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以来澳门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网中的作用与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太平洋论文,网中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1877年著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继尔经德国赫尔曼等一批汉学家的确认和使用，一个多世纪来，中外史家无不对它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丰硕的成果令其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门学科，成为显学。究其个中原因，应是“丝路学”所具有的深层内涵和无限外延使然！换言之，“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传统学科“中西交通史”、“西域南海史”和新兴交叉学科“敦煌学”、“阿勒泰学”、“吐鲁番文书学”等，成为中外关系史的代名词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俗称。雅俗共赏，有着无限深厚的底蕴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纵观丝绸之路研究，大体已形成区域化特色，如草原丝绸之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南方）丝绸之路等，和丰硕的成果积累。但丝绸之路研究要深入，还必须打破区域藩篱，注意各区域交通路线间的网络关系。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海上丝绸之路在16世纪后的延伸和变迁，即太平洋环球贸易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轨迹，来说明丝绸之路区域间的网络关系，尤其是重要网点澳门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太平洋环球贸易网的形成背景及条件
1.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沿革和变迁
以舟船为交通运输工具，东起朝鲜、日本，西抵东非、北非、地中海东岸国家，中经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绕孟加拉湾，穿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过波斯湾和红海，将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阿拉伯半岛、非洲大陆、欧洲地中海国家连结起来的一条水上交通大道，被世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也有人以通过这条商道输入、输出的主要贸易商品命其名，称为“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
大约与沙漠丝绸之路形成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见端倪。即是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当在西汉初年。当时，南越国割据岭南，内地与南方沿海地区的交通不畅。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 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10万人平南越，以其地置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于是南海海道得以开辟，“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海道的航线，是从日南边塞（今越南广治附近）或徐闻（今广东徐闻附近）、合浦（治所在今广西合浦东北）出海，“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一条长期以来为中外学者极为重视的珍贵史料，它记载了汉武帝时远航海外的路线，其途经的许多国家与地区众说纷纭，久无定论。现唯有已程不国，共认为是今斯里兰卡；黄支国是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康契普腊姆（建志补罗）。至于所经路线的基本走向，则认为是，从日南边塞，或徐闻、合浦出海，进北部湾，沿越南、柬埔寨、泰国近海处而入暹罗湾，在缅甸登陆后，陆行至孟加拉湾，再航行到印度科罗曼德海岸，最后到达斯里兰卡，并由那里回航。（注：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载《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7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东汉时，南海海道上的交通日益频繁，航路进一步拓展，有更多的国家经由海道与中国建立联系。顺帝永建六年（131年）叶调国（Yava-Dvipa，今印尼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遣使从日南徼外来贡献，汉赐其王金印紫绶。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天竺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从日南徼外献象牙、 犀角、瑇瑁。这个安敦王，通常被比定为马可·奥勒留·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年～180年在位）。 所谓遣使，大约是在印度的罗马商人冒称使者，寻求与汉的直接贸易，因为所献之物，均非罗马所有而产自印度、东非。然而这件事能表明，罗马人终于在掌握印度洋航路以后继续东进，通过南海海道，与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从罗马到中国的航道也已经连接起来，它展示了中西海上交通具有广阔之前景。但此时中国与印度、大秦等国的交往，还是以陆路为主。从总体上看，此时中西陆路交通比海路交通更为频繁、重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外交通有一定发展，这主要是与地区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以及南方地区的不断开发有关。这一时期地处东南的政权相继是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等。 有史料记载： 公元226年（东吴黄武五年），大秦商人秦伦由海路经交趾抵东吴。 此为第一名有确切记载的来华罗马商人（注：《梁书·诸夷南海诸国传》卷五十四“中天竺”条，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98页。）。
另一典型事例是“南宣国化”，即公元245～251年间，孙权派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和南海诸国。康、朱二人在出使期间，曾广泛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在扶南了解到“从加那调州乘大船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也”。他们还与天竺在扶南的使节会晤过，探询了中天竺的土俗，还就当地人民裸体的习俗，提出腰间着“横幅”（又称干漫，即今之纱笼Sarong）的建议。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朱应撰有《扶南异物志》，康秦撰有《吴时外国传》。惜此二书均佚，仅在《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文选注》等书中见到片断引文。
东晋、南朝因受地理条件所限，对外陆路交通不够通畅，因而加强了对外海上交通。当时外来船只一般都在交（交州，今越南北部）、广（广州）登岸，然后北上建业（南京）这一中国南方政治、经济的中心大城。从贸易货物来看，输出的仍以丝织品为大宗，输入商品有香料、珠宝、犀、象、琉璃、火浣布、吉贝等物。贸易的繁荣景象如史载“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积王府”（注：《南齐书·东南夷传》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16页。）。交州“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广州“海舶每岁数至”或“岁十数至”。
隋朝国祚虽短，但大一统的局面和经济的发展，使之对海路交通方面颇有建树。突出事例有二，一是与日本国海上交往频繁，互派使节往返四次，遂有大批日本留学生、学问僧留居中国，学习和传播中国文化；二是重视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其中尤值得提出的是公元607～610年（炀帝大业三年～六年），炀帝遣常骏、王君政出使南海赤土国，赐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遗，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从此双方建立友好关系（注：今地望意见不一，多主张在马来半岛。）。
海上丝绸之路经两汉至唐代中期以前，虽不及陆上丝路重要显赫，却也缓慢不停地发展，表现在口岸不断增多，路线不断延长，网络也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唐代中期以后，西域烽烟四起，大食东来，吐蕃北上，唐边将高仙芝又居功自傲，侵凌中亚各国，致使怛逻斯一战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接着直捣长安的安史战乱骤起，迫使边兵内调，两大都护空置，使繁荣近千年的陆上丝绸之路迅速衰退下去，海上丝绸之路代之而起，承担起对外交通的主角。这一历史转折的外因虽是西边战乱，阻滞交通，但更深层的原因还于东南、华南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致使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发生变化，如大量瓷器的外销，船运更为大量、安全、经济；主产地在南海、印度、西亚等地的香料大量输入主要依托海路；加之此时造船航海技术的提高与发展，都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准备了必要条件。综观千余年来，陆、海丝绸之路出现、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并比较二者之异同与优劣，我们可以作如是归纳：（1）陆路交通出现在前，海路交通出现在后， 这是由自然条件、交通运输工具所限制、所规定；（2）陆路交通成点、面、片、网状，波及、影响的地域面较广大；海路交通成点、线状，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研究多呈走向性；且陆、海路不存在取代关系，海路出现迟于陆路，但自出现后一直与陆路并存。唐代中晚期以后，陆路衰落，但并未泯灭，甚至元代再度复兴。所以仅仅从繁盛角度讲，可谓陆先海后，但从繁荣的时间看，则陆路短，海路长。
2.16世纪前后世界格局的变化
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因素已在西欧地区萌生、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商品货币经济增长的势头强劲，大约在15世纪下半叶，西欧一些国家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王权得到城市的支持，城市得到王权的庇护。生产手段的巨大发展和财富的迅速积累，渴求着交换手段的扩大和发展。而当时欧洲处在贵金属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各国王室与大小贵族纷纷要求向海外发展，以寻求土地、金银和各种财富的新源泉。当时在欧洲广为流传的《马可·波罗游记》，以夸张的笔法描绘了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富庶。到东方去圆“黄金梦”，成为驱使在王权大旗下的欧洲贵族、商人、海员和其他冒险家远航东方的根本动力。在航海业方面，当时欧洲造船术所达到的水平，“地圆”说的广泛传播，以及从中国传入的罗盘在航海中的使用等，都为欧洲人的探险远航提供了条件。
但此时，由于伊斯兰势力继续控制印度洋上的航务，欧洲人不能顺利地通过原来的海道获得东方的商品，加之15世纪中叶以后，在古老的中西陆路交通要冲上崛起了奥斯曼帝国，又遮断了地中海世界通向东方的传统海、陆交通，这就迫使本来急于扩大同东方交往的欧洲人更加紧了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终于在15世纪末导致绕非洲海路的开辟与美洲之发现，并且使地处欧洲西南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成为这一新的冒险和航海事业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和先行者。只是葡、 西两国对外扩张和建立海外优势的地域目标和范围不同， 并于1493年由罗马教皇制定的“教皇子午线”给以确认，其中规定自欧洲经南非好望角至东方的航线由葡萄牙独占。
就中国而言，传统的优势商品丝绸、瓷器等仍吸引着所有的外商。明中叶以后，尽管朝廷厉行海禁。唯有少量以“朝贡”形式存在的海外贸易，但外有携带着大量各国土特产和贵金属的西欧船只混迹在南洋诸国的贡舶中，不断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寻找贸易机会；内有亦商亦盗的私人海上势力与之交错或勾结，形成明朝政府难以控制也无法扼制的贸易潮流。这种世界贸易的大势对中国的冲击已经不是区区之“海禁”国策所能抵挡得住了，于是不少识时务的沿海官员开始默许或接纳在自己辖区内的与外接触和贸易，澳门就正是这种情形的一个缩影和写照。葡萄牙人对澳门的独居和澳门的存在，开始打破中国长期以来严密的朝贡贸易体制，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冲破旧的框架，开始叩击东西方直接贸易所形成的世界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二、太平环球贸易网的组构及发展
太平洋贸易是环球全洋式的网络贸易，它由东西两条半环贸易线首尾相接环绕而成。
1.太平洋西部半环贸易线
这是葡萄牙人16世纪初始经营的，繁荣半个多世纪，由里斯本——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马尼拉的一条主航线，以及周边几条辅助线，结成一张扇形贸易网。而主航线又以澳门为心，分为东西两段，即里斯本至澳门为西段，澳门至长崎为东段。
在明人文献中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注：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页。）。1510 年葡人占领印度西海岸之果阿，次年又占据了原臣服于明廷的马六甲，渐渐地，中国商船最远不过马六甲。
1517年，安德拉德率船四艘抵屯门，同行葡使皮雷斯在1521年去北京觐见明帝，因议葡归还马六甲不成而被拘禁。1553年“借地”濠镜澳，从此建立了据点，近在东南沿海开展贸易活动，远至欧洲大市场。这段贸易线上的情景是，由皇家垄断并组成的船队，由里斯本启航，载着欧洲的各种毛织品、玻璃制品、英国时钟、葡国酒等货物一路在各港口停泊，换取当地物产。抵达第一大港印度果阿后，稍事停留前往科钦，交换那里的香料、贵金属，再前往马六甲，继续交换其它香料和来自巽他的檀香。最后在澳门，一批货物被换成丝，与剩下的货物一起运往日本，换取白银，牟得暴利。例如100公斤胡椒在马六甲只值4达卡，运到中国后，居然能卖到15达卡（注：《郑和研究》1992年第15期，陶松云文《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与葡萄牙人时期海上探险事业之比较》。）。难怪后人说，葡人开辟东方航路靠的就是贩卖胡椒（香料）而发财的。
由此可见，葡人控制下的马六甲，是西段贸易线上汇集货物并进行贸易调剂的中继站。马六甲与中国政府和商人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由来已久，结集在该地的各种香料（特别是胡椒）、象牙、银等货物一直在中国市场上保持畅销，而葡船运来的欧洲货物却不甚受欢迎。于是，葡人需要在沿途各主要口岸，尤其是马六甲，按中国市场所需进行货物转换，不够部分就利用东西方的金银差价，将大量的银币和银块运往澳门，有当时人所见：
西洋古里，其国乃西洋诸番之会。三、四月间入中国市杂物……余驻省时，见有三舟至，舟各赍白金三十万投税司纳税，听其入城与百姓交易。（注：王临亨：《粤剑编》卷3《志外夷》，中华书局1987 年点校本，第92页。）
这些银子的作用有二，一是用来在广州市场上交换中国商品，二是提供了葡人在华商业投资。基于这两点，才使得澳葡商人的贸易活动得以继续向东，向日本延伸。最初到达的日本港口为平户、横濑浦等、福田浦等，自公元1570年起始指定为长崎。
澳门至长崎的东段贸易程序是，每年6～8月间，船队自马六甲抵澳门后，逗留10～12个月，其间一面等候来年的西南季风，一面购置东运日本的货物。次年6月末或8月初，满载货物的澳葡商船驶向日本，少则十余日，多则一个月抵长崎，完成交易后，于10月底至11月初乘东北季风返澳门。首尾所需时日一年有余。
澳葡商船运往日本的主要货物有：中国的生丝、绸缎、金属（铅、锡、水银）、中药材（麝香、茯苓）、瓷器等，印度的棉布，东南亚的香料，欧洲的酒及其他杂货。其中以中国丝绸最受日人喜爱，利润也最高。如1斤生丝运到日本可卖到20倍的价钱。 而日本运回澳门的主要货物是黄金、白银。清初学人顾炎武就称：
过洋之船……自倭回者……日本无货，只有金银。（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
“只有金银”未免以偏代全。因为货物中还有日本和服、刀剑、绘画墙纸、家具、长矛、铜等，只不过数量和价值都远远比不上金银。日本的金银储量丰富，黄金和白银的比价在日本要低于其他任何地方，结果，金银从日本输往澳门的数量就相当可观。据估计，在葡商与日本贸易兴旺的年代， 白银的年输出量高达300 吨（注：《日本概述》Beschrijiuing uon Japan，转引《中葡时期贸易史》第120页，注59。）。以澳门为枢纽，还有几条辅助贸易线，即澳门与望加锡、帝汶贸易；澳门与印支半岛越南、暹罗的贸易等。
2.太平洋东部跨洋贸易线
这是西班牙人16世纪中叶以后构筑的，从马尼拉至阿卡普尔科的航线。
与葡萄牙人从西向东，以印度果阿为据点，经印度洋，过马六甲海峡进至中国的路线完全反向，西班牙是从本土向西，渡大西洋占有墨西哥后，才又西向横渡太平洋，于1571年占有吕宋（菲律宾），继尔从马尼拉北上，驶向我国的台湾与闽粤沿海一带。1575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拉维查理士派遣拉达使团到福建通好，但未能建立正式贸易关系。此后西班牙人锲而不舍，渐渐构筑起从福建海澄县的月港至马尼拉航线。而明人常将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相混，也称为“佛郎机”。
吕宋原是华人海外经商的地方，从1579年起，西班牙国王允许其在墨西哥、秘鲁、危地马拉等地的商人从事横渡太平洋的贸易。他们乘西班牙大帆船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西航，以吕宋为落脚地。这样，西班牙——墨西哥——吕宋——中国，就形成一条新的贸易航线。即所谓“大帆船贸易”。吕宋是主要的中继站，但吕宋——中国这一段航路主要仍掌握在中国商人手中。为了控制这一条贸易线，西班牙一方面禁止墨西哥以外的西属美洲直接参与，一方面力图在澳门或中国沿海的其他地方建立据点。1626年，西班牙终于占据了台湾的鸡笼、淡水，但为时仅仅15年，1641年就被荷兰人赶走。所以西班牙与中国的直接关系不及葡萄牙以及荷兰、英国。尽管如此，大帆船贸易毕竟是16世纪末和17世纪国际贸易史上的重要一页，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农产品、工艺品、金属品和珠宝饰物等，经由这条新的海上通道运向墨西哥，其中不少货物又转运到南美各地和西班牙；同时，墨西哥银元大量流入中国，也正是经由这条航道，美洲的重要农作物如番薯、玉米、烟草、马铃薯、花生（美洲品种）等经菲律宾传入中国。
澳葡界入这条贸易线始于1581年西班牙第二次统治葡萄牙之后，按西葡“八项和平条款”规定，葡人有权与马尼拉自由通商交往。自此，澳门至马尼拉的航线开通，但艘次很有限。直到17世纪20年代，随着葡西两国关系改善，两地的贸易才有了较大发展。加之此时中国往来马尼拉的船只常遭荷兰船队的抢掠。以致17世纪末的十多年间，中菲间的贸易几为澳葡所垄断。
澳葡控制下运往马尼拉的货物仍是以中国丝绸、瓷器及其他日用品为主，这点仅从马尼拉海关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税就可看出。起初每年平均占到该港进口税总额的50%以上，到17世纪初竟高达80%，甚至出现过92.06 %的至高比例（注：布莱尔与罗伯逊：《菲律宾群岛1493—1898》（H.Blair and James A.Robertson:The Philippines 1493—1898）。），而贸易总额也超过百万比索（注：全汉升：《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见《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以丝绸为主的中国货物从澳门（包括月港）运抵马尼拉后，除少量在当地留销，绝大部分转运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据记载，18世纪末在墨西哥进口总值中，中国丝绸等商品占63%（注：布赛尔：《东南亚华人》（Victor Purcell:Chinese in SoutheastAsia）第614页。）。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20 年代这一百余年时间，以中国丝绸换回的白银从墨西哥运回马尼拉的达4亿比索， 其中绝大部分流入中国（注：施存龙：《明清时期澳门港的特有地位及葡萄牙独占后的演变》，见《中国水运史研究》，1991年第13期。）。难怪有人据此称这条航路为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
3.对这两条线路及网络关系作整合比较研究
16世纪以来，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太平洋环球贸易网的形成正是全球性海洋贸易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贸易网的东西两片又恰好以澳门为中轴线和中介点，形成覆盖面极其广泛的辐射状。向东贯连日本、菲律宾，逾太平洋抵拉丁美洲；向西绕东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渡印度洋直抵非洲东岸、地中海国家乃至欧洲各国。若将这两段环洋线路和辐射形成的网络，以及以线路为依托展开的经济活动作一比较，便不难看到二者间的迥然差异。
（1）二者虽起步于同时（注：双方几乎是同时到达太平洋两端，葡萄牙人于1511年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地区，西班牙人于1531年远征到中美洲地峡地区的南岸。），但葡萄牙人驻足经营的地区是自古以来就有着海上贸易传统的地区。道路成熟，旁支佐线密织，网络关系完善；经济活动成熟，口岸商业城市密布，贸易持久频繁。凡此种种，使葡人一登台就占有天时地利，在太平洋贸易网的编织和推动太平贸易网形成的历史活动中，显出事半功倍之成效。
与之相反，西班牙走出国门后，面对的却是两个未知、浩瀚的大洋，大洋彼岸又是一片陌生荒芜的新大陆。西班牙人在太平洋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是从1573年马尼拉大商帆首航阿卡普尔科才开始的。不象葡萄牙人从一占领马六甲就开始了频繁的经济活动，他们派船队到马鲁古群岛去采购香料，到暹罗湾去建立商站，到中国去要求贸易，迅速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海洋贸易网。显然，西班牙人在太平洋的海上活动和编织东部太平洋贸易网的过程中，比起葡萄牙人的成效来，真可谓举步维艰，行动迟缓，又显得事倍而功半。
（2）东西两张半环贸易网络，一个稀疏，一个密织。 葡人经营的太平洋西部半环贸易网，以澳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出多条贸易线，干支交错，襟带相连。首先，从澳门向西，经中南半岛的暹罗北大年港和苏门答腊要港八昔、马六甲地区，或横穿克拉地峡，入印度古里、柯钦、果阿等口岸，再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里斯本。这是一条贯通欧亚的主干线，也是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承继和延续。而它北上又有多条支道可与亚洲内陆相连，形成海陆转输联运之势。如澳门北上至广府，这座声名遐迩的番禺古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海上丝路的起点，亦是珠玑、犀、玳瑁、果布等聚凑的岭南一都会和“处近海”的港市。自古以来，从番禺沿西——牂柯江水道又连接了多处水陆支道，北可通两湖入巴蜀、中原，南可通交趾与印度支那半岛诸国。而我国西南地区还有两条发源于青藏高原，从北向南流，经川滇，然后纵穿印支半岛入海的大河。一条是澜沧江，从云南景洪地区进入印支半岛后称湄公河，作为泰老边界径直南下，穿柬埔寨，在越南西贡附近入海。另一条是怒江，进入缅甸境后称萨尔温江，与纵贯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行南流，入安达曼海。于是从我国西南地区到印支半岛自古就有着几条水陆转输，江海联运的通道，或从桂南沿红河穿过越南北部入南海，或从滇南直下印度洋。总之，这条主干道从东到西连接的南中国海、北部湾、安达曼海、孟加拉湾、印度洋、阿拉伯海是古代海上丝路必经之地，发展得完善而成熟。此外，从澳门向南至巽他海域各岛，触及爪哇、马都拉、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帝汶、马鲁古、巴厘等；从澳门向东延伸到日本平户、横濑浦、福田浦等，最后固定与长崎间的贸易；从澳门至福建海澄县的月港，至马尼拉，再跨越太平洋抵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构筑成一个以澳门为中心的扇面交通贸易网，且新老网点密布，帆樯林立，功能强大，令后到者垂涎。
人类历史上海洋贸易体系，在古代有以希腊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网，以阿拉伯、印度为中心的中古时期印度洋贸易网，以及贯穿东亚、东南亚、南亚以至欧洲，将古地中海贸易网和古印度贸易网连成一体的传统海上丝绸之路。而近代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海洋贸易体系，则以超越前者，打破旧式贸易网，呈现开拓开放性，具备整合之特点，在促进世界一体化，编织近代全球海洋贸易体系的进程中承前启后，功不可没。所以站在今天亚太地区在世界新格局中独步重要之面前，审视近代早期形成的这两大海洋贸易体系，以及澳门所起的作用，不能不给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三、澳门在太平洋贸易网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澳门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明清两代厉行海禁政策的夹缝中冒土兴起的一个重要港口。她虽被西方早期殖民者葡萄牙人最早强占，但也是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科技文化的一个窗口。她还是自东而西的古代海上丝路向自西而东的近代海上丝路转折的分界点。澳门在中国近代史、中西交通史乃至国际关系史上，都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
1.澳门是太平洋环球贸易网的支点
澳门一度是太平洋环球贸易网中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重要网点。葡人窃据澳门后，靠着对华贸易的大市场，将它苦心经营成通往世界各地的海运中心。换言之，若没有对华贸易，也就没有葡萄牙人的远东太平洋环球贸易体系。在中国沿海地区，葡萄牙人的商贸活动是相当频繁与活跃的。俞大猷就曾指出：“盖广东去西南之安南、占城、暹罗、佛郎机诸番不远。诸番来乃胡椒、象牙、苏木、香料等货。船至报水，计货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广。”（注：[明]俞大猷：《正气堂集》，清道光二十一年重刊本。）又据当时一位意大利人安德里亚·科萨利报道说：“将香料运往中国，同将它运往葡萄牙可以获得同样大的利润”（注：转引何川芳：《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而葡萄牙人从中国运出的大量货物在印度洋各地市场需求量极大，不用运回欧洲就可卖上好价钱。有记载，葡萄牙大商帆每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中国货物有：粗白丝1000担，黑金3～4担，铜500～600担，麝香6～7担，水银100担，朱砂500担，白糖200～300担，木材2000担，手镯2000对。这些货物在果阿销售，利润率可达100～150%（注：见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Lisbon,1959,p181.）。《中葡早期通商史》的作者张天泽先生经研究指出，大约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每年在广州都举行一次为期2～4个月的商品博览会。从1580年起，更改为每年举行冬夏两次“广交会”，其时间恰与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相吻合，以便等候在澳门的各国商人们节约时间，方便贸易。对葡人来说，此时的澳门已成为各国商人汇集的大埠，几乎所有从欧洲来华的商人，都要在澳门先事停留，所有的货物，都要在澳门分装商船，扬帆而去。故尔虽说是弹丸之地的澳门，在葡人眼中已是绝不许他人染指的私家“领地”，是方便进退广东乃至中国内地的跳板。
2.葡西两国在澳门的争夺
对葡国的第一大竞争对手西班牙来说，澳门是一个垂涎欲滴，又无法介入的“禁脔”。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成功，大大刺激了西班牙人。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就曾不断派船前往澳门，企图插手并控制菲律宾与澳门之间的贸易，打入东亚广大市场。
于是有了如下记载：
吕宋国从前未至。明永乐中一朝，万历十六年（1598年）八月初五日径抵濠镜澳往舶，索请开贡，督抚司道咸谓其越境违例，议逐之。诸澳番亦谨守澳门不得入。（注：[清]阮元等：《广东通志》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册。）
其实在此之前的1590年，就已经发生过西班牙船只抵澳门，希望与澳葡商人进行交易，却被断然拒绝，双方发生冲突事。而类似的事情亦不绝于记载。但是，西班牙殖民者始终未能如愿，非但未能界入澳葡控制的贸易领域，反而让其挤进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葡萄牙人以澳门为据点，在对华对日贸易的基础上，南下延伸至马尼拉进行贸易，时间大约自1580年始。有记载说，这一年抵马尼拉港口的商船，除19艘来自中国外，还有2艘来自澳门。也正是在这一年， 葡萄牙为西班牙所兼并，时间长达六十年之久，按双方当时订立的《八项和平条款》，规定在海外贸易方面，原葡萄牙各属地可以自由地同西班牙各属地进行贸易，反之，这种特权对西班牙各属地却不适用，这是西班牙人为兼并作出的让步。所以葡萄牙人虽然失去了王冠，却得到巨大的实惠。在澳门——马尼拉贸易中，葡人实际上绕了一个弯，即通过以澳门为中心支点的长崎——澳门——马尼拉三边贸易牟取高利。其模式是，葡人从澳门将中国的生丝和丝货运往马尼拉，换取白银，利润常高达100%， 这些白银运回澳门后，再到中国市场上换取更多的丝货和商品，运往日本，可攫取更多的贵金属。有记载说，1619～1631这段澳门——马尼拉贸易的鼎盛时期，每年从马尼拉流入澳门的白银，价值135万比索。 这个数字相当于一艘马尼拉大商船从美洲载回的银量（注：1732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说：“从很久以来， 有哪艘从阿卡普尔科返航的大商帆不带回100万150万，有时甚至更多的比索呢？”见W.L.Schurz,The ManilaGalleon,New York,1959,P189.）。
又一项统计数是，1631年，由菲律宾输往澳门的白银达1400万两，这大约相当于自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即大明帝国鼎盛时期30年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和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注：参见何芳川前揭书，第73页。）。如果再加上从日本流入澳门的白银，利润就更加惊人。据记载，仅1636年，由日本输入澳门的白银即达235万两， 而历年从日本流入澳门的白银总量可能达一亿两（注：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转引自费成康《澳门四百年》第51页。）。
3.荷兰人的成功和葡澳的萎缩
觊觎葡萄牙人东方利益，并对其构成最大威胁和获取成功的是荷兰人。荷兰所在的尼德兰地区，1566年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国力渐增后表现出向东方开展贸易的决心和行动。适逢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毁，海上霸权衰落，也给荷兰人的海外事业提供了机遇和条件。19世纪最后十年，荷兰人一次又一次地派出船队，试探性地进入南洋诸岛，足迹留在了巽他海峡、万丹、苏门答腊、爪哇和马鲁古群岛等地，甚至还在安汶岛上修筑了一座名为“远方堡垒”的要塞，并与之订立香料专卖契约。1602年，为了更好地对付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荷兰正式建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公司董事会向所辖各船队指挥官发出命令：
各个公司和船队，你们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航行到东印度去，要认清在那里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的敌人。为此，为了我们自己的国民，为了我们的朋友，岛上的本地居民，并且为了我们在东印度群岛上贸易的发展和安全，
我们必须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执行敌对战略，展开斗争！（注：王任叔、周南京、丘立本整理：《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90页。）
自此，荷兰人开始全面向葡萄牙人的海外势力挑战，重点放在太平洋地区，而终极目标是中国。17世纪初，荷兰人通过积极的活动，在亚齐、柔佛、北大年、万丹、安汶、 班达等地建立了商馆或要塞， 又于1609年获德川幕府的准许，在日本也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据点（注：参见何芳川前揭书，第97页。），而对澳门的触碰在汉文史籍多处可见。据《明史·和兰传》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
（荷兰人）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澳中人数诘问，言欲通贡市，不敢为寇。当事难之。税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游处一月，不敢闻于朝，乃遣还。澳中人虑其登陆，谨防御，始引去。
另据张燮《东西洋考》引《广东通志》，沈德符《野获编》也有类似记载（注：《东西洋考》卷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7页。 ）。更有张维华先生据西人记载，列数荷兰人在明晚期至澳门者大致有五次，即：1601年，荷兰人初至澳门，请求通商事；1604年，范·瓦维克率众东来，续求通商事；1607年，马特利夫来华，窥视澳门事；1622年，考纳利斯·雷耶逊进攻澳门，为葡人所败事；1627年，荷兰人企图封锁澳门事（注：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1页。）。尽管从一开始，葡萄牙人就对荷兰人的东来百倍警惕、防范和反击，但终不抵其汹汹来势。1641年，葡人经营了一百余年的马六甲被荷兰人攻占，接着澳门同马鲁古群岛地区的香料贸易、马尼拉贸易、长崎贸易等均纷纷失手，而新兴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则频频得利，取而代之。
荷兰人的成功是以澳门的萎缩为代价。葡人所经略的以澳门为中心的太平洋环球贸易体系的繁荣和盛况，因历史角色的变换也在发生质的变化。继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所编织的是更加发达的近代太平洋贸易体系。不过在文化上，直至1840年以前，澳门仍是中国对外交流的唯一窗口。
4.澳门是近代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
对中国来说，澳门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和窗口。东方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西方各国有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和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传入，则始自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东来。澳门以其特殊独有的地位，成为西方传教士们最早进入中国的港口和基地。据统计，自圣方济·沙勿略（St.Francois Xavier）以来，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共有500人（另一说为900人）（注：张芝联：《中法文化交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他们以传教为目的，辅以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和交友中国士大夫为手段，使中国固有的伦理思想发生了巨变，使有识之士心灵震撼，于是安常习素的中国开始有了深层的变革。此时的澳门恰是西学东渐的唯一入境口，亦是东西文化接触碰撞的最前沿，以澳门为先的中西文化交流实例俯拾即是。如澳门是第一个来中国的西洋教士首入之地，是第一本用中文宣传天主教义的《天主实录》印刷出版之地，最早的西医圣加札医院和相继成立的辣匝禄麻疯院、圣拉费尔医院出现在澳门，最早的西式建筑圣保罗教堂、西式民居在澳门修建，西洋火器、西洋乐器、西洋自动机械中的奇器、大自鸣钟等，源源不断地从澳门流入内地，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显示出澳门重要的桥梁和通渠作用，和功不可没的特殊历史地位。正如李约瑟博士指出：“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字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间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235页。）
另一方面，文化交流的双向性规律，也使得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经由传教士介绍给西方。典型的如大批汉文书籍经澳门带去欧洲，仅1694年，白晋回国，就随身带去中国图书3000余册。还有耶稣会士大量翻译、注释汉文古籍，包括文学名著，有的运回欧洲印刷出版，有的直接在中国出版后再带回欧洲。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要素正好适应了当时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政治的需要，产生了传教士们始所未料的后果。不仅如此，澳门本身还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面镜子和一个窗口。16世纪中叶以后，大量的葡人生活在澳门（注：有材料记，澳门的人口从公元1561～1580年，由500多人增至20000人。参见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 潜移默化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明代广东御史庞尚鹏上朝廷的《区画濠镜保安海隅疏》中谈到：
（澳门葡人）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蹲。今夷众殆万人矣（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官守篇》上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这众多久居澳门的葡人，自然会将耳濡目染的汉文化再通过贸易或传教渠道带往欧洲家乡或贸易所至的世界其他地方。如中国人的饮茶习俗传入欧美各国后，茶叶遂成为中外贸易的大宗外销商品，而茶的栽种泡制技术也随着从澳门传入美洲等地。还有大量的优质丝织品、瓷器、漆器、工艺品等，在输入国也引起广泛的仿制，于是中国的生产工艺和艺术风格也得以广泛传播。
澳门不仅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也是东学西渐的重要桥梁。澳门还是近代以来，中国进步人士的游历地和萌发革命思想的摇篮。拣其要者，有魏源、林则徐和他们的巨著《四洲志》、《海国图志》；有自幼受澳门马礼逊学堂的教育，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容闳；有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人之一的郑观应，和他在澳门撰写的名著《盛世危言》，对维新变法运动，对康、梁，甚至对孙中山和少年时代的毛泽东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澳门因其一度游弋在中国主权之外的特殊地位，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批先进分子和革命者活动的场所，其影响和贡献应充分肯定和赞颂。
今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后的澳门，将会以新的姿容，迎接21世纪的美好未来。曾经400多年丧失主权的屈辱历史成为了过去， 作为历史学家们审视总结的案头材料，其中不乏可汲取的是：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东西文化交流之势不可阻挡这一永恒的主题。让我们都来关注她，爱护她，让澳门在今后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迎来更大的发展和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