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关系的文化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史学界研究美国对外关系，视角往往集中在它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战略方面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上，很少研究美国文化价值观在对外关系中的影响。美国文化价值观主要指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及与行为相关的信仰、思想、习俗、准则、惯例等等。这些东西往往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潜在地对人们形成约束，尤其是那些活跃于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决策人物更是难以摆脱这些观念的羁绊，他们常常将其体现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上，使美国的对外关系表现出某些独有的特征。本文拟对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文化价值观进行探讨，为揭示这些特征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或思路。
一、奉天承运的“使命”神话
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这种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文化之中，影响着美国人对其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新教伦理。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所倡导的新教教义是其中的主要理论体系之一。尤其是他提出的信仰得救的“预定论”，即上帝以其绝对的意志对世人进行挑选，被选中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其他则为弃民，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发财与破产，是区分二者的标志。由此引发出关于新教徒按照上帝所规定的信条改变和复兴世界的责任或义务。这种宗教价值观被英国清教徒带到了北美大陆，成为美国使命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使命观尽管对于新教各教派来说都不失为一种使自己在尘世间的行为合理化的解释，但它所体现出的内容在虔诚的清教徒身上则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本想在故土大展鸿图，推进宗教改革，实现梦寐以求的神圣理想。但由于他们的主张反映出新兴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因此很难为统治阶级所容忍。随着英国王室专制统治的日益加强，英国的特殊地位在清教徒的心目中逐渐消失。而当王室开始对威胁其统治基础的清教徒进行迫害时，大批清教徒只好背井离乡，移居北美，试图在这块尚待开发的大陆上建立一个为世人所仿效的理想社会。早期移民领袖约翰·温斯罗普不无感触地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①a]他们决心在这块新土地上进行神圣的实验，把它建设成为受世人敬仰和效仿的“理想王国”。北美移民始祖们的这种“使命”信念作为他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在北美大陆这块土壤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北美大陆地沃人稀，资源丰富。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早期移民成功地适应了这里的自然环境，精神上摆脱了昔日的压抑与束缚，物质上享受了大自然恩赐的优越条件，从而使他们更加意识到自由的珍贵。虽然早期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只寻求到了自身所享有的自由，还没有形成把这种自由推及给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念，但新大陆成为追求自由者躲避旧大陆迫害的理想之所已是多数移民的潜在意识。这种意识融合进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由此体现了美利坚民族的特殊性，进而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对美国外交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学者莫雷尔·希尔德等人在《文化与外交》一书的导言中写道：“考察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这种信仰，即美国在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②a]这里是指深受白人文化熏陶的决策人物很难在思想意识上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从美国领导人的言论中也的确看到这方面的倾向。如威廉·麦金莱总统1899年就曾对一个卫理公会组织说，他做出兼并菲律宾群岛的决定是为了履行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使命[③a]。威尔逊1919年宣称：“我比其他任何人更相信美国的命运，我认为，她有一种精神能量，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用此来使人类获得解放。……美国享有完成其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无限特权。”[④a]类似这样的言论在美国领导人的讲话中并非鲜见。他们的所说尽管不是所为的真实反映，但折射出了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非是想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美国正是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打着履行特殊“责任”的旗号，一次又一次地把对弱小国家事务的干涉推向高潮。其结果并没有给被干涉国家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也不会有助于当地问题的解决，相反却给本来就不太安宁的局面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引起那里的统治者或人民的不满，有时还酿成激烈的反美情绪。美国著名学者阿瑟·林克就把威尔逊的政策称为“传教士的外交”，认为威尔逊的外交受到“帮助”其他民族的愿望促动[①b]。他的解释仅仅注意到了威尔逊政府在处理与落后国家关系中要求它们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而忽视了这种文化渗透恰恰是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扩张服务；更没有涉及这种政策给被干涉国家事务带来的并不是威尔逊宣称的“理想”，而是一系列无法忍受的灾难。德国学者马里翁·登霍夫指出：“基于道义价值之上的外交政策，正如威尔逊和杜勒斯所执行的那样，并没有明显使这个世界更加道义，相反却导致走到死胡同和一系列大灾难。”[②b]登霍夫作为一个置身于美国文化之外的学者，其观察可谓洞若观火，一针见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印第安人的生存手段在滚滚西进的车轮辗压下不复存在，世世代代居住着墨西哥人的领土在隆隆枪炮声中被并进了美国的版图，这些无疑是对美国宣称的“使命”的莫大讽剌。
美国著名政治家威廉·富布赖特在《权力的傲慢》一书中批评了美国决策者怀抱的那种不切实际的使命心态[③b]。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看，如果一个民族认为，它拥有上天赋予的一种优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或能力，就必然得出结论，拯救和统治落后民族是它的注定使命。历史上多少个大国就是在这种“使命”心态的驱使下，扬起了征服其他国家的大旗，尽管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却一步步地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美国是否重蹈覆辙，我们不敢妄断，但事实已证明，以履行一种特殊使命为特征的美国对外政策在执行中不仅没有完全奏效，相反正在受到被干预国家的强烈抵制。
二、隔岸观火的“孤立”情绪
孤立本来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尚未受到外界影响之前所处的一种封闭状态。15世纪末，哥伦布远航到了美洲。自此以后，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整体，国家或民族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密切，原来受地理因素限制的隔绝状态完全被打破，孤立的自然因素基本上不复存在。某些非西方国家或民族的统治者面对滚滚而来的“白人文明”的冲击，深感难以与之抗衡，只好人为地在其疆界上构筑起一道抵御外部威胁的屏障，以保证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完整性和单一性。中国、日本等国在历史上实行的“闭关锁国”就是这种企图的表现。但这种人为的孤立状态一旦被打破，国家将会陷于更大的不幸。美国历史上的“孤立”尽管也是在特定时期实行的，但与某些非西方国家的做法却迥然相异。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于美国民族意识中的文化观念，孤立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如果对美国人的心理进行深层次分析就不难发现，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与欧洲有一种血缘关系，但多数人的内心深处对欧洲有一种鄙视心理，认为欧洲在堕落，在沉沦，而对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却感到自豪，因此他们感情上不愿与欧洲为伍[①c]。这种文化“情结”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北美大陆殖民地时期。当然这片人烟稀疏的荒凉大陆最初并未使他们坐享其成，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接踵而至，他们像被母亲抛弃到荒野的孩子一样孤立无援，只有奋力拼搏才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不过那绿水青山的自然风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一望无垠的平坦土地，不存在尔虞我诈的政治纷争以及动荡不宁的兵燹之灾，除增添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外，还使他们感到了上帝的“恩庞”。他们有时仿佛置于梦境，恍若有隔世之感，创造一个不同于欧洲的全新世界的思想油然而生，把自己与腐败压迫的欧洲隔离开来的观念逐渐取代了对母国的依恋之情，一种普遍的孤立情绪在移民群体中形成，并在自己的行为中反映出来。当然孤立情绪也是相对而言的，旧大陆的文化对新大陆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移民们显然不是把母国的文化简单移植到北美大陆，欧洲的许多封建残余在这里没有找到生根的土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们对母国甚少依恋所致。随着英国对殖民地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加深，欧洲大国不顾殖民地利益相互间进行的掠夺性战争，北美大陆的孤立情绪更为强烈。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北美大陆上的一些政治家正是从民众的这种意识中找到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驱动力。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有了代表本民族的整体利益。在外部世界的纷争中，为了有效地维护这个新生共和国的自身利益，固存于美国文化中的孤立传统自然就体现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之中，成了在大洋之上筑起的一道天然“屏障”，一方面使欧洲国家在这道屏障面前望而却步，打消把美洲纳入大国竞争行列的意图，另一方面使美国不卷入大洋彼岸的政治纷争，专心致力于国内的建设与发展。开国总统华盛顿1796年9月17日发表了致全国人民的《告别词》，系统地阐述了孤立主义基本准则[②c]。华盛顿的这篇著名演讲反映了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孤立情绪，其重要性在于把传统的孤立思想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确定了美国未来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一项主要原则。美国的政治孤立空间从来不是北美13州的疆界，而是把欧洲与美洲两大陆隔开的大西洋。因此到19世纪之后，这种本来针对欧洲的外交方针便顺其然变成了维护美国在西半球利益的武器。19世纪20年代，当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面对着欧洲君主国家组成的“神圣同盟”干涉的威胁时，美国政府认为把整个美洲囊括到其孤立主义范围内的时机已经成熟，门罗总统遂于1823年12月2日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以《门罗宣言》而著称的政策声明，把孤立主义的空间延伸到整个美洲，从理论上发展了美国立国以来的外交选择，从实践上把本来维护共和国独立的“盾牌”演变成问鼎西半球的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
美国学者小塞西尔·克拉布指出：“从华盛顿告别演说开始，孤立主义实际上是关于美国与外部世界特定关系的一组态度和设想。孤立主义从一开始就包含几个组成部分，当这一概念被运用到国内外盛行的具体形势时，每个时代都往往修改它的内容。”[①d]此见诚有道理。孤立主义在美国外交中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它的内容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孤立主义最初仅是针对欧洲国家的，其核心思想是美国不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欧洲不要干涉美洲的事务，其基础是新旧世界各有一套迥然相异的政治制度。当然，美国从来不可能与外界完全隔绝，在经济上积极寻求资本主义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国外市场，为美国最终能与欧洲国家抗衡奠定物质基础。此外，孤立主义决不是一项消极的防御政策，美国实际上是在用孤立主义来弥补与欧洲大国竞争时力量的不足，既可借用这道“屏障”把欧洲大国阻挡在大洋之外，使自己在西半球这个辽阔的空间随心所欲，又可倾听着遥远对岸炮声隆隆的拼命厮杀声，犹若隔岸观火，或救或弃，视利而定。其实，欧洲的动荡常常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早期的孤立主义适应了美国的需要，不仅有效地维护了美国的独立，也在随后很长的时间内为美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内外环境。
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羽翼丰满了，其目光开始从美洲转向两洋之外，许多政治家发出了摆脱孤立的强烈呼声，主张进行海外扩张的集团逐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上风，孤立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凭借着内战后发展起来的强大经济力量为寻求海外市场大踏步地迈向了列强进行激烈角逐的场所，拉开了美国外交历史性转变的序幕。但是孤立情绪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一股主要思潮，民众的意识远未从孤立状态中清醒过来，先辈的遗训还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政治家的思想，使他们望而生畏，不敢越雷池一步。西奥多·罗斯福等人在入主白宫后虽然积极鼓吹海外扩张，试图以此唤醒滞留在美国人思想深处的强国和领袖之梦，但同时又摄于普遍的孤立情绪，未敢大有作为。威尔逊出任总统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借这一“天赐良机”，始而想充当交战双方的仲裁者，继而领导美国直接介入战争，进而扮演战后世界和平安排者的角色。在战争时期，美国国内的一切活动都纳入了战争轨道，人们对战时政府的热情支持在心态上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国内反对派也不敢对威尔逊政府的“离经叛道”行为啧有烦言，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孤立主义传统再次显示出了威力。威尔逊为美国设计好的战后世界蓝图最终在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面前成为泡影，他也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了美国政坛。孤立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进入了全盛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当选为总统后，面对着这股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也不得不曲意逢迎，随波逐流，以一种似乎消极的态度等待时机的到来。他在一些重大的外交问题上对国会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礼让三分，有时甚至唯他们的意见是从，惟恐在政治上招来不测。作为曾经是威尔逊“国际主义”忠实追随者的罗斯福尚且如此，足见孤立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的泛滥和对政治家行为的束缚。其实，这一时期的孤立主义尽管还占据上风，但已与美国社会发展的大势背逆，因为它已不能有效地维护美国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立主义在鼎盛时期就已敲响了它走向衰落的晚钟。罗斯福总统不时地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一步步地把美国引向了国际竞技场。到了1941年12月7日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终于在珍珠港呼啸而来的炸弹声中彻底崩溃。然而，固存于人们脑海中的孤立意识并不会一下子就能消除掉。罗斯福曾私下说：“那些认为孤立主义在这个国家已经寿终正寝的人一定是头脑发昏了。只要战争一结束，孤立主义就会比以前更为强烈。”[①c]他的预言虽然未被历史所印证，但也并非无的放矢。美国人的这一文化情结只要一遇到适当的条件，便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对美国外交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多少代政治家要成为世界领袖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孤立主义尽管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仍深深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但在政府决策层内已失去往日的效能，只是在美国海外干涉失利时，才会以新的形式出现。这一时期的孤立主义已不再要求美国放弃与世界的联系，同样主张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它与所谓的“国际主义”区别之处只在于强调美国力量的“限度”，即不能超越自身的力量。它代表了决策层内一种提倡“有限国际主义”的力量，美国学者称之为“新孤立主义”。这种主张尽管在美国与原苏联的全球冷战中不居支配地位，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却是对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牵制，在美国外交决策中起到了“阀门”的调节功能。尼克松政府被迫进行全球战略收缩，国内孤立主义思潮高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施莱辛格认为，里根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除了别的方面外，是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孤立主义从来不意味着脱离世界，其实质是拒绝对其他国家承担义务，坚持国家行动的自由不受妨碍。”[①f]施莱辛格在这里较为准确地道出了新孤立主义的实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决策层内孤立主义的呼声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局势要求美国采取新的外交政策，由此引发了美国政府内关于对外政策的辩论。新孤立主义作为其中的一大派别在辩论中引人注目，其代表人物的呼声尽管在国会内和民众中具有一定的基础，也引起了一些反响，但基本上未被政府所采纳。“全球主义”依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从华盛顿发表《告别词》起，至今已过去了整整200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远非华盛顿时代所能比拟，但这位开国无勋留下的孤立主义遗产却融进了美国的文化之中，即使它已不合时宜，但也无法从美国人的意识中剔除掉。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孤立主义决不会在美国社会重现昔日的威风，但作为美国人意识深层中的一种文化积淀，在遇到合适的环境时，将会以不同的形式对美国政治生活发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三、边疆无尽的“扩张”意识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那些在不同时期曾盛极一时的“帝国”无不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深深地留下“扩张”的烙印。美利坚合众国兴起于近代，在美国人眼中它并没有跨入“帝国”的行列，但“扩张”却成为其主流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美国人从不讳言自己属于一个“扩张”民族，统治者更是受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因此，当美国开始考虑它的外部利益时，“扩张”便以不同的形式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来。
扩张意识早就在移民始祖的脑海中存在，他们一踏上新大陆，便开始向西拓殖。尽管这种意识是移民们面对险恶环境所做出的一种求生图存的反应，但却在北美大陆的开拓中融进了美国文化，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朱利叶斯·普拉特指出的：“认为有一种天命在主宰和指导着美国的扩张，这种思想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面，简直有很少不存在的时候。”[②f]扩张本是美利坚民族文化特性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反映了美国对私利的追求，不管是扩张动机，扩张过程，还是扩张结果，都能从中清楚地看到被决策者奉为圭臬的国家利益在起着主导作用，但许多美国人却把这种最富有实用性的行为冠之于“理想”、“利他”等漂亮词句，以图掩盖扩张的真正目的。在纵横捭阖的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最大限度地追求本国利益原本无可厚非，人们谴责的只是那些不顾他国利益甚或侵犯他国利益的行径，然而美国人往往追求的是前者，他们一方面借助美国盎格鲁文化中的价值理想来实现既定的目标，另一方面则用这种虚无缥缈的“理想”来证明其非人道行为的合理性。美国的对外扩张深刻地说明了这一事实。
辽阔的疆土是一个大国所具备的自然特征。美国立国之初，羽翼未丰，国力远不能有效地对付其疆界之外的欧洲国家，但美国决不会囿于13州疆域之内，其文化中固有的扩张意识从国家与外部利益相关时就明显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美国充分利用时机，一步一步地将扩张触角伸向立国时的疆域之外，到了19世纪中期，基本上完成了在北美大陆的版图扩张，奠定了一个强国在疆土上所必备的基础。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正是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美国对外扩张也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它的扩张已不再是以增加版图为特征，而主要是转向寻求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疆域外市场。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西部地区得到开发，欧洲移民大批流入，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各地区联结起来，形成了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比拟的广阔而统一的国内市场。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内市场饱和的矛盾日益显得突出，过剩产品找不到销路，必然要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直接对美国的统治基础构成威胁。因此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宣扬经济扩张的言论甚嚣尘上，很少有政治家能够在这种喧嚣声中保持缄默。在他们的鼓吹和敦促下，美国扬起了向海外经济扩张的大旗，步入了同列强激烈地争夺势力范围的行列。虽然它曾一度放慢对世界事务的介入，但海外经济扩张从未间断，且随着国内经济的急剧膨胀而日益加快，从国外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和原材料源源地流入国内，刺激着经济朝着更高的水平发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完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承担“自由世界”领袖的物质准备工作。当今，尽管“经济扩张”这一术语已不多为美国政治家所用，过去那种赤裸裸地为经济扩张服务的手段似乎也已过时，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对它已完全放弃。比如，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竭力敦促非西方国家接受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西方式的市场体制等，就是这种“经济扩张”的翻版。
在国际关系学中，“文化扩张”主要指一国将其传统价值观传播或强加给其他国家，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舞台上，许多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以自己的文化观念影响着国际关系，西方国家尤其，但很少像美国那样如此热衷于文化扩张。有的学者把美国称为“文化帝国主义”就反映了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这一特征。美国历史上的扩张对象无不是针对在美国白人眼中属于愚昧落后的未开化地区或国家。19世纪，美国白人在发起驱逐和杀戮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时，就自称是在向茫茫的西部传播文明、教育、共和体制和民主理想。当美国的扩张目标转向位于太平洋东岸中国这个神秘而富有魅力的文明古国时，美国领导人也认为美国优越的民主制度和独特的价值观将能吸引中国朝着美国规定好的方向发展。在此思想驱使下，大批的传教士纷至沓来，试图把教化中国人作为实现美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先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文化扩张又在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中体现出来，试图以其文化上的“优势”，从思想意识上置对手于防守境地，最终实现用武力所无法实现的目的。除政府部门的文化扩张以外，还有一种在多数情况下由非政府部门受巨额利润驱动所展开的大众文化扩张。这种文化扩张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今全世界几乎每个地方都能感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存在，它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及其公众的思想意识。毫无疑问，文化上的“美国化”对那些信守传统的国家来说也许是不幸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但带给美国的好处恐怕不能仅仅用巨额的经济利润来衡量。美国大众文化扩张尽管一时不会对他国决策过程发生明显影响，但长此以往，维系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基础就会动摇。这将为美国实现其外部利益清除了一切潜在的障碍。因此对美国来说，大众文化扩张是美国外交中一种“低代价、高效益”的“软”资源，是服务于其政治、经济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
美国历史上的向外扩张是美国文化表现出的一个鲜明特征，虽然它带给别国的常常是灾难和不幸，但美国人并不认为“扩张”是个贬义词，相反却认为它是美利坚民族开拓和冒险精神的体现，是上帝赋予他们在尘世履行的一种特殊使命的具体化。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希利就认为，“扩张思想从未在美国真正消失；它的存在从来没有完全与进步和使命的概念相脱离。从殖民地开始，美国人就把自己视为建设一个他们认为体现进步的更完善的新社会。”[①g]当然历史已经证明美国的扩张并不像他们说得那样“动听”。尽管领土扩张已经成为过去，经济扩张也在采取更为隐蔽的形式，文化扩张也往往遇到异族他国的抵制，但作为一个所谓“一往无前”的民族，美国将不会放弃它所承担的“使命”。
四、唯我独尊的种族“优越”心态
美国学者阿尔森在《美国方式》一书中指出，“外国访问者常常发现，美国人总的来说是以恩赐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有点像对待经历有限、或许智能低下的孩子。”[②g]阿尔森所谓的“美国人”显然是指在美国社会居于支配地位的美国白人。在他看来，体现在白人身上的这种“优越感”已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在和异国人接触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来。阿尔森只是揭示了存在于美国现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并没有对这种现象追根溯源。美国白人的种族优越感或种族主义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由来已久，并且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异族他国的看法与态度。
美国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建立在对有色人种的刻板之见上，根源于美国白人自视为上帝选民的观念，但与美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独立后形成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美国白人自认为生活在一个与旧大陆完全相异的世界，这里物产富饶，人们享有的民主自由又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体给予保障，所以他们确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在他们眼里，就连欧洲也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欧洲人的智慧、创造力和天才早已枯竭，文明的中心已从大西洋的东岸转到了西岸。美国人对同种族的欧洲文化尚且如此，对不同种族就自然显示出更强烈的优越感了。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宣扬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大有人在，就连一些以实现民主自由理想为己任、对美国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也不例外。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个典型的种族主义者，他根据肤色来划分人类，以说明不同种族的优劣高低。杰斐逊在1781年到1785年写的《关于弗吉尼亚州的札记》中论述了奴隶制问题以及这种制度对白人和黑人的影响。在这篇论文中虽然重复了他始终如一地反对奴隶制的思想，但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白人优越的情绪，他把黑人刻画为具有“强烈讨厌味道”的种族，由于天生的种族差异，不能与白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他认为黑人在外貌上丑陋，缺乏远见，记忆力也许同白人不差上下，但理性和想象力远不如白人。詹姆斯·麦迪逊在去世前几年尖刻地批评了提倡“白黑人口混合”的观点。虽然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把奴隶制视为一种邪恶，希望最终废除，但两人都认为，黑人无法达到白人的智力水平，否认两个种族在平等基础上和睦相处的可能性。他们设想的唯一解决办法是把逐渐解放的黑奴遣送回非洲，甚至林肯也持这种观点。这种视有色人种为低劣的观念已成为美利坚民族至今也摆脱不了的“痼疾”。
历史的发展没有使美国成为像原南非那样的赤裸裸种族主义国家，但它不是一个由单一种族构成的社会，多种族的并存决定了居于支配地位的白人无法消除掉固存于他们脑海中的优越感，唯我至上的观念始终在国家处理种族间的关系上作崇，导致美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幕幕种族屠杀、迫害、歧视的悲剧。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有色人种的地位在美国也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但白人价值观中对有色人种的偏见很难消除。这种文化隔膜带来种族间的巨大鸿沟非一时所能填平，结果必然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近移民，有多少人带着梦幻般的“理想”来到这个“天堂”之国，他们之中又有多少人能够融合进美国的主流社会。有些人也许在这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物质享受，但文化精神上受到的压抑恐怕远不能用物质生活所能弥补。美国社会的确为人们的进取提供了许多“机会”，但对有色人来说，一道道无形的障碍只能使他们对这些机会可望而不可及。美国社会至今仍然背负着种族主义的沉重包袱，以至引发出一系列足以让政府挠头的问题，但这并不会因此改变固存于美国白人身上的种族优越感。只要美国白人居于支配地位，这种观念就难以消除，有时还会演化为令人发指的种族迫害事件。
美国文化中的种族主义，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符合人类道德，但美国统治阶级却将之“理想化”，从冥冥上帝那里找到一种“选民”与“弃民”的解释。这种文化价值观成为美国处理同落后国家关系的重要尺度之一。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指出：“由于对辩论和决策者思想的支配，由于对新闻界的影响，由于对全体选民的控制，种族[优越感]强有力地形成了国家对付其他民族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只是包括对富兰克林时代之前的印第安人，当美国人形成独立的外交政策时而且包括对拉丁美洲、东亚和欧洲。”[①h]美国政府一向以维护世界“民主、自由”的斗士自居，实际上，种族优越感的文化价值观使这种“民主自由”具有了双重标准，一方面是美国白人的“自由”，另一方面是在“拯救”名义下非白人自由的被剥夺。当美国白人使北美大陆的“荒野”变成“文明”之日，也正是印第安人失去昔日自由之时。当美国以武力把邻国土地并进了本国领土时，美国白人仍在宣称，“白种人道义和智力的优越将拯救其他种族：这样最年轻的民族和最新开发的土地将成为最古老种族的复兴者和改革者。”[②h]美国学者卡尔霍恩在研究了威尔逊政府所制定的加勒比政策后指出，把“种族人道主义”说成是构成其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一术语旨在说明威尔逊想要鼓励这些国家获得更多的民主生活方式，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他打上了种族中心主义的烙印，所以，“他在使人民得到其自由的努力中，否决了他们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③h]卡尔霍恩的基本立论并没有超出受本民族文化影响的局限性，他批评的只是威尔逊的外交方式，但不否认威尔逊的动机，从实质上肯定了威尔逊的政策。以此解释美国对外政策者在美国学术界也不乏其人，他们只注意到一些表面现象，用“良好动机”把种族主义与武力干涉联系在一起，只不过是在掩饰这种外交的实质。
在当代美国外交中，赤裸裸地宣扬种族主义甚至为许多美国政治家所不齿，但种族主义遗留下的文化优越感仍然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对非白人国家的政策。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批评了美国对亚洲国家的文化优越态度，他说：“当美国媒体赞扬韩国、菲律宾或泰国实行民主并有新闻自由时，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也是明显的。这是一种用傲慢态度提出的赞扬，是拍着下级的头带着文化上的优越感给予的赞扬。”[④h]正是在这种优越心态的作用下，美国政府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衡量他国的行为，以自己的标准确定他国的发展方向，这种做法显然给本来就不安宁的国际社会蒙上了一层难以消除掉的阴影。
五、结语
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宁柯维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见识深远的政治家总是承认外交同样需要考虑文化价值观。……在20世纪，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都毫无例外地把文化因素考虑为其处理外交的组成部分；的确，文化在他们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①i]他认为20世纪以来文化一直对美国外交政策发生着影响。其实，当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外部的关系时，文化因素便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给美国外交打上了带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烙印。这些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在美国的具体外交政策上时，多数情况下变成了美国对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掩饰或解释。富布赖特指出：“我们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依恋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并笃信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是当你查看一下外交政策，就会发现政治领袖们的慷慨陈词，坦诚地谈论理想，却很少描述他们的真实政策，而更常见的印象是模糊他们的真实政策。我们通常是在掩饰我们的激烈争夺和私利。”[②i]他这番话只是针对存在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普遍现象发出的批评之声，旨在规劝政府把对外政策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实际上，掩饰的只是一种现象，服务的却是真正的目的。体现在美国外交中的文化价值观决不会超越美国的自我利益。
美国人向来以讲究实际和注重功利著称于世，这是早期移民在征服莽莽荒野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传统。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著名作家凡尔纳在谈到美国人讲究实效性时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机械工，天生就是工程师，就像意大利人是天生的音乐家和德国人是天生的玄学家一样。”[③i]美国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实用主义哲学便反映出了这种价值取向。与此同时，美国人又特别重视信仰追求，竭力把他们的国家装扮成世人效仿的“山巅之城”和引导世界走出黑暗的“明亮灯塔”。对信仰的追求似乎超越了自我利益，曾在美国思想界引发出美国的理想是否与实际行动相符的争论。用瑞典著名社会学家贡纳尔·摩道尔的话来说：“在美国，对理想与实际行动之间不一致的流行解释是，美国人丝毫不打算实践他们谈论的以及置于其宪法和法律中的理想。”[①j]其实，美国文化对外交的影响始终体现出了“理想”与现实密切相联的特征。1902年，西奥多·罗斯福写道：“从一开始，我们的人民就明显地把处理问题的能力与致力于一种理想的动力结合在一起。”[②j]美国外交中出现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便是这一特征的反映。美国学者往往以其中之一倾向来区分美国某一时期的外交特征。事实上，美国外交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存在着截然分明的两派，我们很难把某一总统的外交政策贴上“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的标签，美国领导人宣传的“理想”常常为现实服务。“理想”与现实在他们的身上并不矛盾，而是有机的统一，原因在于二者同属于美国文化范畴，必然同时会对受这种文化熏陶的美国领导人制定和执行政策产生影响。曾任欧洲经济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形象地说，“日益富有侵略性和意识形态很浓”的美国政府“一只手拿着《圣经》，另一只手拿着枪”[③j]。德洛尔的描述意味深长，逼真地反映出了“理想”与现实在美国外交中的一致之处。
注释：
①a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中译本），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87年版，第3页。
②a 莫雷尔·希尔德等著《文化与外交：美国经历》Morrell Held andLawrence S.Kaplan,Culture and Diplomacy:The American Experience，康涅狄格1977年版，第4页。
③a 查尔斯.S.奥尔科特：《威廉·麦金莱的一生》Charles S.Olcott,The Life of William MaKiley.第2卷，波士顿1919年版，第110—111页。
④a 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历史的循环》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波士顿1986年版，第16页。
①b 阿瑟.S.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时代1910—1917年》Arther S.Link,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1910—1917，纽约1954年版，第82页。
②b 小施莱辛格：《美国历史的循环》，第101页。
③b 参见威廉·富布赖特《权力的傲慢》William Fulbright,The Arrogance of Power，纽约1966年版，第3、22页。
①c 参见庄锡昌《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②c 参见聂崇信等译《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4—325页。
①d 小塞西尔·克拉布：《决策者及批评者：美国外交政策的冲突理论》Cecil V.CraBB,Jr.,Policy-Makers and Critics:Conflicting Theories ofAmerican Foreign Policy，纽约1986年版，第2—3页。
①e 小阿瑟·施莱辛格：《旧辙重蹈吗？孤立主义的威胁重现》ArthurSchlesinger,Jr.,Back to the Womb? Isolationism’s Renewed Threat，《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第74卷第4期，1995年7—8月，第4页。
①f 施莱辛格：《美国历史的循环》，第58页。
②f 坎贝尔主编《扩张与帝国主义》A.E.CampbeLL,ed.,Expansion andImperialism，纽约1970年版，第23页。
①g 戴维·希利：《美国的扩张主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帝国主义欲望》David Healy,Expansionism:the Imperialist Urge in the 1890 s，威斯康星1970年版，第37页。
②g 阿尔森：《怎样了解美国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2年第6期，第19页。
①h 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Michael H.Hunt,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②h 拉尔夫·加布里埃尔：《美国民主思想进程》Ralph H.Cabriel,The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纽约1940年版，第343—344页。
③h 弗雷德里克·卡尔霍恩：《权力与原则：威尔逊外交政策中的武装干涉》Fredrick S.Calhoun,Power and Principle:Armed Intervention inWilsonian Foreign Policy，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④h 路透社新加坡，1995年8月4日电。
①i 弗兰克·宁柯维奇：《1900年以来美国外交中的文化》FrankNinkovich.Culture in U.S.Foreign Policy Since 1900，容苏科·谢主编《文化与国际关系》Jongsuk Chay,ed.,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纽约1990年版，第103页。
②i 威廉·富布赖特：《帝国的代价》（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③i 弗雷德里克·哈特曼等《变化世界中的美国对外政策》Frederick H.Hartmann and Robert L.Wendrel,America’s Foreign Policy ina Changing World，哈珀·柯林斯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①j 贡纳尔·摩道尔：《进退维谷的美国：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GunnarMyrdaLL,An American DileMM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纽约1962年版，第21页。
②j 哈特曼等：《变化世界中的美国对外政策》，第91页。
③j 1984年12月30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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