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论纲（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国学论文,论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
我们必须看到，在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历史阶段，在政治斗争的形式下又确确实实存在着文化的内容。我认为，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看到在这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学术在某些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性变化，我们才不会陷入到对这个历史阶段具体学术成果的简单否定之中去，才不会落到一种新的大批判模式中去。
如前所述，“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化是通过自身的分裂繁荣和发展起来的，从总体上，中国“五四”以后的新文化向着三个大的方向演进：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旗帜的革命文化，其二是以学术研究为主体的学院文化，其三是以文学艺术为主体的社会文化。毛泽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归属的，也能自觉意识到自己所代表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与中国现代学院文化、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矛盾。1949年之后他利用各种偶然的文化事件所发动的文化批判运动，分明是建立在这种文化意识之上的：通过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引渡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实际反映着他对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与中国现代学院文化的差异和矛盾的意识：中国现代革命文化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弱势群体文化心理之上的一种文化，中国现代学院文化则是建立在中国社会上层知识分子文化心理上的一种文化；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实际反映着他对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矛盾的意识：中国现代革命文化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则是一种反抗政治权力的文化。直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毛泽东都在有意识地进行这种文化上的斗争。但是，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当他能够发动这种大规模的文化斗争的时候，他早已上升到了政治权力的高峰，他的力量的源泉已经主要不是文化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跟随着他进行这种批判的多数人不是与他有着同样文化思想的知识分子，而更多的人是出于对他的政治权力的服从，这就使他发动的文化批判运动不可能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而成了一场场政治和文化的混战，并且造成了对大量知识分子的政治的和人身的伤害。但它到底还是在文化批判的旗帜下进行的，与暗箱操作的政治权力斗争仍有一些差别。这就为中国学术在某些方面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我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现代文化史诸学科的建立
（三）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诸学科的学术贡献
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发生在考古学领域。不论是较之1949年之前，还是较之其他研究领域或较之台海地区，这个时期中国内地在中国古代文化史诸学科的研究领域，成果都是最丰富的。学术研究不能不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但又不仅仅取决于政治环境本身的状况。我认为，这是在考察我们学术研究的状况时必须注意到的。
（四）自然科学研究基础的巩固与加强
（五）外国文化的翻译和介绍
为什么在从1949年到1976年这个极不利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学术仍然取得了不能忽视的成果？我认为，中国现代教育、特别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
“现代热”—“西学热”—“国学热”，反映的不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相继复苏的过程。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各个系科相联系的不同学术领域，都重新感到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独立价值和意义，并进一步开拓了自己的独立文化空间。
但是，当“国学”这个学术概念重新出现在中国内地学术界的时候，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却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国学”这个概念经历了“信古”、“疑古”、“释古”三个不同的阶段，同时也存在着这么三种不同的学术形态。“信古”是以古代经典为基本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时期，从事的是考证或阐发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和价值；“疑古”是以西方科学为基本价值标准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的时期，从事的是用考证的方法揭发古代造伪与证伪的事实；“释古”是试图沟通中西文化的时期，从事的是用西方的哲学、逻辑学的概念阐释中国古代基本的文化概念、重构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体系的工作。但所有这三种形态，都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都是与“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本身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矛盾。“国学”，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内部，“国学”还具有一种潜在的情感色彩和价值评价，有着“它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学术”、“是与我们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等微妙的含义。但是，如上所述，中国现当代文化是在分化的趋势中发展起来的，不但现代学院文化只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种文化形态，即使在学院文化中，“国学”也是分化发展的结果，是其中的一个学术领域，而不是全部学术领域的总称。这就把大量不同学术领域以及在这些领域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者化、异己化了。“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在迅速扩大着自己影响的同时也遇到了其他学术领域及其专家与学者的公开的或心理的抵抗。这样的学术领域至少有下列三类：（一）中国现当代诸学科。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中国现当代教育史、中国现当代经济史等等，都已经是中国文化历史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影响它们作为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成分的基本性质，这些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属于不属于“国学”？在这些学科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是不是“国学家”？这不但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如何感受、理解和评价这些学科的学术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感受、理解和评价这些学科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二）数学、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数学、自然科学研究的薄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弱点，数学、自然科学诸学科几乎都是在首先接受了西方数学、自然科学现成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起步的，但所有这些学科，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有机构成成分，所有这些学科的专家和学者，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把数学、自然科学完全视为“西学”已经是极不合理也极不实际的，而把数学、自然科学完全排除在“国学”之外则更不合理、更不实际；（三）具有现代逻辑系统的诸学科，哲学、美学、文艺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等，等等，在中国古代都有其思想的根底，其文化的资源兼容中西，但其专门的研究则是在西方同类学科已有的基本概念系统的基础上重新起步的。这些学科的研究既具有直接实践性的品格，也具有理论抽象性的品格，在中国现代学术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国学”自然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学术，就不能将这些学科排斥在自己的范围之外。
那么，“国学”这个学术概念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我认为，它的必要性恰恰对于那些程度不同地接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在现代中国重新发展起来的各个学术领域以及从事这些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更加关键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一个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学者，不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对自己学术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假若他自己意识到了自己学术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的话）发生感觉上的巨大落差，因为他的参与意识是相对明确的，他对自己实际参与的学术整体也是相对明确的，他的参与活动在这个学术体系中的作用和意义也是相对明确的。我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直至现在，在整个中国学术领域之中，中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在整体上表现着更加严谨、更加朴实的学风。在我们感受、理解和评价一个中国古代文化史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的感觉（假若我们感觉到了它的意义和价值的话）也是相对明确的，因为我们知道应当在怎样一个学术体系中感受、理解和评价它。而到了“五四”以后产生的各个新的学术领域里，我们的评价系统却是相对混乱的，这不但表现在整个社会和整个学术领域的相互感受、理解和评价上，同时也渗透进我们的自我意识里。在这里，有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术体系，一个是西方的学术体系，一个是中国的学术体系，一个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到底应当首先纳入到怎样一个学术体系中来感受、来理解、来评价？不难看出，这恰恰是中国学者经常感到困惑并使中国学术常常陷入混乱无序状态的根源之一。我们常常用“文化泡沫”这个概念概括那些表面繁荣而实效甚少的文化现象，在当前的中国，给中国学术带来新的繁荣的常常是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而给中国学术带来大量文化泡沫的也常常是这样一些学术领域的学术研究。正是在这里，我认为，“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对于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学术事业，还是至关重要的。
不难看出，当我们将与异域文化影响有直接关系的学术领域以及在这些领域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成果完全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中来的时候，这些学术领域以及这些学术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自我意识形式，我们对这些学术领域以及在这些学术领域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有了一个感受、理解和评价的基本形式。这些学术领域的学术成果，就其形式自身，在异域文化中有着相对应的文化产品，而这些相对应的文化产品在异域是有特定的价值评价的。这样，我们往往就把西方那些与之相对应的文化产品的价值和意义也视为这些学术成果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它们越是在表现形式上与异域这些相对应的产品相同或相似，我们就越是会将二者的价值和意义等同起来。但当将它们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整体之后，我们对它们的价值和意义的感受、理解和评价的形式就会发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变化。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会感到，它们的价值和意义首先不是从异域文化的整体中获得的，而是首先在“国学”这个中国学术整体中获得的。即使它的世界性意义，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才会有着更加真切的感受和理解，才有较近合理的评价。在30年代的中国，仅仅在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感受、理解或评价，王明肯定是比毛泽东更加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种评价形式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他们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应当表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作用和意义上，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才会感到，即使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也是较之王明贡献更大的一个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胡适在谈到蔡元培的时候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注：引自高平叔：《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群言》1982年第2期。）实际上，这样感受、理解和评价人物的方式，同样适于鲁迅、胡适、孙中山、毛泽东、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这样一些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国近现代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文化、学术，不像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起跑的赛跑，有一个绝对的高度，它是以影响人类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为基本尺度的。那些推动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发展的人物及其作品，影响了并继续影响着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的文化及其社会生活，我们没有理由替他们自卑自贱，更没有理由拿着刚从国外接受来的一点新知识与新思想而傲视他们、俯视他们。总之，只有通过这个我们都参与其中的“国学”这个学术整体，我们才能较近合理地感受、理解和评价我们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较近合理地感受、理解和评价我们每个民族成员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任何一个人都首先不是为另外一个或一些民族而生存、而成长的，而是首先为自己、为自己的民族而生存、而成长的，不首先通过对一个人在他所存在的社会整体和文化整体中价值和意义的认知，我们就无法实际地感受到他对于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价值和意义。
假若说这样理解“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对于那些在异域文化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在这些学术领域从事研究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研究活动的民族性，那么，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以及在这些领域从事研究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则能够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研究活动的现代性。直至现在，在我们的学术界，“民族性”和“现代性”仍然常常是作为两个直接对立的概念而被运用的。“民族性”常常被用来排斥异域文化，“现代性”常常被用来排斥中国古代文化。实际上，在现代中国，这两个概念永远是无法分离的。凡是在现代中国具有民族性的，它一定同时是现代性的，否则，它就根本无法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生存并发展，而凡是在现代中国具有现代性的，它一定同时是具有民族性的，否则，它就根本无法在中华民族内部生存并发展。这样一种关系，通过我们现在理解中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是极易得到阐释和说明的。正像那些在异域文化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在这些学术领域从事研究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是在“国学”这个学术整体中获得的一样，中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以及在这些领域从事研究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意义也是首先在现代中国的这个学术整体中获得的。王国维对殷墟甲骨文字的研究成果根本无法纳入到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去，它所完善的只能是中国现代人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认识，形成的只能是中国现代人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研究的观念。只要不把“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性”，它的现代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及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不可能都从事殷墟甲骨文字的研究，但也正是因为如此，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在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界是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的，人们是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果的接受丰富着自己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识的。正是在这里，首先赋予了王国维及其学术成果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使之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整体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它的世界意义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产生的。他民族的知识分子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关注而关注于王国维及其学术成果的。也就是说，异域的文化研究通过进入“国学”这个学术整体而获得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国文化的研究通过进入“国学”这个学术整体而获得世界性。所以，我认为，重新建构“国学”这个固有的学术概念，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发展是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
这样一个意义上的“国学”，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已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又与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固有的“国学”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和外延，所以我称之为“新国学”。
九
自然“新国学”被视为参与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学术整体，“新国学”就不是规定性的，而是构成性的。也就是说，它不应有一个先验性的规定，而是由在中国社会从事着各种不同领域的各种不同的研究工作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参与这个学术整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共同构成的。
“国学”这个概念是在中西文化相接触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很自然地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其一是坚持固有的中国文化传统，其二是了解、认识、输入西方文化、革新中国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在哪个派别知识分子的观念里，“国学”都是中国固有文化、中国固有学术的代名词，是在“中—西”二元对立的学术框架中与“西学”相对立的一个学术概念。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学”在他们的观念里也就有了先验的规定性。在第一类知识分子的观念里，“国学”实际是中华民族生命的根本，而在第二类知识分子那里，“国学”则是需要革除、需要抛弃的陈旧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的负累。但不论怎样理解，它都是一个有着先验规定性的学术概念。视之为中华民族的生命者，其所有的研究最终证明的是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价值和意义；视为中华民族生命的负累者，其所有的研究最终证明的是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陈旧和朽腐。这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信古派”和“疑古派”。实际上，这还只是中国现代学术形成的一种历史形式，而不是“国学”的本身。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完成的是对世界、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过程，是由已知探求未知的一项人类的事业。一个民族的学术，是这个民族在自己存在与发展过程中认识世界、社会、人类自身的过程。真正从认识论的意义上，一个研究者不可能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尽“信”无“疑”，也不可能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尽“疑”无“信”。“信”是研究的基础，“疑”是研究的动力，以“信”破“疑”，由已知求未知，进一步丰富或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才是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看待“释古派”，它实际上是“双信派”，既信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绝对合理性，也信西方逻辑体系的绝对合理性，他们所要实现的是用彼种合理性阐释此种合理性，因而它最终提供给读者的也不是一种新的认识以及新的认识形式。实际上，在人类的认识体系中，是不存在任何一个脱离开特定认识目的的绝对合理性的真理形式的。脱离开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特定认识目的和西方思想家的特定认识目的，用西方的哲学方法和哲学概念阐释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理论概念，是不可能提供给读者以全新的认识的。
“中—西”二元对立学术框架在新文化阵营中形成了“新—旧”二元对立框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是主张输入西方文化、革新中国文化的，所以在新文化阵营中，“旧”就是“不好”的意思，“新”就是“好”的意思。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先验的规定性，是中国现代学术形成的历史形式，而不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本身。“新”、“旧”是从产生的时间顺序而言的，“好”与“不好”是从其价值和意义而言的，价值观与时间性有关联，但其关联是多向度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假若“新”的就一定好，越新越好；“旧”的就一定不好，越旧越不好。或者相反。学术研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这里，我们还不能不谈到在新文化阵营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实际上，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为我们提供的是“统治阶级文化—被统治阶级文化”二元对立的学术框架。这个学术框架也是有先验的规定性的，即统治阶级的文化是反动的文化，是应该被打倒的文化；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是先进的、革命的文化，是应该打倒一切、独占世界的文化。它同样是中国现代学术形成的一种历史形式，而不是中国学术的自身。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自然存在着拥有政治权力的管理者阶层和没有政治权力的被管理者阶层，说明这两个阶层对于这个民族整体、这个国家整体，都是有特定的作用和意义的。没有拥有政治权力的管理者阶层，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只有拥有政治权力的管理者阶层而没有从事实际生产的被管理者阶层，更是不可思议的。自然它们对这个民族整体、这个国家整体都是不可或缺的，就只有如何认识和改革统治阶级文化、如何认识和改革被统治阶级文化以及如何调整并改善二者关系的问题，而没有一个谁消灭谁的问题。
总之，“中—西”、“新—旧”、“统治阶级文化—被统治阶级文化”这些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并凝固起来的学术框架都是有先验的规定性的，因而在本质上并不是真正学术的框架。它们的实际作用是促进了学科的分化，信古派坚守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阵地，新文化派输入了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革命文化关注着现实社会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和发展，随着学术研究规模的扩大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在各个不同学科内部也有了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它在整体上实现的不是一个消灭另一个的过程，而是逐渐积淀和逐渐丰富化的过程。我认为，直至现在，这种主要通过内部分化而形成不同研究领域的过程已经基本结束，新的学科仍然会出现，但却不会在与不同学术领域的直接对立中才能产生。在这时的中国学术整体，亦即我所说的“新国学”，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先验的规定性，它不会预先规定你必须论证什么以及怎样论证。它的基本形态是构成性的，是由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和同一学术领域的各种不同的具体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共同构成的。我们再也不能像梁漱溟那样说：“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5页。）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也有了意欲向前要求的文化力量和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的文化力量，我们的“国学”，是所有这些文化精神的构成体，只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不尽相同的认识问题，我们的“国学”才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学术在整体上呈现着各种差别，即使这些差别，也不可能具有任何先验的规定性，因为自然是一个整体，它就是由各种不同的领域和各种不同的倾向构成的，自然是学术，它就是一个变动不居的领域，而不可能有一个凝固不变的、涵盖一切的、完全统一的理念化本质。
十
“新国学”是构成性的，那么，它是怎样构成的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的就是民族语言在民族学术整体构成中的作用。
学术，是一种语言建构，这种语言建构完成的是一个认识过程。这种用语言建构起来的认识过程是用于交流的，是需要在特定的范围中传播的，而其传播的范围在更多的情况下不能不首先发生在自己民族的范围之中。他民族的学术成果要想在这个民族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必须首先翻译成这个民族的语言；这个民族的学术成果，要在他民族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必须首先翻译成他民族的语言。这样，任何一个现代民族的学术都不可能是绝对封闭的，但任何一个现代民族的学术仍然是由民族语言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整体。语言区别了本民族学术与他民族学术在整体上的差别，同时也将本民族的学术构成了一个整体。在这里，民族语言的构造性还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不是因为它们都是用民族语言写成的，而更是流通意义上的。总之，民族的语言决定着一种文化在一个民族内部的流通状况，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它的学术就是被这样的大大小小的流通渠道贯穿成一个整体的。这决定了不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学术取着怎样开放的态度，这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还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开放，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但这里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民族语言无论怎样改革，但其独立性是不能丧失的。在一个民族内部，要永远坚持民族语言的母语地位。
民族语言是构成一个民族学术整体的关键因素，但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却不能仅仅将民族语言当作本民族学术的唯一构成性因素。汉语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主要语言，是我们的“国语”，中国历史上大量语言文学作品都是用汉语写成的，现在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也大都是用汉语写作的，但它仍然无法将中华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和用少数民族语言发表的学术成果组织在中华民族的学术整体之中，将它们组织进这个学术整体的是“国家”。在这里，“国家”不仅仅是指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机关，而是指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社会整体。“国家”是由国家的各项事业构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三项主要事业，学术事业又是国家文化事业中的一项事业，是与国家的教育事业紧密相连的。学术的事业有与国家的其他各项事业不同的独立职能，同时又与国家的其他各项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政治实践和经济实践的角度，学术事业是政治宏观管理和经济宏观管理中的一项事业，是处在国家法律约束下和国家经济支配下的，“国家”大于“学术”，而从知识、文化的角度，一个国家的学术事业不仅要思考和研究与国家政治、经济实践有着直接联系的所有问题，还要思考和研究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感觉到、接触到的一切事物和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又是大于“国家”的。在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构成的是一个互动的体系，这个国家的学术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也在这个互动的体系中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其他事业构成既有矛盾又有统一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国家”也将我们的学术通过与国家各项事业的互动关系联系成了一个整体。这从现代高等教育的构成形式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论现代高等教育各个系科的内部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内容，但所有这些系科都是与国家的各项事业遥相呼应的（这与国际文化交流也有关系，但它与国家各项事业的呼应性关系永远是主要的、基础性的）。
我们看到，通过“民族语言”和“国家”这两个构成性因素，我们所说的“国学”就与原来所说的“国学”有了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它又绝对不是一个无法界定的学术整体，而是有着明确的边际感的。从民族语言的角度，包括中国内地学者、海外华人、台、港、澳等地区的中国学者在内的所有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和现在刚刚出版的用汉语言文字写成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应当包含在我们的国学范围之中。在历史上，我们有佛经的翻译和研究，在现代，我们有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和介绍，包括中国学者对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同样也是我们现代“国学”构成的有机成分。至于外国汉学家用汉文写成的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正像中国学者用外国语言写成的研究中国文化或外国文化的学术著作，则是一种越际学术现象。这类文化现象就其“他者化”的特征不应包含在这种民族语言所构成的学术整体之内。一个外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对于“他者”的研究，不是或者不必是从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而做出的研究，所以它理应包含在本民族的文化、本民族的学术之中，但就其传播的角度，它同样首先参与了中国学术整体内部的交流，对我们的研究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可以将其包含在我们的“国学”之中；一个中国学者用外文写成的研究中国文化或外国文化的著作，由于直接参与的是外国学术的交流，它不应属于我们所说的“国学”范围，但它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具有“他者化”的特征而对于外国文化的研究则具有“他者化”的特征，是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研究，因而也可以视为中国学术的一个成果。特别是将其翻译为汉语之后，它就理应属于“国学”的范围了。从“国家”这个构成性因素来看，中华民族内部的各少数民族成员用汉语或用本民族的语言对本民族文化或对汉语言文化进行的所有研究，理应属于“国学”的范围，而境外同一民族用这种民族语言对本民族或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则不属于中国学术，不在我们所说的“国学”范围之中。例如，一个中华民族内部的回族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和汉民族文化的研究理应视为我们的“国学”，而一个中亚国家的回族知识分子用本民族文字对自己民族或汉民族文化进行的研究，则不能视为我们的“国学”。
假若说过去的“国学”是一种纵向的构成方式，并且一旦构成就中断了它的命脉，“新国学”则是一种横向的构成方式，但这种横向构成的“国学”却同时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动态过程。过去我们仅仅将对19世纪以前中国文化的研究视为“国学”，这就把“国学”的命脉变得越来越细弱、越来越狭窄了。试想，再过几个世纪，我们假若仍然仅仅将对19世纪以前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国学”，那时的“国学”在整个中国学术中的地位将如何呢？但当我们将“国学”理解为由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这两个构成因素构成的学术整体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国学”从我们的民族语言和我们的民族国家产生之时起就若隐若现地出现了，此后、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就形成了一个连续流动的整体，蜿蜒至今，虽有变化，却无中断，只要我们的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还存在着并发展着，我们的“国学”也就不会停止自己的生命，也就永远处在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从动态的角度感受和思考“国学”的构成形式。作为中华民族学术整体的“国学”，在纵向的流程中，永远以积淀与生成两种形式存在并发展着。“生成—积淀”、“积淀—生成”，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同时也是民族学术的不间断的历史过程。语言本身就是传播的一种形式，文字语言则使一个文化成果可以按照生成时的原有面貌流传到后代，《论语》虽然与孔子弟子当时集录的原书会有某些不同，但从整体上传达的仍然是孔子当时的真实思想，使我们能够在几千年之后仍然可以直接了解、感受和理解孔子的思想学说。也就是说，它生成之后，假若没有特殊的原因，就积淀在民族学术的整体中，成为我们“国学”星系中的一个星球。与此同时，每一代知识分子在接受了此前学术成果之后，又会在自己感觉、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上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新的学术成果，它们假若没有特殊原因，也会积淀在我们的“国学”星系中。正是由于语言、特别是文字语言的这种流通性，使之在横向上可以跨越空间的界限，在纵向上可以跨越时间的界限，形成与人类本身不同的特征：人类本身没有长远的积淀性能，而人类的文化、学术则具有长远的积淀性能，并且在这个积淀过程中基本是越来越丰富的。孔子和鲁迅都没有活到现在，但他们的作品却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社会上，我们国家的图书资料和文物收藏是越来越丰富的。一些文化保守论者只讲“旧”、只重“旧”；一些文化进化论者只讲“新”，只重“新”。实际上，文化的这种“生成—积淀”、“积淀—生成”的构成性特征，使我们永远无法离“新”谈“旧”，也无法离“旧”谈“新”。“新”若不包含“旧”，“新”就是一个易碎的薄片，它一经产生就会死亡。因为它一经产生，就不再是“新”的；“旧”若不包含“新”，“旧”就成为历史的垃圾，而不可能被一代代人反复阅读、感受、体验和理解。即使《老子》，在我们一代代人的眼里都是一个崭新的哲学体系，不学不知，不思不懂，而“学”和“思”则是把一种“新的”知识、“新的”思想纳入到自己固有的“旧”的知识系统和文化心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老子》的哲学思想为“新”，我们固有的哲学思想观念为“旧”。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国学”这个概念重新出现在中国内地的学术界，甚至有人也开始使用“新国学”这个名称，但它仍然主要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体现的不是中国学术的整体，并且仍然带有排外主义的色彩。我认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分化发展、从外部形式上已经具有了完整性的中华民族学术，需要在精神上也有一个整体的感觉，有一种凝聚力。“国学”这个曾有的概念就变得十分重要起来。“新国学”也是“国学”，只不过应当与原来理解中的“国学”有所不同。
在这样一个意义上，用汉语写作、在中华民族各项社会事业中从事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参与，首先参与的应当是“新国学”这个学术整体，因为只有在这个整体中，我们才能相对明确地意识到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所有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这样一个整体中无法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无法获得在世界范围中的价值和意义，而只要在这个范围中获得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获得了在世界范围中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中国也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并且还是一个很大的部分。
但我们共同构成的却是一个民族语言体系、民族知识体系和民族思想体系，构成的是一个我们称之为“新国学”的学术整体。
结语
如我在文章开头时所说，“新国学”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只是一种学术的观念。本文所谈，大都不在我的专业范围，其中肯定有很多幼稚可笑甚至荒诞不经的地方，但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我们民族的学术应该有一个新的整体的观念，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建立起一种彼此一体的感觉，对我们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发生大分化甚至大分裂的世纪，通过这种大分化和大分裂形成的是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思想倾向、不同的学术流派和不同的个人风格，这样一个过程，经过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反复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学术复兴，至20世纪末基本完成。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建立，社会群众对学术问题关切程度的提高，标志着中国学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的特征应该是在全球化背景上重新形成开放的民族学术的独立意识，而重建民族学术的整体观念则是关键的一环。“新国学”这个概念本身并不重要，但对于这样一个整体观念的形成和在此基础上重新调整我们的某些学术思想则是有直接助益的。
责任编辑注
本文分三部分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第2、第3期上。限于篇幅，本刊截取了其中一些章节转载，给读者造成阅读不便，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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