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明》的演绎逻辑与讨论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逻辑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什么是文明》提出的是什么问题
盛洪的《什么是文明》（以下简称《文明》）在《战略与管理》（95.5）发表以后，在学术思想界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一般地说，一篇文章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辩，肯定是由于其提出的问题。那么，《文明》这篇文章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对于一篇有着较丰富内涵的文章来说，所谓所提出或所面对的问题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作者头脑中的问题。二是文章直接表达出来的问题。三是读者从文章中能够理解到的问题。作者头脑中的问题与文章直接表达出来的问题，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则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有时，一篇文章所直接表达出来的问题，只是在论述作者所考虑的一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很有限的内容。而文章中所直接表达出来的问题，与读者或讨论者所感受到的或理解的问题，又可能是有差异的。
就《文明》这篇文章而言，第一层含义上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关心和讨论的。而文章所直接表达出来的问题，简单地说，我只能将其看作是对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全球化核文明的担忧，并力图提出一种无核文明的构想。但与有关的讨论不同的是，作者不是一般地讨论核威胁，而是从文明模式选择角度来探讨核威胁的形成与制止核文明毁灭性结果的可能性。所以，作者将这个问题与从后现代性角度对现代性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与一些朋友进行交谈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朋友与我在阅读这篇文章时的感受相同；对这篇文章的兴趣，并不是在于作者在文章中所直接表达出来的这个问题，换言之，并不是出于对核文明或核威胁问题的关注，在这篇文章中寻找对于核威胁的解释以及如何避免核灾难的办法；相反，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所进入的问题域，却是近些年来在学术思想界一直在进行的有关文明模式选择的问题，是有关国内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些重要的抉择。可以说，这也是《文明》一文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讨论和激烈争论的原因。如果仅仅从文章中所直接表达的和平主义、反对核威胁的主题来看，似乎是不可能引起这样广泛的讨论，特别是不应该引起这样激烈的争论。这似乎可以说明，读者对《文明》一文的解读，与作者在文章中直接表达的问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而这样的一种差异的形成，或者说读者对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与文章直接表达的不同的解读，既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具体语境有关，也与文章切入和叙说的方式有直接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进行讨论。
因此可以说，《文明》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目前对文明模式选择的普遍关注相联系的。但我们的讨论，还是应该从文章本身所直接提出的问题，以及文章的论说方式和其中的逻辑说起。
二.《什么是文明》是如何演绎西方与中华文明的
在进行中西文明比较的时候，作者使用的基本是翻旧账的方法。其背后的逻辑，是“从小看大”。
《文明》是从文明模式的意义上来探讨今天可能导致人类“万劫不复”命运的核威胁的起源和解决办法的。简而言之，作者认为，今天的核威胁或明天可能的核灾难，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只有中华文明才是使人类走出这场可能灾难的出路。而作者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由同一种逻辑构成的两种演绎的基础上的。下面我们首先就来看一看作者是如何对中西文明进行这种演绎的，这种演绎的背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
我们先看《文明》一文是如何演绎西方文明的：⒈除了中国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当然是指世界上的主要文明），都是以宗教为形式的；⒉相对于不是以宗教为形式的中华文明而言，宗教的特征是组织化和仪式化的。换言之，高度的专业化会造成一个宗教利益群体；⒊就宗教的组织化与仪式化而言，不同的宗教是相似的；⒋竞争和冲突的根源是来自于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而且宗教之间是排他的，上帝只有一个，一个宗教的发展就是另一个宗教的萎缩，因此宗教是形成剧烈竞争和冲突的基础；⒌在此种由宗教造成的竞争与冲突的背景之下，形成的是“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和逻辑，即社会达尔文主义，历史成了空前惨烈的武力对抗，文明成了野蛮的同义语；⒍这种竞争和冲突的极端形式就是核文明，核文明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原则的文明的逻辑结果；⒎核文明是不可多次博奕的，而文明的基础是多次博奕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演绎和推导的基础上，盛洪先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西方文明不能救世界，或者是将人类带入“万劫不复”的灾难。
接着让我们再来看《文明》一文对中国文明的演绎：⒈与世界上其他主要文明不同，更主要地是与在今天世界上占据支配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国文明不是以宗教为形式的，因而是非组织化和非仪式化的；⒉正因为中华文明不是以宗教为形式的，因此，中国文明不创造出一个利益实体，这形成了它的普适性的基础，因为它无私利可图；⒊中华文明是通过两两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以自愿为基础的非等级的关系；⒋中华文明是通过伦理结构来解决道德教化的问题；而且，它博大、向内求索、具有和平精神；⒌中华文明较其他文明有更大的动力来创建无核文明，因为中国的人口多；⒍中华文明必须具有牺牲精神，不以强凌弱，尊重其他文明。因此，能够拯救世界的是中华文明，或者如作者所说，中华文明是一种“不扩展的秩序”，“中华文明的这种性质，使她有可能成为文明之间的缓冲带和文明融合的媒介”。
并且，通观全文，我们还可以看出，作为作者进行上述演绎以及整个立论的基础的，还有几点最基本的假设。①作者是承认社会进化或社会进步的观点的，因为文章中有文明程度或文明程度高低的说法，并显然“文明”好于野蛮（但不知为什么作者后来在《文明有优劣之分吗？》一文中明显转向文明相对主义）；②作者认为，文明的基本内容是合作精神，但对于可以导致合作的制度安排，作者却明显回避了；③作者暗示当今世界冲突的基本单位是文明，这与亨廷顿关于冲突单位的看法是一致的；④作者承认全球文明存在的可能性；虽然作者没有正面涉及这个问题，但从全文可以看得出来，作者承认甚至主张一种全球文明，而不是“河东河西论”。但这个全球文明是不同于以西方文明为支配的全球文明的。这个文明不是以竞争、冲突为特征，而是以和谐为特征的。这也是作者的理想之所在。
三.演绎之内的逻辑问题
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几次大的以宗教为基础的冲突。但即便如此，对宗教与冲突特别是战争的关系也决不能一概而论，其间的反例也是存在的。
如果从对于人类威胁的角度来说，能够对今天的人类生存构成真正威胁的，并不是宗教之间的圣战，而是在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形成的利益冲突。
文明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观念型的价值，也包含由此所形成的种种制度安排。
如上所述，《文明》的论证方式集中所体现的是上述所简单归纳的逻辑。但这些逻辑本身就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地方。而这些逻辑直接关系到作者的结论。
⒈两个文明的虚构方式
尽管文章的作者在不同的场合都试图说明他不是在进行文明的比较，特别是不是在比较中西文明的优劣。在《经济学如何挑战历史》一文和其他的文章中，作者明确表达了其对文明的相对主义的理解。但《文明》一文的绝大部分篇幅，仍然是在进行中西文明的比较，而且是在比较不同文明的文明与野蛮，其基本的立论也是建立在这种比较的基础上的。因此，根据文章的本身来说，可以认定文明的比较是其论题的基础。但问题是，作者对中西文明的比较，是以对两种文明的虚构为前提的。这种对文明的虚构方式有二。一是用古代文明替代现代文明。在进行中西文明比较的时候，作者使用的基本是翻旧账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后来的“经济学对历史的挑战”。其背后的逻辑，是“从小看大”。但这样一来，就将两种文明在后来的种种变化排除在外。我们无法推测作者是否是有意疏忽，但这样的论证方式明显有利于作者的结论是肯定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疏忽导致了将现代西方文明，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中和平主义的兴起以及对于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和冲突这样有关文明宏旨的进展，排除在其讨论之外。作者在讨论中对此的解释是，尽管在两次大战以来西方文明确实有很大的变化，但其基本价值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问题是，姑且我们承认其基本价值没有根本的变化，但在从文明的角度讨论像冲突与战争这样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将有关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安排这样根本性的问题置之不顾吗？而二战以来，即使是在西方文明内部这方面的进展也是有目共睹的。二是在使用古代的材料的时候，对历史事实进行了重新构造。作者在进行这种重构的时候，使用的最基本的办法，是使用一个文明中某些古代圣贤的某些充满歧义的只言片语，作出和平主义的解释，然后再与另一个文明中的不断的冲突与战争的事实进行对比，而将前一个文明中的冲突和战争的事实与后一个文明中的和平主义主张全然置之不顾。实际上，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都是充满着不断的内部和外部冲突的。在这一点上，两者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而圣贤的某些和平主义的主张，在哪个文明中都是可以找得到的。
如果将作者在此基础上所表达的一般看法具体化，就可以发现其问题是明显的。首先，就有一个如何按照作者的标准对历史上和当今现存的不同民族或国家的文明程度进行排序的问题。作者用军费开支的多少来作为野蛮程度的指标，那么，军费开支指的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作者使用时给人的印象好象是绝对数。但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出现了，无论当代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甚至中国，用于军事的开支都要明显高于非洲的部族，难道能够说，非洲的部族文明程度要高于这些国家？而且，如果承认现实中的当代中国也是属于军费开支较高的，这算作文明还是算作野蛮？又如何解释作者的基本主张（中华文化才能拯救世界）？这样就涉及到一个当代世界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自二战以来，发生在非西方国家之间以及发生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远远多于发生在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难道说，现在文明民族内部或文明民族之间的冲突会多于野蛮民族内部或之间吗？与此相关的是作者的另一个向历史学家发出挑战的结论：野蛮的一定打败文明的。不错，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这样的例证，如贝都因人周期性地打败定居人并替代定居人的统治。但人们也可以找出很多历史的反例，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打败伊拉克，能够说美国和其他参战国的文明比伊拉克更为野蛮？二战中反法西斯主义阵营的胜利，能够说明反法西斯主义阵营要比法西斯主义更为野蛮？
⒉宗教、组织化与冲突的根源
按照作者的逻辑，有组织和仪式化的宗教是竞争和冲突的源泉。一般地说，这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古代的时候，许多冲突和战争确实是以宗教为形式或为单位的。特别是，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几次大的以宗教为基础的冲突。但即便如此，对宗教与冲突特别是战争的关系也决不能一概而论，其间的反例也是存在的。日本的宗教组织并不发达，但往往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印度教，其组织性与仪式性并不逊色于其他的宗教，但其竞争性与冲突的潜能则并不突出。作者按照同样的逻辑还推断出，中华文明是非宗教的，因而也是非组织化和仪式化的，这是它的和平精神的基础。如前所述，作者在这里又与推论相背离的史实置之不顾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涉及的还不仅仅是史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作者论证的逻辑。这就是宗教的组织化、仪式化、利益群体化和相似性对冲突的影响。首先，是宗教中的什么东西造成冲突。宗教在历史上屡屡成为冲突的根源，除了盛洪所论证的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非理性的宗教感情。这种强烈的宗教感情对冲突的激发作用，在当今的极端宗教分子那里依然可以看到。而当人类的历史由古代进入近现代的时候，宗教本身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宗教的世俗化的过程。其次，作者将中华文明非组织性、非仪式性和非利益群体化作为非冲突性的基础，也是没有经过仔细论证的。如果说，中华文明不是建立在宗教认同的基础上，那么它是建立在什么因素的基础之上？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建立在对共同文化、语言、文字和共同的生理特点与生活习惯的认同的基础上。但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即非宗教的文化和语言认同对于形成冲突的根源上会起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是否能够形成与宗教同样的冲突根源。哈贝马斯在分析法国和德国的民族主义的时候指出，法国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对公民国家的认同的基础上的，而德国的民族主义则是建立在对文化和语言的认同的基础上的，这与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哈贝马斯的分析是对的，那么，《文明》一文分析的基础就存在明显的问题。
说到这里，也许需要对当今世界上冲突产生的原因及其与古代的差别进行认真的讨论。因为如果说在古代宗教曾经是构成冲突乃至战争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在当代，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则有了明显的变化。如上所述，凡宗教成为冲突的基本形式和单位的，都是发生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在此之后，大规模的以宗教为单位的武装冲突，几乎没有发生过。因为在这个时候，两个重要的历史过程发生了，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宗教的世俗化，一个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因此在近代，民族国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冲突的基本单位。按照盛洪所列举的冲突构成基础来说，组织化的程度、形成的专职人员的程度、利益集团的特征，相对于宗教来说国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即使是在非宗教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文明，这个时候也有了明确的利益代表者，这就是国家。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是，核武器都是掌握在民族国家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宗教团体的手中。使核冲突成为可能的，更现实的原因，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不是宗教的对立。换言之，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文明所体现的价值，不如说是民族国家这种关于利益实体的组织框架。如果说从对于人类威胁的角度来说，能够对今天的人类生存构成真正威胁的，并不是宗教之间的圣战，而是在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形成的利益冲突。盛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制造出了杀伤力更强的武器，实际上也就是更野蛮的武器。但我们知道，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制和生产，起码需要两个最重要的前提，这就是技术和金钱。而这两个前提都是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没有国家这种高度专业化的组织形式，为研制核武器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技术攻关是不可想象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国家这种资源抽取和利用的有效形式，研制杀伤力极强的现代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所需要的雄厚财政基础也是没有可能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理论意义上的组织与冲突的关系。盛洪的文章将宗教的组织性作为冲突形成和强化的重要原因，这当然是有道理的。组织增加冲突机会和提高冲突强度的作用确实是存在的。比如，在战争中，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都需要超越于军事组织之外的更大的组织系统。就是在具体的战斗中，组织化的程度越高，战斗力也就越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而盛洪的文章显然忽视了组织与冲突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关系，即组织也会缓和和避免冲突。组织对冲突的缓和作用，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冲突各方的组织可以对参与冲突的成员的行为有所控制，因而增加了参与冲突者的行为的可控性，这样就可能增加双方对话和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在战争中，最可怕的情况之一，就是双方的组织或领导人失去对其成员的行为的约束力，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临时停火或永远结束战争，都已经不可能。二是超越于冲突各方的组织，更会对冲突的程度加以调控，并对冲突的结束施加影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区性的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在调节国家与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且，这些组织对冲突和战争的调节，已经开始出现模式化和制度化的趋势。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其中还存在种种的问题，其局限也是明显的，但这方面的作用，并不应该忽视。
⒊中华文明何以救世
从上面我对《文明》一文论证逻辑所进行的概括来看，作者对中华文明何以能够拯救世界的论证是最不清楚的。无论是作者所使用的事实还是这些事实背后所体现的逻辑都是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的。这样就影响到作者着力论证的基本观点的可靠性。这里至少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首先，作者立论的逻辑基础就是有问题的。关键的问题之一是非组织化和非仪式化的文明形式是否就不能创造利益群体。如前所述，即使是不以宗教为形式而只以文化和语言文字为象征形成的认同，在现代的社会中，也形成了更有组织性的利益代表者，这就是民族国家。甚至，按照近些年来有关国家问题的一些新的理论进展，国家并不简单地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利益实体，是有着相对独立利益和目标的行动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本身以及国家所代表的利益，就成为当代世界上最现实的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因此，将和平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以非宗教性的文化认同为基础形成的文明上，是明显缺乏根据的。而作者对中华文明能够拯救世界的论述，显然是以这种有问题的逻辑为基础的。当然，这里不是说，中国将来一定成为战争的根源，或者如某些西方人所说的“中国威胁论”。问题是作者的逻辑，以及在这样的逻辑的基础上为整个人类的未来所提出的期望。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作者很明显地将人类和平的未来寄托于某种已经用文字体现出来的价值的基础上，而对于有关的制度安排，很少给予考虑。这尤其是对于一个对制度主义经济学颇有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疏忽。这里又需回到对文明的基本定义的讨论。虽然我们现在很难对文明下一个不会引起歧义的定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明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观念型的价值，也包含由此所形成的种种制度安排。假设这里以盛洪先生对文明所下的定义为准，即文明的本质是合作或和谐。那么，合作或和谐也并不仅仅是指有关合作与和谐的观念型的价值，也包括有关合作与和谐的制度性安排。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制度性的文明更具有操作性。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竞争、冲突、战争这几个概念，无论是程度上，还是内含上都是有明显差异的，但作者并没有对其之间的差异及其关系进行论证，而是简单地将这些概念加以等同。从相关的角度说，竞争与冲突是有关系的，但两者又是不同的。有许多竞争导致了冲突，但也有许多竞争并不导致冲突。而且，冲突和武装冲突也是两码事。这种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当竞争向冲突转化的时候，当冲突向战争转化的时候，有关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制度安排起了作用。而盛洪的文章几乎完全忽略了这样的规则和制度安排。这样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有偏颇的结论，如将西方文明简单地称之为战争文明，将人类的文明史归结为野蛮战胜文明的历史，将和平简单地寄希望于某种精神价值等。
从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文明》的乌托邦思想的特征。乌托邦的一般特征是对于批判的对象有相当精到的分析，但对所主张的目标和实施的具体方式一团模糊。从《文明》一文中能够看到的，具有明显的这种乌托邦的特征。即使我们可以承认在未来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替代，从这篇文章中也看不到任何可以操作的因素。本来，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文明的含义进行了重新阐释，这也是这篇文章给人以有新意的印象的一个需要的原因；但当涉及到上述这些问题的时候，作者显然从经济学的层面走到了人文的层面。对于中华文明如何能够将人类从核文明的威胁中拯救出来，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从我做起，即“她要作出更多的牺牲”。而作者主张的率先改变规则的问题，则看不出具体内容是什么。应当承认，在面临着核威胁的今天，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探讨核文明形成的原因以及走出核文明的出路，无疑是有意义的。但这首先就要求承认和继承在各个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解决冲突和战争的文明成果，无论这些成果是以精神、价值的形式体现的，还是以制度安排的形式体现的。如果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就应当承认在西方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包含着如同作者所强调的导致不断冲突和战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内容，也存在着解决冲突和战争的种种和平主义的主张和制度安排，就如同承认我们的文明的不断的冲突和战争中也存在着种种的和平主义的价值观念一样。这样人类才会有共同的和平的未来。
四.演绎之外的问题
一些留学海外、并且接受西方反主流思想教育的学者，将西方社会本身中出现的对西方文明的自我批判引进到国内。
即使是在核威胁相当值得关注的当今世界上，人类面临的问题也仍然是多方面的，而并不仅仅是核威胁的问题所能概括得了的。
对于《文明》一文，除了上述文章本身的逻辑与支持这些逻辑的事实需要进行讨论之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可能出现的对这篇文章进行解读的方式。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里所要讨论的，不是作者的主观动机，而是指作为一篇已经发表的有相当影响的文章，在特定的语境下出现其他方式的解读是可能的。
这个特定的情况是指，在近些年来，无论是世界格局的变化，还是中国改革本身逻辑的推动，都促使一个在历史上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再次提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面前，这就是文明模式的比较与选择的问题。实际上，《文明》这篇文章之所以在学术思想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和争论，与这样一个特定的语境是有直接关系的。从一些讨论会的发言和初步见到的争论文章来看，论者所关注的也恰恰是这样的或与此相关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与对外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在70年代末期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中，对外开放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将改革视为开放的配套措施。这样的观点也许会有一定的偏颇之处，但对外开放在近十几年的历史性变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恐怕是没有疑问的。而所谓的对外开放过程，并不仅仅是对外经济、社会与文化交往与联系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对我们之外的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也包括东亚等一些其他文化，有了重新的认识。正是这些新的认识，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变迁的动力与方向。如果没有这些新的认识，正在我们社会发生的那些最重要的变迁也许就不可能发生。
然而，在进入90年代之后，学术思想界的状况正在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苏东巨变的发生，冷战的结束，西方社会某些危机的明显化，特别是通过一些留学海外、并且接受西方反主流思想教育的学者，将西方社会本身中出现的对西方文明的自我批判，引进到了国内。这样一来，诸如在改革的转型阶段上如何确立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如何确立我们进行选择的价值标准，这个在前些年就似乎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今天重新成为争论的焦点。而且，这样的争论，已经成为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讨论的基本背景。这样的一股思潮，在讨论的层面上经历了一个虚——实——虚的过程。在80年代的时候，此类的话题主要是在较虚的哲学和人文的层面上进行的，这就是所谓“新儒家”和“中国文明优越论”。由于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是在长期停滞后恢复活力的难题，此类主张并没有在社会中得到认真的理会。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苏东改革进入最困难的时期，而中国的改革则一直与一个相当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相伴随。在这样的基本背景之下，社会科学开始介入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总结。特别是留学海外的一些华人学者和留学生对这样的总结有着更强烈的兴趣。于是，就有了崔之元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有了将官商的重新结合称之为“制度创新”，有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独特经验论”。而最近的趋势，则是将这种“中国经验独特论”与西方社会中出现的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将这些制度创新上升到文明的高度。于是，“河东河西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由中国来制定规则”种种说法相继而出。经济学家也准备依此来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虚一实的两种理论结合在一起，就为人们描述了一个兼有远景和近景的图景。远景是：中国文明可以解决现代性文明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景是：中国的非私有化的准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这两点构成了自觉地抵制西方文明的资本。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背景之下，《文明》一文引起了人们如此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但应当说明一点的是，人们之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对《文明》一文进行讨论，并不是人们硬要将这样的一个语境背景强加于这篇文章，而是因为这一语境与文章对问题的讨论角度直接有关。如前所述，作者并不是一般地讨论核威胁的问题，而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作者为文明所下的定义，更强化了该文与这个语境的关系。在《文明》一文中，作者将文明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明的主要内容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虽然我认为这个定义偏窄了一点，但我出提不出更好的定义，而且从理论上来说，作者的定义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从《文明》一文中具体的讨论来看，作者对文明的理解具有明显的简单化的倾向。文明——冲突的解决方式——战争，对于这三者，作者是简单地打了等号的。这样就将文明这样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最后归结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关系。可以理解的是，在日益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对人类的未来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即便如此，仅仅从这样的角度来讨论文明，并依此为标准进行文明优劣的比较，还是显得太简单化了。我们知道，文明应当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这个概念之所以难以定义，原因也就在这里。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简单化的概念就会带来种种的问题。文明涉及的不是人类生活的某一个部分，而是它的全部。因此可以说，即使是在核威胁相当值得关注的当今世界上，我们人类面临的问题也仍然是多方面的，而并不仅仅是核威胁的问题所能概括得了的。比如人们的物质福利的增加，自由条件的改善，各种利益的表达等等。这都是与文明的模式有关的，换言之也是文明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上述情况不令人满意的国家来说，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解决的价值框架和制度框架，仍然是文明所面临的，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核威胁的问题。即使是在有限的范围进行讨论，文明也会涉及到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文明》所提出的核威胁和人类的命运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发展的文明选择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第一个问题是比较长远的、外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比较现实的、内向的问题。作为一个至今尚未完全摆脱贫困的国家来说，至少第二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第一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两个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国内的”与“国际的”两个场域。但如同《文明》一文那样，当人们一般地来谈论文明的问题的时候，是很难将这两个场域明确地区分开的。或者是，即使是能够明确地区分开，但《文明》一文却没有进行这种区分。这样一来，作者在文章中从文明的角度对核威胁的讨论，就不可避免地引出超出文章本身论题的理解。
对于这个层面上涉及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在这篇讨论性的文章中进行讨论，但指出这篇文章与上述问题的联系显然是必要的。