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5年新加坡的工业化：进口替代战略及现实条件的限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现实论文,条件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和出口导向工业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学术界一般认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亚各国和地区能够在二战以来创造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关键在于它们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盛行的背景下率先转向了出口导向工业化。（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196页。）但我们决不能由此抽象地得出出口导向战略优于进口替代战略这样一个普遍性的结论。我们确实可以用一种战略模式描绘出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经济的主要趋势，这是很方便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但同时要面临使问题简单化的危险。任何一种战略模式都不能涵盖导致一东亚国家（地区）特定时期经济成功的主要政策和措施的全部。东亚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既有其外向、开放的一面，但同时也有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保护和政府干预的一面。后者往往受到忽视，这一方面和进口替代工业化之间又有相通之处。
如果要总结东亚工业化的经验，我们就应该超越具体的战略和政策，因为这些也许只有与特定的环境条件相联系才能显示出其效用。有经济学家指出：“实用主义和灵活取舍主义应当胜于任何教条的、目标单一的贸易战略。”（注：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3页。）笔者认为，东亚国家政府表现出的能够随着条件的变化不断地变换其战略和政策的灵活性也许是对那些不太成功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最具有启发性的经验。当然这种灵活性不仅体现在政府层次上。有人把东亚工业化成功归结为华人企业的独特经营模式即“游击资本主义”(guerrilla capitalism)实际上就是强调企业的灵活性。（注：Danny Kin-Kong Lam & Ian Lam,Guerrilla Ca-pitalism and the Limits of Statist Theory:Comparing the Chinese NICs.in Cal Clark & Steve Chan eds,The Evolving Pacific Basin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nkage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1992.此文中文译文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海）1995年第11期。）正是这种灵活性使东亚国家（地区）政府在进口替代工业化遇到困难时适时地调整了战略而没有像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墨守成规最终陷入危机。本文以新加坡自治政府和马来西亚时期的工业化为案例，分析说明在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时新加坡就显示出其灵活性而与发展中国家普遍性的做法有所不同，政府没有拘泥于战略的政策构想，而是根据特殊的现实条件采取适当的对策。
一、战略
台湾工业化的设计师之一李国鼎曾讲过：“进口替代和外向型出口实际上或多或少是权宜性地形成的方法，前者是在50年代，后者是在60年代。它们之所以逐渐被称为战略，是因为它们已经被研究、定型、并有意识地实施。”（注：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所谓的发展战略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决策者头脑中形成然后有步骤地去实施。对后来模仿这一战略的国家也许是这样，而那些先驱者们所能够做的只有把握各种形势变化并采取对策，他们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尊重事实而不是某种理论或战略模式。吴庆瑞，新加坡工业化的设计师说：“60年代的工业化政策，并非依据高度的经济理论而来的，我们决策时唯一考虑的是应解决危害工业化的强烈趋势。”（注：玖芎林：《创造奇迹的城邦国家：新加坡的成功》，金文图书有限公司（台北）1982年版，第48页。）可以说，新加坡工业化成功是严峻的形势一步步地逼出来的，而不是由于有意识地推行了某种战略。
开港以来新加坡几乎是完全依靠转口贸易支撑其经济，但从大萧条开始这种经济的局限性就已暴露出来。要使经济发展适应社会需要就必须改变单一的结构，实行工业化。二战后新加坡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更使各派政治力量从50年代始都认识到工业化才是未来经济的出路所在。1959年的首次自治政府大选中，各政党都把经济发展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试图向选民证明自己最有能力把新加坡引向繁荣。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竞选的纲领性文件《目前的各种任务》中，把推进工业化作为未来的三大施政目标之一。人民行动党还提出了参选各政党中最为详细的经济政策方案，这主要归功于吴庆瑞这位伦敦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哲学博士，他曾是首席部长的经济顾问，是人民行动党内的经济专家。吴庆瑞大选前讲，新加坡正经历人类从没有过的快速人口增长，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提供给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国家将不会有和平与稳定，民主制度可能会因此破产。贸易不可能给增长的人口以足够的就业机会，解决办法在于制造业的扩张。与马来亚联合邦组成商品自由流通的共同市场是工业化的基础。对于外国资本将给予所需要的一切鼓励、帮助和保护，但并不想在工业化过程中全部依靠外国资本（这一点是与其他政党的区别所在），主要应着眼于利用国内资本。成立拥有1亿元初始资本的经济发展局，资助愿在新加坡进行工业项目投资的国内外企业，制订短期和长期工业发展计划，评估工业项目，进行技术培训。为增加私入储蓄，实行强制性措施，公民要为经济发展做出牺牲。国有化在新加坡行不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政府参与应是有限的，并要在自由竞争的框架内进行。（注：Ong Chit Chung,'The 1959 Singapore General Election',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5,Vol.6,No.1,pp.77-78.John Drys dale,Singapore Str-uggle for Success,Singapore:Time Books International,1984,pp.215-216.）
如果我们把吴庆瑞的言论和大萧条以来关于新加坡工业化的各种构想对比一下的话就会发现相互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1931年海峡殖民地总督克莱门蒂爵士(Sir Ceil Clementi)提出的马来亚关税同盟计划，主张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市场进行保护，并把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中心。（注：Wong Lin Ken,'Singapore:Growth as an Entr-epot:1819-1940,'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8,Vol.9,No.1,pp.75-76.）1955年世界银行代表有关马来亚（含新加坡）经济结构的调查报告和1958年科伦坡计划顾问莱尔(F.J.Lyle)有关新加坡工业化政策的咨询报告都认为：工业化对新加坡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为此要结束无管制的自由贸易；与马来亚组成共同市场，对本地工业实行关税保护；吸引外国资本，由政府对私人资本进行财政帮助；成立相对独立的机构负责工业发展事宜等。（注：Helen Hughes & Yoh Poh Seng eds,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Singapore,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9,pp.19-21.）通过对本地市场保护促进工业化是进口替代战略的核心政策，50、60年代在国际上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思路，不管是落后国家的决策者还是国际学术界和国际机构都持此主张。（注：陈家胜等：《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这样的一种背景塑造了吴庆瑞等新加坡领导人关于工业化的思路，人民行动党政府成立之后决心大规模推动工业化时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进口替代战略模式。
但是，这一时期新加坡政府关于工业化的决策过程并不是按照某一明确的战略和计划，实际上也从没有提出过一种具体的战略构想。虽然1959年人民行动党政府成立后担任财政部长的吴庆瑞组织了一个直属总理办公室的经济计划小组(Economic Planning Unit)来制定经济计划，并于1961年4月正式公布了名为《新加坡四年发展计划》的文件，但都是有名无实。计划涉及的只是政府发展支出的分配格局和资金来源问题。计划为经济发展制定了根本原则和方针，即主要依靠私人资本和自由企业制度的资本主义道路，政府主要致力于为吸引私人资本投资工业创造条件，这样计划就不可能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中的那种对经济运行制订的投入和产出目标，只是一种财政开支计划。即便如此，它也不过是为了向世界银行申请货款而做的表面文章。吴庆瑞后来讲：“当我们第一次赢得大选时，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计划。我们在1960年制定了一叫做‘第一个四年计划’的正式文件，只是由于世界银行想要一个计划。我们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就炮制了出来。我不相信经济计划。根据我的经验，计划的价值有限，经济政策更为重要。”（注：Linda Low,'Ch-anging the Economic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Singapore:Promise and Problems,'John W.Langford & K.Lorne Brownsey eds,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the Asian-Pacific Region,Canada: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ilc Policy,1990,p.301.）之所以强调政策而不是计划，就在于政策可随条件变化适时调整，而计划则缺乏这种灵活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决策过程除了遵从一些原则外并没有长远的战略设计，进口替代战略作为领导人的一种思路并没成为政策制定的关键因素，也许我们只是事后才能看出政策受其影响的痕迹。
二、市场
资料来源：Chia Siow Yue:'Export Performance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of Foreign Investment',in Wong Kum Poh & Maureen Tan eds,Singapor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72,pp.39、42.
从表1可以看出1960年以后新加坡制造业发展具有进口替代倾向，因为随着出口值的不断增加它占总产值的百分比却在下降，说明发展是越来越多地面向本地市场。只是由于加入马来西亚后向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出口增加，出口率才有所回升。
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宣言中就明确提出新马统一的目标。李光耀等人的设想是通过与马来亚的合并取得独立，因为通过与政治上保守的马来亚联合邦合并可以更有效地对付岛内共产主义的威胁，政治上取得英国人的信任，早日取得独立。经济上通过合并组建新马共同市场，将是新加坡快速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恐怕1959年以后人民行动党领导人们更主要地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1960年政府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李光耀讲：“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相信新加坡可以在孤立状态下维持独立，没有（联合邦）这一经济基地，新加坡就不能生存。”吴庆瑞同时讲：“不管我们如何努力，新加坡只有和马来亚联合邦组成单一的经济，我们的经济才有可能发生重大变革。合并的政治理由下面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注：The Socialist Solution:An Analysis of Current P-olitical Forces in Singapore. 转引自C.M.Turnbull,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75,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4.）杜进才后来也回忆说：“新加坡没有共同市场，就无法解决它的经济问题。这是我们主张同马来西亚合并的主要论据。为了使共同市场得以实现，其他在政治上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都被抛开不谈，甚至具有重大经济利益的电讯和航空事业，也交由中央政府管辖”。（注：杜进才：“人民行动建国之道。”人民行动党史央执行委员会编：《人民行动党1954-1979》，1979年，第28页。）
新加坡传统上是西方向东南亚地区出口工业品的销售中心，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新加坡在工业化过程中本可以把这些地区作为出口市场，但是自大萧条以来，特别是独立以后经济民族主义的高涨使各国追求自立的倾向增强，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也都在进行自己的工业化，为其民族市场树起了关税壁垒。新加坡这样的人口少国内市场非常有限的地方，要工业化开拓市场非常关键，在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争取与传统上最大的出口地区建立统一的市场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1960年之后西马来西亚地区在新加坡的出口市场中所占份额为30-50%，1962年前向东马地区制造品出口缺乏资料，但从此后的数据来看，应该占有相当比重，所以整个马来西亚地区作为新加坡制造品出口市场，所占比重应该在50%左右。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传统政治经济和人员交往来看都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二者作为政治实体的分离是二战后的事情，所以人民行动党政治上争取与马来亚合并是有其根源的。但是沿着种族主义政治方向发展的马来亚联合邦的政治家们对与新加坡的合并持消极态度，害怕接纳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会丧失马来人在种族构成上占有的微弱多数。拉赫曼最后同意接纳新加坡是由于害怕共产党在新加坡掌权从而变成马来亚地区的“古巴”。实际上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完全缺乏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建立共同市场的热情，共同市场目标与同样在推行工业化的马来亚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因为新加坡工业发展水平高于马来半岛地区，组成共同市场将使半岛地区工业在内部竞争中处于劣势。虽然由于不同的考虑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了新成立的马来西亚，并且在马来西亚协议中规定了组建共同市场的目标和日程，但由于新马之间政治上的矛盾和相互之间的利益分歧，马来西亚成立之后新马共同市场毫无进展。最后双方由于政治矛盾的激化不得不分手，共同市场的希望彻底破灭，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基础就消失了。
☆10人以上的企业，不包括橡胶加工业。☆☆单位：百万新元
资料来源：Chia Siow Yue,'Growth and Pattern of Industrializa-tion',in Yoh Poh Seng & Lim Chong Yah eds,The Singapore Economy,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1,p.221.
从表2可以看出，1963年是制造业迅速发展的一年，企业数增加了41.8%，原因主要是私人资本对新马共同市场的期望。有研究表明外国投资有明显的为占领本地市场而来的目的，出于长远的经营战略考虑，甚至根本不抱希望能在投资的最初几年赢利，新加坡政府对新兴工业的免税优惠根本就是不必要的，没有优惠待遇为占领市场也会来投资。（注：Helen Hughes & Yoh Poh Seng eds,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Singapore,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9,p.183.）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外资企业都完全是为了占领本地市场。占1965年底累积外国资本1.57亿元63.1%（9900万元）的石油工业（1961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建的炼油厂），就是为了利用新加坡有利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港口设施和自由贸易政策，把来自波斯湾的原油加工后销往东南亚其他地区。香港和台湾的纺织服装生产是为了利用新加坡向英、美等发达国家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的配额，台商还为了利用新加坡享有的英联邦内关税优惠。不过总的看来1963年新马共同市场最具希望的时候工业投资的猛增还是说明了此时企业主要是为了本地市场。
这一时期新加坡政府对吸引私人资本投资制造业并没有市场去向方面的何种政策倾斜，因为工业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对投资的选择性不大。新兴工业（所得税豁免）法令(The Pioneer Industrise＜Relief from Income Tax>Ordinance)作为这一时期从财政税收方面最重要的鼓励工业投资的措施，从其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基本构想还是工业化以面向本地市场为主。法令规定，凡是生产新的、被政府公布为新兴工业的产品，或者虽然已有生产，但产量仍不足的产品，或者有良好发展潜力的产品，都可向政府申请新兴工业地位。凡获得新兴工业地位的工业生产者，根据投资规模大小可获2-5年免缴通常要缴纳的40%的所得税。另外，政府还对新兴工业给予加速折旧补贴，对其进口原料和设备免除进口税。这种奖励办法有进口替代的含义，它鼓励向新的领域投资以避免相互之间的竞争，只有市场是被认为有限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这种做法，如果是出口型的工业化这种市场的有限性恐怕就不存在了。制造业控制法令(Control of Manufacture Ordinance)更是明确规定一些商品除非已登记批准，否则任何人不得进行生产。法令是为了维护已有企业的利益，避免因重复投资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因为新加坡的本地市场太小，无需太多的企业参与竞争。（注：Helen Hughes & Yoh Poh Seng eds,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Sing-apore,pp.20-22.Lee Soo Ann,Industrialization in Singapore,Lon-gman Austrialia Pty Ltd,1973,pp.20-22.）和出口导向时期大力度的出口企业所得税减免相对照，这一时期政府还没有鼓励出口的措施，促进工业化主要是以本地市场为目标，对新马共同市场的执着正是以此假设为前提。
尽管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不明确的进口替代战略，但如前文表2反映，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实际具有较大的外向性，产品的外销比例相当高。这种企业产品的外销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缺乏政府的积极支持，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达到目的，但一般都是和比较特殊的暂时的条件相联系的，这些条件决定这种出口只能是有限的，不足以为新加坡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市场：1966年美国就开始对新加坡出口的纺织品进行配额限制，立即造成10家服装厂关闭，1000名工人失去工作，其他公司也削减产量，裁减了2500名工人。（注：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Singapore,Annual Report1966,pp.8-9.）其他包括石油产品在内的向临近地区的出口，随着当地工业发展也会逐渐结束。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的分离，使工业化的市场问题突然严峻起来，迫使新加坡的领导人们在工业化战略方面采取新的思路。新加坡领导人积极追求建立共同市场是争取为进口替代战略寻求一个广大的市场，尽管这将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市场，但对狭小的新加坡来说已是市场的大幅度拓展，说明新加坡的特殊条件使其领导人给具有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赋予了外向型的扩张色彩。虽然这种构想因新马缺乏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基础而落空，但也许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们还不可能有后来的思路。
三、资本
吴庆瑞在1959年大选中的言论主张工业化应主要依靠私人资本的力量，但同时提出虽然欢迎外国资本，但更主要地应着眼于国内资本。在四年计划里关于政府吸引私人资本的设想中对本地资本和外国资本并没有提出给差别待遇。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第一，政府决策与作为在野党选举中的宣传之间不同，需要谨慎务实：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本地资本不论在结构、数量还是技术水平方面都担负不起大规模工业化赋予的责任。第二，与激进派分裂后的人民行动党不再受激进观念的影响：工业化是达到经济发展目的途径，不必拘泥于什么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划分。
①外国独资企业 ②外国独资企业+合资企业 ③本地独资企业
资料来源：Chia Siow-Yue,'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n Singapore,'in Lim Chong-Yah & Peter J.Lleyd eds,Singapore:Resources and Growth,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95-103.
从表3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外国独资企业在制造业中的地位变化不大，但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本国独资企业从各种指标衡量其地位都是在下降，唯有合资企业一类各项的比重都有明显的提高。合资企业的发展在于为占领市场而来的外国投资激发了本地资本投资制造业的热情。本地资本中占优势的商业资本向来因缺乏足够数量的资本、管理经验和信心而不愿投资工业，现在通过合资的形式进行尝试。他们往往是以前销售外国工业品的贸易公司，与外国工业资本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由此看出，外国资本不但直接对新加坡工业化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而且还通过带动本地资本的投资发挥了间接作用。虽然总的来讲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超过了殖民地时期的速度，但和以后出口导向时期相比还是缓慢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也远不如同时期的香港和台湾。到1965年底，累积外国投资额只有1.57亿元，其中石油工业占63.1%（9900万元），金属机械和运输设备占12.1%（1900万元），食品饮料占5.7%（900万元），纺织服装业占4.5%（700万元）。（注：Helen Hughes & Yoh Poh Seng eds,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Singapore,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9,pp.191-192.）
新加坡长期以来依靠转口贸易使其经济达到了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发展水平，工资水平远高于周围国家。一项调查的结果大致可说明这种状况：1964年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工业部门日平均工资分别为0.48美元、1.10美元、1.72美元、2.48美元。（注：Hwang Peng Yuan,'Foreigh Investment in Singapore,'in Wong Kum Poh & Maureen Tan eds,Singapor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p.67.）很显然从劳动力成本来看新加坡进行工业化是没有国际比较优势可言的，这样的一种高工资水平只能采取以关税保护为特征的内向型工业化战略，因为其产品无力同进口品竞争，更不用说要去开拓国外市场。当然通过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可以弥补这一劣势，石油工业就属于这种情况，不过这又与新加坡政府的工业化目标即解决失业问题形式矛盾：石油工业占了全部外国投资的63.1%，其附加值占了整个制造业的17%，但其吸纳的就业人数却只占制造业的5%（注：Kunio Yoshihara,Japanese Investment in Southesat Asia,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8,p.28.）。从就业人数来看，家具和印刷、食品饮料、纺织是最多的三类行业，但这些显然都是面向本地市场的消费品，本地市场的有限使这类投资不可能不受限制。运输设备（造船业为主）是外国投资占第二位的部门，也是能大量吸收就业的部门(10%)，但这种投资显然是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及港口设施条件相联系的。上面这些工业的较快发展主要与本地市场需求有关，而部分过剩产品的出口得益于邻近国家工业化的滞后，但是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这些国家肯定会发展起自己的相应工业，最终断绝新加坡产品的国外销路，至少，依靠此种类型的出口不可能为解决失业所必须发展起来的工业提供足够的市场。这一时期新加坡工业品的外部市场只能作为占主要地位的内部市场的辅助性部分存在，不能作为新加坡工业化的主要支柱。正因如此，新加坡独立后政府立即意识到必须吸引新的类型的资本去开拓新的市场，旧类型资本的出口潜力非常有限，旧战略已到尽头。进口替代时期的投资，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主要是面向内部市场（包括可能实现的新马共同市场），而市场的有限使投资的速度远不能适应就业的需要，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标的工业化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资料来源：Iain Buchanan,Singapore in Southeast Asia: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ppraisal,London:G.Bell & Sons,1972,p.149.
从表4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新加坡失业总人数反而增加，失业率变化不大，说明工业化的速度没有达到就业的要求，只能说是没有使问题更为严重而已。除去市场因素之外，制约投资的还有政治原因。1963年既是形成共同市场的希望鼓励了投资的大发展，也是由于在新加坡国内政治力量的斗争中温和派（人民行动党）首次形成对激进派（社会主义阵线）的优势，在此之前，两派之间的较量一直前途未卜，所以1962年还有学者文章中这样写道：“不愿在新加坡投资一个最大的顾虑是它的政治前途的不确定。如果新加坡政治有可以预见的趋势的话，就是将会更加左倾。”（注：Lee Soo Ann,Industrialization in Singapore,pp.79-80.）这样的政治形势显然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要求不符，私人资本怀有顾虑，投资不可能积极。
四、国家
吴庆瑞的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的政策主张代表的是1961年分裂之前人民行动党的温和派的观点。激进派，即共产主义力量主张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摧毁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走苏联和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共产主义力量是二战后新加坡政治舞台上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派别，李光耀等人正是为了利用它的这种影响以期早日结束英国殖民统治才在组建人民行动党时采取与之合作的策略，1959年大选中李光耀还为了迎合劳工，宣布未来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是工人阶级的政府，保证通过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使工人能更公平地享受财富增加的成果。（注：Anthony Bottomley.'The Role of Foreign Branch Plant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ingapore,'The Mal-ayan Economic Review,1962,Vol.7,No.1.p.29.）正是这种原因人民行动党被外界视为左派政党，其上台执政曾一度引起外国资本的恐惧而外逃。人民行动党上台之后激进派的利用价值就没有了，双方最终分裂是必然的，不过分裂之前激进派的存在仍有制约的作用，四年计划直到1961年才公布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人民行动党分裂之后就割断了与劳工之间的组织联系，决策过程中也因此可以免受其制约。另一方面，虽然这一时期政府主张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但却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发挥了什么影响作用，完全是人民行动党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考虑独立做出的选择。实际上人民行动党并没有其固定的社会基础，它通过和官僚机构的合作建立了一种党国一体的体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利益，用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福利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
正是人民行动党相对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独立性使其决策可以免受影响而按照理性的原则行事。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分开，可保证其政策的正确。比如，这一时期鼓励私人投资制造业对外国资本和本地资本一视同仁的态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是完全合理的，但与当地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相矛盾，因为后者要求把市场保留给自己而不愿受到外国资本的竞争。抵制外国资本的做法表面是民族主义的体现，实际上不过是民族资本等既得利益或过份被夸张的民族主义意识在起作用，这样做能否真正有利于民族经济发展很值得怀疑，国际范围内经过战后相当长的国有化浪潮后外国资本从80年代起又普遍被发展中国家邀请来帮助其经济发展的事实足够使我们在认识上提高。这个时期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方向是人民行动党和国家政权摆脱激进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日益保守，这为其经济决策的正确奠定了基础，这在当时的发展中地区是相当独特的。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曾经受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很大，国有化、反资本主义、政府统治经济、过分强调民族经济的独立性等都是相当流行的做法。新加坡领导人对待经济问题则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比如针对殖民地时期的教训，在四年发展计划中一方面提出“不可能再让经济完全按照自由放任的方式运转”，另一方面又提出虽然工业化很重要但转口贸易仍发挥关键作用，所以政府要在干预经济时持谨慎态度，“因为新加坡有转口贸易，不能采取任何足以严重地扰乱商界信心的步骤。因此，曾经在其他国家里成功地实施，使资本流动的措施，新加坡政府是不能采用的。”（注：C.M.Turnbull,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75,p.276. 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9-140页。）在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战略兴起的背景之一就是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否定，试图通过割断与外部的经济联系，增强民族经济的自足性。新加坡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可以说特殊的条件促使政府采取理性的做法，但也许更根本的是国家本身的理性使其能够对这种特殊性不会视而不见。
政府把经济问题按照经济理性而不是抽象的原则来处理还明显地表现在进行贸易保护的范围和方法上。虽然人民行动党认识到要工业化就要实行贸易保护，并且在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具备了这种能力，但为了同时不损害转口贸易，这种保护被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1959年之前新加坡是自由港，不存在保护关锐，只是出于财政的目的对酒、香烟和石油制品征收营业收入税。1960年首次对肥皂和去垢剂，1962年对涂料征收保护性关税。1963年首次实施进口数量限制，品种有手电筒、收音机电池、味精和面粉。在马来西亚时期新加坡没有征收新的保护性关税，只是在1964年11月对各种石油产品、糖、糖果和糖的替代品征收营业收入税，提高酒和香烟的税率。到1965年5月，共有230种商品受到了进口许可证和数额限制。总的来讲贸易保护的趋势在增强，1960年征收的保护性关税有19000元，1965年增加到了410万元。（注：Ministry of Finance,Singapore,State of Singapore Development Plan 1961-1964,1963,p.58.）尽管关税增加情况不能完全反映贸易保护的程度，因为进口许可证制度也是进行贸易保护的手段，但是上述关税数额毕竟还是微不足道的，说明政府实行保护时很有节制。另外，新加坡政府进行保护时非常灵活，不是永久性的对其工业进行保护，而是以培育竞争力为目的。政府在其关于保护政策的一份声明中讲到：“在执行对新加坡的工业提供保护的政策时，对某些属于本国制造业不同阶段的、或是不久将可能制造的商品，都要实行特殊许可证、或者数量限制。对每种商品控制进口的必要性，从它首次实施之日起每六个月复审一次，复审后的决定每季度宣布一次。已经有了立足之地，但仍需某些保护的特别企业，对其保护的形式可以改变，既可以改变配额，也可以用关税代替配额。在其他情形下，若发现特别工业不费力就能战胜风险，那么就撤消其进口配额保护。当没有进一步的政府保护，工业仍能够运行时，关税也将取消。”（注：Chia Siow Yue,'Growth and Pattern of Industrial-ization,'in Yoh Poh Seng & Lim Chong Yah eds,The Singapore Ec-onomy,p.193.）通常情况下进口替代战略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企业因长期受到保护而缺乏效率，使经济发展缺乏持久活力。新加坡政府的这种灵活性就弥补了这种不足。
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此时对贸易保护手段的采用和被国际学术界视为东亚工业化成功关键的战略性产业政策是相似的。（注：贝拉·巴拉萨主编：《亚洲小龙的经济起飞》，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产业政策是政府为扶持自己的某些产业而采取的倾斜性政策，培育其竞争力，使其最终能够在脱离政府保护的情况下仍能在国际市场发展壮大。当然产业政策包括范围更大而不仅仅贸易保护政策。东亚的产业政策使其经济发展超越了单纯的自由市场和无节制的政府干预，而是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达到最高的发展目标服务。虽然新古典主义和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别把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看成是达到发展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但实际是已把二者本身当做追求的目标，至于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反而成为第二位的。战后盛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本来是推进工业化的手段，但往往被抹上神圣的色彩，所以直至80年代以后当经济调整迫在眉睫的时候仍有相当势力把它看作民族主义的象征，尽管实践证明它并不永远是能够推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最佳方法。新加坡政府在这个时期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表现出的灵活性和务实精神虽然由于各种客观条件限制还没有充分地发挥作用，而且新加坡政治发展还没有最终达到“威权主义国家”或者“管理型国家”（注：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Alice H.Amsden,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的形成，但它在决策过程中显示出的理性和灵活性已足以预示未来的成功。（注：从70年代起，学者们在研究拉丁美洲工业化时就发现经济发展成功与政治专制（军人政权）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种专制又和传统类型的不同，具有民族和发展性格的技术官僚发挥着重要作用，使这种政治体制具有理性色彩，被称作“威权主国家”(authoritarian state)。东亚的发展型国家与之相似，而早在70年代初新加坡就有学者提出“管理型国家”(administritive state)概念，实际上是对新加坡的政治体制的特点作出的相同的概括。Chan Heng Chee,'Politics in an Administrative State:Where Has the Politics Gone,'in Seah Chee Meow ed,Trends in Singapore:P-roceedings and Background Paper,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