主要矛盾中，6对与美国称霸战略有关，美国与中、日、俄、欧的4个双边主要矛盾以及中日、俄欧两个矛盾。余下的4个双边主要矛盾（日俄、日欧、中俄、中欧矛盾）的性质各异，没有普遍性和共同性。
2、称霸与反霸是冷战后世界主要力量间的战略矛盾。表1中4个具有战略性的矛盾都与美国称霸有关，即中美、俄美，中日、俄欧这4对战略矛盾涉及到冷战后几大力量的战略安全利益。欧洲和日本虽然与美国有分别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但它们并不想做美国称霸战略的工具，它们与美国的矛盾也具有半战略性质。既然美国称霸关系到其它几强的战略利益，因此可以认定，称霸与反霸是大国间突出的战略性矛盾。
3、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的矛盾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外交政策已经构成重要影响。美国靠着其超强的实力，在冷战后经常采取单边主义政策，这种单边主义政策不仅严重伤害与其政治对立的国家的战略利益，而且也伤害广大的中小国家甚至其军事盟友的战略利益。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国会1999年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和美国要求修改《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政策。一百多个CTBT成员国包括北约欧洲成员和日本政府都对美国国会拒绝批准CTBT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注：William Drozdiak,"Rejection Is Called Blow to Arms Control",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October 15,1999。）联合国裁军与国际安全事务的第54届联大第一委员会以54票赞成、4票反对、73票弃权通过了《维护和遵守〈ABM条约〉的决议》，表示了对美国的强烈不满，（注：顾震球：“联大一委通过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决议的前前后后”，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11月5日中文电。）连美国的盟友德国和英国都对美国这种单边主义的行为表示担心。（注：威廉·德罗兹迪亚克：“美国可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之举引起欧洲恐慌”，《华盛顿邮报》1999年11月6日。）联大一委有关维护ABM条约的提案是由俄罗斯、中国和白俄罗斯共同提出的，大国的战略对抗使联合国所有成员都不得不表态。美俄在北约东扩上的矛盾使所有欧洲小国和许多前苏联共和国都需表态支持某一方。这种表态，直接关系到这些中小国家的切身国家利益。战略利益矛盾使得日欧反对美国在修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问题上的霸主立场，广大的成员国也因此提出多种反对意见，从而使1999年的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无果而终。（注：邵宏华：“透视‘千年回合’”，《世界知识》2000年第1期，第8-10页。）
从上可以看出，美国称霸和其他大国反霸这一矛盾基本上具备了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三项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一矛盾就是冷战后主要的国际政治矛盾。称霸与反霸是一种常见的国际政治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特殊性有所不同。冷战后这一矛盾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美国称霸的制度性和国际规范之争两个方面。
美国在冷战后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制度性霸权，这有别于历史上曾有过的一些霸权。所有的霸权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以强制方法实现自己国外利益的。而美国与以往霸权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完全依靠军事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想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制度化的霸权体系。美国是较早的成文宪政制国家，其长期的宪政主义政治思想对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深刻的影响。（注：金灿荣：“美国外交的国内政治制约及其在后冷战时期的特点”；牛军主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99页。）这种政治影响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十分重视国际组织及有形与无形的国际规范和机制。（注：王缉思：“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与外交战略”；牛军主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制度化的霸权体系是通过建立多数国家接受的国际规范，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合法化，以便得到较多国家的政治支持，减少霸权政策对武力的过分依赖。美1999年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我们（美国）应支持国际机构和组织，从中得到它国对美国的支持，帮助美国承担领导世界的负担。”（注：William J.Clinton,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Washington:The White House,December 1999),p.iv。）为了使其霸权合法化，美国尽量利用多边国际组织实施其霸权。例如，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先是利用北约的支持获得军事上的胜利，然后还是将政治解决科索沃的方案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争取安理会的批准。（注：符福渊、周德武：“安理会通过科索沃问题决议”，《人民日报》1999年6月11日。）
正是由于美国要建立的是制度性霸权体系，冷战后称霸与反霸的核心内容就成了国际规范之争，即建立什么样的国际规范。制度性霸权的基础是由实力加上国际规范，因此美国在冷战后不断推动新国际规范的建立。然而，由于美国所要建立的国际规范是从有利于美国霸权角度考虑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其他大国的战略利益，由此大国在建立什么样的国际规范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军事上，中国与俄罗斯提倡建立新的安全观，而美国要加强军事同盟和建立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体制，特别是防止导弹扩散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建立。政治上，中国、俄罗斯坚持不侵犯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而美国则提倡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和建设性干预，否定民族主义和传统主权观念。经济上，欧洲和日本主张具体情况具体考虑的灵活原则，而美国则主张采取自由贸易的普遍原则。
中国在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中的位置
虽然美国的称霸政策与其它几强的战略利益都有矛盾，但与中国的矛盾最为突出。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国的实力胜于其它几强，而是双边矛盾的层面多和排斥性强。比较而言，美国称霸的目标与中国的矛盾多于与它国的矛盾，美称霸的策略对中国的排斥也大于对它国的排斥。
美国称霸世界的目标主要可以分为安全、政治和经济三个领域。美国1998年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规定了美国建立霸权体系的目标：安全上，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不允许和美国对立的力量主导地区安全；政治上，在全球推行西方民主观念，扩大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数量，并加强国际社会对人权事务的干涉；经济上，推动全球的自由贸易和持续增长，以保持美国的繁荣。（注：William J.Clinton,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Washington:The White House,October 1998),p.5。）
依据美国的霸权目标，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目标与中国的矛盾远多于与其它几强的矛盾。最为突出的是政治方面的矛盾，美国、欧洲、日本和俄国都是多党选举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使得美国霸权的政治目标只与中国有矛盾，而与其它几强没有矛盾。为了推行西方的民主，美国要建立国际干预的规范，包括人道主义干涉。
在安全方面，中国与美国的矛盾与俄美矛盾尖锐程度相似，中俄是美国防范的地区军事大国，而日欧与美国在这方面没有大的矛盾。北约东扩是对俄国的遏制，日美同盟是针对中国的崛起。同时，中俄两国都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而这些分离主义势力都得到美国的政治或军事支持。美国建立国际干预规范的策略很容易对分离主义引发的冲突进行干预，这对中俄两国的国家统一构成很大威胁。而日本与欧洲则是美国的军事盟友，安全目标上没有根本性的对立。只是欧洲要建立独立防务部队、摆脱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这与美国要主宰欧洲安全的战略意图有矛盾，不过这个矛盾还是同盟内部的矛盾。
在经济方面，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核心是市场准入问题，这一点与日欧相同，而俄罗斯与美在经济上则没有这种尖锐的矛盾。
从目标层面的矛盾看，中国与美国在政治、安全、经济三个方面都有战略性矛盾，而日本、欧洲和俄国只分别在经济或安全一个方面与美国有战略性矛盾。
表2 美国霸权目标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矛盾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强度大于其它强国与美国战略矛盾的强度。如果我们对美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矛盾用指数的方法进行比较，中美矛盾的强度与其它大国与美国矛盾强度的差别便一目了然了。
根据表2，我们可将各项矛盾的指数定为1；然后根据矛盾性质在国家战略利益中的重要性进行加权，经济权重为1，政治权重为2，安全权重为3。由此可得，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指数为1+2+3=6，美俄战略矛盾强度为3，日欧与美国战略矛盾强度分别为1（即使考虑到欧美在欧洲独立防务部队的矛盾，欧美矛盾强度指数也不应超过1.5）。水从战略目标层面上比较，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是美俄的2倍，是日美的6倍，是欧美的4-6倍。
此外，美国建立霸权体系的策略也使中美战略矛盾的尖税程度都超过其他几强与美国的战略矛盾。美国建立制度化霸权体系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加强美国的军事同盟的作用和多边国际机构为美国主导世界服务的功能。这一策略客观上将中国置于美国的战略对立面。首先，美国在其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世界安全体系，这些同盟不但将中国和俄罗斯排斥在外，其中的美日同盟和北约还将中国和俄罗斯分别作为共同威胁。其次，中国还被排斥在许多重要的多边国际机构之外，而美正是要加强这些机构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功能。例如，美国想让八国集团起联合国之外的安理会作用，将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为经济安理会，将瓦森纳尔发展成全球军事技术控制中心。西方大国都是上述组织的成员，俄虽不能参加七国首脑会议的经济讨论，但还能参加八国集团的政治对话和瓦森纳尔，而中国却不被这些组织所接受。如果我们考虑进美国建立制度化霸权策略的因素，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要比其它大国与美国战略矛盾的强度的尖锐程度更大。
根据美国在多边机构中对其它大国的排斥态度，我们将美对中国的排斥度定为1，那么对俄国的排斥度为0.5，而对日本和欧洲则为0。这意味着，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为6+1=7，俄美战略矛盾为3+0.5=3.5，日欧与美国的战略矛盾强度不变，日美为1、欧美为1或1.5。这样中美战略矛盾的强度就是俄美的2倍，是日美的7倍，欧美的4.6-7倍。
上述分析表明中美矛盾在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中十分突出，但这仅表明中国有可能成为矛盾的另一主要方面，而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一个主要方面。首先，中国还没有取代苏联成为美国冷战后最主要的敌人。中美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声明认为“中美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并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注：“中美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7年10月31日。）尽管中美之间相互猜疑，但终都不愿意，也没有将对方视为死敌，都还在寻求冷战后的合作道路。即使1999年5月8日发生美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6月3日中国还是表示愿“发展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友好合作”。（注：“坚定不移执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人民日报》1999年6月3日社论。）美国领导人和战略分析家们也普遍认为中国还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官方文件也明确阐述，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对美国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注：A National Security Startegy for A New Century(Washington:The White House,October 1998),p.43。）其次，中美矛盾仅是美国称霸与其他国家反对霸权这一矛盾中的一部分。美国称霸政策不仅与大国有战略性的矛盾，而且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集团以及国际组织也有矛盾。其中有些矛盾的敌对性质远甚于中美矛盾。例如，美国与朝鲜、利比亚、古巴、伊拉克、伊朗、南斯拉夫等中小国家是完全敌对的矛盾，只是它们的矛盾是大国与小国的矛盾而不是大国间的矛盾。此外美国的称霸政策与印度、尼日利亚、巴西等地区大国也有战略性矛盾。如果把美国称霸与全世界各种反霸力量之间的矛盾作总体考虑，中美矛盾在美国称霸与世界反霸力量的矛盾中的比重是有限的。
表3 美国与中、日、俄、欧的矛盾强度
经济 政治安全策略合计
美日100 0 1
美欧100-0.5 0 1-1.5
美俄003 0.5 3.5
美中123 1 7
结论
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与冷战后期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有一定的延续性。在冷战后期，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已经从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美苏争霸，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从美苏争霸转变成为美国称霸和几强不接受美国霸权。美国称霸是美苏争霸的结果，这种结果只是使美国从争夺霸权转向维护霸权。美国在取得了霸主地位之后，便想建立一个制度化的霸权体系，这种战略与美国在冷战时期争霸的策略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使冷战后的主要国际矛盾继承了美国在冷战时期争霸的一些政治特征，如加强美国的军事同盟，扩展西方民主政治的势力范围，在全球扩展市场经济等等。正是由于忽视了这种延续性，很多人作出了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应与冷战时期完全不同的假设。这种假设误导人们去寻找与美苏争霸完全不同的矛盾，其结果是看不清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什么，或是误将文明冲突、民族矛盾、西西矛盾和南北矛盾中的一个作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
美国称霸是冷战后主要国际政治矛盾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其对立面则是一个分散而不统一的力量。冷战后，美国建立制度化的霸权体系与所有的大国都有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质和尖税程度不同。中小国家并非愿意接受美国的称霸，而是它们没有反霸的条件。冷战后，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特殊地位，使中小国家已不可能像冷战时那样利用东西方对峙的格局，组成不结盟运动，以第三种力量与两个超级大国周旋。在美国一超主导的情况下，大多数中小国家不得不采取倾向西方的政策。因此，冷战后反对美国霸权的主要是大国和受到美国严重压制的少数中小国家。在美国称霸的对立面中有众多国家，但这些国家形不成反美统一战线。它们虽然都不愿接受美国的霸权，但谁也不愿出头组织反霸统一战线，而且有些国家还想利用美国称霸战略对自己的需求，扩展自己的势力。
中美之间仍有发展战略合作的可能。美国建立制度化霸权的目标使得美国对大国和小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原则。对小国，美国是以武力施加其霸权，对大国则采取牵制与协商的政策。冷战后每次卷入军事冲突前，美国都与大国协商。在与大国不能达成一致时，美则在不与大国进行正面军事冲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1996年美国派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和1999年军事打击南斯拉夫，都是在确认与中国和俄国不会发生军事冲突之后才决定的。因此为了防止双方发生正面对抗，中美都需要发展双边战略合作。如果这种需求有所增长，中美矛盾的尖锐程度就可以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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